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人大除了意料之中的高层人事变动外，引人注目的便是经济问题。有关
经济问题占了大会议题的一半多。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不需要高喊“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大会上下都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鉴於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
构与东南亚各国存在相似的问题和缺陷，亚洲金融风暴向中国推进的可能性远远没
有排除；同时，国企亏损，工人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过重，外资减退，出口减少
，生产减速，经济淡静……等等话题，应有尽有。
      新组成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号称“经济内阁”，由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唯一懂
经济的人”的朱熔基掌舵，长期抓外经贸工作的李岚清和在上海滩摔打出来的吴邦
国为其左右，各部部长也大都摆出“经济技术官僚”的阵势，大有内行代替外行的
趋势。
      尽管大会开得“热烈、隆重”，在严密的戒备下，仍然有几起因下岗、失业
而濒临绝境的工人或其他人士到会堂外请愿、喊冤；会议期间，表征经济指标晴雨
表的沪深股市大体上依然故我地节节下滑。

 人民币的贬值与升值

      在这次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和大会发言人信誓旦旦的声称：保持人民币不贬
值，是保持应有的大国道德。人们不禁疑问，以“厚脸皮”著称而从来不怕国际舆
论的北京当局，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慷慨大方和严於律己地遵守起“国际主义”来了
？其实，行内人士无人不知，那句“大国道德”的大话不过是顺水推舟，顺手牵羊
，是北京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震撼下采取不得已手段的自圆其说。
      亚洲刮起金融风暴之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
至少贬值50%以上，台湾的新台币也贬了两成。在强大的贬值压力之下，香港特区政
府死守联系汇率制度，虽然表面上保住了港币的币值，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股市
狂跌，楼市惨淡，出口业、零售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遭受空前打击。於是，人们
的目光开始普遍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人民币不管升值或贬值，不仅对中国经济
，而且对整个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果继东亚各国之後，人民币也相应贬值，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实
际上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其好处是，至少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大陆在区内的出口竞争
优势，保持外资流入的良好势头，从而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和较好的就业状
况。目前黑市上所反映出来的人民币贬值，其实恰恰就是市场经济的合理反馈。
      然而，看起来，中国政府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币的贬值。他们的顾虑是：第一
，人民币一旦贬值，必然连累港币也贬值，港币一贬值，香港的稳定就难以保证；
港币贬值，也使大陆国营企业通过在香港发行上市的红筹股进行集资的计划成为画
饼。第二，鉴於下岗和失业工人与日剧增，国内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生活在贫困线
上的人数越来越多，一旦人民币贬值，这部分老百姓的日子将更加难过，很容易引
发社会动荡。第三，人民币贬值，将加大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顺差，尤其是中美贸易
间的顺差，使本来已经矛盾丛生的中美贸易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更趋紧张
。第四，中国政府也担心，人民币贬值，会进一步导致与亚洲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
突。一九九四年的人民币人为贬值，已经令周边国家和地区非议，甚至有人将这次
亚洲金融危机与九四年的中国人民币贬值联系起来，部分地指责中共是亚洲金融风
暴的罪魁祸首。
      维持人民币不贬值，是中国政府当前的政策和一再宣示，如此，就意味着人
民币的相对升值，不管是为了尽“国际义务”还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稳定”，中国
经济实际上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一方面是外贸出口和外资引进的下滑，另一方面是
国内经济增长的减缓，因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外贸出口和外
资投入，一九九七年，外贸出口占了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在8.8%的经济增长
率中，外贸出口占了一半；在三千二百亿美元的外贸总额中，外资企业的贡献占47
%。而在同样支撑着中国经济半壁河山的外资中，有70%的外资来源於香港、韩国和
东南亚国家，这种外资结构中的倾斜性隐患，更是不言而喻。
      随着经济增长减缓的，将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副效果：市场需求不足，生产
能力过剩，资源浪费，失业率大幅攀升，等等。所以，无论人民币贬还是升，都各
有利弊，但比较之下，为中国老百姓着想，人民币贬值，还是比不贬值要好，更比
升值好。

朱熔基的“当选”和他面临的经济难题

      九届人大按照预定方案，“选举”朱熔基为新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虽然所有领导职务的所谓选举，都是事先内部安排的结果，但大会代表们的
选票仍然反映了一些人心所向。在国家领导人一级的投票中，朱熔基所得到的选票
最高，甚至超过江泽民，李鹏虽然被内定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他得到的选票是
最低的，共有两百多选票反对李鹏担任这一职务。中外媒体普遍对朱熔基的当选予
以积极和肯定的评价，这多少反映了民间对朱熔基坚持改革和实干作风的赞许。在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处於十分关键的时刻，中共由朱熔基担当大任，算得上略慰人心
。
      然而，摆在年届七旬的新总理朱熔基面前的，是一大堆经济难题，尤其是当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公布了他的施政纲领之下。在这个施政纲领中，朱熔基慨然
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并大胆宣布了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数字，
如：要保证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通货膨胀率低於3%，三年内使国营企业扭亏为
盈，三年内完成金融体制彻底改革，等等。
      敢於提出极短时间内的具体数字来保证自己的施政效能，在中国共产党内，
朱熔基堪称第一人。这无异於要让广大老百姓、甚至全世界来监督他的工作和政绩
。至少在三年後，他就必须对公众做出交代。所以，有人为他叫好的同时，也为他
捏了一把汗。毕竟，时下的一大堆经济难题，实际上非同小可。
      首先是机构改革，这个在赵紫阳和李鹏任内都是老大难的老话题，实行起来
殊非易事。尤其是李鹏当总理时，一边口口声声喊着精简机构，一边却导致机构急
剧膨胀，人员编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来愈大，各项政府支出漫无边际。机构改
革等於放空炮。而今，朱熔基要将国务院原有的四十个部门减少为二十九个，人员
裁减近一半，一开始就受到各部门官僚们的强烈反对，说客盈门，牢骚之声不绝。
原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因为个人同意裁掉电工部，就引起部下强烈不满，纷纷
对他进行指责。对“国家体委”的整改也遭遇强烈反弹，到实施时不得不以部级的
“体育总局”收场。使结构改革方案一开始就“走样”。可见，单单要通过机构改
革这一关，就决非举手之劳而可得。
      除了机构改革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外，国营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大批工人失
业下岗问题，宏观经济连年疲软问题，以及如何防止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如何稳
定人民币汇率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而艰巨。一丝半点的输失，都可能导致功亏一
匮。甚至得不偿失。
      另外，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江泽民，把持人大的李鹏，以及党内其
他保守派人士，又都随时可能从政治上对朱熔基予以牵制，使他不得大伸其志，大
展其才。至少不会让他独领风骚。一旦经济上出现什么问题，保守派们必幸灾乐祸
，而完全嫁祸於朱熔基头上。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朱熔基雄心勃勃的所谓经济“新
政”，就难免不随其主人的命运，呈凶多吉少，或半途而废。

农村乡镇企业面临困境和农民负担继续加剧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陆农民不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尝到甜
头，一度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也使农民连续好几年扬眉吐气。在全国乡镇企业的
发展中，曾创造出令人称道的浙江“温州模式”、江苏“苏南模式”、广东“珠江
三角洲模式”、四川“广汉模式”，等等。
      而今，连续几年的“宏观紧缩”和当下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金融政
策，不仅使中国国营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和市场萎缩的困难，而且也
使分布在广大农村的乡镇企业陷入困境。同样是资金紧缺，同样是市场冷淡，使全
国农村乡镇企业普遍出现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人员富余等一系列危机。在拥有职
工人数达一亿三千五百万的全国二千三百万家乡镇企业中，产品积压的企业目前已
经高达95%。
      原先主要依靠“三来一补”或原材料初级加工而走红一时的中国乡镇企业，
素来存在技术落後和人才稀缺的内在问题，与三资企业和国营企业相比，具有竞争
力偏弱的先天不足。如今，整个宏观经济局面的不景气，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导
致乡镇企业出口竞争力严重削弱，使中国乡镇企业的状况雪上加霜。
      一个多月前，当局曾为此发出号召，要求乡镇企业推广实行联合和兼并，组
成大的企业集团，以增强、提高与三资企业的竞争力。其实，不管联合还是兼并，
都是有条件才可为之的事情，基本的条件就是彼此的优势，或者技术优势，或者人
才优势，或者市场优势，等等，然後彼此取长补短，创造联合或兼并後的规模效益
。然而，纵观大陆乡镇企业，绝大多数处於初级状态，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盲目
联合或者仓促兼并，将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硬把小舢板焊接成航空母舰
”，使企业资源分散，机体笨重，丧失原有的灵活性。弄巧成拙，得不偿失。
      乡镇企业的困境引发着大陆经济的其他问题，或者与这些问题相辅相成。比
如，乡镇企业的裁员问题，将使更多的农民流向城市，与城市工人的下岗失业成恶
性循环。作为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来源，作为容纳全国农村高达两亿多富余人口的
一个关键渠道，乡镇企业的困境也使广大农民的负担更趋沉重。使多年来对各项苛
捐杂税和乱摊乱派不堪负荷的农民们，势必更加叫苦连天。
      根据一九九七年的有关统计，大陆农民的纳税负担正加速增长，远远超过同
一时期的现金收入增长。截止一九九七年上半年，农民的纳税、集体提留款、和提
留摊派三项负担的增幅，已经是人均现金收入增幅的三倍。其中还没有包括其他摊
派费用。农民的实际收入因此大大缩水。另一种反常的现象是，愈是贫穷的地区，
愈是低收入的地区，农民的负担愈是沉重。一九九六年，在大陆东部、中部和西部
三地区，仅由国家正式向农民征收的人均税费负担，就分别是104.2元、141.21元7
2.64元人民币，占这些地区农民当年纯收入的比例，分别是3.94%，8.01%，和5.64
%，相对说来，中部农民负担最重，西部为次，东部排末。这些数据和比例，还没有
包括各地方“土政策”下自作主张而划定的地方税费和乱摊乱派。按照中共当局的
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其纯收入的5%，而广大农民，尤其是贫穷的中、西部地区
的农民负担，却大大超过这一指标。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差别，也进一步恶化
了地区差别。
      毫无疑问，日益加剧的农民负担，继续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突出的社会问题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