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弘达的两场讲演会
秋冬之交，有幸参加了两场吴弘达先生的演讲会，实地体验了这位在海外大
陆中国人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所面对的种种误解与责难。一场演讲是在纽约上州的Al
bany，留学生组织的。开会之前，出於某种考虑，主持者先宣布了“会议规则”，
要求听众不要打断演讲，有问题最後一并提。还好，演讲开始後，秩序很好，很快
进入了交流状态。然而，那些一再被提及的问题还是提出来了：为何在最惠国待遇
问题上主张制裁中国？为何在人权状况已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还揪住中共不放？为何
BBC器官移植电视片被指伪造事实？为何成立劳改基金会，抓住劳改问题不放？为何
您如此激烈反共，是否因私仇？……吴弘达侃侃而谈，如谈心似地回答了所有的问
题。
许多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了，而“劳改”与“私仇”则颇有新意。吴弘达讲到
暗无天日的“十七年”、讲到西部密布的劳改营和劳改城，并回忆起一次民运会议
。会上，大家请他讲点什么，他说自己对民主缺乏深刻研究，但知道所谓民主并非
简单的投票、多数决，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护少数。少数是否有权发表政
见？少数是否有权发表错误的政见？发表了错误的政见是否应受到迫害？不能保护
少数，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即便是真正的罪犯，关在监狱里，是否还应享有有人的
尊严和基本人权？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罪犯的基本人权都得到了保证，这个社会
才算得上真正的民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消灭了最後一个劳改营，才算
实现了民主。而且，劳改是中共极权统治的一块最残酷最血腥的基石，只有将劳改
制度彻底摧毁，中共的恐怖统治才算真正结束……至於“私仇”，吴弘达的回答极
为坦率：我在中共的劳改营里呆了整整十九年，仅仅因为说了一句真话。漫长的岁
月里，许多难友都死了，说没有仇是假的。我一个血性男子汉，受到如此迫害，能
没私仇吗！但我现在住在美国，中共够不着我，我有自己的专业，完全可以过上安
稳的日子，我现在出来搞劳改基金会，不仅仅是“私仇”，而是想结束整个罪恶的
劳改制度。这是我毕生的使命。我要让“劳改”这个词像“古拉格群岛”一样，写
进全世界每一种文字的词典！
面对面的坦诚的交流，打破了“网络谩骂”所制造的种种误解与隔阂，许多
人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会後，一些忧国忧民的青年，又聚到吴弘达住的小旅馆，畅
谈到凌晨三点。
说实话，这场演讲我一直静心屏气有所期待。这里有位留学生，在网络上大
骂王丹，称王丹该判死刑。很遗憾，他没来，会上也没有出现火爆面。——怎么说
呢？多数的青年还是好的。人与人还是可以讲道理的。
另一场在纽约，近千人的大剧场里，几乎座无虚席。这是吴弘达的新作《祸
头子》的首发演讲，听众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吴弘达走上讲台时那一阵热烈的掌声
，竟长达数分钟之久，令人十分感动。演讲後半部分是回答问题，主持人和吴弘达
各坐一张沙发，由主持人念条子，吴弘达答复。全场时有笑声，气氛轻松随和。忽
有人立起，大声质问，全场哑然。大约因此人情绪激动得有些儿令人错愕，晦暗的
场子里开了灯，黑鸦鸦的观众席上立着一位神色亢奋的年轻中国人。仿佛是倾吐千
年的仇怨，无视会议规则、不顾礼仪，隔着半个场子向吴弘达发表长篇抗议。内容
不外乎中国人权状态已经有所好转，你吴弘达为何还要跟中国政府过不去之类。会
场上很静，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站起来制止，这是自由世界
。台上的主持人和主讲人极力想与他形成交流，但很快发现，他并不想对话，仅仅
是在完成一次“中国可以说不”式的宣泄。他超额地利用了美式自由，无休无止地
宣讲，接下来便开始散发传单。後来据吴弘达讲，此人是他的老相识了——他到哪
儿的台上演讲，他就到哪儿的台下演讲。
这场面使我深感荣幸——不久前，余英时先生向我讲述过发生在普林斯顿大
学的奇闻：吴弘达演讲时，台下一群大陆留学生散发人身攻击的传单，十数人散布
在不同角落，鼓噪嘘啸踢桌子（！）。回答听众提问时，这些青年抢先占据了全部
时间，控制了会场。面对这种粗野混乱，主席只好请校警将为首者带出会场，其余
十数人也在一阵叫嚷之後呼啸而去。那天的表演直令美国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称之为普林斯顿校史上开天辟地头一遭。有美国教授问余英时先生：这些人真是本
校的学生吗？他们难道不怕造成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吗？余先生答道：他们真正的
观众并不在现场，不过会有人汇报上去。余英时先生似乎没有过敏：事後主持人证
明，吴弘达讲演前，他们就接到十封措辞完全一样的抗议信。——听了余先生一席
话，我甚为遗憾：近在咫尺却未曾亲见。这次虽不甚壮观，总算补上。
是否有某种权势在背後组织，先不去说它。虚张声势的假民族主义，也不去
说它。就说说那种一批中共就心里不舒服的看起来还有几分真诚的民族主义，到底
有几分真诚？大陆百姓民族主义，情有可原，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真以为天下都
与中国找茬儿过不去。海外学子，何故亦如此“悲情”？真不知窃国大盗横行国有
资产大量流失？真不知官逼民反农民暴动工人罢工不断？真不知党禁报禁加剧魏京
生王丹等大批仁人志士身陷冤狱？真不知苛政猛於虎百姓偷渡成潮？
大陆知识界急剧逆转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基本上是沿着肯定西方主流
价值体系的方向流动的。从对义和团的反西方蒙昧、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直到
毛泽东的“亲苏一边倒”、闭关锁国的“自立更生”，都遭到有力的清算。至一九
八九年民主运动前後，接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倾向已达到历史的巅峰。政治民主
、经济自由、人权与法制已成为反抗中共极权统治的强烈的政治诉求。
但是，随着中共统治危机的表面缓解和镇压力度的加强，随着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抗议和制裁，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发生了重要的回流。各
种批评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言论和文章占据了媒体和会议，对西方口诛笔伐已成
为最激动人心的时尚。“反西方主义”、“後殖民主义”等西方新潮理论迅速引进
，并在评介中历数中国百年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处的屈辱地位，从政治、经济、
宗教、战略态势，直至艺术、汉学研究、思想感情、审美趣味等各个层面，对“西
化”进行了全面清算。银河号事件、二零零零年奥运会申办事件、甚至吴弘达事件
，中美知识产权之争，都加强了这种“反西方主义”浪潮的烈度。回归传统於是逻
辑地形成新潮，“国学热”、“遵孔热”席卷学界。
大陆知识分子在短短数年之间所发生的这种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逆转是值得
深思的。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大打人权牌，批评中共人权记录，同时
又出於本国经济利益急於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特别是部分美国政界舆论界人士提
出了“围堵中国”的极不明智的馊主意（加之中共的片面渲染），使大陆知识分子
对美国人权攻势背後的目的产生怀疑。这是一种对西方极度理想化浪漫化之後的必
然的反弹。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存在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矛盾。即使像美国这样
以世界领袖、人权外交相标榜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
是在中共作为最後的共产大国越来越表现出进攻性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基本事实值
得注意：一是美国与中共关系的恶化，时间是在1989年六四屠杀之後，并非中美国
家利益发生重大冲突，而是中共的野蛮镇压违反了美国选民、民意代表及政府的基
本人权信念。老留学生忘不了那将近一百天里是如何坐在电视前忧心如焚，忘不了
六四屠杀对西方平民百姓在情感上的强烈震撼，他们明白是什么因素使中美关系在
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来的留学生多不了解在89年全世界在电视屏幕上到底
看到了什么？只是为“内政”遭到西方的“粗暴干涉”而义愤填膺。二是美国是一
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围堵中国”仅仅是与“卷入中国”、“反对孤立中国”等各
种同时存在的言论之一，并非美国国会及政府的现行政策。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
：如果不顾忌民意，完全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美国政府巴不得和中共捐弃
前嫌，握手言欢！
第二、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哪怕是政治经济明显落後），反正近代以来西方
始终坚持“西方中心主义”（近称“文化霸权主义”），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
排斥在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这一点强烈地刺激了大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为敏感文
化失落感。
第三、相信“後冷战时代”以国家实力来决定世界秩序，而中国大陆经济高
速增长，必然在资源与市场等各个方面和西方处於对抗状态。这无疑是一种清醒的
估计，但显然忘记了这种基於国家利益的对抗其实是国际秩序的常态。不仅中国同
西方，在中国同日本东南亚、在美国同日本欧洲之间，同样存在这种对抗。而且，
至少在目前，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要激烈得多。
第四、冷战结束之後，意识形态冲突渐趋淡化，全球民族主义凸显，民族与
文化的差异成为国际与国内冲突的重要原因。这也使得大陆知识分子将自己固有的
忧患意识锁定於预料中的中美争夺。这里有一个历史时差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
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冲突（如江泽民“讲政治”），特别是物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严峻的现实。
知识份子的集体精神逃亡
第五、民主改革之後的俄国和东欧目前所处的困境及中共片面的宣传，也使
得大陆知识分子对西式民主的认同遭到打击。健忘的知识群体早已遗忘了俄国东欧
的上一次制度转型（“十月革命”及其後的战争与饥荒）曾夺去了上千万的生命，
而将1989之後和平的代价极小的社会振夸大为灭顶之灾。没有一次社会转型是不付
出任何代价的。
第六、自由经济的崛起，使全社会迅速世俗化。 在一个崇尚金钱自私的世俗
化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几乎成为社会上最贫困最被漠视的一群。他们所
执著的价值观念失去了昔日的崇高地位，甚至连往昔被当局批判也比今天遭世人冷
漠要好受得多。懊悔之余，他们终於明白，这一切实际上都缘於自己曾热烈鼓吹过
的西方式的自由经济，他们自然将这种失落感背後的悔恨合流於“反西方主义”。
第七、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固有的群体性懦弱。这一点，在部分大陆知识分
子中有清醒的认识。有大陆知识分子提出，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大
规模的“群体性精神逃亡”。第一次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等西方文明的主流思
想成为救国救民的速效良方，但很快发觉运动已越出了他们的社会蓝图。面对风云
变幻的世事，深感无力无奈，进而纷纷揖别了早年的激进退而“整理国故”。其中
不少人曾留学欧美，但返国之後很快便退回国故之中，“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西
化主义终於退潮。第二次是中共建政，转瞬之间，二次大战期间所形成的亲美倾向
及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学术、思想规范被打碎，朝鲜战争和一次接一
次的无情整肃，使社会恐怖与反美情绪达到极点。知识分子曾拥有过的写作自由、
讲授自由荡然无存。然而，他们并没有起而抗争，反而步步退让妥协，试图以逃避
来求得一己之苟安，其结果自然未能逃脱整体的覆灭。中共的严厉镇压超出了知识
分子可以承受的心理范围，这是对这种群体精神逃亡给予同情理解的重要原因。但
中共极权主义显得强大无敌势不可挡，也是它没有遭遇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有力
抵抗。更有甚者，一大批试图顺应或投靠的知识分子协助统治当局掀起了长达二十
年的“反西方主义”浪潮，使整个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见的封闭与愚昧。第三次便
是八九之後，同样是一夜之间，坦克碾碎了“改革开放”之迷梦，接踵而至的商潮
，更使大陆知识分子倍感沦落。本来在血腥镇压下还勉强薪火相传的理想主义，在
民族主义的浩大风雨之中已成余烬。更使人惋惜的是，这种群体精神逃亡拒不承认
逃亡的事实，反而为了心理平衡打起了“反西方主义”的旗子，将自己面对逆境的
传统性逃亡伪装成崭新的发现与勇敢的进攻。
民族主义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有的原始情感，这种保护种族生存与延续的集体
非理性，是一种生命机制，有其天然合理性。每一个民族甚至物种，都要强烈地追
求生存和发展。我不赞成对民族主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
个并不理想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及其知识分子特有的较为敏感和强烈的民
族主义倾向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可忽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百年以降，帝国
主义列强的欺压、侵略，连绵不断的内乱与内战，在中国人心头留下了血迹斑斑的
回忆。中国人不可能不时时刻刻以警惕的目光密切关注自己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
中国人不可能不随时准备回应任何对自己生存发出的挑战。在“反西方主义”思潮
里，也存在着某些合理因素。如反对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如对过於完美
的“西方梦”之反省，对国家民族利益存在对抗因素的清醒认识，等等。我们所反
对的，是那种违背人类基本准则的攻击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是那种将人权、民主
与法制与民族强盛相对立的欺骗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专制的欺
骗性的诸如苏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带给人类的只有灾难，而
且，那种民族主义越是狂热，给自己民族所造成的灾难就越是深刻。
在堕落的时代反抗堕落
海外留学生的民族主义与大陆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内容似更加丰富
。近年来，大量的学生学者到欧美留学，亲身体验到西方也并非天堂，同样被各式
社会问题所困扰，过於完美的“西方梦”破灭。——意识形态冲突和认识修正显然
是存在的，但个人利益是一个更重要的参照系。由於留学生在文化上不可能不是处
於边缘状态的少数族裔，进入主流社会困难重重（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一种自觉
不自觉的“由羡到恨”的情结左右了我们的情感判断。因此，任何对中国大陆的批
评，无论是针对统治当局的人权、核售、劳改产品、孤儿院，还是主要针对统治当
局但同时亦可能波及国家利益与情感的贸易制裁、对台武力威胁、知识产权、奥运
会，都会刺激大陆留学生，使他们把对中共的批评视为对自己少数族裔利益与情感
的伤害。我们不要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利益已发生根本性的转移。一出国门，就算
虎口脱险。即便学成归国，也成了有特殊政策的统战对象。再得绿卡，更是一刀两
断。国内黎民百姓尚需流血奋斗多年的自由民主汽车洋房，已然到手。此时希冀的
，自然再不是已经到手的东西，而是移民—少数族裔的尊严与地位。故国百姓的苦
难已大体与己无关，所需求的，不过是哪怕仅仅表面强大体面的祖国靠山。再有，
边缘人的地位，促使海外华人只好在西方“吃”中国，回中国“吃”西方，扬长避
短。两面穿梭，自然得罪不起把大门的。这些苦衷确是现实的，争取切身利益也是
合法的。民主社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无须假爱国、民族等等主义来进行包装，
无须以攻击真正的爱国者来掩饰私利之所在。至於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式问题，
自然大可讨论。但制度转型的根本要义在於建立舆论监督、权力制衡，连在海外揭
露专制都遭到非议与人身攻击，谈何民主？
记得孙中山先生说过华侨是民主之母的话，比照现实，颇为困惑，便拿去问
治史的老友高尔品教授。高兄莞尔一笑，说孙中山先生自己知道：辛亥之前，革命
党人孙先生和保皇党人粱启超同至北美募款。孙先生募的款，大约刚够盘缠。而粱
先生所募之款，回去养了一支数万之众的保皇军。说华侨是民主之母，捐银子，那
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後的事了，实在是满清王朝摧枯拉朽，革命已成大势。经此点拨
，终於明白今日之所闻见，无非历史之轮回矣！还是共产党说得好：“屁股决定脑
袋”——利益决定思想情感。那种什么都知道，就是护着共产党的人，大抵可作如
是观。
我不相信那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人有何超出个人私利的的情怀与主义
。我不相信那种在权势面前奴颜卑膝的人有何道德操守与人格尊严。被他们所猛烈
攻击的人，多半触犯了认同强权之禁忌，或者使他们相形之下显得过於怯懦猥琐。
在政治高压与商业狂潮两面夹击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迅速滑落。不用说现代
意义上的那种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自由知识分子已为数不多，就连那种以天下为己
任的传统意义上的士，已甚为罕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在古代
中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的情怀与操守，在今天已不可多得，几成绝响！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潮有起落。这是一个普遍堕落并公然标榜堕落的时代
。
谁特立独行、反抗堕落，谁就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复兴埋下了火种。□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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