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挺身而出 民主派选战奏凯歌
五月二十四日，香港举行北京收回主权後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明报”美
东版五月二十五日的头版大标题是“港大选亲北京派稳赢”。可是五月二十六日的
头版头条标题是“香港政坛民主派再扬威”。一个“稳赢”，一个“扬威”，似乎
颇为矛盾；二十五日那天还有一个较小的标题是“民主派直选大胜”，似乎和“亲
北京派稳赢”也很矛盾，但可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那就是从直选来看，民主派又胜
又威，但“全局”则是“亲北京派稳赢”，这就是由中共制定的基本法把香港的立
法会选举分成两大部分，六十席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二十席，是直选，民主派大
胜，而另外四十席是非直选的，由北京控制大局。因此就算民主派拿了全部二十席
，也没办法主控整个立法会。正如前布政司，後来被中共“统战”过去的“英奸”
钟逸杰爵士私底下谈的心里话：北京搞的选举是要在选举前就能知道选举的结果。
可谓一语中的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为了防止有意料不到的失控，北京通过钦定的行政长
官董建华和“另起炉灶”的临时立法会，制定和通过了非常复杂的选举方法，不但
有利於亲共人士当选，而且要搞到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无法质疑其不公
平性，结果连一些时事评论员也讲不清楚具体的选举方法。这完全符合董建华所宣
扬的儒家精神中的“糟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因此在二十个直选席位中，将过去的十个小区分为五个大区，使植根於基层
的民主派不容易去“洗楼”拉票。而原来的单议席单票制以简单多数取胜，改为“
比例代表制”和“最大剩余法”。投票就投一张政党开列的名单而不是给个人，说
是为了“公平”地照顾小政党在立法会内也有一定比例的议员，实际上是要让群众
基础薄弱的亲共政党以民主派“剩余”下来的票数取得若干席位。以剩余票数所取
得的席位可以比大党赢得席位的票数少得多了。
而非直选的四十席则是两种不同的选举方法，一种叫“选举委员会”的选举
，有十席；一种叫“功能团体”的选举，有三十席。
但是“选举委员会”所选的十席就不考虑“公平”原则的“比例代表制”，
而是用简单多数的表决原则，以免极少数的民主派人士因为得到“剩余”而获得席
位。“选举委员会”有八百个选民，他们由基本法规定的四个大界别产生，“基层
”的代表是极少数，产生办法又是相当的小圈子而可以称之为“变相钦定”。分区
直选的选民一个人投一张名单票，一张名单最多人数就是每个区根据人口比例所定
下的席位数，最多的是新界东和新界西的五席，最少的是九龙东和九龙西的三席，
港岛是四席。但选举委员会的一票是选十个人，而且非选十个人不可。这八百个选
民在分区直选中仍和两百多万的普通选民一样，有投一张选举名单的权利。这意味
著他们是非常特殊的选民，比其他的直选选民有多投票选择十名议员的权利。
而那三十个功能组别席位，选举方法也不一样。九一年选举时的二十一个功
能组别中，有几个组别，例如教育界、卫生服务界、医学界、法律界等每个专业人
士，或该行业人员都拥有一票的权利外，其他界别，如中华总商会（商界一）、金
融服务界、劳工界等。或是每个企业、或是每个团体投一张票，普通员工并没有投
票权，因此成为小圈子的选举。九五年选举时，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把九一年
的九个官守议员（政府官员出任议员）的席位，改为囊括全港各行各业的九个功能
组别，称为“新九组”，所有该等行业的从业员都成了选民，被北京斥为“变相直
选”而大力反对，声称“三违反”云云，实际上是彭定康钻基本法的灰色地带而已
。北京之所以怒不可遏，就因为选民基数一扩大，必然对民主派有利，只有控制在
有钱港人和高等港人手里，北京才可取得控制权。而北京也趁机小题大作，废了这
个立法局，赶出不听话的民选议员而“另起炉灶”，根据这个“新炉灶”制定的选
举方法，新九组被解散，重新订出对亲共人士最有利的新新九组，而且缩小选民基
数，并非每个从业员都可投票，而是用每个企业或团体一票的办法，这样，保证了
绝大部分的功能团体掌握在亲共人士和工商界人士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北京手里。
天气状况也会影响选民是否愿意出门去投票。香港的天文台将暴雨警告分为
三级，由弱到强分别为黄色、红色、黑色，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时全港所有活动暂停
，学生不用上课，上班族也不用上班。二十四日那天，天文台则是发出“红色暴雨
警告”，好多低洼地区出现水浸的情况，日常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但是投票率竟创
下百分之五十三点二九的最高纪录。在港英推出代议政制以来，投票率没有超过百
分之四十。而这次选举法由於太过复杂，事前的民意调查反映选民的投票意欲并不
高，一些政府官员和分析家担心只有两成几的投票率。但是临投票前几天，民意调
查中显示，表示会去投票的选民突然上升，竟达七、八成之多。为何会如此呢？其
中，由於担心投票率太低有损特区政府的面子，所以当局耗费巨资进行宣传，这当
然是原因之一，除此，各方也有不同的解读。
立刻作出解读的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他们当然不
会放过表示这是回归後香港人如何实现“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陈腔滥调。
但是他们的阴暗心理又决定他们非常恐惧真正的“港人治港”将使香港实现真正的
民主而导致香港的失控和他们特权利益的丧失。所以他们一再祭出基本法，提醒香
港人对民主的诉求不可超越基本法，以保证中共的控制，也为了曲解市民以高投票
率表示对民主的诉求，“文汇报”在社论中又不无矛盾地贬低市民的主人翁精神，
声称高投票率还因为是选民去投票是为了要领取当局赠送的选举纪念卡；甚至说是
因为下大雨使市民没有法去郊游和从事户外活动，因而才去投票云云。不去郊游和
户外活动会得出必然冒雨去投票的结论，而不是在家里看电视或搓麻将，倒也实在
佩服中共这些“会说话的工具”的想像力。
除此以外，“文汇报”的社评还认为高投票率是市民对临时立法会的认同和
支持，因为选举法是临立会通过的，这当然是更加无耻的说法，为临立会这个被群
众厌弃的怪胎涂脂抹粉。因为如果选民是如此认同和支持临立会的话，他们必然会
去选那些临立会议员继续担任第一届立法议员。可是二十个民选议员中原来是临立
会议员的，只有六个当选，而六个人中，真正亲共的只有五个，其他一个是前立法
局主席的独立人士，在临立会中投过比较多的反对票，当然也是没法起作用的反对
票。
最感兴奋的自是民主派，亲共阵营因为有其“组织性、纪律性”，因此拥有
“铁票”的支持；民主派的拥护者和同情者比较散漫，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也有一
种无奈感，因此对投票有些意兴阑姗，形成“沉默的大多数”，有的激进民主派团
体和个人，更以选举不公平号召市民抵制选举，因此高投票率表示了选民对中共钦
定的特区领导人和临时立法会的不满。
这些不满，在这几个月来变得越来越强烈，首先是事关民主的经济问题越来
越糟。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九，十四年来首次。但这是官方的统计
数字，实际数字应该高得多，因为每个月都有大公司清盘和大企业裁员的事件发生
，例如最近有超群西饼二十三家连锁店倒闭的事件，五星级的怡东酒店也裁员百分
之十，而特区政府应付金融风暴的无能和混乱的房屋政策，使调整中的楼价更加暴
泻不已。不少市民身价大减，高价入货的，手上的楼宇甚至成了负资产。经济低迷
使市面上一片萧条，影响了各个行业，但董建华除了要市民忍耐之外，根本拿不出
救市措施；碍於面子，也不肯作出赤字预算，把港英留下来的庞大财政储备锁在保
险柜里作吓人用的，却不去拿来刺激经济，减轻市民在经济调整中的痛苦。
在政治上，董建华和特区政府最近又作了一系列破坏香港法治的事情，而香
港的法治是香港得以成功的基石，是投资者信心所在。
今年三月，香港廉政公署发出要求律政司起诉星岛集团属下“虎报”负责人
的文件，因为涉嫌诈骗行为。名单中有集团主席胡仙，但胡仙的名字为律政司司长
梁爱诗所否决，梁爱诗拒绝说出任何理由，因此被舆论认为因为胡仙是全国政协委
员，曾获江泽民、李鹏会见的高级统战对象，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和胡家是世交
，担任过星岛集团非执行董事，董建华本人也担任了八年，到竞逐特区行政长官时
才让给弟弟董建成去做。
而身为怪胎的临时立法会，在四月初“寿终正寝”前还放了一个臭屁，匆匆
通过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提交的“法律适应化修改（释义条文）条例草案”，将原来
港英的“官方ＣＲＯＷＮ”改为“国家ＳＴＡＴＥ”，就那么一下，内涵出现了大
变化，因此可以不受香港法律约束的英王和港督，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央政府负责行使职能的中国中央当局。某
些中央政府附属机关或上述中央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
署、香港驻军、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等等。原来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时由
法律认可的“特权阶层”没有几个，回归後香港市民“当家作主”，却来了一大串
可以凌驾在香港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香港还谈什么法治？而且迫不及待在民主派
杀回立法会前赶着通过，更表明他们的明知故犯！为此，不但西方媒体，连新加坡
的“海峡时报”都为文抨击，指在培养特权阶层，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而分区直选的结果也显示，大多数的选民把票投给了民主派。其中民主党获
得九席，除新界东以外，各区都得到了两个席位，而新界东一席还是“空降”来的
，但新界东另一民主派组织前线则获两席，其他民主派的小政团成绩也不俗。本来
拿来对付民主派的“比例代表制”，除亲共的民建联得益外，竟是民主派得益，本
来，碰到这种选举方法，有关政党要出来对票源进行配票，以最合适的比例使所有
民主派的参选政团可以“利益均沾”，免得选票太集中在某一正党身上，於他们无
补，却害了其他小政团拿不到席位。但由於这些民主派团体各有小算盘，不可能协
调得那么好，而且第一次用比例代表制，也无配票的经验，但最後结果竟有如神助
，或者说後面似乎有个“无形之手”，相当理想的完成了配票工作。因此民主派在
二十席中夺得十四席，他们当中，有十三人是被中共赶下车的前立法局议员，包括
李柱铭、刘慧卿、司徒华、杨森、刘千石、李桌人、陆恭蕙等。
於是，虽然中共倾全力和用上所有的资源支持亲共政党参称，但民建联只能
在每个选区取得一席，总共五席，由香港新华社一手扶植的工商政党香港协进联盟
，根本就不敢投入直选，因为他们自己知道，靠拍新华社马屁的，只能在由新华社
控制的小圈子选举中被“照顾”到几个席位。
另外一个席位，由独立人士、前立法局主席黄宏发获得。民建联五个和黄宏
发是直选中能够当选的前临立会议员，而黄宏发在临立会中还扮演反对派角色，也
可见临立会是如何缺乏群众基础了。
直选中有两位党主席落选，一是自由党的李鹏飞，一是民主民生协进会的冯
检基。自由党是工商界政党，多由前港英的政界人士组成。他们应因时代的变化，
也倒向北京，不过他们还保留前朝的一些自由主义特色，所以对中共的所作所为并
不完全赞成，因此也不被中共视为自己人。这次选举中中共表明不支持他们，而他
们为工商界说话，自然也难得草根阶层的支持，加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在拉票上也差
人一等。不过他们愿意放下身段面对民众，自然比港进联受人尊重，所谓虽败犹荣
也。而民协原来也是民主派一员，号称“温和民主派”，但後来参加临立会，导致
内部分裂，而且局限於“街坊”工作，欠远大目光，终於也被淘汰。从这两位主席
的落选，也可看出“中间派”难为，市民需要的是旗帜鲜明的民意代表，这也反映
了香港表面上平静，内里的斗争还是相当尖锐的。
不过，由八百名选民小小圈子中选出来的十名议员，就全是原来临立会的议
员，而功能组别的三十席中，民主派取得五席，其中民主党有四席，包括教协的张
文光、社工的罗致光等，法律界则由吴霭仪当选。
结果，在第一届立法会里，民主党拥有十三席，是第一大党；不被新华社支
持的自由党虽然在直选中败北，但在功能组别中仍可取得九席，加选举委员会中一
席，共是十席，成为第二大党；亲共的民建党的港进联，只取得五席，几个候选人
大热倒灶，可见就是小圈子中，有的人也被唾弃。例如厂商会的永远名誉会长倪少
杰，一直以来都是立法局议员，也是反民主派的急先锋，在这次选举前脱离自由党
加入港进联，以为在新华社支持下可以稳坐宝座，但偏偏就落选了，可见新华社有
时是票房毒药。
对民主派的胜利，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气急败坏、语无伦次，“文汇报”二十
七日发表社评，不指名的大骂民主党“一党独大”、“一党揽权”，搞“寡头政治
”，看了也令人发笑。香港政制中的“行政主导”且不算，如果六十席中的十三席
就是“一党揽权”、“寡头政治”，那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又算什么？骂人骂到自
己头上，倒也少见，不知是水平太差，还是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叛徒趁机发难？
民主派在整个议会中占十九席，仍然是少数，将来要能够做些事情，需要能
团结更多的人，求同存异，以推动香港政治经济的发展，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
市民的热切期望。民主党的党鞭司徒华在六月六日民主党庆功会上表示不同意“大
胜”的说法，告诫党员不要骄傲，因为只得六十五分。他认为这场选战如同一九四
四年六月六月盟军的诺曼第登陆，仅仅是反攻的开始而已。
选举结束以後，民主派的民主党、前线等趁热打铁，要求公元二零零零年举
行全面直选。这就必须修改基本法，而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要三分之二议员通过，
并由北京批准，才可修改。这当然是非常艰难的路程，不过从中可以考验香港是否
真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而在选後，面对香港迫切的经济问题，在民主派发起下，七个政党联合开了
圆桌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向无能的特区政府施压，要它认真解决民生问题，代表普
罗大众的民主派和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党能坐在一起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取得共识，
是香港克服困难的开始。问题是行政主导的特区政府能否尊重民意，还是唯老共是
瞻，或只顾自己的面子和威信，毋视香港市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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