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名烟产地。在中国的烟民、烟贩和烟商的眼里，来自云南的“红塔山
”牌香烟之名声绝对不亚於历史更加悠久的“中华”、“熊猫”、“牡丹”、“红
双喜”等等名烟。生产“红塔山”的就是云南玉溪卷烟厂。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这
个烟厂从一个百人小厂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五大的现代化烟草王国。玉溪卷烟
厂的厂长，同时担任“云南红塔山集团”董事长的诸某某，也从一个前游击队员和
农场场长变成闻名中国的烟草大王。就是这个中国烟王，後来又成了贪污私分一百
七十万美元，索贿受贿三千六百多万人民币和一百万港元的经济罪犯。一九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企图在云南河口越境的诸某某被边防检查站截获，一九九七年七
月被云南省检察机关批准正式逮捕，於是，他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很庞大的腐败队伍
中又增加了一位面目生动、影响广泛的成员。

“红塔山”的崛起

  烟草工业历来是云南省经济的主要支柱。诸某某在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七年中
，为这个省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厂建於五十年代，前二十多年默默无闻。
而从诸任厂长的一九七八年到其东窗事发的一九九六年，这个厂的固定资产从几千
万增加到七十亿元人民币。每年上交利税将近二百亿元人民币。在中国一百八十多
个卷烟企业中，玉溪厂在税利、出口创汇和技术装备水平等七个项目中一直名列前
茅。据知情者说，诸某某确实劳苦功高。为了保证卷烟质量，他经常到农村烟草产
地查看，卷起裤腿赤足下地则是他的一贯作风。诸某某与全厂五千多名工人、技术
人员十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红塔山”终於名扬四海，成了广大烟民、烟商追逐
的对象，甚至一些东渡西访，出国长居短住的中国人，也不忘记带上几条“红塔山
”随行。现在，单单“红塔山”这个“拳头”产品的品牌价值，据估计就高达三百
三十多亿元人民币。诸某某也成了历年来云南省和全国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黄金的诱惑

  尽管云南省近年来每年给诸某某几万元奖金，一九九五年还增加到二十万元，但
是，与诸某某的巨大贡献相比，这些钱显得实在“微不足道”。他开始利用自己手
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开辟新的财源。一九九五年，一封匿名的检举信寄到中共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河南省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的某人
与洛阳水泥厂某人勾结，送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诸某某金龟一个、金佛一尊、金
表一块、金条数根，外加美元。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诸某某的回报是，分
五次给贿赂者批供卷烟八千一百六十七件，使得贿赂者获利八百十八万元人民币。

  调查开始了。案件涉及云南广东、海南、河南等地的烟贩、公安警察，还有诸某
某的妻子、女儿、外甥。仅仅诸某某的妻子和亲属所接受的贿赂就达一百四十多万
人民币，八万美元、三万港币和大量物品。其女儿出面收受的贿赂达三千六百多万
人民币、一百万港币、三十万美元。在诸家床底下搜出的密码葙里装满了金条、金
表、金佛、金项链、金手链和玉器。赃物中还包括房产八处，价值四百多万人民币
。用诸某某的妻子的话来说，人们给她送了多少钱财，她已经“记不清了”。

巨额的账外资金

  当人们为上面所说的诸某某受贿的钱财数量之巨大而惊讶的时候，另外一样犯罪
事实将使人们更加觉得不可思议。玉溪卷烟厂这几年来在厂外甚至境外还有巨额的
账外资金，数目高达十一亿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多万美元。这个诸某某的“小金库
”，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该厂自行销售“浮动价格”香烟所得，所以不在工
厂正式的账内，其款项分别存放在广东、珠海、香港等地的下属公司或者其他烟草
公司的账户内。“小金库”的内情，只有厂长诸某某及工厂的总会计师等少数人知
道，要支取其中的款项，必须有诸某某的签署的授权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诸某某
决定从下属的华玉公司的账外资金中提取三百多万美元，私分给副厂长乔某、总会
计师罗某、华玉公司总经理盛某和副总经理刘某，诸某本人得到一百七十万美元，
其他人分别得到二十万至七十万美元不等。也不知道此时诸某某是否已经预感到了
什么，他称自己不缺钱用，指令总会计师把自己分得的美元转入诸的儿子在境外的
账户中。一九九五年七月，诸某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一个星期之内，一百七十万
美元便顺利地进入了诸某某儿子在新加坡的账户。出手大方的诸某某在案发之後还
一次就付给一个“中间人”十万美元，让他去“疏通关节”。

两种生产销售制度的结果

  为许多外国人百思不解的中国经济制度中的两种价格制度和销售制度，是当今中
国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拿诸某某一案来说，那个数额巨大的小金库的来源就是所
谓的“计划外”生产的“浮动烟价”。
  在中国，卷烟历来是政府专卖的商品。像“红塔山”这样的名烟分配权牢牢地控
制在各级政府的权势者手里，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种权力变成金钱财富，一个工厂的
厂长以往对特殊产品的支配权还十分有限。不过政府部门要工厂增加名烟的产量，
但是又不愿意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做法：在国家计划之外，工厂可以再生产一批香烟，用来与其他地区和部门交换水
泥、钢材、烟草基地所需要的化肥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卷烟需要的辅助材料。事实
上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香烟并没有完全用於串换生产资料，而是将相当部分流
进市场，主要是烟海地区的各级烟草公司。相对於市场价格，卷烟的出厂价格是比
较低的，到市场上转手的利润极其丰厚，尤其像红塔山这样的名牌香烟，对许多经
营者来说更是一个“财神菩萨”。当然，要拿到玉溪卷烟厂低出厂价格的红塔山不
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要在按照调拨价格付款之外，再将一笔所谓的“浮动款项”付
入烟厂指定的账号上去。後面的这一笔钱不给发票。愿者上钩的络绎不绝，因为利
润实在太大：一条红塔山转手之间可以有五十元人民币的赚头，一件就可以获利上
千元。谁能够拿到红塔山，全凭厂长的一个电话，一张批条。诸某某手中“小金库
”的十一亿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万美元就是这样逐步积累起来的。

“五九效应”的思索

  虽然只有诸某某才有权支取“小金库”的钱，但是即便如此，玉溪厂小金库在理
论上还不是诸某某的私产，拥有这样的小金库，在中国企业事业单位比比皆是，是
一种几乎公开的秘密，上级主管部门对此一般是睁一眼闭一眼，算不上是什么违法
犯罪行为，只是到了诸某某动手私分这一笔款项的时候，事情的性质才发生了实质
性的变化。哪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诸某某走上这个犯罪道路的呢。原因肯定很
多，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种所谓“五九效应”。其意思是说那些当权
者在五十九岁左右，也就是面临退休的时刻(一般是男性在六十岁退休)，他们同时
面临着手中的权力也即将失去的时刻。这个时候，许多平时表现还算清廉的干部，
也纷纷为自己的晚年铺垫後路，利用即将“过期作废”的权力，贪污受贿，侵吞公
款。更不用说那些一向贪污成性的腐败者了。一九二八年出生的诸某某也属於这样
一种类型，以往他并没有经济上问题之前科，他的犯罪活动主要发生在一九九五年
之後，此时他离开退休时刻不足两年，而且他也已经知道上级要派新的总裁来接替
他的位置了，庞大的小金库的签字提款权就要交出。用诸某某自己的话来说，“苦
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出签字权，得为自己的将来着想，不能自苦。”所以他决
定私分三百多万“这一辈子都吃不完的”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又得从中国
经济和社会保障的体制上去寻找一些腐败现象出现的根源了。
  也有一些诸某某的辩护者们认为，如果像诸这样的企业家在西方国家的公司中担
任总裁、副总裁或者总经理等高级主管职位，其薪水加红利又何止百万美元!问题在
於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不完备和合理的分配
体制，使得企业的有功之臣没有得到因有的报酬，反而变成了罪犯。这是从另外一
个视角作出的评论。总之，从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上寻找诸某某一类犯
罪模式发生的原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普遍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官方刊物《了望》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在中国，贪污腐败成了一个常见
病、多发病，而现在的中国正处於这个常见病的“高发阶段”。可惜《了望》杂志
没有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正是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社会制度造就了这种常见病
高发的病源，处於特权地位的广大共产党干部就是这个制度一步一步培育出来的病
人，不管他们原先的机体是否健康。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下，工厂企业没有完善、严
格的财务、审计制度，政府缺乏严格规范的税收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惩治条例，社会
上没有媒体独立的舆论监督，经济上缺少自由竞争的公平市场规则。所以，劳苦大
众希望今天的当权者们从“中国烟王”的堕落案中能够引出一些有益的教训，从根
本上铲除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