用革命拯救苦难的中国
——访人权民主活动家张林
亚 衣
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中国的“职业革命家”的安徽著名人权民主活动家
张林，因参与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两年徒刑，释放
之後与刘念春一起从事“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活动。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
日张林与刘念春一起被捕，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今年六月一日被释放，十月来到
美国。在全力投入江泽民访美期间的抗议活动之後不久，张林在纽约的寓所中接受
了记者的访问。
少年的困惑：中国人为何如此苦难
亚:您一来到美国就连续参加了针对江泽民访问美国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我想请您先
说一说在这一方面的感受，这与您在国内参加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
张：我觉得区别很大。在中国我们想搞抗议活动，但是由於政府的严厉压制，根本
行不通。民众的抗议活动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我
们只有在一九八九年才有机会抗议示威。到了美国，可以自由地举行抗议活动了，
但是没有什么人来参加。我在华盛顿、纽约都全力以赴参加抗议活动，可是似乎没
有多少人注意我们，参加者太少，所以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也可能因为中国人
在美国是少数，才造成这种结果吧。
亚:一九九四年《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导中曾经把您称为中国的“职业革命家”，
您是否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张：我一九六三年生於安徽蚌埠，父母在城里当工人，祖父读过十多年私塾，有儒
家思想，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只能在农村作农民，所以我的少年时代就交替在城市
和农村中度过。我也因此很早知道了中国工人和农民所过的悲惨生活，而且一直试
图寻找答案，为什么中国人生活得这么苦。
亚:您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所谓的“经济困难时期”，安徽尤其穷困。
张：对。那时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很多饿死了。六零、六一年安徽饿死的人多达一千
万。很多村庄饿得都没有人了。我的老家，就是我祖父所在的地方有一个村庄，本
来有十一户人家，其中七户人家饿绝了，只剩下四户。我祖父隔壁一家兄弟五人，
还有父母，全家活活饿死。我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祖父粮食到哪
里去了?祖父说都给大队的民兵拿枪押着，运到大队的仓库中去，运到北京给毛主席
去了。我问为什么没有饭吃的人不反抗呢?祖父没有回答。我的父母在城里做工，所
以我有时还有馒头吃，而农村邻居的小孩最多只能吃山芋汤。除了少数共产党干部
，大部分工人农民都是很苦很苦的，而且一直提心吊胆，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从小
就喜欢读书，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当我面对现实生活中苦难感到困惑的时候
，中学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们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亚:右派老师的影响?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些?
张：有一个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名叫郭良，他十九岁进入安徽大学，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当农民，备受歧视，二十年後才回到城市，当一名中学教师
，教我们化学课。他对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在班级中年纪小，头脑聪明。他跟我讲
，大家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有肉吃，有汽车开，
我们这里的人连稀饭都喝不饱。这些话非常真实，所以我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
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我从此不
再相信书本上所说的假话。这位教师後来因为操劳过度而去世了。其他还有两位右
派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一九七九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学校里组
织过学生社团，离开学校後从事过工人运动，八九年民运之後被判两年徒刑，释放
之後我与刘念春一起筹建和开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的活动。一九九五年
五月二十六日我与刘念春一起被捕，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
青年的振奋：西单民主墙如黑夜的闪电
亚:既然您对自然科学缺少兴趣，那么当时为什么还要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主要是搞核物理，是搞原子弹的。我从来没有报考过这个
系科。因为我的考分很高，这个工程物理系有权优先挑选一些成绩好的考生，就把
我挑上了。当时我在老师和亲友们的动员下，勉强进入这个系读书。只是到了大学
，遇到了西单民主墙运动，我感到振奋，就像我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这时在“漆
黑的夜空中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我非常钦佩魏京生和刘青他们，因为这些人一
开始就对共产党持批评态度，从来没有赞美过共产党。
亚:您在大学中参与过哪些政治活动?
张：我在西单民主墙看到了魏京生、刘青等人的文章，开始觉得这也许是解决中国
问题的一条道路，我那时经常到西单买一些民办刊物，其中就有《北京之春》，我
自己看後就传给同学看。遗憾的是民主墙不久就遭到邓小平的镇压。正当我感到非
常失落的时候，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兴起了，北大有胡平和王军涛的竞选，我们学
校也有一批学生参与竞选活动。记得当时有一位同学叫姜迅生，是一个坚定的民主
派，还有吴潮光和赵国杰，他们首开清华民主竞选。有一次同学们在等待当时的人
才学家雷帧孝到学校演讲，想不到雷在半路上被中共的高官，国家科委主任和政治
局委员方毅截去谈话，让一千多名同学枯等了一个多小时，共产党的官员实在太霸
道。在同学们等待的时侯，吴潮光第一个跳上讲台，宣布要竞选清华大学的学生会
主席，开创清华民主选举的先河，赵国杰也上台表示参与竞选，并在第二天在校园
贴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他们两人启动了清华校园的民主运动。虽然我当时只有十
七岁，不够参加选举的资格，但是我非常热情地参与其中，在学校里面贴出大字报
支持支持学生民主派，反对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不过民间参选者很快失败了。
亚:您後来在学校中组织了学生社团?
张：我後来在学校组建和创办了“历史地理学社”。我当时觉得清华的学生只顾自
己工程方面的学问，在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而大学生不能只像一个材料
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而被人利用。我们学社最多时候拥有一百二十多名成员，我是
社长。一九八二年我请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演讲，我选择的题目是汉武帝，因为我
从小讨厌秦始皇，尊重儒家学说。
亚:据说您後来被迫休学，是什么原因?後来有没有重新入学?
张：在学校民主运动失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悲哀。面对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被
他们愚弄的老百姓，我感到无能为力，常常到圆明园的废墟上独自吟颂陈子昂的诗
：“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我感觉到中国需
要巨大的变革，中共不可能这样作，而我又看不到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承担这种任
务。我曾经几次想自杀，觉得生活的没有意义。退学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要求，也是
学校当局的意思，但是我家里人反对，学校中许多教授对我也比较同情，不赞成让
我退学。就这样拖拖拉拉，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才离开学校，学校还给了我一张毕
业证书，规定我享受大专毕业的待遇。我被分配到蚌埠市一个工厂的生产技术科，
什么事情也不让我做，光拿工资，想想也真有意思，共产党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一
些人的活动
“亡秦必楚”：向专制制度开战
亚:您在工厂的时候又从事一些组织活动，包括建立“沙龙”。
张：我在工厂无事可做，正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从此开始。想想也真有趣，当我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时侯，是共产党为我提
供的薪水。一九八六年我开了一家咖啡馆，叫“云梦咖啡馆”，我就在咖啡馆内组
织了“云梦沙龙”，这是一个民众团体，主要是探讨社会问题，传播新的观念。在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沙龙被公安局取缔之前，一直是蚌埠的活跃的民运组织，先
後有两千多人参与活动，有五十多名沙龙的骨干，他们在八九民运中也是骨干。在
经营沙龙的同时，我还开办了“三楚事务所”。
亚:这个事务所主要有那些业务?
张：表面上是一些办公事务方面的咨询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反共机构，我担任所长
。三楚事务所的名字是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语的意思，因为我早就具有
结束共产党专制的决心，而且始终把共产党政权看做暴秦一样。事务所的这个名称
为我带来了许多朋友，《安徽日报》、《蚌埠日报》一些“心有灵犀”的知识分子
也乘机作文章，多次介绍了我们的事物所。
亚:一九八六年之後，您曾经多次准备泅渡到香港和金门，这是出於什么具体目的?
张：我怀疑共产党，也怀疑它所说的一切。我观察到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一
支政治力量就是国民党。国民党究竟是不是一个被共产党攻击的腐败专制的党?我对
此表示怀疑，就试图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 月，我冒险从蛇口
偷渡到香港，按照我收听到的“中国之声”、“光华广播电台”所说的地址去寻找
国民党，但是没有找到。我就要求警察把我送回中国大陆，在广东被关了三个月。
後来我又试图从厦门偷渡到金门，想从那里到台湾，也没有成功。我对国民党所作
所为也感到失望，我想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与国民党联系和合作而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
亚: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您在安徽蚌埠主要参与了什么活动?後来受到了什么处
分?
张：蚌埠是一个小城市，但是竟然在动员之後有五万人参加游行，其场面极其壮观
。我在八九年的运动中一直在第一线，因为我觉得这是难找的机会，自从一九四九
年中共控制大陆之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为了结束独裁制
度，我死也愿意。我觉得一九八九年蚌埠的民主运动的特点是反共坚决，北京的运
动那时以学生为主，蚌埠以市民为主。“学自联”、“工自联”、“绝食团”都有
，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学生纠察队。六四镇压之後又从工人纠察队中挑选一些人
建立了“敢死队”。蚌埠是一个工业城市，在八九年运动中许多工厂的工人组织起
来，打了工厂的牌子参加活动。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我被逮捕，但是判刑比较晚，
是在一九九一年，拖了两年，是在北京的学生被判刑之後参照他们的标准判的。一
开始公安局准备起诉我的罪名很多，有五条，都很可怕，有“破坏社会秩序罪”，
“破坏交通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罪”以及“反革
命破坏罪”，这五个罪名都是置我於死地的。公安局认为我肯定是死罪，检查院和
法院的态度似乎还比较好一些。我比较自豪的是在几年的牢狱生活中我一直拒绝审
讯，从来没有在什么审讯记录上面签字，也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伴。我本来想自
己必死无疑，一定要维护民运人士的形象。有一天几个武警把我架了出去。在监狱
里的人都知道，只有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才出动武警，一般武警是不跟犯人打交道的
。他们在架了我走了一圈之後我才知道，他们在拍录像，於是我赶紧昂首挺胸，作
出一种大无畏的样子，我当时认为自己死也要让共产党知道我们这些人为了中国正
义事业坚定不屈的英雄气概。後来王丹对我说他在逃亡中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
看到过这个录像片段，觉得非常好。
亚:请说一下後来您与刘念春一起参与“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的情况。
张：我被关押两年出狱後的当天，我就打电话联络朋友，第二天就召开了有二十多
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以後的行动。许多朋友对我说，张林啊，不要再搞了，你付出
的代价已经过高了，本来在清华大学读书，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我已经不可能停止
我的战斗了。与刘念春认识是李海介绍的。李海这个人值得一提，他是中国国内民
运中做事情效率最高的人之一，他的足迹遍及全中国大部分省份。可以说中国每一
个省份的民运人士几乎都在他那里得到过资助。他做过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工
作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刘念春这个人很好，异常厚道，与许多人都合作得很好，可
以把许多不同想法的人结合起来，我觉得在民运队伍中比较缺少这样的人，许多人
都比较尖锐。我与刘念春主要是建立“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来保障普通劳
动者的应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以往常常被剥夺。
亚:您为此而再次被当局拘捕，而且还被送去“劳教”。
张：经过我与刘念春和其他朋友的共同努力，“劳盟”在全国已经获得两百多名签
名者。北京和安徽的成员比较多，大多是比较秘密的。在上海我们与杨周他们联系
，在浙江杭州、嘉兴等地也做了不少组织工作。一九九四年六四前夕我们准备在北
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我准备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人群密集的地方，突然
举行集会散发传单，迅速形成人流冲向天安门广场，刘念春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但
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我们就被抓了。後来我们才知道公安人员盯住我们已经很
久，在柯林顿宣布人权与贸易脱钩的那天他们才动手。所以说中共当局是很卑劣的
，他绝对没有信用，从来不会以善来回应别人的善意。美国的决定显然是善意的，
按照常理，中国政府也应当给於善意的回报，可是中国政府历来以恶报善，总是利
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善良来得寸进尺，犯下滔天罪行。如果人民坚决一些，它
的罪行也许可以少一些。就像当年如果没有英国法国当年的绥靖政策，希特勒对欧
洲的侵略也不会这样得逞。中共之所以现在如此猖狂，跟美国的绥靖政策很有关系
，尤其是一九七二年放弃中华民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一个重大的
历史错误。
魏京生和王丹：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亚:您曾经与魏京生和王丹有所交往，但是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面似乎有分歧。可不
可以介绍一下?
张：一九八八年间我经常到北京，在那时认识了王丹，我与王丹接触比较多，王丹
年龄比我小，但是很稳重，考虑很周密，而我比较急躁。我曾经主张在魏京生被捕
十周年的时候发动示威集会，王丹不同意，说这样做许多人准备不足，会使得他们
暴露过早，应当更加从容一些。我与他为此争吵得很激烈。我也参加过他主持的一
些沙龙活动。在一九八九年初学潮来到之前，我在北京就遇到当局的追查，不得不
离开。我觉得王丹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他因为有一些人的指点，比如方励之、李
淑娴，这样他的看法就显得更加远一点。他是一个很憨厚的人，态度比较温和，容
易合作。在魏京生被释放之後我认识了魏京生，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有侠义肝胆。相对说来魏京生的性格尖锐一些，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战士，永远不会
屈服。他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多年牢狱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在我的心目中，魏京
生、王丹、刘念春是最杰出的，他们叫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坚决去做。
亚:据我了解，从您的观念的倾向来说比较热衷於在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我很想听听
您在这方面的见解。
张：这里有一个过程。我曾经长期在公开活动与地下活动之间痛苦地徘回。我从事
过很多公开的活动，但是公开的活动只能传播一些信息，共产党很快就会把活动者
送进监狱。实际上在中国，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所进行的都是地下活动。准备
参加最终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非常多，而他们选择的都是地下的秘密活动方式
，三五个人的小组和团体，在中国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在军队中也有，只是没有办
法精确的统计。因为人们觉得与共产党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公开的民主运动是在民
主政体前提下进行的，而在中国，公开的活动只能起到一些宣传作用，但会导致很
多人被捕，而监狱中的摧残又非常厉害，许多优秀人物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所以我
认为要尽量少的人进监狱，只能采用地下活动方式。我知道很多人不赞成我的看法
，记得在一九八九年初我离开北京之前见到过李淑娴老师，她也劝我不要搞秘密组
织活动，说这样太危险。她还告诉我几天前有一个女青年告诉她，说丈夫被捕，下
落不明。李老师说，到时候随便给你按一个罪名把你处决了或者长期监禁都有可能
。我知道老师的一片好心。
亚: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要区分开来。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之下，人民没有公开表达自
己意见的自由，即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出版自由，因此只能在非公开的场
合下私下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而采取非公开的秘密活动方
式甚至非法的方式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则是一种政治活动方式的选择。二者不是一
回事。比如，前面所说的“劳盟”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张：是公开的，或者说是半公开。曾经试图去登记成为一个合法组织，这不是我所
说的地下活动。“劳盟”实际上是一个证明我的说法的例子。当我们试图公开注册
，进行公开联络的时侯，我们就被捕了。如果我们不向外界宣布这些，我们至少会
多生存一些时间。我认为在中国，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必须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因
为公开的活动立即会遭到当局的禁止，成员遭到逮捕。对付中共就是要有一种突然
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计划，毕竟它的手中掌握有强大的致命的
力量。
亚: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中，还规定有某些公民的自由权利等等，人
们可以利用这些法律，让没有实现的东西通过斗争变为现实。
张：原来很多人有这样的幻想，实际上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的一些自由不过是共产党
的一种谎言，它绝对不会在任何一种范围和程度上容许人们享有这些自由。
亚:这几年里。在大陆经常听到一些民众，甚至是民运人士运用现有法律，状告共产
党政府官员或者某一个机构。郭罗基先生是这种合法斗争最初的尝试者。尽管许多
人明明知道这样民告官的後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但是偏要试一试，因为这是
公民法定的权利。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具有自身的价值?
张：我认为共产党本质上不允许这样做，有些人利用共产党在管理上的一些混乱，
有时也会取得一些效果。但总的来说，这些“钻空子”没有什么根本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可能利用这些东西来建立一个政治社团，从本质上来说，这种
做法没有用处。
武装斗争：结束独裁统治的最佳方式
亚: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就是，您比较欣赏或者说主张民众的武装反抗运动?
张：我的思想发展可以追溯到一九八八年。那时赵紫阳说要在海南建立政治特区，
我就与几个同伴怀着寻找自由家园的心情来到海南，一共有二十多人。我们在海南
的活动告诉我们，在中国要举行和平的非暴力的活动几乎不可能。我们进行集会，
警察马上驱散；我们要示威，警察马上抓人，打人；我们想办报纸、杂志，到省政
府申请，政府不容许。共产党断绝了我们一切表达声音的方式。所剩下的唯一方式
就是暴力，事实上共产党也只认得暴力。他现在之所以对美国尊重一些，就是因为
美国有强大的武力。当李鹏呼吁国际社会要平等对待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从来没
有在中国平等地对待过任何一个中国百姓，包括平等对待他们过去的亲密战友赵紫
阳和其他下台的中共党员。在海南走头无路之际，我偶然认识了台湾民进党的一位
青年，姓陈，他在大陆生活了半年，就对中共的统治深恶痛绝，决心反对共产党的
统治。我们一拍即合。我想在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建立一个武装抗暴的基地，台湾的
朋友主要负责与国际社会联络及募集经费；我们主要是在国内各地物色一些有志青
年，聚集在一起作一番事业，建立一块完全属於自由中国人的土地。中国人民受到
的折磨太久，堕落得也太久。我们只有通过战斗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才能确立在
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一个曾经跟着共产党喊口号并且助纣为虐而堕落的民族如果不
付出血的代价不会有前途，绝对没有可能获得新生。我们的计划最後由於民进党的
这位朋友被当局发现，仓皇出逃，我们也被发现、逃亡而告终。
亚:您在八九年曾经再度计划武装抗暴?
张：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学生遭到屠杀，看到共产党已经动枪动炮，我们也别无选
择，只能准备武装反抗。我就物色了一批敢死队，包括工人和学生，侦察了当地的
军火库，计划先偷出一部分军火，攻占市政府、电视台和附近的派出所，炸毁桥梁
，防止共产党军队的援兵，然後全民总动员，组织几千人与共产党战斗完全可能。
遗憾的是我在六月八日被抓，整个计划没有来得及实行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周围的逃
兵在紧张关头特别多。使我非常伤心。如果有条件，我还会这样做。就是这样的实
际经历使得我认识到，面对共产党，民运力量必须要有武装。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之
所以有发言权，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而民运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长期
以来没有力量，不仅共产党藐视民运，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得不到尊重。就是因为
它彻底放弃了武装。有生命的东西总有自卫的能力，而民运不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东
西，它缺乏自卫能力，所以共产党可以杀我们，关我们，而我们只能喊叫几声。共
产党是一个暴力犯罪集团，现在好多民运人士希望与共产党对话，这是可怜的自我
安慰和幻想。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要与民运对话。为什么共产党与美国对话，与俄国
对话，甚至与台湾，与达赖喇嘛对话?就是因为它感到对方是一种有力量的存在，有
反击共产党的能力。比如达赖喇嘛，中共如果做得过分，成千上万的达赖喇嘛的信
奉者就会誓死战斗。毫不含糊。而民运始终缺乏这种武装斗争的意识，所以共产党
从来不把民运当做一回事。
和平演变：共产党断绝了这条道路
亚:这里涉及到一个长期受到争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究竟是一个和平
演变的道路，还是一种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哪一种方式对中国的饱受苦难
的老百姓更加有利?
张：我认为共产党的和平演变绝对没有可能。和平演变至多只能为暴力革命创造一
种机会和前提。如果有可能和平演变，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性的政党。
而现在的共产党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集团，名义上主张平等，事实上造成了历史上
最严重的财富不均和不平等。中国成了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中共集谎言与邪
恶於一身。那些幻想共产党会和平演变的人忘记了中国几十年来共产党罪恶与仇恨
的积累。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共在边境的战争中瓦解，
在西藏、蒙古或者周边其他地区的武装进攻中间瓦解；另外一种就是军队发生政变
，像辛亥革命一样。中共已经血债累累，不在乎再多杀一些人，它绝对不会接受和
平的道路。
亚:在我所接触到的人士中间，您是一个比较坚定主张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中
国政治问题，结束中国独裁政权的人。这样的人可能为数不多，所以愿意与您多讨
论几句。您说和平演变不可能，那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共产党政权的前苏联，还
有东欧的一些原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了应当说是朝着民主
政治方向进行的根本性质的转变。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的和平演变，基本上已经成为
世界公认的事实。当然我这样的比方性说法并没有逻辑的必然的说服力量。
张：这个问题很好解释。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历来不同，苏共是一个工人阶级
政党，中共基本上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政党，像王震、朱德、彭德怀、贺龙以及毛
泽东都是典型的土匪。苏联的政党领导成分与中共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苏
联虽然有斯大林时期的残暴，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则比较平和地在建设他们的“共
产主义”。苏联没有中国式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的
摧残、屠杀和迫害。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也像苏联共产党一样采取政治改革的态度，
那么中国也可能走和平演变的道路，如同胡耀邦、赵紫阳当年曾经试图过的那样。
但是这个机会被中国共产党自己葬送了。邓小平为了延长这个政权的生命。一方面
进行经济改革，同时大量搜刮民间财富，贪污腐化达到了历史性的高水平。苏联在
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没有中国这种程度的贫富不均。除开一些特殊的民族矛盾外，中
国的社会矛盾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这些矛盾通过改良已经无法解决。共产党作为
一个犯罪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民众绝对对立，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也
没有其他社会调和力量存在。共产党实在也不敢进行和平演变，他们害怕人民的审
判。确切地说，在八九年以前，或者说最迟在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中国还有和平演变
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美国人不了解这一些，同样中国的民运人士，一直生
活在大城市或者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中国广大的工厂和农村，有些到达
海外多年的人也不了解共产党今天与人民对立的严重程度。
亚:您对中共与苏联共产党构成之区别的分析很有意义。可不可以从中推出这样一种
结论，就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构成发生接近於当年苏联的变化时，也可能会
导致一些政策、路线，乃至大的战略变动。西方媒体称江泽民是第一个具有学位的
中国领导人。现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不一样，在未来十
年或二十年内还会更加不一样。技术官僚与您所说的“土匪”不一样，就这一点来
说，会不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也会到达类似与苏联开始变革的那个阶段的态势?
张：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在劳改队的经历使我非常痛苦地发现，那些中专、
大专毕业的监狱干部，在无故殴打监狱里面守规矩的囚徒的时侯，与农民出生的干
警一样残忍，甚至更加厉害。这是因为制度迫使他们这样。进步、文明、受教养的
本质在他们加入共产党之後就被逐渐淹没，加入共产党越久，这种东西消失得就越
多，最後无影无踪。在共产党内，江泽民就是有十个博士学位也没有用，最终他还
是一个农民。一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因为在共产党那个体制下，只有脸厚、心黑
、手辣，像毛泽东那样残酷和欺诈，才能好好生存。
亚:我还想请教的是，您说您不止一次感到，每当需要有人坚定地出来抗争的时侯，
总是有人退却，有人停止，这让您非常失望。既然实际情况是如此，那么，您所选
择的一般人不得不视为危险的畏途的武装抗争的道路究竟有多少现实的可能性?
张：当然，如果现在要组织一批人回到中国去战斗，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是我们
应当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做好准备。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不排
除再会突然发生类似於一九八九年的那种状况，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民运组织应当
抓住机会，迅速地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建立自己的力量基础。我们应当从辛亥革
命中汲取养分，对一个不可理喻的政权，现在打不过它，一定要等待机会。在一九
八九年，如果有一支立场非常明确的军队宣布向邓小平开火，支持赵紫阳的话，也
有可能成功，如果台湾国民党政权敢作敢为，派军队毅然切入，就有可能彻底扭转
局面。
亚:这里牵涉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
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武装斗争所引发的战争和动乱，对大
多数百姓来说是否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灾难?
张：我认为在中国，任何一种结果都要比共产党的统治来得好。共产党人常常说他
们结束了中国的军阀混战，但是我们翻开历史，就会看到中国的二、三十年代恰恰
是进步最快的时期。而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经济上毫无进步，政治上彻底反动
、倒退。可以这样说，在共产党之前的任何时期都要比共产党执政时期好；也可以
这样说，中国未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哪怕是战争状态，都将比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之
下作牛作马的奴隶制度来得强。在战争时期，人们还有一种选择权，现在则没有说
话和选择的权利，还有比这个更加痛苦的吗?在共产党统治底下，人们连得讨饭的权
利也被剥夺。长达五年的囚徒生活使得我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实际上整个中国
就是一座扩大的管理比较宽松的监狱，而监狱则是中国的缩影。我们要做任何建设
性的事情，必须首先拆除这座监狱。
坚定不移：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亚:在我了解您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的时侯，曾经看到您的妻子及孩子的悲惨遭遇
。现在您个人的家庭生活情况怎样?
张：我这样一种职业政治活动者的情况，第一没有资格结婚，第二没有能力养活孩
子。所以原先我是不打算结婚的。我这样从事危险活动的人，肯定要进监狱，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放出来，没有条件建立家庭，承担责任，甚至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女孩子叫纪晓，很喜欢我，始终坚持要和我结婚，坚持要孩子。我至今
认为这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们申请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受到追捕，纪晓在去公安
局登记的时候，公安人员说只要张林来，马上给他办好登记手续，但是我怎么可能
自投罗网呢，所以我们夫妇一直没有领到结婚证书。在纪晓生下孩子的五天之後，
我就被捕。我多么想在纪晓生孩子的时候陪伴在她的身旁!可是那时我正在北京准备
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孩子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郊区与刘念
春一起被捕。我在监狱中的时侯，纪晓曾经带了女儿来看我。小孩现在在我的家乡
，寄养在朋友家中。我的妻子因为与我分离的时间太多，非常艰难，导致精神崩溃
，两次企图自杀，一次是在我出狱前的三个月，一次是在我出狱之後两个月，因为
发表声明支持四川绵阳工人示威运动而不得不逃亡的路途中。我现在与她失去了联
系，正在寻找她，希望她来美国与我团聚。
亚:您到达美国有什么计划?
张：我的一生属於中国的民运事业，我对生活的要求历来不高。我不会固执己见，
但是我深信我会找到我的同志。只要思想坚定，总可以找到现实可行的方法。
亚:我钦佩您的勇气，尊重您的信念，我祝愿您与家人早日团圆，在美国生活愉快。
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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