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与郑义
林培瑞
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名满全球，同年也得
了日本的“文化勋章”，是日本政府给作家的最高荣誉，也带有很丰厚的养老金。
但这个消息宣布了以後，大江先生表示不想接受文化勋章。跟朋友私下解释说，他
并不乐於拿日本皇帝手里来的奖。事後日本右派对大江非常不满意，到处在电线杆
上贴纸条骂他是“国贼”，还组织了人在他住宅外面游行示威。但大江坚定不移；
政府给的文化勋章，他不要。
一九九六年秋天大江先生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讲课；本人也属於
该系，办公室离大江的只隔几个门。一九九七的旧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的六十周
年，花甲一轮，系里的几个华裔学生想组织一次纪念南京受害者的国际会议。找我
参加的时候，我劝他们也可以邀请大江先生。大江果然接受，答应作报告，并且立
刻掏腰包给中国学生捐了五百美元。
那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在普林斯顿，大江对郑义的作品的评价很高，表示想认
识郑义。於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都去了附近的中国馆子吃饭。郑义的外语能
力不强，大江不会中文，我的日本话不行，因此只好大江说英文，郑义说中文，我
翻译。大江开玩笑说他的中文只限於四个字：莫、言、郑、义。理由是因为他在诺
贝尔的受奖词里想提到两位优秀的中国作家，但又不想出洋相，所以先把这四个字
的抑声顿挫学好。比如说“莫”音调要下去，说“言”就得上来，大江决定用头来
描摹正确的音，说“莫”的时候头下垂说“言”再抬起来，这样虽然有点滑稽，可
是也带来了意外的好处：每次抬头，那些从世界各国来的摄影家就有机会照相。每
说一个“言”字，就七哩夸啦许多闪光。
後来大江在日本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那天晚上和郑义谈文学
感觉特别亲密，说语言障碍抵挡不住郑义的眼睛发出来的活力。又说他在纽约参加
了几次大宴会，排场很可观，但就缺乏这顿饭的宝贵亲切感。
不久後，我也问了郑义对大江的印象。郑义说第一印象他真没想到。鼎鼎大
名的大江先生显得极其普通平凡，甚至於比一般的普通人还简单一点。很害羞，穿
得朴素，头发梳得有点不在乎的样子。坐车上馆子，不善於说应酬的话，甚至有点
口讷，弄得气氛颇为尴尬。但到了馆子，开始认真谈文学问题以後，似乎出现了另
外一位大江先生：一个非常敏捷的头脑，掌握了极其广泛的学问，对甚么问题都有
一种似乎天真但又不天真，大智若愚的道德关心。
那天晚上郑义介绍了他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名字叫“神树”，描写了陕北
农民半世纪来的苦难和挣扎。大江一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说他也很喜欢树，自
己有几篇小说叫“雨树”从书，最近的作品也叫“燃烧着的绿树”。他说以前读过
郑义的小说“老井”，得到的印象是一种“横”和“竖”的描写。“老井”一方面
描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是“横”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了山区农民深重的精神
生活，这是“竖”的描写，井子也是这种描写的适当象征。大江又说指向天空的一
棵树也能够象征人的精神的“竖”追求，他不知道郑义同不同意？
郑义同意了，但一会儿，又换了话题，想提一下大江父子关系的问题。大江
的独生子是残疾儿童，说话走路都很困难。儿子出生的时候大江在日本文坛上已经
颇有名气，前程远大。但这个需要特殊照管的儿子一出生大江似乎马上把他放在首
位，以後一直用大量自己的时间扶他、管他、帮他、爱他。郑义说他佩服这种作法
的原因倒不全是因为大江不顾名利；更重要的是大江这样做很纯洁地反应了人的天
性。残疾儿子出生以後，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就变成了大江的作品的主旋律了。郑义
说他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人；说大江懂爱，超然的爱和具体的爱，以身作则地保持了
人的天性，又说这一点在艺术家的身上比任何持巧或风格都重要。郑义在说这些话
的时候，大江一直听，既没有显得难为情，又没有露出任何满意或者高兴的表情，
只像一个普通人听普通道理而已。
三十年前，大江和郑义都是左派青年。郑义戴过毛泽东像章，大江参加过日
本左派作家代表团到北京见过毛。但两位作家先後都经过了几次的幻灭，现在都似
乎超出了“左”和“右”的政治框框，也超出了民族主义，达到了人本主义的层面
上。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屠杀，两个人都谴责；中国政府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老
百姓，两个人也一样谴责。
郑义说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中国重新兴起，他担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意
识还不够，反省性也不够，很可能会跟着民族主义的浪潮走。郑也认为自己在这一
方面的担忧跟大江的老师渡边一夫教授在三十年代的日本社会里的担忧有相同之处
。当时日本充满了民族主义，而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取批评态度。大江很高兴郑
义能知道他的老师渡边，也同意郑的分析，但大江对中国深层文化没有放弃信心，
说他读过“红楼梦”，发现这部大作品里有忏悔意识，因而他猜想，这种意识不见
得会完全消失了吧？
我帮两位作家作了两个种头的翻译以後，脑子有点疲劳。不停地作翻译是累
人的事。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愉快。这两个人的背景身份文化不同，所代表的两个
国家的现代历史上也有过那么可怕的冲突，但在人文价值观上两位如出一辙，都能
够达到一个不问背景不问文化的崇高层面。我想，世界政治领袖能够达到这两位的
四分之一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会需要一个联合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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