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理性与感性》，展现了二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我
们在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时，几乎也无时无刻不迎面碰上“理性和感性”这个
令人困扰的问题。

“说不”是“泡沫话题”吗？

      学术界对於社会风潮的回响，往往有一种滞後效应。在中国大陆，这种滞後
效应的多种原因中，有一种非常可敬的原因，这就是：经历了多年政治风波之後，
学者们对於各种追风尖逐浪头的活动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直觉的排拒。在他们
看来，钻热门、跟时髦，不加思索地照着长官意志或者跟着市场效益跑，都是缺乏
主体意识，缺乏学术尊严，没有定力，没有主见，只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浅薄
浮躁表现。而真正做学问的学者不应如此，哪怕是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的
学者，也宁愿等一等，看一看，到底这些风这些浪够不够等级档次进入自己恢弘的
视野，进入自己精深的脑海，最後进入自己如椽的笔端──风里浪中，除了喧哗和
躁动之外，总得有点什么东西值得自己拨弄拨弄才行。
      这里就是一例：中国大陆三数个青年人搞出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
称《说不》)，随後引得海内外纷纷扬扬；一波波“说不”内外相激，书商趁热打铁
，读者趋之若鹜，一时间甚至仿佛一本《红楼梦》引出了五花八门“後梦”“又梦
”“续梦”“补梦”的盛况再现了！然而，这种“说‘不’热”，也使得许多严肃
的学者下意识地产生逆反心理，裹足不前：世上有“泡沫经济”，有“泡沫政治”
，也就有“泡沫学术”、“泡沫话题”──热热闹闹地开会研讨、著书立说，最後
烟消云散，“伟大的空话”不见了“伟大”，只剩了“空话”，他们吃这种亏还少
吗！
      於是直到今天，一九九七年的春季，在《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要说
不》喧嚣了半年，已经开始冷场之际，我们面前才有了这么一部由二十一位大陆中
青年学者和作家，考察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论集《中国如何面对西方》(以下
简称《面对西方》)。

民族主义思潮：助力或者阻力

      民族主义思潮，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心理变迁中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不论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是支配着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
百五十多年中国所有重大事件的主要动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定着中国未
来一个世纪的走向──不用说，这种支配和决定，有时是正面作用，有时是逆向作
用；有时是直接作用，有时是间接作用，甚至有时以引起反弹的形式体现。我们要
感谢《说不》的策划操作者，从选题、出版至畅销的整个过程，及时提醒了人们：
在设计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蓝图之际，切切不可低估了民族主义思潮
──作为助力，或者，作为阻力。
      正如《面对西方》许多作者所再三指出的，中国面对西方，何曾不敢“说不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说不”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作为历史的一般现象
，弱势民族，尤其是外敌当前、国势危殆时的弱势民族，“说不”的声音总是最为
震人心弦。他们需要高张民族主义旗帜，来肯定自身，凝聚共识，激扬民气，动员
本民族成员求同存异，放下自己内部一切地域、阶级、家族的隔阂纷争，形成尽可
能统一的力量来“兴灭国，继绝世”。但是这一次“说不”，却并非是在“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是正相反，是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富强的时候。仅这
个事实本身，就有发人深思之处。
      说实话，起初在翻阅四百三十五页的《说不》时，我很难压下一种官能上的
强烈反感。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几天中国大陆官方喉舌的过来人，这种反感，与其说
缘於该书虽尽可能避免暴露出党八股话语系统的烙印，却赤裸裸地主动与当局官方
意图相配合，流露出“御用”的机心；缘於该书那种帮闲文人兼冒牌钦差的神态与
口吻(“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毋宁说，
缘於它那种简单图解的思维方式、狐假虎威的强权霸道，乃至那种一意煽情、诉诸
非理性的论辩风格，使我们宛如面对成排森列、满是大叉和惊叹号的文革大字报栏
。即便我们承认：该书针砭美国文化的内在痼疾确有一针见血之处，揭露美国霸权
心态确有切中要害之击，也很难压下这种反感。
      反感归反感，事实却是：这么一本拼凑痕迹甚重的书，竟获得了中国大陆官
方与海内外市场的双重肯定。
      官方的肯定，不在本文考察范围；此书编者自诩具有的“更广泛坚实的民意
基础”，倒确实是引得中国严肃的知识分子终於用正眼读它的最重要原因。《面对
西方》的许多作者不约而同提到：《说不》“这本反映‘网络时代义和团精神’的
伪政论作品，由於其内容粗糙拙劣，本来不具正面讨论的价值，但从社会思潮层面
来说，却又是值得注意的”(许纪霖)；《说不》“出现和畅销还是说明，它所持的
观点和视角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肯定是很有一些社会基础的”(王跃生)；“在《说不
》走红的背後，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体现了民意
，反映了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杨东平)。
      要说“民意”，《说不》的畅销其实倒并非“民意”的佐证，仅仅是商业的
成功──中国的老百姓愿花十九块八角钱人民币买它，只表明人们被它勾起了好奇
，而并非表明对它的认同。但是民意也倒确实露出了若干端倪：在一九九四和一九
九五年两次举行、第二次多达十万多青年参加的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民意测验
中，美国均被列为“最不友好国家”的第一位和“最无好感”的国家中第一位。
      《说不》策划者的灵感是不是直接来自这一调查结果的鼓舞？不得而知；但
至少他们感受到了市场的这一热点：老百姓正为美国大伤感情──对了，《说不》
的副标题，就是“冷战後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说不》中大谈特谈的“政治抉择”，且按下不表；《面对西方》作者之一
陈小雅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一文中，划分了“政府坐标
系”、“民间坐标系”(其中又分为“民众坐标系”和“知识坐标系”，再细分为“
情感坐轴”、“利益坐轴”、“科学坐轴”等等)与国际坐标系，总结得相当全面和
系统。按照这个描述，民族主义思潮真是一个大得令人头晕的话题，我们就仅仅来
探讨一下其中的民间坐标系里的“情感坐轴”吧。

中国人对美国感情的三次转变

      即使缩到这么窄小的领域，说起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还是一言难尽。
      感情本身就是难以用理智来控驭、来解释的领域：感情本身可能充满矛盾，
爱恨交织，五味杂陈；感情作为一种心理关系，可以是现实中自己与对方实际关系
的投射，也可以出现很大反差，甚至可以完全是南辕北辙──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欲
除之而後快，或者对自己的死敌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古往今来都非罕见。而
当我们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文化程度、个人境遇、利益考量不同的社会大众，其在
特定时候的感情取向，情况又复杂百倍千倍！
      回顾中共建政之後的近半个世纪，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以二十年为一个周期，转了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第一个弯：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从“亲美”，转为“反美”。
      这一次转变，主要由中共当局发动。中共建政之初，鉴於冷战两大营垒这一
格局的现实利害考虑，以及韩战、台湾海峡局势的演变，自上而下地动员，想方设
法清除“亲美、恐美”的社会情绪。挟大军“小米加步枪”席卷神州大陆之馀威，
乘举国百废将兴、充满希望之顺风，这一工作未遇老百姓心理上的强烈抗拒。当局
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是蒋介石的後台老板”，对以抗战八年的盟邦和内战三年的
调停者形象出现的美国，来个“剥下画皮，认清真相”，相当奏效。尽管也用了搞
运动的方式，也要求人人过关，自我检查，但中共当时尚无须动用太多强制手段。
最亲美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曾经留美的学者专家，纷纷表态，现身说法。“打倒
美帝国主义”，确实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共识。这第一个弯，就这么转过来了。此後
由於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国人──不仅是中共──更视美帝为世界上头号死敌。

      第二个弯：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从“反美”，转向“亲美”。
      这一次转变的契机，是出於情感上的相对状况：在两个为情感所排斥的对象
中，因为对其中一个更为排斥，於是对另一个反而逐渐不那么排斥，逐渐可以容忍
，甚至愈来愈觉得喜爱了。苏修在中国的北部边境线陈兵百万，促成了老百姓的“
喜新厌旧”。从官方来讲，外交政策的大调整是基於“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的紧
迫情势，“远交近攻”的战略设计，而老百姓情感转变的动因，则要丰富多采得多
：名古屋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情节；基辛格对外宣称小恙却秘密访华
，使世界为之哗然的传奇色彩；而尼克松总统万里迢迢前来拜会毛泽东，多么符合
过去中国皇上端坐龙庭、接受蛮夷万方来朝的传说与想象！中国人的虚荣心，大大
满足了一回。这些都使中国人的这一次情感转变更为顺溜。而在心灵深处，多少也
还有点大国心态的孓遗：美国要打“中国牌”，中国也打“美国牌”，而且既然是
“玩牌”，双方就是互相需要，与美国的接近，意味着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与其
他超级两霸平起平坐的地位。
      中国开放国门之後，随着双方在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大批
学人收拾行囊去了美国，国人对美国在情感的亲近更以加速度进行。从知识分子来
讲，伴随了对中国近代落後根源的反思，对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呼唤──美国在他
们心目中正是民主、自由、法制的化身；而从老百姓来讲，美国的物质富裕、科技
发达使他们心向往之；美国的文化，也以全方位、多层面的声势大举涌入，使中国
官方的意识形态毫无招架之功。
      第三个弯：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由“亲美”，转向了“疑美”
甚至“反美”。

情感的因式分解

      平心而论，这一次老百姓对美国的情感转变，官方不是主动发起者，周期性
的社会思潮和情绪起伏消长、循环往复，起了很大作用。大体上，可以以一九八八
年龙年的《河殇》现象作为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由衰转盛的关键点：《河殇》对中国
传统文明的激烈颠覆性批评，引起了轰动，始则群起共鸣，随後却引起了社会情绪
的反拨；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成了从“亲美”转向“反美”的分界线。在
那之前，中美贸易也不断有摩擦，中国的大量人才被美国吸引走，也酝酿了国人对
美国的愤懑，然而“六四”之後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一般老百姓心
底并不反感──这一方面还是因为情感的相对效应的道理：其时民众最痛恨的是下
令对学生开枪的独夫民贼，“予与汝偕亡！”即便自己会吃苦头也置之度外了，他
们恨不得与当局同归於尽；另一方面，是当时人们相信：美国的制裁是针对反对中
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潮流的顽固派，从根本上说与中国人民利益一致，与中
国发展方向吻合。
      如果说一九九二年布什总统的“中国学生保护法令”对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
义情绪波动还影响不大，官方也只是一般性地作点应景表态文章；那么，邓小平的
南巡重新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随着对外经贸、科技、文化来往的增多，麻
烦自然也增多，民族主义情绪的热度也越来越急剧上涨了。更由於苏联解体，东欧
变色，原来在美国国际棋盘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战略地位跌价，原来顾全“大
局”隐忍不言的分歧，像人权、奴工产品、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越来越凸现。美
国放话也越来越不再斟酌词句，掂量反应。美国以一副无辜模样，纳闷中国反美情
绪热度何以上升──该问问自己能不能辞其咎？对华政策和策略失误连连，许多问
题的处理之拙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想想“银河号”！)；很聪明的人犯这种错误，
该不该上纲上线挖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士也指出，中国反美热度上涨，也有国人由於实际利益受到影响的因
素，例如，美国为知识产权问题要制裁中国，直接触犯了从盗版中得到好处的民众
；美国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使中国不少人的机
会眼睁睁可望不可即；中国各级官方机构对外商以及“洋博士”的优惠性政策纷纷
出笼，使“内商”和“土博士”置身於不平等竞争……
      而从中国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罗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几条原因：
      一.由於多年来受挫而造成的自卑，埋下对新的挫折和外界批评的排拒基因。
这种感觉一百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国人的胸臆深层，有机会就冒出来，甚至在极不相
干的问题上也触动敏感神经。例如“诺贝尔综合症”一直未曾痊愈，年年秋天发作
；而北京申办奥运主办权以两票之差落败，老百姓被当局大肆造势引起过高的期待
心理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以平常心看待这一结局，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成了泄愤的对
象，民间甚至一度众口喧腾“抵制奥运”之说。      二.对美国和美国人了解後的
吃惊和失望。这正是“因不了解而结婚，因熟悉而离婚”这一妙语的例证：美国由
当年一个隔得远远看令人羡慕的模仿对象，变成了在各个场合挤挤撞撞的竞争对手
，“美国”并不是“美的国”，过去国人将美国理想化，现在想象的光环消褪，期
待的虹彩剥落，才明白美国自己国内的问题随手一抓一大把，也不过如此乃尔！而
比发现“美国并不是天堂”更令中国人心寒齿冷的，是发现“美国人并不是天使”
──他们那种实用主义和美国中心的思维方式，那种以美国标准衡量一切、改造一
切的心态，那种高人一头、指手划脚的习惯，是造成许多中国人反感的缘由。一旦
印象形成为思维定式，连美国人所崇尚的确实应该列入人类普遍原则的东西，也一
概斥之为“不合国情”，“强加於人”了。“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
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三.“阴谋论”的流毒依然在许多人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尚未自冷战中的心
态完全恢复过来，疑神疑鬼，处处发现“遏制中国论”的蛛丝马迹。前有中国大陆
的政协常委何新先生再三再四地给中南海上“密札”(他的文集就以此为题)、与海
外记者长谈(却很少与国内记者畅言)；後有《说不》的几位作者，像俄国作家陀斯
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手记》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受迫害狂主人公，觉得周围所有
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他，都在串通一气，暗中策划着针对他的阴谋。我们在《
说不》中从前言开始，几乎在每页上都能找到这样的词句：
      “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针对中国的大阴谋开始酝酿发酵”(前言一页)；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四十页)；“美国的所有动作(注意：是“所有”！
──时鉴按)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种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
为帝国主义的阴谋”(六十四页，其中“帝国主义的阴谋”七个字下面点上了着重号
)；“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整个西方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十六页)；“对於美
国的阴谋，中国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八十五页)；“有证据认为”“孤儿院─
─死亡屋事件”是一桩针对中国政府的彻头彻尾的阴谋”(九十五页)；甚至还有这
样的句子：“当你以为你正在美国人民进行一场民间交流时，中央情报局就在你身
边；当你真诚地向有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一
百四十七页)。
      美国华裔主播宗毓华也曾有耸人听闻的“中国间谍报导”，看来冷战心态“
阴谋论”是双方都有的。不过，两件事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宗毓华的报导引起了旅
美华人的群起抗议，不惜与之对簿公堂，最後迫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道歉认错；而
《说不》的上述言论尽管引起了来到中国的某些美国商人学者的抗议，却无人理睬
。
      四.因为未曾达到目的於是就竭力贬抑之的“酸葡萄”心理。例如，有些人想
去美国而一直未能如愿，有人想赚美国佬的钞票却没有得手，就通过贬损美国来得
到心理平衡，美国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国民素质的不足，都成为取笑对象。
      五.前几年一些人对民族传统过分否定，引致反弹。有人称八十年代中国知识
界主流是“逆向种族主义”──即所谓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也是
劣等民族，只有脱胎换骨才有资格生存下去”。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评价是否
归纳得公允准确暂且不论，但是在当时反思民族传统时侧重否定其与现代化格格不
入的一面，确实也是事实，这构成後来学术思潮的钟摆向另一端摆去的诱因。
      此外还有很多，例如：以中国政治运作方式去猜度美国而引起的误解，中西
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和文化冲突，等等，在特定情境下，都成为了反美的导火索
。
      这一波中国对美国的复杂的情感反应，原因虽多，但最关键的，我看很大程
度上还是由於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所面对的美国，一身兼二任，亦为老师亦为对手
──作为老师，他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中国人要虚心向他学习，甚至按照中国传统
被要求“尊师”；作为对手，他又得了机会就欺负我们，中国人要狠心将他压过，
但是又一时无法如愿。跟从这样的老师，受到欺负时恨不得罢课，但真要拂袖而去
，受损失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自己。如果我们分得再细一点，中国民众心目中的
美国是这么个多重角色：对於中国的开放来讲，美国是金主；对於中国的改革来讲
，美国是样板；对於中国的发展来讲，美国是对手；对於中国的稳定来讲，美国是
隐患。《中国青年报》举行公众调查：百分之七十一点四的人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
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分量无法视而不见，中国人对美国的
感情更是酸甜苦辣俱全了！

从“彼可取而代”到“大丈夫当如是”

      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旅途中，摸索中国与外国包括美国建立正
常健康的关系以及“情感抉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美国在变，中国在变，
中美关系在变。在这个摸索过程中，不时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踏歪了，都属正常。
“情感抉择”也一定会在互动中调整，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带棱带角的民族主义情绪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民族主义情绪不是谁想制造就能制造，更不是谁想压制就能
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是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的化解
，也需要各种力量的妥善安抚。但是，中共最善於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则是不争的
事实──我们都记得，中共在各种思想工作的条例、经验介绍中(例如那位德育教授
李燕杰的看家本事)，“动之以情”是非常重要的一招──尤其是对於文化水平不高
、还不怎么熟谙运用理性、习惯了“跟着感觉走”的民众，简直屡试不爽。
      其实，情感包含相当大的危险性。之所以危险，原因在於情感方向的易变、
边缘界限的模糊，它不像高精度的激光束，发射出去可以准确地锁定目标，而是难
以解释也难以控驭的暴起暴落，流动飘忽。在朴素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主
义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可以清晰界定的界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
，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国主义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当然我并不打算将
人们自然而然产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用几个等号一变换，就和军国主
义合并同类项。但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军国主义最能毫不费力地调动的，就是人
们“自然而然产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这大概是大家都有目共
睹的。
      挑动民族主义情感不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官方，都具有危险性，可能导致一个
有利於对方却不利於自己的前景。《面对西方》中不止一个作者使用了“双刃剑”
这个比喻来形容民族主义。而照我看，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天简直就像澳洲土著所用
过的“飞去来器”，谁用它，谁就最终反遭其害。对官方来讲，挑起民众的民族主
义情绪，就构成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如果驾驭不了，可能被迫偏离既定的改革开放
的总方针，也可能将这股非理性野火引向自身，影响千方百计维持住的平衡和稳定
；对民众来讲，民族主义被挑动起来，可能以盲目的激情不知不觉支持了一些打着
“民族主义”旗号，有利於维护官方统治、却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
      情感之所以包含相当大的危险性，还有一点不能不察的是，人们对於“出自
真性情”的言行，往往报以原谅和同情，将之视为比“出於利益”的言行要高出一
个等级。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想法尚可理解；但是在政治行为中，尤其是处理国家
之间的外交关系时，“出自真性情”明明是非必要条件，却被操作者反复鼓吹，就
很值得打个问号。这往往可能是利用人们这种盲点的一种烟幕弹：“出自真性情”
是假，“诉诸非理性”是真，可能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任何人
如果一味强调自己最深厚最强烈的“情感”，往往就意味着其人其行值得警惕了。
如果说《说不》的几位年轻人以抒发内心感慨为宗旨，不妨“出自真性情”一番；
那么，在他们之前的何新先生“为中国申辩”，自告奋勇代党中央设计各种政治方
略，却花了很多唇舌剖心沥肝地表白自己如何“热爱中华民族”，就不知其用意何
在了！
      深入追究一下目前的民族主义情感，其下支撑的其实也还是某种在下意识沉
潜、沉淀化为直觉的观念，其文化密码上残留着旧的印记。当《说不》赫然以“苍
天当死，黄天当立”作为篇目标题时，他们的宏伟展望是中国(“黄天”)将要推开
美国(“苍天”)，新强权取旧强权而代之，成为世界的主导者；其思路的前提设定
是：时代的发展将是在时间上先後相续，“长江後浪推前浪”，是一个取代一个，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但他们就没有想过，苍天与黄天，
一定是死一个才能立一个么？时代的发展是否应该转向在空间上多元并立，共存相
容？当项羽和刘邦见到威风凛凛的秦始皇时，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
：“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话，无意中表现的正巧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前者
是一种相容的思维模式，後者是一种不相容的思维模式。不幸，《说不》的作者承
袭了後者。

非理性情感不可能靠另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战胜

      最後，我还想谈一谈《面对西方》中某些作者给我的感觉。
      好几位作者这么说：“这部(指《说不》)由五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文人合著
的，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不予理睬是中国知识分子表
示轻蔑的一种方式”，“如果不是某些外国朋友以为中国无人，误认为这些人代表
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绝不会拿起笔来评论这样的书”，轻蔑之意溢
於言表。其实大可不必。
      看来本书中一些作者对卷进这个话题颇有一点秀才遇到泼皮的尴尬，左右为
难──难不是在学术论证上有多么高深的难度；难，是因为面对了这么几位对手，
义愤填膺，口若悬河，举出了成百上千的例证，却不打算陈述道理，更不打算出示
证据，他们的目的，只是煽情。而且他们扛着一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主义大旗，
这就又先天地使自己立於不败之地，先天地使自己具有某种号召力；使任何敢於反
驳他们的人，都被置於一个可疑的立场，甚至预先感到自己跳进黄河洗不清。宣传
民族主义，永远可以动员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获得高支持率。尤其是现在，既是
一种安全的毫无风险的投机，又是一种高回报率的经济行为。而他们所猛烈抨击的
、所尖刻揭发的，基本上又都是事出有因。当代的中国人，谁不能举出几条亲身经
历的或者道听途说的可以归作美国或者其他外国欺负中国人的例证！谁又不能举出
几条耳闻目睹的崇洋媚外言行！
      面对他们，不反驳吧按捺不住；但与之争辩，学者们似乎用什么语调开口，
都显得被动。“说不者”是年轻人，年轻人有想骂谁就骂谁的权利，他们的岁数就
是他们的资格──列宁有云：“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倚老卖老”
这个词只能在讲究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里才有现实价值；而在礼崩乐坏之年，其
实倒是“倚小卖小”更为有效。骂对了，人家赞他们“初生之犊不畏虎”，敢於向
貌似强大的权威挑战，“世界是你们的”；骂错了──骂错了又怎么样？
      跟年轻人吵架，先天就落入下风：他骂人，你搬出圣贤之理教训他吗？拿出
百科全书和各种统计数据、现场目击者经过宣誓的证词，一一纠正他们不负责任的
胡说八道吗？你输了：所有旁观的人都要笑话你：在他们那些鲜活泼辣、简明生动
的话之前，你的道理那么苍白，数据那么软弱，态度那么迂腐，你完全是百无一用
的学究、东烘先生！
      你回骂？你又输了：人们对你撇嘴──你不讲文明，没涵养，没文化，跟年
轻人一般见识！
      本书中许多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说不》的情绪化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再三指出：“我们不应该再走极端……我们不应该沉迷於‘情感抉择’而抛弃理性
定位。”(金辉)；“对外关系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李永辉)在这里，“
勇气”更多的体现一种情感，“智慧”则无疑基於理性。但是本书有些作者在指斥
《说不》“为什么不能来点儿平心静气”(黄钟)的同时，自己却已被“说不者”激
动了起来，不够平心静气了，尤其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对《说不》说不”，满篇情
绪化的词句泛滥，随手引几个大小标题来看，足证我所言不虚：“《说不》：危险
、狂妄的祸国之言”，“民族自大狂透露的极权主义气息”，“包装：一种伪民族
主义的伎俩”，“圣战骑士的‘民族良心’何在”，“剥了皮往里瞧”，“法西斯
的气味”……用情绪化来反对情绪化，反去反来，不就使自己落到与“说不者”同
样的论辩层次、也就同样“危险”了么？
            那么，只好走开，任这些“说不者”去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然而，
胡说八道之所以占有市场，就是因为不肯胡说八道的人，也不肯出来反驳胡说八道
，洁身自好，保持沉默，结果将市场拱手让给了胡说八道者。
      “说不者”自有说“不”的自由；不赞成“说不者”也有剖析“说不”的责
任。关键就要把握自己的角色：并非与“说不者”同场竞技打擂台，不要去与泼皮
比泼，与疯子赛疯。研究泼皮的自己并不就是泼皮，研究疯子的自己并不就是疯子
，研究情感的自己不能只凭着情感。既没有必要清高，认为分析他们就失了身份，
也不应该将自己陷到他们的思维误区。我们不能同意“说不者”的，不是他们表达
自己说不情感，而是他们不许别人说话的思维方式──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不仅以国家权力为恃仗，而且还鼓动暴力(“要准备打仗！”)来取消反对者发言
权的霸气。当他们说“不”时，却将说不的权力只留给了自己，不允许别人对他们
说不，说了就是“汉奸”“卖国贼”(见《还是要说不》)。如果对他们“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我们跟他们还有什么两样？！《面对西方》中许纪
霖说得好：如果不是先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么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情感的支点
。“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
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他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
      这就是了：我们的当务之急，理应是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按现代模式来重新
建构人，寻觅新的理性支撑，扩展更为博大的情感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