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记“一国两制与中国前途研讨会”
本刊记者
与整一年前召开“中国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时所不同的是，纽约的晴日暖
冬代替了当年的雪地冰封。在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
、江泽民访美和魏京生获得自由来到海外这些重大事件构筑成的新背景之下，由《
北京之春》杂志社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联合主办的“一国两制与中国前途研讨会”
，於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十一日两天假法拉盛来来喜来登大饭店召开。来自台湾
、香港、大陆与欧洲、澳洲和美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学者、专家、民运人士和关心中
国前景的中外同胞，就“一国两制”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大课题展开了相当热
烈的讨论和争辩。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会议所展示的论题
，引发的争鸣，可以使得人们获得更为深刻的思考和理解。两天会议的议程均围绕
“一国两制”展开，包括“一国两制的背景与政治经济功能”、“从香港半年来的
发展看一国两制”、“台海局势与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一国两制与大陆政经
发展”、“一国两制与中国民主”、“一国两制与中国经济圈”六个议题。在会议
结束之後，海外多个主要民运组织的代表与个人还认真协商了在魏京生来到海外为
民运提供的新的契机之下的团结整合问题，并就建立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事项达成了
某种共识。
“一国两制”的理论背景与现实功能
研讨“一国两制”意义何在?说到这一点，有必要提及会议前一天一位著名作
家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的意见。他认为现在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意义不大，理由
之一是，“一国两制”并非当前中国的紧迫课题。在中国，有许多问题的意义远远
超过“一国两制”。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工
人和农民的抗争运动等等，全民性的乱局远比一九八九年严重得多，社会现实层面
的问题更需要我们去大力关注；第二，“一国两制”本身也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和
思想的内涵，不过只是中共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没有必要围绕共产党的一个政策
口号去转圈。
会议主办者是另外一个思路：在中国，“一国两制”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层
面斗争的一个焦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斗争由
於香港回归的现实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究竟是香港资本主义对大陆的“侵蚀”
，还是大陆社会主义对香港的“改造”，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国两
制”直接涉及到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至关重大。可以说，“一国两制”、“
一国多制”与“一国一制”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北京之春》主编社胡平在
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召开这个研讨会并不是赞成中共的“一国两制”的口号，
而是探究“一国两制”观念的理论起源、它的实际适用范围以及对中国现实和未来
的政治经济发展之影响。
在探讨“一国两制”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的时候，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教授
指出这个设想最初起始於一九七八年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国共第三次
合作”的构思。美国西东大学亚洲系教授杨力宇在发言中详细回顾了一九八三年五
月邓小平在会见他的时候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全新的“邓六点”的过程。这是比较
公认的“一国两制”新思想的最早来源。不过，第一次使用“一国两制”这四个字
的，杨力宇教授说还是他本人。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在给会议的书面发
言“致杨尚昆：论一国两制”中则指出，“一国两制”的发明权不属於邓小平，而
属於五十年代的周恩来总理。金尧如还希望杨尚昆带话给中共现领导人，就此作出
更正。也有与会者对记者表示，说起理论发明权，也许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毛泽
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对西藏就是实行的“一国两制”；比如蒋介石在三十
年代对中共“红色区域”的容忍，包括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承认，是更早的“一国
两制”。
在苏绍智先生分析了“一国两制”在“解释上的片面性”，“否认多体制国
家模式”和“局限於经济体制范围内”的三个局限性之後，杨力宇教授尖锐地指出
，对於中共来说，“两制”是手段，“一国”才是目的，“一国两制”实际上是行
不通的，只有有利於中国长久发展的民主自由的体制，才是全体中国人民可以接受
的方案。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发言中告诫大家不要跟着中共的调子跳舞。他
提出了自己的“马十制”，即在中国可以实行至少十种不同的体制，包括恢复以上
海为中心的“买办经济机制”(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必出国就可以在上海的外国租
界申请政治庇护)，华南地区的“金融保护体制”等等。会议主持者，《北京之春》
杂志社社长于大海在表示赞成司马璐先生关於中国多元化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中
国十二亿制”——即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权利。
香港的现状能否支持“一国两制”的普适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否认香港的回归是中共“一国两制”理论的第一个有
效实践。不过，在谈论香港半年来的发展时，学者们对“大陆香港化”或是“香港
大陆化”的未来大多抱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
胡平在会议一开始就指出，香港回归後，“马照跑，舞照跳”，所谓“一国
两制”的说法似乎可行，但是香港民主党派被打压到政治边缘，“五十年不变”的
说法实在存疑。北京宣称“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北京的“河水”早已侵犯了“
井水”。香港至今仍保留有限的民主空间是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为台湾留下一
个范本。不过如果台湾落入“一国两制”的“圈套”中，香港的自由空间将更形狭
小。多年居住香港的著名政论家林保华先生就北京坚持“连续汇率”等问题从经济
角度分析香港的变动，指出北京当局对香港经济的过度干涉使得香港的“一制”已
经不同以往，“一国两制”均已变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者罗运承在论文中提出
，北京政府是以间接控制的方式对待香港，间接统治需要政治中间人，北京政府在
临时立法会培植亲中派，进而达到控制香港政权的目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
任陈奎德将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形容是一声“比慢”的竞赛，认为一国两制有两方
面的影响，香港把大陆拉向世界主流圈以及大陆将把香港“大陆化”，将是一场时
间的拉锯战。中国战略研究所王军涛分析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发展的前途，认为从长
远来看，中国还是要一国一制。目前中国政府依赖香港模式，需要香港作为其经济
的发动机，不会对香港现有情势做出太大改变，但是一些直接批评中央政策的香港
传媒和以往营救“六四”民运人士的香港民主团体和香港民主运动都会受到负面的
影响。
“一国两制”可否解决台湾问题
尽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出发点的，但是许多与会者
对用这个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效果表示疑虑。《世界日报》副董事长、著名
报界前辈马克任先生着重从经贸角度分析时指出，“一国两制”不过是北京作为对
台湾政治的一个号召口号，而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才是当务之急。从现在的亚太
金融风暴看，一旦人民币贬值，除拖垮香港经济外，更有可能引起中国大陆的经济
恐慌，造成政治动乱。他认为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前提
下，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不失是一个上策。来自台湾的会议贵宾，台湾政治大学中山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赵建民在题为“变迁中求发展：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两岸三
地”的发言中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两岸的完全不同的制度是可能的，但是最
终还是“一国一制”。从香港回归之後的情况来看，一国两制统一後的两种制度运
作的模式，无法处理此前的种种问题。他指出，现在两岸的现状是“交流越多，心
态越远”。经过观察，他认为北京似乎还没有英国殖民者那样开阔的心胸，在两岸
关系的制度性管道上无法取得有效沟通，“诚信”问题仍然是两岸之间的最大障碍
。
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先驱战士，现在居住在波士顿的王希哲在大会发言中提
出，可以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虽然藏族同胞有独立的权利，但是
从国家长期利益考虑，藏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不利，而让西藏实行高度自治为佳。王
希哲坚决反对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认为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两岸的和平民主
竞争十分有利，而“一国两制”是中共要中华民国投降的手段。所谓“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否认了事实上在海峡两岸存在的两个政府，对接
受中华民国的台湾两千多万人民是不公平的。王希哲还强调，中共实际将对台湾实
行一国两制的希望寄托在民进党身上，因为民进党要去掉中华民国国号，为此他呼
吁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士不要只求自保，而要有入主中国的雄心。前全美学自
联主席、克莱蒙研究所研究员林长盛也在会上从大陆军事力量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
共对台湾政策在邓小平逝世後的矛盾现象。指出中共对台工作的领导机构在政策上
最灵活，军方比较僵化和强硬，外交系统则处於一种中间状态，他认为未来大陆将
由外交系统主导对台政策，两岸的经济发展越密切、大陆军力增长越慢，对台政策
就越灵活，反之则强硬。来自德国的历史学者、中国民阵副主席齐墨就“联邦制”
或“邦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历史上看，联邦制或者邦联都是从原先分
裂状态达到统一状态的过程或方式，而不是从统一到分裂。自称是“老台独分子”
的台湾民进党顾问洪哲胜提出的“台湾自古以来就不属於中国”等言论，引起了与
会人士的激烈争辩。
一国两制对中国大陆民运的影响
从一国两制主题出发，将两岸民间民主运动的发展作一比较，是部分与会者
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们指出，大陆民运人士应当重视研究和吸取台湾民进党人的经
验。自由撰稿人、“重评文化大革命丛书”编辑部主编刘国凯在“关於台湾民进党
的崛起与大陆民运的受挫之思索”的论文中分析了台湾民进党成功的内部及外部因
素：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权给党外势力留下了使之产生和结集的较大的活动空间，包
括地方选举和允许非党报刊的存在，以及後来蒋经国的开明政治；另一方面是民进
党充分利用了省籍情结，巧妙地把国民党推向台湾民众的对立面和勇於长期抗争。
他认为大陆社会的民主力量应当认真对待民进党的经验，与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结合
起来，依靠人民大众，坚持长期抗争，促进社会变革。
来自匈牙利的自由撰稿人高寒在发言中将台湾中华民国的命运与中国大陆民主
运动的前途看作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他批评台湾的主流意识没有将大陆的民
主运动视为自己的战略盟友，将偏安一偶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他恳切希望台湾当
局不要把资源用在得不偿失的“务实外交”上，而应找到合适的著力点，全力支援
大陆民主运动，掌握遏制中共的这一张“王牌”。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也在
讨论会中提出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政策其实是自保的退却的政策，在民主、民权占据
国际形势转变的主流，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台湾当局应该主动与中共谈判，要求
中共开放党禁，允许媒体进入大陆，开放言论自由，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国
民主基金会负责人沈彤在会上从一国两制与中国近代史的轮回角度指出，未来无论
是两制或是多制，都是生命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中国学社研究员金春峰则提出要
大力建设新的、统一的“文化中国”。政论家艾端午、孟玄、陈破空分别就大陆的
政治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圈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理论研讨会之後紧接着进行的由张林、鲍戈、吴学灿主持的“中国民主运
动联席会议”上，民联主席吴方城、民阵主席杜智富、民联阵—自民党监事会主席
汪泯、民联阵—自民党副主席郑源、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北京之春》杂
志社经理薛伟、中国民权党代表姚勇战、中国学社郑义和王希哲等相继发言，表达
了团结合作，全力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愿望和决心。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诗人黄
翔满怀激情在会议上朗诵自己写於文化革命期间的诗作《火炬之歌》引发的巨大震
撼力，在人们心中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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