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序
去年（一九九六年）秋天，欧洲和美国的几个重要的民运组织共同发起了一
次《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国际学术讨论会》。实际负责筹画和组织的，则是王鹏令
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从王鹏令先生的“编者前言”中，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在一种
完全开放的气氛下进行的。会议尽到了“提供讲台”的功能，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
都表达得畅酣淋漓。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去年十月初会议期间，恰好我的工作很
忙，分身乏术，未能与会，感觉十分抱歉。现在承王鹏令先生的雅意，要我为这部
论文集写一篇短序，我不敢坚辞。但限於时间，我只写下几点简单感想。
第一，讨论民族主义是最容易感情激动的，因为民族主义本身便是建立在民
族情感的基础之上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尽量诉诸理性，有容忍的雅量。对
於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论点，我们一定平心静气地体察对方立论的客观根据。过
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的问题也不知争论过多少次，我所看到的
是作者都能冷静地说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新的开端。我希望我们以後本此精神
继续深入地探讨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
第二，民族主义是近代到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但它的重要性在
西方主流思想界一直没有受到适如其分的重视。依照启蒙运动以来的观点，民族主
义只是“现代化”早期的一个阶段，等到“民族国家”形成以後，它便完成了它的
历史任务了。所以，无论是英、法、美的自由主义派或马克思主义派，都对民族主
义抱著负面的偏见。他们都幻想人类的普遍性价值——其实是以西方为中心所建立
的价值——可以在不久的时间内消解一切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更
以“国际主义”为号召，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其实这是因为马克思是犹太
人，早年一直想认同於日耳曼文化（特别是哲学），但始终不为日耳曼人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犹太人占的比例非常高，这些都是想归化於其它西方民族而遭
到排斥的无国可依者。犹太人在以色列复国以前，确是经历了长期的“无祖国”的
悲惨境遇，有人曾问过托洛斯基：“你是犹太人呢？还是俄国人呢？”他答到：“
都不是，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否定民族主义的价值的真正根源
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何曾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犹太人把自己“无
祖国”的现实先验地投射到“工人阶级”的身上了。
据我所知，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要迟至七十年代才重新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巨
大力量。其中之一也是犹太人，即从俄国移民到英国的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
ｒｌｉｎ）。但在所谓冷战结束以後，民族主义的冲突在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国家
普遍爆发，则是人人看得见的。经过五十到七十多年的共产党极权控制和大规模“
洗脑”，原来已看不见的民族文化的差异竟在一夜之间全部复苏了。这一事实彻底
证明了西方学术界过去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他们所根据的主要前
提，今天看来，都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例如民族主义是不是仅属於现代史上的现象
？是不是在工业化、现代化以後，普遍的价值便可以基本上取代各民族文化的特殊
价值？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不是起於十九世纪中叶以後？以前中国史上所出现的强烈
的民族意识是不是只是“前近代”的东西？它和近代现代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样
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重新展开；我们必须把最近几十年的世界
历史经验包括进去，建立新的研究典范。
第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今天似乎又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无论在中
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或西方的华人社区，都发展了这个倾向。这一次的民
族主义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以前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都发生在国家民族的“存亡
危急”时期，如清末的“列强瓜分”，如日本的侵略。但今天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大
陆至少在表面上是“国富兵强”的状态，苏联已经崩溃，美国的霸权也在退潮，欧
、美、亚洲各国都正争先恐後地讨好中共政权，希望在大陆的市场上分一杯羹；我
们完全看不见任何“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为什么民族主义偏偏在这个时候抬头
了呢？而且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与所谓後冷战的世界现象恰恰相反；它要求更
大的统一与扩张。新疆和西藏地区诚然受到“後冷战”的世界潮流的波动，那里的
少数民族确在要求更高的自主和自治。但这些倾向正在受到中共的暴力压制。这样
看来，我们决不可把目前这股民族主义的浪潮看作“後冷战”世界动态的一个组成
部分部分。它是另有来源的。
今天，一切证据都显示，大陆和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是中共当局有计
划地挑拨起来的。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以後，中共再一次企图利用民族主义
来挽救它的信仰危机。更重要的是：面对著海内外中国人对於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中共希望假借民族主义来淹没它。中共导演的民族主义不迟不早地爆发在去年三月
台湾民主选举的时期，决不是偶然的。无论是大陆上的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民族
尊严的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意识很可能成为中国在世界文明史重写新页的创
造动力。但是如果受到有计划的拨弄和组织，这种意识一旦转化为仇外、排外的民
族狂热，像希特勒时代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或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大和魂”，它
的毁灭力量也是难以估计的。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会走上这条险途，因为中国民族
的文化性格和日耳曼与日本都不相同。然而历史上是可以发生意外的，义和团便是
慈禧太後为了挽救她个人的统治危机而刻意挑动起来的。
第四，由於今天东、西民族主义的倾向处处相反，我不免发生更深一层的感
想，即我们不能用任何单一的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的动态。我们常常听到“後现代
”、“後殖民”、“後工业”等等名词，好像全世界一切地区都已走上同一历史阶
段了。这是非常误人的思路。其实这些“後”所吸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些
“後”理论代表了西方最新的激进思潮，而且其内容基本上是“反西方中心的论述
”依然是“西方中心的”。这里存在著一个有趣的“悖论”：“反西方中心的论述
”依然是“西方中心”的文化产品。其实这也不是新现象。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便是源出西方而同时又反西方主流的思潮。现在我不打算涉及“後学”的问题。我
要检讨的是“後冷战”这个概念。自从苏联崩溃以後，西方学人马上便宣布：冷战
已终结了，世界已进入“後冷战”时期。於是他们纷纷起来著书立说，建立新的典
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动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杭
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其中最受注意的两个理论。这些新说都有一定的根据，并
不可一笔抹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新说又是西方中心论的论述。他们从“西方中心
”看问题，断定“冷战”在欧洲已经结束，这是不错的。那么亚洲如何呢？亚洲的
“冷战”也结束了吗？亚洲已没有“民主”与“极权”的对峙了吗？稍加反思，谁
都会得到恰恰相反的结论。最近美国副总统高尔在视察分隔南北韩的三八度线的时
候，曾在无意之间说过一句话：“冷战”在朝鲜半岛仍然存在。不过他判断北韩的
崩溃将指日可待而已。其实何止朝鲜半岛？亚洲的三个共产国家——中国大陆、越
南、北韩——至今未变。与五十年代相较，中共和越南只有更强大，而不是已衰弱
了。中国的民主发展仅仅在台湾一个地区有了显著的成就，而隔海的大陆则依然是
控制在一个横暴的极权体制之下。从亚洲人的观点看，我们有什么经验证据可以断
定“冷战”已结束了呢？诚然，中共的极权体制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市场经济的
出现是最重要的一环。但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极权体制服务，二战前的意大利和德
国便是显例。正是为了与市场经济配合，中共今天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
，转换它的极权体制的精神基础，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转向希特勒的“民族社
会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从极左转向极右事实上只
用跨出极小的一步。今天罗马尼亚的当权者仍是过去共产党的老领导，但他们已和
二战前的极右派——“铁卫”（“Ｉｒｏｎ Ｇｒｕａｎｄｓ”）合流了（见“Ｕ
ｍｂｃｒｔｏ Ｅｃｏ，“Ｍｕ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ｃａｇｏ”，刊於《纽约书
评》，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页四至七）。以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今天不也正在
进行著“民族大清冼”的勾当吗？对於目前中共所发动的民族主义狂热，我们正应
当从这个角度去注意，去分析。“冷战”在亚洲并未终结，极权主义在新的历史阶
段中开始从“极左”移向“极右”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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