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安内而息外“？
——三人谈解构北京“放魏”心结
【编者按】魏京生因治病而被放逐来美後不久，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透
视》专题节目里，本刊主编胡平、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应邀与该节目主持人陈奎德一
起，从中共统治方式变迁、人质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魏京生面临的前景等角度，座
谈了此事所蕴涵的意义。以下是该座谈内容的概要。
“人质外交”走向模式化？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系狱十八年的魏京生，突然出狱，登机赴美
，入院治疗，飞抵纽约，频见记者，赢获颁奖，会晤总统……，这一系列令人眼花
缭乱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一阵媒体发热。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人群体，对此消息的反应大体上是一则以喜，一则
以忧。
所喜者自然是基於人道立场的考虑，对於魏京生本人而言，出国总比在狱中
继续受苦受病且得不到有效治疗好。此外，对於北京与国际压力的互动而言，中国
大陆的人权状况因应国际压力总算有所反应有所缓和，无论如何，也是一项正面发
展。
所忧者则是，经过北京仔细考量的流放魏京生一事，会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中
共人质外交的目的，甚至可能使人质外交走向模式化。
无疑，北京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
鉴於魏京生事件的象征意义和典型性，放魏将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
的压力，改善北京的国际形象，也算对柯林顿的要求有了回应，从而有助於北京从
国际社会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试图通过放人出国，磨损魏京生的道德形象，减弱其号召力，从而消除
魏京生在国内的影响和凝聚作用，巩固中共在国内的权力。
在“捉放魏”的背後
然而，为何这次是流放魏京生，而不是王丹或其他众多的良心犯？其中北京
显然是有其特殊考虑的。
刘青认为，此事应算是柯林顿与江泽民高峰会谈的一项不成文交易。对救援
魏京生，美国政府除了一般的道义责任外，还负有特殊的直接的道义责任。众所周
知，一九九四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之前，首先主
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仔细地征求了魏先生的意见。北京当局得知此事後，恼羞成
怒，加以申请主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因而在夏塔克见魏几天後，迅速重新秘
密拘押了魏京生。可以说，这次拘押是夏魏会谈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对此是知情
且有歉意的。因此，在与北京打交道的时候，美方屡屡提出释放魏京生的要求，这
次柯江会谈更是如此。
胡平则指出，这几年来，国际社会对魏京生的呼声很高，例如连年被推为诺
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让北京政权感到很头疼。据传江的一个幕僚曾进言说，若
长期让魏京生留在狱中，总有一天诺贝尔奖要被他拿到。为了防止这一“中共恶梦
”的实现，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放人。
陈奎德对江泽民的算盘有如下解读：不难理解，在邓死後，江泽民为建立自
己独立的施政形象，需要急於摆脱邓的包袱。实际上，一九九五年对魏京生判的十
四年刑期，除了对申请主办奥运失败对美国的报复外，另一方面也是江泽民向邓小
平示忠，是表态性的。重判魏是判给邓看的。因为邓对魏京生，如所共知，除了“
公仇”，亦有“私恨”。邓对他是多次放话点名的。但是在邓去世後，江泽民完全
已经没有必要替邓背这一“包袱”了。而且，从宗教史和政治史都可以看出，信仰
者为其信念所受的苦难之大小，是与其道德感召力和领导魅力成正比的。魏京生系
狱愈久，中共实际上为他积累的政治资源就越丰厚，他作为“民主殉难者”的形象
感召力就越大。因此，对江而言，摆脱这一对他来说是梦餍式的前景是合乎逻辑的
。
是否有後续效应？
人们当然不止是孤立地关注这一单个事件，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大陆整体的
人权状况。即是说，人们想了解的是，魏京生保外就医放逐来美一事的处理方式，
是一次偶然性事件还是人权政策(逐渐缓和)转向的先兆？是一次性交易还是具有判
例性的预後的意义？照目前的趋势和传闻，是否有形成某种固定模式的兆头？
刘青的判断是，魏京生的被放逐，基本上仍是一件个别性事件，它并不表明
中共人权政策的缓和，不可因此事而预估一个较为宽松时期的来临。
胡平亦认为它当然不是象法律上的“判例”一样具有严格的示范效果，北京
将来处理此类事情，仍然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得失甑别处理。然而既然有类似情况
，如果将来其他一些政治犯如王丹等人受到相似的处理，我们也绝不会奇怪的。
其实，紧接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後的大批逮捕关押异议份子的浪潮过
後不久，中共迫於国际舆论和经济制裁的压力，从九一年开始，已开始采纳佞臣何
新向中共高层上的政策奏折建议，竭力设法把异议份子流放出国，并以此作为换取
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条件。陈奎德指出，後来，以对王军涛等人的处理开
始，这种“保外就医”的方式就愈来愈频繁地演出。北京认为施行此类人质外交手
段，如前所述，既“安内”又“息外”，可以一石数鸟。他们设想的“锦绣前景”
是：在把异议份子流放出国後，所有国人中的反抗者和头脑复杂者都变成了“化外
之民”，因此，中国将成为一个清一色的顺民国度，“天下从此太平矣”！
但是，这一“锦囊妙计”的漏洞在於，献计者完全忘记了中共的极权制度正
是一只不断地下“金蛋”的母鸡。所生出的“金蛋”，就是“异议份子”或“民主
运动人士”。只要制度未变，无论取走多少“金蛋”，“金蛋”仍然会源源不绝地
再生产出来的。此所谓“不平则鸣”，基本人性是也。
当然，如前所述，北京急功近利，苟且偷安，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因而目前
北京仍认为流放异议份子是一箭数雕之举，既然如此，则某种类似性的後续动作自
然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为了顾及“面子”，北京可能会采取某些略有差异的措施
，或事前放人，或事後流放；或“保外就医”，或“居住监管”；……如此等等。
因此，虽然不能说这种流放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政策性惯例”，但其中依稀还是有
某种脉络可循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流放”：对付反抗运动的一个最後阶段
以“流放”为主的统治术，究竟意味着甚么，是统治者的自信还是虚弱？陈
奎德特别把流放作为专制政权对付反抗运动的一个阶段，放到其统治史中去考察。
一般来说，历史的考察告诉我们，现代专制政权或极权政府镇压反抗者的手
法，大体上呈现如下“四部曲”式的变迁顺序：公开杀戮——暗杀(或秘密处决)—
—关押——流放。
开初，在政权上升时期，独裁统治者依恃着较大量群众支持和意识形态的自
信，对反抗者的镇压手段是很残酷血腥公开的。(前苏联斯大林大量消灭富农时期，
中共的镇反肃反及文革开始时的杀人吃人时期等)
之後，统治渐显败象，社会的怀疑增长，先知先觉者起而揭露，镇压的方式
演变为严厉控制新思想和声音，采取暗杀或秘密处决以消音的手法。他们自感在道
义上已开始居於下风。(如苏联斯大林秘密处决军事将领、暗杀基洛夫和其他政敌，
中共秘密处决思想者遇罗克、王申酉等人，中国当局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威权统治
时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
再後，鉴於杀人恐激起更大反抗并迫於国际压力，统治者退而以逮捕和监禁
反抗者为主要镇压手段。(如前苏联五、六十年代“古拉格群岛”极盛期，中共在“
六四”後和九一年之前的大搜捕和监禁，台湾对付自由中国运动的六十年代“绿岛
”囚禁时代等)
最後，则是道义力量彻底丧失，统治力愈益衰落，完全呈现守势，不得已而
采取“流放”为对付反对派的主要手段。(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前苏联流放“异议份
子”的大风潮：譬如流放萨哈洛夫去边陲、驱赶索尔仁尼琴出国门；以及台湾对异
议份子或台独人士如彭明敏、许信良等被流放异国；最大规模的，则是当前中共对
众多异议份子的流放了)。
胡平也认为，考诸“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流放”是作为共产政权对付
反抗运动的最後一个阶段而出现在历史上的。而且它常常标志着极权政府在民间失
去了舆论上的优势，在国内外失去任何道义力量时采取的防守性措施。它反映了统
治者意识形态的全面崩溃，标志着其统治手法从攻势转向守势。事实上，前苏联实
行流放政策就是其政权道义衰落的反映和最後崩溃的先声。至於说到流放的效果，
胡平指出，鉴於被流放者的个人素质不同，以及各国政治生态的差异，被流放者最
後的政治命运是各各不同的。有的人後来成了本土政治反对运动的领导者，有的人
则成为故国精神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另外，也有一些原先名气很大的异议人士被放
逐後渐渐沉寂了下去，回到本土後也不见有什麽大的作为，等等，很难一概而论。
总之，流亡生活是一种新的挑战，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刘青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流放虽然能得逞於一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为被流放的祗是极少数，大量的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士仍将留在国内，是不可能放
逐乾净的。再说，正如前面指出的，由於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具有一种产生异议人
士的机制，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绝对不可能使偌大一个中国彻底
鸦雀无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为保障每个公民思想、言论和归国权利的宪
政体制，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人质外交”：中共当局的面孔
当年苏共流放和驱赶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时，陈奎德记得自己心中就曾暗
自联想，何时中共也“进化”到这一步呢？并暗自推算这一过程大体需要多少年。
二十年後，中共终於大规模地重蹈覆辙，步了苏共的後尘。虽然这比他当年推算的
来得晚了一点，但仍然证实了极权国家统治手法大体相似的“四部曲”。
大概是吸取了先辈的经验教训吧，中共玩“捉放”不同政见者游戏的技巧似
乎比当年的苏共更纯熟了，并且因为他们比当年苏共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大诱饵
，因此在西方大国软弱的人权呼吁面前，似乎更显得予取予夺，莫我予毒。
但是，北京自以为得计的“人质外交”行径，究其实质，无非是以本国公民
做人质去勒索国际社会，通过放逐本国公民出国而从西方国家索取自己政权的政治
经济利益，并消除国内政局隐患。
这种行为倘偶一为之，也许可视为对国际社会外部压力的正面回应，尚不会
导致人们深思其实质。但是若多次重复故伎，恐怕就大谬不然了。因为人质作为筹
码，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再生产。这就意味着不断逮捕异议人士，以储
存作为筹码。即通过：捉——勒索——放——再捉——再勒索——再放…….这种“
人质的循环再生产”来获取政经利益。
有论者业已指出，虽然曾经有过一国政权以他国公民为人质，向外国政府进
行勒索的先例，但以本国公民为人质向他国勒索，则显然无人敢与北京比“美”了
。因此，说它已开创了(无耻的)世界历史记录，恐怕是并不为过的。
而上述的“人质的循环再生产”的“生产线”一旦形成，则该政权(在国际社
会印象中的)无耻恐怕是双倍的无於伦比和史无前例的。
事实上，北京正是这样做的。
目前，从北京的政策动向看，他们也许对自己造成的国际印象之恶劣尚未充
分估计到吧，我们权且作这种与人为善的假设。
以平常心看待魏京生
魏京生飞抵纽约了。除了鲜花与掌声，等待他的是什么？
从极权社会的十八年黑狱，骤然降临到西方的自由天地，空间相距几万里，
时间相差几十年，这种时空转换的冲击，没有健全强韧的神经是绝难承受的。一系
列陌生的问题、事物与人物，纷至沓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没有清明的理智，
恐怕就难免会慷慨激昂，放言高论，离题万里。特别是，作为中国的“民主殉难者
”，魏京生成为公众舆论的聚焦点，因而生活在显微镜、放大镜和扬声器的包围圈
中，一言一行，动辄得咎。因此，三位座谈者都认为，就象长途旅行者都需要一段
“时差调整期”一样，魏京生先生也最好有一段“时空差调整期”，一方面养病休
息，一方面多观察，多倾听，多思索，少发言，特别对敏感复杂的问题，不必急於
结论。事实上，刘青与胡平去底特律迎接魏京生时，就已经以老朋友的身分对魏京
生作了以上建议，从魏京生抵纽约後的言谈举止看，该建议的正面效果是明显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魏京生应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的“君子”，放
弃自己的基本责任。有些道义所在之事，只要认定了，“虽千万人吾往矣”，坦坦
荡荡，义无反顾。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当剔除某种“全能性”的期待，摆脱“完美主义”的
陷井。人就是人。以一颗平常心看待魏京生，也许是化解一些不必要误解的简单办
法。倘能如此，则魏京生幸甚，民运幸甚。
人们知道，近年来，争取中国民主的海外的反对运动和人物，遭受过很多挫
折，也受到过众多责难。三位讲者认为这里需区分我们面临的两种不同的困境。
其中，有一类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境遇，非人力所能控制，不是个人素质的
过错，属於基本人性，普遍皆然。即使伟岸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其组织
内部的问题和纠纷也如一团乱麻，盘根错节。只是革命的胜利，才抹掉了其中之大
部。此类情势，想来魏京生先生亦难化解。对此，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想来不会苛
求，也不应苛求的。
另有一类，则是取决於主要中坚人物的个人素质的。贤劣智愚，人各人殊，
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这就是主事者不容推诿的责任了。
魏京生面对的新课题
当然，座谈者也指出，确有一些真正重要和实际的问题需要魏京生认真考虑
。
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如何在动辄得咎的新环境中扬长避短，选择自
己的最佳道路？怎样使北京(对他在海外的)预期破产，这对魏京生的政治智慧和精
神境界无疑是新的考验。
大家并深入讨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诸如：
如何使海外的人权民主活动与中国大陆民众的实际利益接上轨？
如何善用国际支援推动中国的演变？
如何把自己的理念持续不断的传播到国内民众中？
如何争取众多海外人士返回母国的基本人权？
如何面对他人特别是过去的朋友的尖锐批评？
由於篇幅限制，这里只想谈谈座谈者对魏京生所受到的来自朋友的批评的看
法。
刘青指出，批评须实事求是，不要无中生有。他认为魏京生是能够有风度地
看待对自己的各类批评的。有些复杂的历史恩怨，不必深究，专注於你目前要做的
事，假以时日，误解自会烟消云散的。
胡平的看法是，在自由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遭受批评，任何群体都免不了
内部的争斗，这是正常现象。但正常的不等於都是正当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建设
起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鼓励理性的争论和批评，反对意气用事，反对个人攻击。
陈奎德认为当前的紧迫需要，是确立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即竞争的规
范。从而使大家能各展长才，出现一种生气勃勃的局面。
三位座谈者说，这些都是众所关注於魏的，希望魏京生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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