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小平之死并未带来我们予期多年的变化，很多人为此而叹息而焦急时，
当另一些人为不变的现状感到满足、为之辩护甚至喝彩不止时，一片片变化的信息
却从大洋彼岸漂流过来。

      朱熔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当然是国内形势良性演变的一个重要迹象，却并
不是变化的第一个信号。大约是一年以前吧，人民日报“六四”後被放逐的一批中
层干部（一九八九年新闻界最踊跃投入民主运动的一批担任部主任和副主任的青年
干部）被悄悄地从外地、外单位召回，不加声张地官复原职。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鹏带上他的心腹罗干忽然来到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到了“焦点访谈”组，对於
这个因大胆揭露、经常到第一线同黑暗势力搏斗而最受人民欢迎、但绝不是李鹏及
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喜爱的节目表示支持。在此期间，一些长期受监控的知识分
子感到时时追随其後的暗影有所淡化。还在更早时候，江泽民的左右已在考虑到一
定时候以何种方式允许流亡海外人士归国的问题……

      今年以来，这一类迹象接踵而来，并且公开化了。有人说，这不过是为了应
对柯林顿访华，争取加入世界关贸协定或阻止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谴责中国的
人权问题。但是经过认真审视，又似乎不是为了表演，或某种权宜之计。

      把这种动向同前所未有的各种危机、全社会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政治冬眠中
苏醒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舆论近来的加速激进化联系起来观察，便能够看到：历史
上几次出现过的一个企图为中国找寻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出路的尝试，似乎已经开始
。

      我们无妨回忆一下一九五六——五七年一度出现过的温暖、轻松和活跃。倘
有党内外足够的压力，便可能成为对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意义重大的一个转折，一
大突破，可惜反右派运动造成一个大逆转。九年以後毛泽东冒险发动文化大革命，
动机之一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解决的官僚主义问
题（只有他敢说，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已在中国出现），其实那就是中国本来
曾经有机会在十年前那场试验中解决的问题。他失败了。但文革造成的破坏和文革
中出现的中国人大觉醒，从两方面迫使邓小平发动改革，於是中国又一次面临一个
重大转机。然而又是一个十年，中国人民却不得不起来修正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了
。结果是又一次失败。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为避免另一次动乱而实行以金钱购买稳定
，收到了一点成效，却由於事实上停止改革（岂止是未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
停滞或倒退了），由於官僚阶级张开了比一九八九年前大出很多倍的血口，中国便
陷入了比一九八九年当时严重多倍的危机。去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
，我在伦敦ＢＢＣ电台的一次讨论会中不同意两位参加者关於邓後中国形势大好的
观点，只说了半句话：“但是邓小平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便被趾高气扬的主持
人打断：“啊？刘宾雁说什么烂摊子，国内外很多人都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好嘛，×
××，你说！”就这样，在那个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电台上，我竟被剥夺了发言权
。哈佛经济学博士和世界驰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也是我的朋友×××先生对中
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是：经济将继续在稳定中增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缩小（
中共官方报纸的报道都与此相反），只是东西部经济差距还在扩大……这位经济学
家看不到本行以外的诸多问题或许情有可原，令人难解的是，他怎么连国有企业大
部已变成空壳还在严重亏损，失业工人已逾千万人还在急剧增多以及已有几年历史
的经济停滞等等都视而不见呢！

      看来，还就是ＢＢＣ电台那位（未必是自觉的或被赋予任务的）中共的辨护
人、讨论的主持者制止我谈论的“邓小平留下的烂摊子”，迫使中共现在不能不来
对邓小平路线加以修正了。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法交代了。一九九二年以来“
一俊遮百丑”，国库的银子在流向官僚阶级的同时，老百姓也沾了一点光。其实天
下太平了也无非是二、三年，从一九九四年起就很不平静了。共产党的干部也是人
，由於身在其位，不能象知识界的某些精英那样消遥，那样潇洒，因而危机感越来
越重。至於那些离退休的，不需要“以天下为已任”，时常领不到生活费就足够刺
激，难以安分了。江泽民一伙，实在是没法交代，而中国老百姓又实在忍无可忍了
。其实，中国的事搞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多危机同时发生於同一时刻而当政者又
一筹莫展，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前所未有过。几十年的账不能都算到这一届领导人
头上；然而你若是坚持错误路线不改，那就另当别论了。於是，邓小平之死就象斯
大林和毛泽东之死一样，提供了一个契机，而中国每十年政治风水一轮回的规律也
就又灵验起来。至於这个势头能继续多久，那就要看当政者的决心、诚意和胆识了
，而这又要看中国社会、即广大人民群众能施加多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