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红色“爱国”背後》後记
杨建利
中国人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更惯於
使用爱国的词藻和标准去评判、去净化、或者去玷污。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话语中，
“爱国”“不爱国”不仅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而且是对几乎所有社会政治行为
的最高评断和最後判决。
在数十载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神奇的河。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被别人抹成，或者自己本身，多麽污秽不堪，只要你能够在这条河里洗上一
洗，你就豁然圣洁高尚起来；无论你受了，或者感觉受了，多大委曲，只要让你在
这条河里洗上一洗，你登时就释然了。这条神奇的河就叫做“爱国”。在爱国河的
两岸，每时每刻都挤满了各行各业各样各色的中国人，有的是为了圣洁的名声，有
的是为了高尚的地位，有的是为了平直冤屈，有的或许仅仅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抹黑
，但是他们却都有着同样一种急切的需要，那就是到这河里洗一洗。搞体育的争着
洗，搞艺术也要争着洗，搞学术的争着洗，搞贸易也要争着洗，当权的争着洗，造
反的也要争着洗，在朝的争着洗，在野的也要争着洗，被赞颂者争着洗，被诋毁者
也要争着洗。於是乎，这条河越来越缺少以爱为源头的江河所具有的那种真挚厚实
的底蕴，越来越缺乏滋沃大地的江河所具有的那种丰盛养料，两岸的景色也越来越
矫情，越来越虚假，甚至透着凄寒和黑暗。
饱尝中国翻云覆雨政治的捉弄和磨难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
个无时无处不在发挥着功用的“健康检验器”。这个健康检验器在中国是颇有一些
魔力的。它的魔力不仅仅表现在，每一个人，自觉自愿的也好无奈被迫的也罢，都
会不时地把自己放在上面照一照，以测定政治道德的健康状态，而且更表现在，即
使它进行测验判定的标准常常诡诈多变无从把握，处於各种不同政治境地的人们仍
然执着地反复地把自己放在上面，照啊照，不搞到健康证明决不罢休，除非确信自
己政治道德上已病入膏肓。这个健康检验器就叫做“爱国健康检验器”。
理论上讲，任何健康检验器进行测定的操作标准应该是客观不变的，爱国健
康检验器也应该如此。那麽，缘何来的“诡诈多变无从把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无非是，爱国健康检验器在中国乃是国家名器，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们，由於其权
力不受限制，就象他们使用其他国家名器的时候一样，顺便用此器为自己服务了。
换句话说就是，爱国健康检验器在中国被动过手脚，其判定系统被一个不应该有的
机关所代替，这个类似於电脑里的病毒的机关实际上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营生，它
就叫做“爱党”。
这一动手脚不要紧，中国人从此就象魔咒缠身一般，在“爱国”和“爱党”
的怪圈中涡旋挣扎不得超脱。暂且不论“党”给中国人所带来的灾难是多麽巨大，
只是中国人在“爱国”“爱党”怪圈中的尴尬和麻烦就足以让人精神分裂。当你问
一位中国人，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一般来说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喜欢。但是
，如果你批评中共政权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当你的批评是守着“外人”进行的，这
位同胞大概感情上就会有点受不了，甚至会因此认为你不爱国。这又迫使你在批评
中共政权的时候不得不一再地声明，“我爱国，但我不爱共产党。”如果，你问一
位中国人，你希望中国人享有民主、希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吗？几乎可以
肯定，你得到的答案是，希望，当然希望。然而，当你对台湾的民主化对香港的民
主自由表示支持或者对西藏糟糕的人权状况表示同情时（请注意，毫无疑问，这位
同胞绝对认为台湾人香港人和西藏人都是中国人），你很可能被这位同胞怀疑成同
情支持分裂国土的主张和行为。因此，你不得不在支持推动全中国的民主化和改善
所有中国人的人权状况的同时，不厌其烦地表明，“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追求民主
化，但反对分裂国土。”不然的话，你甚至有都可能被指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
香港的回归同样是尴尬的。已经享有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愿意回归祖国，但他们绝大
多数人却又不认同中共的专制政权，希望民主自由地回归。“香港回归是回归了中
国还是归属了中共”的问题搅扰着为数不少的华人（不仅仅是香港人），使他们的
爱国情感找不到着陆点。可以说，“爱国”“爱党”的魔咒使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
少都染上了爱国情感分裂症。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爱国情感分裂症似乎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不
至於消失。近来，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好象又被推上了一个高潮。这种普遍激昂
的民族情绪以往只是发生在国家面临外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看足球看到到大
街上去不算）。当前既无此事实也无此迹象，缘何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深谙“爱
党”与“爱国”逻辑的人们不难看出“党”在背後有意推动的影子。中共在其主义
失去灵验，统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高高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企图以此
来挽救它的信心危机和淹没海内外中国人对於民主和人权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
人惯於使用爱国健康检验器和争先恐後到爱国河“受浸”的习惯，为中共的蓄谋提
供了一定程度的土壤和市场。於是，象《中国可以说不》一类的东西便应运而生。
别的暂且不论，《中国可以说不》不能不说是疗治中国人爱国情感分裂症的一剂爽
药。但是，这剂药正象吗啡解除病人的疼痛一样，它使病人兴奋而对疼痛暂时失去
感觉，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医治病人的病痛。
毫无疑问，中国当然可以说不，无论是面对着美国，面对着西欧，面对着俄
国，还是面对着日本。中国人从来就应该具有对任何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然而，是
什麽原因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近代史上面对着外国强权屡次失去了说不的能力
和权利的呢？而又是什麽原因使得中国人，当其政府应该说不而不说不甚至说是的
时候，总是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的呢？原因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国人不可以向他们的政府说不。
这自然引出了何谓爱国，也就是判断爱国与否的标准，的问题。爱国从来就
不应该是抽象的，他必须首先落实到斯国疆域里的人民的具体利益上，爱国情感发
自个体止於斯国的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政府，特别是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如果一
个国家没有公正公平公开确定何为人民利益的程序，人民的利益便成为抽象的名词
，那麽它就很难逃脱堕为打扮当权集团的脂粉的命运。不让人民说不的政府常常假
借人民的利益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所能做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在许许多多涉内和
涉外的事务上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主权或国家主权便会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倘
若你的政府不允许你或你的同胞说不，你的爱国情感便不能连於它，更不能投射到
它身上。爱国的政府首先应该是允许本国人民说不的政府，专政权和主权从来就不
是一回事。
《中国可以说不》所表现出的愚狂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只要在西方生活了一
段时间就可以一眼看出，书中对西方的描述特别是对西方一般百姓心态和生活状况
的描写可谓差之千里。这大致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因为，作者们毕竟没有机会到
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对西方社会做深入的体察，而且作者们所赖以思考判断的信息基
本上是中共官方所允许的，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这些信息很难不是偏颇
的甚至是有意编造的。但是，书中所表现的对中国现实的不诚恳以及对历史的无知
却的确让人忧虑。
《中国可以说不》书中有这样一段颇为“自豪”话，“美国最终发现，在太
平洋对岸，在古老的东方，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的民族巨人依然走在共产主
义的途中。”如果说，其它的有关政治经济制度选择的问题还有争议的话，那麽，
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唾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不需要作者们这麽高
的智商也不需要象作者们那样读那麽多年书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问题的关键在
於，作者愿意不愿意说真话，或者，中共政府是不是允许作者们讲真话。我十分好
奇的是，作者们是否也会因此意识到，言论自由这项人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说到这里，我想在谈论问题时暂时抛开讨厌的外国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首先向中共政权提出改善中国人的人权状况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事实上，
那个时候，中共闭门锁国和西方没有丝毫的交流，西方无法向中国实施人权外交，
那些提出人权问题的小民更不可能和西方帝国主义一致行动，也绝无“亡我”之心
。那麽，中共政权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几十年来，中国人前赴後继地向他们的政
府提出人权问题，他们的结局又是什麽样呢？中共自统治中国至今，造成了六千万
至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的艰巨任务需要多少岗村宁茨和多少麦克阿瑟
捆在一起才能够完成呢？现今，由贪腐（许多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商人）而
暴富的中共官僚和他们的子弟，有几个人在挥金如土的时候能想起中国农村那些因
贫穷而失学的四千万儿童？那些“拔一毛可以立天下”富可敌国的红色官僚资本家
们，不会不知道教育对未来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似乎对此毫不动心
。由於政府腐败和失职所造成的严重的教育问题以及由此而损失的未来国家的竞争
实力，又是需要多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才能达成的目标呢？同胞们，能否向
这样不爱国的政权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的其中一位作者来美国访问时，到哈佛大学和一些关注中
国的学者进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者包括美国的学者，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
的以及日本来的学者。座谈时，这位作者充满激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
抗战，你们西方人有谁给我们帮过忙？”话音未落，满堂大笑。大家惊异於这位号
召中国说不的中国青年对历史的无知（关於这段真实的历史，请看本书第七章——
第十五章）。更让大家惊异的是陪他来的一位年长学者（据说曾任中国住联合国副
大使）。他在座谈中振振有辞地说，“（大意）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被关进监
狱受了很多折磨，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愿意外国人为我说话，即使他们没有别有
用心。”当谈到中共当政初期中共政权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关於这
段真实历史，请看本书第十七章），他亢奋说，“（大意）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顶住了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使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真不知道，这位前辈
学者需要克服多少记忆以及与良心做多少次斗争才能（敢）说出这番话来。这使我
想起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说的一句话“如果每
一个人都接受党制造出来的谎言，如果所有的纪录都记下同样的话，那麽谎言在历
史流传下去就变成真理了。”
到这个时候我便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在“爱国”“爱党”的旋涡中不得解
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说窄一点，真实的中共党
史〕的无知，因为中共从来就只让中国人看他们钦订的历史。现在到了让中国人了
解真实的中共历史的时候了。应该让人们看看，对於自始至终都以爱国主义相标榜
的中共来说，爱国到底是什麽营生。
当去年秋天一位朋友找到我，告诉我，国内有几位历史学家想写一些有关中
共自建党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出卖中国利益史实的东西，并希望我能组织海外的一些
学者参与，把大家写的东西编辑成书出版发行。虽然由於哈佛的学业和“二十一世
纪中国丛书”的编辑工作我已经几乎再没有精力应付更多的事情，我还是欣然答应
了。因为它是我几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经过几个月来的见缝插针式的抢时间努力
，终於可以把这本书呈献给读者了。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同胞了解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任何当权者在真实的历
史面前都无从说不。也希望这本书能提醒同胞，当任何专制政府用爱国主义做号召
的时候，都要怀疑它的诚实性，不要与狼共舞，因为人民的利益并不能公正公平地
反映在专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同时，本书的作者期望以此书与所有的读者共勉，
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去掉愚狂、矫情和虚假，对所有的不正义、不公道、不合理
、侵害你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东西，无论它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说：不！□
(一九九七年春於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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