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替天行道”的人物说开去 农妇杜润琼的“以毒攻毒”：以投毒杀人“拯救社会” 九六年一月，广东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农妇杜润琼以投毒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当传媒透露了杜润琼连续投毒杀人的动机，是认为“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 人口太多”，所以要以毒杀老人小孩村民的方式来“拯救社会”。此一奇特的“特 大刑事犯罪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持续性的讨论。广东《文化时报 》刊出了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详细记录了这位普通农妇条理清晰、“正 气凛然”的临终自白。现摘录如下： 记者：你为什么对社会现状不满？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太多造成。社 会治安不好，偷抢杀，民工没活干。毛泽东时代到哪个城市铺头都是食店，现在到 处都是“鸡店”（即妓院）。毛泽东时代城市很少偷抢杀，现在经常看到。把毛泽 东时代与社会现状对比，觉得现在时代不正确。……社会不正当的我们需要搞一搞 ，对吧。 记者：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途径去关心社会，不需要杀人啊。 杜：嗨，将别人用毒杀害是不对的，这样做不对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杀，人口 就平衡了，自己认为怎么公道就怎么为自己做。 记者：你是否认为现在社会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别人差？ 杜：为国家着想。样样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么行？……我自己属于穷的生活，我 为大家着想。……我看大局顾大局。 记者：你认为文革时期农民比现在富裕吗？ 杜：富是不富裕，但能长久平衡。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孩子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 记者：你懂宗教吗？道教、佛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杜：这些我都不懂，我想不用刀又不用枪，杀人应是这种方式。为办好国家，要用 这方法。 记者：你在村里被人称“律师”？ 杜：平时在村里我和个个人都谈得来，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和群 众搞好关系。“启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後要变成恶，才能搞得成事 ，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 记者：你的这些思想是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杜：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 记者：你自己怎么评判自己的行为？ 杜：社会人多乱，我用投毒治疗的方法做，为国家，不是为自己。 这真是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的一份绝佳的材料。 别以为这只是一位走火入魔的农妇的疯人疯语而已。这里面实在隐藏着一个 病态的社会里太多被视为“常态”、甚至“天经地义”的现象。试看： 一、在以崇高的目的和理由，理直气壮地做灭绝人性的事情方面，共产党、 毛泽东多年来的教育，已经成为底层社会一般民众的基本文化心理积淀，于是就构 成了现实行为中许多匪夷所思的表现。你看，“做善後要变成恶，才能搞得成事， 样样都随人，怎么搞得成？”这种“无毒不丈夫”式的人生哲学，甚至连语言方式 都是“毛体”的，如果把“杜润琼”的名字换成“毛泽东”，我们那些大御笔“张 春桥”、“姚文元”们，不是一定要解读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智慧”的么？“ 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文革中以最最最革命的理由虐杀无 辜、草菅人命，令得万千生灵涂炭，正是出自这样的“革命逻辑”。杜润琼在法庭 上说：“杀得尸骨成堆，继续前进”，这类狂言放在共产党话语的语境之中，比如 土改的“血洗清算”、文革的“刺刀见红”，六四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安宁 ”等等，实在没有比它更“正常”的了。 二、文革影响与“毛时代情结”，是至今制约着大陆社会基层群众日常心态 的基本要素。邓小平式的改革是缺乏意识形态支持的（“邓小平思想”云云完全是 胡扯淡），毛泽东却有着一套既适合平头百姓、又深入浅出、且自足性很强的意识 形态框架，构成了大陆底层一般民众日常判断是非、评价事物的基本价值结构。近 十年的经济改革给民众带来的利益越多，它在意识形态价值结构上与现实的脱节就 越严重。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任何的难题，比如杜润琼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能就业 ，广东“民工潮”给地方治安带来的困扰等等，都会使得一般民众拿起现成的判断 标尺：毛思想、毛时代、毛武器等等，对现实加以抨击。毛时代特有的道德优越感 又使得任何“替天行道”的反现实冲动都具备了超然的合法性——请注意杜润琼是 多么沾沾自喜于村人称呼她为“律师”——一旦有合适的世态诱发，杜润琼、张润 琼、李琼润之类的“以毒攻毒”手段，自以为“为国家做事”的“草莽英雄”，就 会以各种面目涌现。可以说，不批毛，没有全社会的非毛化过程；在日渐深入的商 业化、市场化过程中，不彻底扔掉“四个坚持”之类的意识形态陈旧框架，杜（李 、张、王）润琼式的民间“律师”与“民工潮”、“盲流潮”的社会盲动力量一汇 合，其破坏性前景是相当可怕的。 三、人口压力带来社会心态的畸形化发展，杜润琼的范例是让所有人口学家 闻之色变的。杜润琼明确道出：她投毒杀人是为了“减少人口”、“为国办事”。 人口压力成了这位农妇采取疯狂的社会报复措施的直接借口，这是人口问题上潜伏 的社会危机的最明显的表征，也是那些坐在书房里、办公室里的“计划生育”高官 、学院派专家以往任何“沙盘操演”、“数理模型”都预测不到的逼人问题。人口 问题所带来的城乡劳力过剩，经济发展又拉大了城乡、贫富的悬殊，却又同时刺激 起人们一浪高一浪的消费欲望，这几大因素的夹缠扭曲，再加上前述的社会价值、 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脱节，人口背后隐藏的社会危机已经不是仅仅靠操作性、技术性 的政策、方法就可以解决的，“杜润琼现象”表现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病态，而且明 确地宣示出制度性的病态了。 王海的“知假买假”：“打假英雄”与造假时代 从杜润琼“以毒攻毒”的范例，就很容易辨析，九五年大陆新闻人物“打假 英雄”王海的出现所透现的社会病症了。 王海是九五年出现在北京、东北、河南等南北大城市街头的另一位“替天行 道”的民间英雄。近几年来，大陆市场上假货充斥，从中外名牌的日用品到性命攸 关的医药品，伪劣产品已到了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地步，毒酒杀人、毒“药”致 命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商店为了推销商品、标榜“真货”，就贴出“绝对真货， 买到假货保证Ｘ倍赔偿”之类的布告，殊不知，连这“绝对真货”的广告也是假货 。本来一文不名的个体户王海看准这一点，以他对市场商品的熟稔，便开始了他的 “知假买假”，到处索赔的专业生涯。开始是针对“标榜真货”的商店、厂家索赔 ，然后是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可能抓住的任何公司、厂家高额索赔。王海 为此发了大财，“知假买假”本身成了王海个人的一种谋取暴利的商业行为，王海 甚至挂起了“买假专家”、“打假英雄”的专业招牌，开始了他的南北征战。 王海的打假行为经媒体披露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和广泛争议。赞成者 捧之上天，批评者贬之入地。《光明日报》在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发表法律学者陈苏 《知假买假索赔有理吗？》一文，认为知假买假是一种“黑吃黑”、“以暴易暴” 、“以恶去恶”的行为，与造假卖假一样，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言论较为开放的 《中国青年报》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则登出经济学者张曙光的《从王海事件看市 场制度的形成》一文，主张“知假买假索赔有理”，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把买假索赔的权利界定给消费者，为私人进入查假打假这一公共活动领域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和巨大的利益激励。在王海一再受到舆论质疑以后，又在《东方》杂 志九六年第二期发表《合天理，顺人心》一文，再一次从法律、道德的角度对王海 的打假行为予以支持。 笔者细读了论战双方的驳难文字，一时感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贬者认为王海“知假买假”以谋取暴利是“不道德”，褒者认为市场机制的供求关 系中本身就包含了“利益性投机”，这不能以道德去规限。——孰是孰非耶？笔者 以为，把“王海现象”放在前述的“杜润琼现象”之中，或许有助于我们廓清一些 看问题的视界。在法律意义上说来，王海的“知假买假”与杜润琼的“以毒攻毒”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且造成的社 会后果至少并不是人身伤害性的，后者则相反。但是，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学 的角度去分析，其二者又有着共通之处了——无论王海现象或杜润琼现象，它们都 共同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病态的病态性报复行为”。无须说，杜润琼以“投毒杀 人”的方式“为国家办事”（减少人口），其设置的前提是虚假的（假得疯狂）； 王海的“知假买假”是为了打击造假之风，一旦成为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其 前提也就同样变得虚假了（假得功利）。“打假”是为了消灭假，如若“打假”是 为了以“打假”谋利，恰正是从市场的供求意义上，“打假”者其实不是在扼制假 ，反而是在欢迎“假”，甚至以“假”为生了。辨驳者说：从商业行为的角度，王 海“打假”的动机如何可以不论，其後果却是使假货受罚、遏止了造假的。问题在 于，“打假”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商业行为”，同时更关涉到社会道德、社会公 理、社会风气等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制度结构的问题。“道德万能论”自然是乌托 邦，“市场万能论”何尝又不是另一种乌托邦？任何商业社会都有造假货劣货的现 象，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免俗。其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与其说依靠市场机制的自然 调节，不如说，市场机制首先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之下的。 中国大陆今天的伪劣横行，其症结恰恰是体制性、制度性的——执政者即是执法者 的官官相护“双轨制”的谋利缝隙，所有制、所有权的含混不明，都使得以造假谋 取暴利的短期行为，有了最直接的刺激动力和最好的体制屏障（比如受罚也可以转 嫁到企业和国家身上）。象王海一样“替天行道”式的“打假英雄”，恰恰正是不 折不扣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它或许有着权宜性的合理因素，但作为“ 天理人心”去鼓之倡之，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社会改革的中国大陆，已走到了不变革根本制度则无以解 危解困的重要关口。制度问题所郁积的社会危机，已到了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并且恶 性发作的临界点。正如“以黑吃黑”、“以恶去恶”造成的必定是恶性的社会循环 一样，病态性的社会报复不可能克服制度性的病态——这，就是杜润琼、王海两案 给予我们的一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