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统治下，西藏的事实被掩盖，被隐藏，在国外，有一些学者却有意或
无意地在扭曲西藏的事实。对徐明旭先生《西藏的事实与神话》一文，笔者有不同
的看法，不妥处还望指教。
一、什么是西藏问题的实质
姚勇战先生《北春》第三十七期发表的“西藏问题的两个焦点”中，较概括
地阐明了西藏问题的实质。徐先生认为是原上层人士及其後裔试图夺回失去的权力
和特权，除了中共的老生常谈外，不知所据为何？众所周知的是，在西藏搞“暴乱
”的几乎全是“翻身农奴”的後代，中共为他们罗织了许多罪名，但除了想当然地
指僧人想恢复旧特权外，并没有对俗人指控“恢复旧制度”。西藏流亡政府的最後
一位贵族官员也已於几年前退休，现有干部绝大多数是受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
想之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让他们恢复所谓的“农奴制度”是不可想象的。我
想，即使让他们去恢复，他们也不知该怎样恢复了。徐先生还以西方社会为例，否
认西藏与中共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显然是在曲解，在民主社会，民族、文化、宗
教是在共存、平等、分别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力和条件下出现的摩擦，而在西藏，则
是中共以政权暴力实施强行以中国文化代替西藏的文化；以共产观念打压和消灭西
藏的宗教信仰；并通过消灭西藏的文化进而试图消灭西藏民族，这不是凭空想象或
杜撰出来的，无数事实已证明了这点，按共产术语是你死我活，怎么会一样呢？还
有波黑塞族等无聊的对比，波黑作为一个整体，塞族和伊斯兰教徒一直混居，双方
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线，现人口占少数的塞族以种族清洗和暴力占据了百分
之七十的土地，他想独立，人口占多数的回教徒又怎么办？显然在波黑并不是能否
独立的问题，而是边境，属土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纠缠清，这与西藏又怎么相似？
西藏自古是藏人开拓和生息的地方，与中国不仅有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
和文化，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两个互不相属的国家。现在是中国人进入他们从未居
住和统治过的地方，并试图消灭当地的土著西藏人。波黑塞族的独立危害穆斯林的
生存，而西藏的独立并不伤害中国的生存，不过是要他们放弃通过暴力攫取的并不
属於他们的利益而已，即允许西藏人自己管自己。二者怎么能混为一谈？西藏人为
什么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什么凭什么要由中国人
来决定呢？
二、西藏的反抗不是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对藏人的反抗，徐先生竟想当然地说是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足见对西藏当代
史的无知。西藏的文革武斗是六八年爆发的，前後死亡八百余人。而我所讲述的事
实大部分是七十年代後的事实，不知徐先生从何听说过七十年代西藏还有造反派武
斗。如聂木的反抗，开始是由於不堪造反派的欺压而揭竿而起的，其领导者是一个
尼姑，叫成列秋忠。她手下主要人员都以西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十英
雄之名来命名，如辛巴、典玛等。而另一首领布顿德，将俘获的中共官员吊死在铁
索桥上时发表演讲称：“这是吃糌粑者（指西藏人）与吃大米者（汉族）之间的战
争。”中共对藏人的屠杀也是极为残酷的，如中共军队包围聂木县普松乡和若乡後
，几乎残杀了全部成年男性，至今除外地入赘者外，在当地很少能见到成年男子。
至於果洛阿坝等地以造反派之名的真造反，其首领都是西藏的僧侣和原来的首领，
不是徐所谓的冤枉，而是十足的借机起事。
当然以武斗而引起中共军队杀害的不是没有，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是藏人
红卫兵杀死了两名军人，军队随即包围大昭寺并开枪打死打伤六十一名西藏青年造
反派，造成轰动一时的血案。
此外徐先生在谈到造反派时，似不经意地称藏人红卫兵批班／後杀回西藏催
毁了西藏寺庙。这不是事实。西藏的大部份寺庙在文革前的民主改革时就已被摧毁
，班/喇嘛在《七万言书》中,就明确指出整个西藏除七十余座寺院得到保留外,其余
全部被催毁,文革不过是将剩余的寺院摧毁，以及将空无一物的残墙和坍塌的殿堂再
予更彻底地摧毁罢了。而且这些破坏是由来自中国的红卫兵干的，当时，第一个闯
进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进入拉萨的北京女子学校八十中学的“八十中学红色造
反队”，四百余人，队长是武姿汉（音译，下同）；接着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地
质学院红旗战斗队”三百余人，首领叫肖联；北京航空学院的“红色航空学院进藏
战斗队”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学的反修战斗队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华大学的
“反帝战斗队”二百五十余人，领队叫张金松，李凤莲（女）等；北京民族学院四
百余人叫“东方红战斗队”（其中一半是藏人）；东北铁道学院的“红色造反队”
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开始破四旧和破坏大型寺院并掠取珍贵艺术品的全是来
自中国本土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虽未到过西藏却对西藏的文物极为熟悉，只砸他
们不要的东西。至於後面才到的几千名设在咸阳的西藏大学的红卫兵（多数是藏人
），不过使将暴行推向更加极端、彻底并进行武斗等而已（武斗中双方死亡的大部
分都是藏人）。
中共对西藏的掠夺
徐先生在文章中大谈达赖喇嘛拿走了西藏的财宝，却不知道这些财宝是从哪
里来的，就在那儿算了起来。为此向徐先生作一番解释：西藏政府的国库分设在许
多地方，仅布达拉宫就有几个。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叫南瑟金库。达赖喇嘛所拿的财
宝是从另一个金库叫佐布的仓库中取的，那些财宝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蒙古、
中国期间，由各地王公贵族及信徒奉献的，徐先生要算剥削量，也应以蒙古人为对
象而不是藏人。另外在大昭寺有西藏政府财政部的仓库，叫秋嘉仓库，也於六十年
代由军警封锁四周後，装车连续运了几夜才运完。有关布达拉宫南色仓库，一九八
九年八月阿沛·阿旺晋美来西藏，时值教委主任李铁映也来藏。八月九日，为讨论
布达拉宫的维修一事召开的高层会议上，针对经费问题，阿沛认为不必向中央伸手
要钱，布达拉宫的南色仓库之建立就是为了维修布达拉宫的，从中支出一部分即可
，结果得知仓库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已被清空等情况。他诧异地说：我当时是西藏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怎么不知此事。并说：“布达拉宫南色仓库，从五世达赖
喇嘛开始，每年都要往里存放金银财宝，三百余年间从未间断过，也从未向外取过
一毫一厘。现在这个大仓库被清理，其财宝被运到上海、天津、甘肃的国库中”。
再说西藏的佛像佛具及宗教用品和金银首饰等，整个西藏除了少数私人掩埋
地下而保存下来者除外，没有一件首饰和金银首饰不被中共没收。当时这些没收的
首饰中的一部分运到北京故宫堆了一座小山。文革後期，中共在香港出售西藏文物
，又不知获去了多少暴利。这些被掠往中国的西藏文物数量从《西藏研究》（８４
·１）“铜佛返藏”一文中可见一斑，该文谈到：一九八三年五月，总重一百二十
吨重的西藏铜质文物从甘肃敦煌文物研究中心运往西藏。这些铜质文物大部分是佛
像·香炉、钟铃、灯盏以及铜碗等。文章指出：“十年浩劫时，西藏有大批铜佛、
铜器被运到柳园火车站，陆续被一些需铜单位运走冶炼。因而许多大型铜佛已经溶
掉，中央得知後紧急通知敦煌文物研究所收集保存。据认定：这批铜佛大多铸於明
清时代，个别为元代或北魏所造。”不知徐先生打算怎样计算这类被掠夺的文物的
价值，总不至於按斤论两买废铜废铁吧？再如举世罕见的西藏萨迦寺所藏几千卷贝
叶经，也於一九八七年运往中国“保存”等等。除了官方，那些入藏的中国人也不
甘落後，他们来时只有一只茶缸和一个水壶，走时哪一个不是满载而归呢？如拉萨
城区书记李洪（音）一九八零年内调时，因他人检举，从其行李中搜出大量旧西藏
妇女的金质首饰以及精致的藏毯、麝香、鹿茸、金、铜佛像等，就是一个明证。
再谈森林，徐先生以亲眼见藏人出售烧柴来支持其藏人烧掉森林的论点。岂
不知在中共统治下，砍伐森林为官方的专利，私人砍伐是要判刑的。林区百姓的烧
柴，砍的仅仅是树枝而非树干，因此对森林无损。徐先生在此偷换概念，将烧柴等
同於森林。这里有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西藏研究》（藏文版内部资料）第
二期（一九八九年九月）有一篇两名中国学者写的文章，其中说明：五十年代，卓
木城边和两边的山坡上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气候温和，木材蓄积量约七百八十
万立方米。现已被砍伐几尽。到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风沙弥漫
，暴雨和气温降低，原从未有过洪水的卓木藏布，也爆发了洪水，泥石流等。卓木
，是西藏原有的城市，其周围的原始森林千百年来一直没有被消灭，但从五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却完全消失了，难道藏人祖祖辈辈没有烧而中共进来後，却突然在十几
年里烧光了不成。
拉萨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中国人，他们很少烧牛粪，烧柴买卖当然兴隆。但
这并不是森林消失的原因，使森林消失的原因是中共在藏的几十个林业局和其下属
的几万名中国伐木工人没日没夜地砍伐和运往中国等。
徐先生还以西藏并没有矿产可掠夺为由否认中共对西藏的掠夺，如硼砂，徐妄
称尚未投产生利，其实从一九六零年开始在西藏北部羌塘开采，造成两万藏人囚犯
死亡。其後开采点移往阿里格则县等，如西藏自治区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
《统计资料》（第七期）就载明一九九三年开采硼砂１２６８８吨。更早如《当代
中国西藏》第一百五十七页载：一九八六年开采硼砂获利六十万元等。不仅硼砂和
铁矿，西藏还有别的矿产，如《中国西藏》（９６·３）有介绍文章称：（西藏自
治区）目前已查明有七十多种矿产，在已探明的二十六种矿产中，有十一种居全国
前五位，其中有着战略意义的烙铁矿的储量居全国之首，品位高达百分之五十，铜
矿储量居全国第二，藏东玉龙大型斑岩铜矿储量高达６００万吨，属世界罕见；石
膏、硼砂、镁矿、石申、云母等的储量也居全国前列，最近又发现在西藏还蕴藏着
丰富的黄金资源，如那曲就有一处大的金矿，使这一矿产优势更为明显……西藏已
发现４３００个热田和水热区，总热量相当於一年燃烧２４０万吨标准煤；森林有
６８３３万立方米，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十一点五倍，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八十三倍
。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零年至六二年西藏连续三年大丰收，但这一期间
却发生了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饥荒，饿死了无数藏人。这些粮食都被中共以合
作社大锅饭为名一粒不剩地收走，斑／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谈到连香炉里供神的几把
粮食都要收走，这些肯定使许多中国人免於死亡而却使几十万藏人死亡的粮食，不
知徐先生打算怎样算“血泪钱”。
至於徐先生对移民和在西藏采矿等与欧美商人来华投资等相提并论，是有意
曲解。涌入中国的美、日等人是商人、游客；这些人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资金
，雇佣当地人，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向中国政府上税等等，当然是对双方有利。
而流入西藏的却是没有职业，没有土地的无产游民。他们只有在西藏才可获定居（
在拉萨，每过三五载总要驱赶那些来朝圣後滞留不归的西藏人，却从来不赶中国盲
流），甚至复员的农村士兵也大量定居西藏，中共给於照顾，不仅他们立足後把家
属等全接来，还要招来同乡。在西藏待过的徐先生就真的不知道吗？而在西藏采矿
等产生的工作机会、甚至砍伐森林等不需要动脑筋的粗活，也都是由中国移民占据
。特别是如柴达木盆地的石油矿产等开采，已形成由几十万移民组成的工业基地。
当地藏人却被赶出家园，迁往更高寒处。中共解释说那是无人地带，纯粹是胡说，
当地不仅一直有藏人生活，而且在历史上也一直是藏人生息的地方，如一九九六年
五月十日的《解放军报》，就刊登了柴达木盆地有一座一千余年前的吐蕃坟墓出土
的消息。如此等等限於篇幅就不赘述了。
中共对西藏的所谓好处
徐先生把藏人干部拿的薪水也算在中国人的血汗里，摆出一副大恩人的面孔
。据中共统计，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三十（绝对有缩水）加上划入少数民族干部中的
满瑶苗回等，其数目更多，不会少於百分之四十（何况今年中共还派去了几千名干
部入藏）。剩余的藏籍干部绝大多数是行政干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为
了生计，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事实上是在为中共效劳，是帮助中国人或汉人欺压
本民族的同胞的，怎么又白花了汉族的血汗钱？没有这些藏人的配合，你中共怎么
统治西藏，难道全靠武警同志的抓、杀吗？显然中国官员不愿学习落後的西藏语文
，不用这些藏人又怎么办呢？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养了近百万汉奸，照徐先生的逻辑
，是不是也要算成中国人享受日本人民的血汗钱，而中国人民去感激不成？至於高
工资，完全是为了吸引中国移民而采取的对西藏有害而无益的政策，如不考虑吸引
移民，这些钱本来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
徐先生为了说明中共对藏人优待，还称藏人的录取分数低，这不是施惠，无
奈也。西藏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自小学开始，除藏文课外其它的数理化等全
部用中文授课，西藏儿童要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字接受知识，当然比不上汉
族学生。但这并不能表明藏人比汉人笨，如《西藏教育》（藏文版９１·３）和《
西藏研究》（９２·３）都有报道指出：“拉萨中学八九年开办的初一藏文授课试
点班，共有学生四十二人，其中农牧子弟二十二人；开设课程共七门，比用汉语授
课的同级班多了三门。结果这个班从第一学期开始，学习成绩明显高於其它班，特
别是以往藏族同学较难学的数学成绩，比同级汉族班高出五点六分，全班平均分数
达到八十一点二分，比同级藏族班里最高的班高出十一分，比最低的班则高出二十
二分之多”。显然，如果中共放弃同化政策，使用藏语教学，是完全不必多此一举
的。至於徐先生引用的流亡社会用英语授课，已是早期刚流亡时的历史，现在西藏
儿童村的学生，小学六年级除单设英语课外，其余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等完全用
藏文授课。到初中才以藏英两种文字混合着讲授，高中使用英语，这是考虑到西藏
学生进入大学以及所处的环境而不得不为之。而且学生的课外读物丰富，不象西藏
除了课本极少有藏文的课外读物。
一江两河工程，徐先生将其列入中共德政之中，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工程的
投资者大部分是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发展粮食组织就投资了１７５０万元（称３３
５７ＵＮ），中共平时不干，有外援却又蛮干，如据《西藏日报》的读者来信中，
就有人指出在墨竹贡嘎修建的噶擦水库建成已几年了，至今水库中却无水可蓄，成
为干库等。
中共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宣称对西藏实行免费医疗，但实际上，从一九八
六开始随着实行承包等制度後，除托关系走後门外，藏人住院根本无法享受免费。
类似的反映在政协、人大的简报上比比皆是，如一九九四年五月召开的政协第六届
二次会议的《政协简报》（第六期）有政协委员指出：“就西藏现有的医疗情况而
言，所谓免费医疗名存实亡。到医院治疗，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人民币，现各医院只
考虑经济效益。以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为例，要预交五百元才予入院治疗，并以各
种名义收费而无视患者的生死”。对预交药费有一个实例：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一日
，一藏籍公安因妻子难产送到人民医院，医院要预交一千元，他一时无钱，以金戒
指和佩枪抵押而不允，无奈回家取钱回来时，妻子已死在医院门口。该公安在悲愤
中，开枪打死四名医护人员，打伤几人後自尽。不仅免费医疗虚伪透顶，而且有移
民的城镇外，各乡村更是现代医疗的死角。即使乡一级单位也普遍缺医少药，如一
九九五年二月八日的《西藏日报》有一读者来信，读者诺布才仁在信中谈到：“措
纳县焦拉乡是该县最大的乡，医务所只有两名医务人员，另十六个乡村有四个赤脚
医生，该乡不仅医务人员少，而且药品更是缺乏。由於无药，有时人员集中而发生
一些伤亡，或出现紧急病人时，当地是无法进行急救措施的。因此，发生了几个妇
女由於难产却无药治疗而死亡的事件，甚至乡卫生所连感冒药都没有，我到该地已
十个月了，先後五次到医院去买药，却没买到一粒药”。这类事已是比比皆是，因
考虑到篇幅就不赘述了。
总之，中共官方虽宣布免费医疗，但没有与此相应的实施步骤，因此，只是
极少数地方有部分享受，大部分地方是名惠而实不至，这点从藏人的高死亡率亦可
见一斑，据九零年人口统计，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藏人死亡率达千分之九点二，不仅
比中国的平均数高二点五个千分点，甚至比西藏自治区的死亡率还要高，有人将其
解释为西藏的高寒，如此理成立，首先死亡的应是迁来的中国人（在藏中国人死亡
率比藏人低三个千分点）。另一个事实是按人口比例，西藏自治区是百岁老人最多
的地方，在五十七个百岁老人中，除五人外，其余全生活在农牧区，而且有近一半
是生活在西藏最高寒的那曲、阿里、昌都等地。显然，西藏的高死亡率，并不是高
寒，而是由於缺医少药以及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特别是农牧区，原有的赤脚医
生，虽医术不高，但总有个地方去看，现在大部分赤脚医生没有了，原来的藏医做
为“四旧”已被扫得所剩无几了，西藏人民不要说免费，有时拿钱都无处看病。当
然城镇藏人托移民的洪福，如有钱是可以享有较好的医疗治疗。
再谈所谓的免税，有关免除农牧业税，是胡耀邦视察西藏自治区时宣布的（
仅限於“西藏自治区”当时规定的期限为三年，後由於班／喇嘛的努力，这一期限
得以延长。但从去年开始，中共已正式在各乡村征收“爱国粮”等，甚至还有入室
搜查的行为，对这些“美国之音”（藏语台）和由我编辑的《西藏通讯》已有专门
报导。当时免税并没有停止征派农牧（特别是牧业和药材等）产品，如挖掘的虫草
卖给私人就要没收；羊皮牛皮也同样，只许国营收购。青藏线上设有一道道检查站
，就是堵截这类货物出境的。如九四年十一月四日的《西藏日报》（藏文版）有读
者来信，要求囊嘎孜县早日还清征购羊皮的款项。来信称去年交售的羊皮至今近一
年，牧民还没有收到一分钱，信中埋怨羊皮只能交售给县乡政府，违者要严惩，但
交售後却不给钱。
徐先生还将西藏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歪曲为藏人反对物质文明，是不值一驳
的。徐先生应弄清楚，中国并不就代表着现代文明或现代的民主人权，同理，想离
开中国并不等於就是排斥现代文明或物质发展，徐先生凭什么认为西藏人进行斗争
是为了旧时代的复辟？又凭什么如此轻蔑西藏民族的智慧和发展的能力呢？仿佛离
开中国人，西藏民族就无法走向现代社会。狂妄？幻觉？自大？偏执？究竟算什么
呢？事实上，早在徐先生热血沸腾地参加武斗之前的一九六零年，西藏流亡社区就
已开始一人一票选举议会尝试着走民主道路了，显然最少在实施民主方面，“野蛮
、落後”的西藏人民已走在了中国人前面。对西藏的未来，《未来西藏的政治道路
以及宪法要旨》有关西藏政府未来的施政原则方面明确载明为：（１）尊重联合国
人权宣言（２）致力於提高全体藏人的思想行为层次（３）发展经济。
我真不知徐先生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仅仅将中共讲了几十年已没人相信的
说词捡来为自己难於成立的论点和贫乏的论据随手加上，亦算是聊备一格呢？
徐先生还认为我编造你入藏情况，诚然，我不认识徐先生，但我知道凡进藏
的中共官员，不是坐小车就是乘飞机，更何况徐先生堂堂大作家总不会是与民工和
挖金者一道挤大客车进藏的吧？所以我不过是以一般推及个别，如徐先生“体验生
活”或其他原因挤了大客车，那也是特例，并不能因此认定我在故意编造撤谎。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地的一切发展，都是以其卑鄙的自私为出发点
（大意）。在西藏，西藏人民没能得到中共经济发展的利益，但却承受着一切灾难
的转嫁，如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西藏虽获得丰收，却有几十万人饿死；人口过剩
，其後来亦转嫁给藏人，在藏人中实行计划生育以及向西藏移民从而使藏人在自已
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还有沿海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对西藏自然资源的掠夺等等
。
从青海的人口变迁谈移民
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
全是十三世纪後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後的事。汉族最早
时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
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公元三十五年，所余三千余移民亦“使各还旧邑”。西藏统
一後，与唐朝发生战争，唐朝在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中，兵锋曾到达今大河坝和青海
湖一带。西藏分裂时，西宁为西藏宗喀国（角嘶罗）的首都，中国宋朝灭宗喀国，
但西宁一带旋被西藏之一支的西夏占据。中国明朝曾有西宁屯军，但无移民的记载
（李自成部亦曾流蹿至西宁一带）。随後西藏噶登颇章政权建立时，藏蒙军队收复
了现西宁一带，《清实录》卷四十八第二十五页等记录了中国使者在西宁被西藏边
军阻拦的情况。到一七二七年，因罗卜藏事件，西宁及其附近才被清朝非法占领，
并设官划归甘肃省，当时统治的也不过今海东地区的大部分而已，约两万多平方公
里，占现青海省面积的百分之五左右。到本世纪初，在这些地区仍然是西藏人和回
族占大多数（这些回族从甘肃迁移至此以及当地藏人改信伊斯兰教而形成）。据《
甘肃通志·民族志》记载一九零八年西宁府属西宁、大通、碾伯（乐都）三县和循
化、贵德、巴燕（化隆）、丹噶尔（湟源）四厅的总人口为３６７１１４人。另据
《甘肃山川人口气候各种表》所载：一九零九年…一九一二年上述地区人口为３５
６８９６人，一九三六年版的《内政年鉴》也作了类似的记载。说明当时在现海东
地区的总人口为三十六万人左右，这三十六万人包括了十余万藏人和在青海的全部
汉、回、土（藏族和蒙古族混合演化而成）、撒拉族（藏族与土厥族混血）的全部
人口。据《青海省一九八六年经济统计年鉴》的记载：一九四九年回撒等人口为三
十万左右，以人口自然增长率递减，当时应在十五万以上。加上几万名土族和蒙古
人，可知当时汉族人口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现在青海省的四百四十五万人口中，
近三百万是移民的汉满瑶壮等族。这不是移民又是什么？而所谓青海省於一九二九
年成立时，其范围不过西宁道所属七县，在此基础上疯狂扩大地盘。到一九三一年
建县十三个，加上中共最後征服的西藏果洛地区等，才形成现在的青海省。
至於我在文中提到的拉卜楞并非马步芳的统治区，现为甘肃甘南地区，四九
年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由西藏人自治的地方，当时拉卜愣只有几十个汉回人，藏人
领袖允许他们经商，但不允许他们携带家眷前来定居。我所提的“合作镇”就是现
甘南州府所在地，当地原为有几百户人家的藏人手工业小镇，中共侵入後大部分藏
人被下放各山区，现在该镇的藏人已是寥若晨星了。徐先生不了解这些历史事实，
却强不知为知，还要“笑话”真是笑话。□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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