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之一

      记得八十年我在原上海动力机厂(南市区的一个选区(竞选人民代表之後，曾
用笔名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大陆的竞选谈起》。
      这以後，十六年过去了。其间，我三度入狱，历十年之久．今天，我初到纽
约，坐在陋室里，但享受到了免於恐惧的自由，思想自然更活跃了。欲把想到的种
种一古脑儿都写出来，作为一个开头，我从大陆的选举问题落墨，其意不只是回顾
。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从理论上说，
人民代表的选举是有关选择权力机构的大事。在分级选举顺序中，区县人民代表的
直接选举，是普通选民行使自己权利的基本方式之一。
      但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选举的理论含义是不存在的。它的实际
含义便成了(掩盖一党专政和寡头独裁的遮羞布；(愚弄人民的道具；(哄骗国际舆论
和世界人民的帷幕．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只是匍匐於中共独裁寡头脚
下的奴才．早先，以“一致通过”丑态来毫不掩饰地表演这种奴性；近些年则加上
些“弃权”或“反对”票的调料来掩饰这种奴性。
      其次，从选举过程来讲，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滑稽剧。省市和全国
人民代表的选举对普通公民来说，简直是云里雾里不知其然。即便是区县选的代表
侯选人，对普通公民来说也是素不相识或者是知其名而不知为何等样的人。对於这
些由相关党委内定的侯选人，选民要么因为洞悉这种选举的虚伪而嗤之以鼻，胡乱
投他一票；要么无可奈何甘於被愚弄而糊涂地投他以票。
            
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

      那么，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举呢？大体有两种态度：1、认为参加这种
选举就是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和人大的代表性。因而，只是揭露这种选举的虚伪性，
而拒绝卷入这种选举，既不运用选举权也不运用被选举权。2、认为充分运用一切合
法手段进行斗争，是民主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在揭露这种选举虚伪性的
同时，投入这种选举。 有条件的就运用被选举权，争当人民代表；没有条件的则运
用选举权，并促进其他选民真正地行使选举权。
      我於一九七五年投身社会活动，七六年与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烈士邂逅
而遇，便一道开展组织民主反对派的活动。王申酉於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枪
决後我继续进行这一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大规模的西单墙民主运动爆发之後
，我便率先在上海打出了第一面民主团体的旗帜振兴社。尔後又与陈军、刘劭夫等
友人创办了《民主之声》。在中共逮捕魏京生、任畹町的第一个压制民主运动的浪
头之後，继续出版《民主之声》，并在全国范内与各地民刊和民运团体的朋友一道
坚持公开的合法斗争。
      基於这种背景，我对选举便采取了第二种态度，积极卷入，尽量扩大社会影
响造成社会效应。


我的选举简况

      当时，上海华东师大、复旦和同济等大学的学生，已经进行了选举。许多有
民主理念的学生站出来，投入竞选，其中以徐邦泰在复旦大学的竞选最有声色，并
正式当选为宝山区人民代表。
      这表明：在知识层面较高的地方，选举可以从虚假走向真实，并产生实际的
结果。那么，在知识层面较低的地方，是否也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呢？我决定以身试
法八零年四月下旬，我依据当时新颁《选举法》的一些有利因素，(列如：一人提名
三人附议便可非正式候选人，以及可以宣传候选人等等)开始了竞选。
      我首先向选民们发了一份传单，作了自我解绍，宣布争当人民代表，并阐述
了争当代表的目的。我说：人民代表不是一种官衔，而是由选民授权的选民利益的
代言人，我之所以要争当人民代表，是为了表达本选区选民的意愿，维护选民的利
益这不啻是在一湖静水中投下了一枚炸弹，全厂选民被我的举动所震惊，象旅游团
似的，从我工作所在车间的这一头进，走到那一头出，川流不息，都要来看一看我
这个不见经传，而破天荒第一回要在工厂里争当人民代表的小人物是何等样的人。
接着流言四起，有的说：我肯定有局一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背景，否则不会有这么大
的胆子；(可见，在专制制度下人已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正常运用自己的公民权利就
算大胆)有的说：我在社会上早有活动，这一下肯定要挨整；有的说：我是有头脑、
有胆识的小青年，开了个好头。一时间贬褒不一、众说纷纭。总之，引起了大家的
兴趣和讨论。
      接着，我动员一些师兄弟，一人提名，三人附议列为非正式候选人，公布在
厂里的公告栏上。
      厂里的党、政、工、团都动员起来，召开各种会议打招呼，要求全体党团员
和工会会员，抵制我的选举活动，并声称我是人民广场的动乱分子，是即将抓起来
的第十四个人。(注：上海市公安局七九年发布《三(六》通告之後，上海抓了十三
个人)。後来，干脆以即将进行的工资调整，威胁支持我竞选、打算投我票的工人。

      我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争斗，出版一份《选举简报》，每隔两、三天发一期，
既对党政工团的做法提出批评，也正面阐述我如果当选人民代表将为选民做什么。
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接待选民，与选民畅谈选举与每个选民切身利益的关系。
      广大选民逐步加深了对我的了解，都知道我在场里工作九年，一贯踏踏实实
，为人正派、耿直、勤奋学习，七七年恢复高考後，是全厂仅有两名被录取者中的
一名(注：我因全身心投入民运，於七八年十二月主动退学会厂)，虽为“黑五类”
子女，却是团员，故对我颇有好感。也被我的热情、坦诚、忘我和挚着所感动，支
持我竞选的选民日趋增加。甚至许多党员都向我保证，一定会投我一票。
      厂部党政领导慌了手脚，意欲甩出一个杀手锏。他们在五月上旬召开一次全
厂大会，想出其不意地对我来一次致命的攻击，以形成对我的批判。
      他们在宣读了市委有关人民广场活动的文件，以及《三(六》通告等文件指名
道姓地说我就是其中的害群之马，是要在厂里搞动乱，想激起选民的义愤。选民们
虽然不为所动，但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了，许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接着，他们打出
了邓小平七九年一月十五日讲话这张王牌。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说：上海讨论会(即
振兴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等。随後大会发言人明确指出：傅申奇就是振
兴社的坏头头，一刹间，全场嘁嘁喳喳的议论响成一片。既然邓小平点了我的名，
看来我在劫难逃了，选民们惶惑起来。
      那时，我坐在大会场的後面，即刻写了一张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我在纸条里
要求大会主持人给我五分钟发言时间。主持人宣读了纸条，但称会议没有这一项议
程，拒绝我的要求。他的话音刚落，我霍地从後排站起来，慢慢地向主席台走去，
全场一千三百多名选民都看着我。
      我走上主席台，冷静但大声地说：厂领导讲了许多违背事实的话，我有责任
也有权利向选民们澄清事实。他们讲了一大堆话，但我只要讲几句话。我说 ："民
主讨论会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了，他们是不是反革命，不必我来讲时间会讲。我只想
讲，我是振兴社的负责人，振兴中华有什么不好？(注：几年後中共在全国开展了“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我没有被捕，还在这里，还是团员，还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的公民，请问：我手上的选民证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哑然无声。我接着说
：所以，邓小平得到的汇报材料是不符事实的。邓的这篇讲话编入邓选後，删去了
(即振兴社)这几个字]你们想借此侵害我的被选举权，是违法的，也是办不到的，我
的话完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们目瞪口呆，无言以答。厂党政领导对我的打击，变成
了对我的宣传。
      之後，党政工团绞尽脑汁，试图挫败我的竞选，但都没有奏效。尽管我被选
举委员会排除出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可是认为我会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临近投票的前三天，我请了事假，按早、中、晚三班的时间表，在大会场三
场半小时的演说，并讲《竞选演说》全文刊在《选举简报》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投票那天，我的支持者都认为大局已定，有些工人兄弟甚至准备好了鞭炮，
准备一过半数即鸣放庆祝。
      开始唱票了，黑板上出现了一串串正字，我的选票一直遥遥领先。到五百多
票时，一个同情我的检票人下楼小便时漏出风声，说我已过了半数。也就在这时，
我的票数骤然减少，甚至没有了。最後，选举委员会宣布：厂长七百多票，勉强过
半数，而我的有效票数为六百三十六票，名列第二。他们解释说：由於我是非正式
候选人，所以凡是选票上填写名字时写错的，例如把傅写成付或漏掉一点，都无效
，而把废票算上去我是过半数的。究竟是不是把我的许多有效票算作了废票，这个
谜只有待将来知情人来澄清了。
      即便如此，按选举法规定，我们选区应选出两名代表。如果第一次选举只选
出一名代表，应组织第二次选举。我立即向选民们宣布，我将参加第二次选举，并
提醒选民们不要再写错字。同时上书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依法办事。
      但是，区选举委员会对此不加理睬。十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最後正
式宣布：根据我们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进行第二次选举了。於是，我到区委食
堂散发了抨击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第二次选举的传单。同时还到市人大常委会
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我们厂和区选举委员会。这两个部门都声称无法受理此案
。
      我在厂里又展开了要求依法举行第二次选举的签名活动。有二百三十多名工
人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在这时，厂里正式开始调整工资了。许多签了名的工
人顾虑重重，纷纷来找我，希望我顾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不要把签名上交。鉴於这
种情况，也因为我要把精力投向社会，继续出版《民主之声》，并为全国性的组织
作准备，所以宣布当众烧毁签名信。
      至此，我的竞选活动虽不算成功但还算漂亮地划上了句号。
      同年七月，陈尔晋到上海，我们商讨後一致认为要推动各地即将开始的选举
，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选举。我编写了一份《选举纪要》；陈尔晋带了二百份到北京
去，据他说：他把这份《纪要》散发到了北京几乎所有高校。


我的一些感受
      
      感受之一：我国的工人在十六年前就能适应民主生活，就能正常地运用民主
权利。有人说：我国民众素质太差，无法适应民主生活。我国还不能搞民主，政治
改革应当缓行。
      然而，我们厂的工人用事实表明：工人向往民主、向往当家作主的热情和正
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所有选民，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的，都没有人身攻击的言行，所有的只是正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因而，今天我敢说：中国的工人，甚至许多农民，都具备了民主生活的能力
，政治改革完全可行。
      感受之二：即使是名不符实或不完备的选举活动，也是培养民众自我意识和
学习民主生活的课堂。
        在选举活动中，许多工人从一开始认为：选举是虚伪的因而不必重视，逐
步意识到自己的一票是重要的、有意义的，进而对选举的结果十分认真起来。这就
是说对自己作为个体的消极的否定转化为对自己作为个体的积极的肯定。这是一个
从自我无意识向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自我意识恰恰是现代民主生活赖以存
在的基点。   
       在选举过程中，我充分调动了受压抑的造反派的能量，也充分调动了那些被
认为是落後工人的积极性。但选举过程不是促使他们用搞派性的权谋手段或胡作非
为来表现自己的能量，而是推动他们进行宣传鼓动，用程序化的方式，用正当行使
的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因而，如果说中国因为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民众缺乏民主生活的习贯，
那就更应当让民众通过选举活动来培养民主生活的习贯，使民众了解民主生活的底
蕴和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感受之三：一党专政条件下的虚假选举也能产生一些实际的成效。
       综观八零年大陆选举的情况，可以看到：许多大学的学生都通过竞选当选为
区县级人民代表。可是，我和北京的何德甫，河北清苑的王屹峰在工厂里的竞选都
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并非单纯因为大学和工厂间知识层面的差异，一个更重要的
原因是：当时的大学生包括徐邦泰、胡平，都不是明火执杖的民主反对派，中共还
能容忍。而我和何德甫、王屹峰，都是明码标价的体制外异议分子，不能见容於中
共。我开始竞选时，便与境外新闻媒体紧密联系，大造舆论。如果让我当选，就意
味着承认民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这是中共接受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我在工厂
里的不成功，不是由於工厂的小环境，而是由於社会的大环境。
       由此我想到：在大陆现有政治条件下，倘若许多有民主理念，但没有被划为
敌对分子的有识之士，能在每次选举中都行动起来，从事非政治性的促选活动，以
想选民所想，急选民所急的真诚言行打动选民，也能取得实际的成果，使虚假的民
主掺入真实的内容。
      
行动起来、推动竞选

       我以为，民主战士不应只是对大陆现存的选举抨击一番，就算将它埋葬了，
就可以置之不理了。相反，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合法斗争的形式，一点一滴地取得实
质性的内容，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我主张，海内外每一个民主战士，在大陆明年的选举活动开始之前，进行广
泛宣传鼓动。假如海外的民主战士，人人都开掘对国内施加影响的渠道，促使国内
未被划为敌对分子的同道者运作起来，积极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每一
次的选举都会不同程度地加强民主力量，并大大提高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行使民主权
利的能力。
       我认为，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今天，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一步实
际行动要胜过一打纲领。
       而对於海外的民主战士来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凡是有条件回去的，就回
去直接作一些可能的宣传和实际的运作；凡无法回国的，则运用各种可能的渠道对
国内进行宣传，促使国内的朋友和民众作出可行的努力，去取锝可能是很有限的成
果。
       千万不要忘记：有限的成功叠加起来，就构成完全的成功。
       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民主的中国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