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正逢中共最老一任总理周恩来百年冥诞。官方放大音量推崇鼓吹周恩
来的“公仆精神”，海内外华人更瞩目的，却是国务院最新一任总理朱熔基，从号
称“周恩来养子”的前任李鹏手里接过相印。百分之九十八的赞成票，会场上三次
长时间热烈掌声，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朱熔基的期望。
朱熔基的肩膀是否能担得起这副空前沈重的负担？或许，将朱与中共建政後的四
任总理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和李鹏，进行一番比较，能看得更为清晰。
年龄最大 任期甚短
朱熔基是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时年龄最大的一位。周恩来当总理时五十一岁；华
国锋当总理时五十五岁；赵紫阳当总理是六十一岁，李鹏当总理时正逢花甲，而朱
熔基上任，则已经是年近古稀。
朱熔基前半生坎坷颠踯，知天命之年才时来运转。随後以加速度急遽攀升，好像
要赶著弥补他前半生蹉跎的岁月：从一个正处级官员升到副部级，共用五年时间；
又用九年时间连升四级，平均每两年升一级，从副部长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进入中
共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尽管如此，因为被共产党政治运动压
抑太久，施展才干起步太晚，他在上任这一年十月一日，就整整七十岁了。
再看任期：朱熔基将即使不是五任总理中任期最短者，也肯定会是次短者：周恩
来担任总理近二十七年；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和总理加起来一共四年；赵紫阳担任总
理达七年；李鹏尽管任期中经历过甚多风波，居然还弄了个“亚军”，长达十年─
─大概如人所说“见光活”。而朱熔基，即使干到任期届满，也只有五年。届时七
十五岁，要麽登上中共总书记宝座，要麽解甲归田，总之不会再连任总理了。
年龄大与任期短，绝非无足轻重：这决定了朱熔基必定具有时日无多的紧迫感。
中共历史上最强势的总理
朱熔基与前四任总理一个意义更深刻的不同是，他更为强势。
周恩来当总理的时代，毛泽东代表党，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从来就没有腰杆硬
过；毛死後，华国锋这位“英明领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和班底，其政治权术
与思想能力又欠缺火候，号令不行，动辄得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路走低；赵
紫阳在总理职务上任职七年，总书记胡耀邦倒未能压他一头，但赵的上面不仅有“
太上皇”邓小平坐镇，还有陈云、彭真众元老的牵制； 继任总理的李鹏在政坛的辈
份中比赵紫阳又低了半辈，与江泽民虽说资历不相伯仲，但邓小平有交代，令其维
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权威。
朱熔基则是一位强势总理。强势表现在他对工作的质量、进度要求严格，丁是丁
卯是卯，不允许含糊其词，敷衍塞责。强势也表现在他决策制订、贯彻执行某种计
划，大刀阔斧，雷霆万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强势还表现在他“己身正始能正
人”。在上海市长任内推动廉政，不厌其烦地向下级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古训：“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因严厉管理
部属，得罪不少中层干部，也因而获得民心。他在上海时有人说，让老百姓民选市
长，朱肯定高票当选；让处局级干部选市长，朱可能过不了半数。据说朱本人也认
可这一估计。
手下幕僚大批外放
他的强势从他对手下幕僚智囊的安排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不妨将江泽民与
朱熔基对亲信幕僚的态度作一番对比：
江泽民突然黄袍加身当上中共总书记之後，短时间内就利用各种名目，将自己的
亲信曾庆红、吴邦国、徐光春、由喜贵、曾培炎、刘吉、陈至立、龚心翰等文臣武
将，均提拔到关键岗位，一时令人侧目，也成为引发北京帮陈希同不满，与江泽民
最後摊牌而被端掉的导火索。陈希同固然是咎由自取，但他抨击江“一人得道，鸡
犬升天”，不搞五湖四海，颇能引起人们共鸣。但与其说江泽民用各种肥缺酬庸笼
络人心，不如说源於他自感势单力孤──个人力量不足，才要藉助“群体的力量”
。
这种事，朱熔基不做。他也调动和提拔过官员，但是一来数量少，二来时间短，
三来确实著眼於其业务专长而不是个人亲疏、派系归属，一般是为完成某一项任务
而聚合一批他认为力能胜任的人马，例如在一九九三年夏天整顿金融秩序时，免去
李贵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朱熔基亲自兼任行长，并调来了王岐山、朱小华等
几位副手，任务完成後便另有安排。近年来他不仅很少往自己身边调人，反而不断
将自己身边的智囊、幕僚外放。例如，朱小华被朱熔基放到香港任光大集团董事长
，楼继伟一九九五年被安排到“夜郎国”贵州省当副省长，一九九七年底朱熔基又
将爱将王岐山派到广东省任常务副省长。
比起来，虽然江泽民的作法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还是使人感到一股小家子气！
中共统治基础转换造就朱熔基的强势
朱熔基为何能如此强势？这不但因为“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个人无所求也就无
所畏；也不但是因为垂帘听政的邓小平、陈云已经去世，其他元老风烛残年，不足
为虑；朱熔基之所以处於前几位总理都不可能占据的最强势地位，其道理曾经被邓
小平在视察首钢时所一语道破：──他懂经济。
如果说，前几任总理任期之内，中国大陆政权合法性来源、统治基础来源於其意
识型态，谁掌管了意识型态的发明权、解释权和审批权，谁就取得了凌驾一切的地
位；那麽，现在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今後五年内，中国处在经济、政治和社
会深化转型期，国家的治乱兴衰、中共的生死存亡，关键是看经济。
这正是朱熔基的强势所在--他主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经济既然是中共的生命线
，他就在掌管中共的生命线。坐上这个龙头的位置，倒是朱熔基的主张和决策一言
九鼎，举足轻重。他也最能将国务院职能发挥到中共建政以来最有效程度。
要考察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不妨将几位总理作一比较。
周恩来：千古贤相第一人？
中国大陆国务院首任总理（开始为政务院）周恩来，随著时光流逝，也被搬下了
圣坛。
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总理”一词为周恩来专用，就像“主席”为毛泽东
专用一样。周恩来仿佛是天生当“宰相”的材料。毛泽东说：“无论是我，还是刘
少奇、林彪或其他人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句话，最恰当不过地
表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行政官僚的特点，表明了他所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这一职务的
性质：工具性、战术性、策略性、日常杂务性，而纵观天下大势、放眼长远战略、
决定方针大计，他全部拱手让给党的“一把手”。
这就一点也不奇怪：周恩来所领导的国务院，就是当时毛泽东的处理行政经济事
务的第二中共中央办公厅，虽然他这个“第二办公厅主任”的级别和地位，比专管
党务的“第一”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高出许多。换句话也可以说：毛泽东好像
国务院的超级太上总理。毛多次对周恩来半真半假的揶揄、若明若暗的训斥、不阴
不阳的讥讽。任何时候心血来潮，都可以对国务院工作指手划脚，可以将已经制订
好的五年计划一句话推翻，可以将互助合作化的进度一再提前，可以随心所欲地发
动“大跃进”，而不听命於他的（或在他看来“不得力的”）国务院阁僚、有关部
委办首长，他可以随时贬黜、撤换──周恩来何敢说“不”！
有人谈到周恩来的功绩，说他主持草创了中共的行政体制。这当然是极为繁重艰钜
的任务，但是，第一，这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共同全力以赴，非周一人
之功；第二，这个架构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其负面消极恶果遗害至今；第三，具
体负责的周恩来并非完全白手起家，他至少有三个参照系可作前车之鉴：第一个是
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第二个是列宁建立、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政府；第三个
是中共从江西苏区到陕北边区建立的政权机构──虽然简陋，但毕竟还是取得不少
经验教训。
当人们说周恩来是“天生的”、“最合适的”总理时，大概都受到毛泽东时代党
政关系格局的先入之见，将国务院定位为一个具体办事机构。实际上，按照中共宪
法，按照世界各国对於国务院总理（不论这一职务是是叫“部长会议主席”，还是
叫“首相”）的定位，他都是政府首脑。用政府首脑应有的主持经济、外交、文化
、内政等方面的素质和成就来衡量，不得不说，周恩来得分并不高。笔者无意全面
评价周恩来，也要充分考虑到他所处内外环境，但有人将周恩来比作诸葛亮，诸葛
亮有他的“隆中对”，有他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而周恩来有什麽？
华国锋：特殊时代的总理
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理华国锋，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当上总理的。
毛泽东晚年几近完全不能视事时，才将华国锋挑出来先任代总理，後来又安排为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仓促作了些叮嘱与安排。说也奇怪，在人们
意识中，华国锋这个总理好像一直没有脱下这个“代”字。他好像一直是个代理的
、临时的、非正式的总理。
华国锋这个总理的上面没有另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作老板了──从名义上说，他自
己是老板兼管家。党政军三权独揽。然而，华国锋在心理上仍然是“管家”，他上
面还有一个无形的“老板”，那就是已经辞世的毛泽东。他权力的来源，是毛泽东
“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他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则，是毛泽东手书“照过
去方针办”。毛泽东虽然不能亲耳听他请示汇报，却留下了一班重臣如叶剑英、汪
东兴，随时按照“毛主席的遗志”监督和匡正他。
对华国锋在历史上的评价，过去实在偏低。有的文章强调粉碎“四人帮”主要是
叶剑英发动和指挥的功劳，但试想，如果没有华国锋这位毛泽东钦定接班人、正统
的化身出面，抓起那四个人或许不难，但怎麽能使全国基本平静地接受这一巨大事
变？
华国锋在执政的短短四年内，虽然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
效”，而这个“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十来个大庆、十来个大寨”
，可以看出他在治国理念上之没有创见。但是，华国锋毕竟宣布结束“文革”，强
调经济建设，恢复正常社会与经济秩序，重新肯定按劳分配政策，开始落实知识份
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尽管还搞“两个凡是”），在意识型态上也也开始“拨乱
反正”。无可否认，华国锋依然属於“革命领袖型”而不是“技术官僚型”，但不
管他在思想上如何跳不出窠臼，不管他的转变是受到多少党内外压力才得以呈现，
有一条却可以肯定：与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一味否定的思维理路不同，华国
锋要动员起一切能动员的力量来齐心合力搞“建设”。
赵紫阳：治国理念已呈现代化雏形
华国锋後面，就是至今尚被软禁的赵紫阳。因为其遭受不公待遇令人同情，又因
为故旧幕僚“六四”之後陆续流亡到西方，他们对赵紫阳出於正义、出於感情、也
出於功利，时时发文推崇。这就使赵紫阳任总理的七年（以及後来任中共总书记的
两年）在人们头脑中成为中国改革“黄金时代”。
无庸置疑，赵紫阳是有胆有识的总理，是从中共第一代革命领袖型向第二代技术
官僚型转变的过渡人物──他本人的学历不算高，但他的思想价值取向，他的治国
思维方式，已可以纳入现代政治家的范畴。
赵紫阳对承袭苏联的计画经济体制的弊病有深刻认识，对於中共专制集权所带来
的恶果也有深切体验，他注意从国内外的学术思潮中吸取思想资源，探讨中国发展
的新模式。他具有国际大视野，对於商品经济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都有更急迫的要求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懂现代经济、懂现代管理的治国人才涌现出来；他主导和
参与主导出台了一大批开放搞活的政策，像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联产承包责任制
、股份制改革、国营企业破产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国际大循环、沿海发展
战略、提出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
然而也要看到，赵紫阳当年在任总理时表现的诸多局限。例如，他在胡耀邦遭围
攻时，未能及时省悟“唇亡齿寒”，伸出援手，致使当胡下台後，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离开总理岗位，去接替总书记职务，让李鹏得以乘虚而上；他在物价闯关时未
能劝止邓小平，思虑不周，过於冒进，遭致失败，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劣势；他在
推行开放搞活的进程中，也有一些幼稚轻率的举措，等等。
李鹏：“全中国找不出人了”？
对李鹏当总理十年，与对赵紫阳当总理，人们褒贬正相反，但依据的却是同一个
感情因素：对於赵紫阳难免过多寄予同情与怀念，而对李鹏则过多给以抨击与贬抑
。人们憎恶他在六四前後凶恶而颟顸的表演，憎恶他跳不出陈云经济思想的“鸟笼
”，一度对於改革开放反攻倒算，憎恶他平庸而要卖弄聪明，死板却想显示幽默，
关於他的政治笑话满天飞，恨不得他早日下台。
国务院公认李鹏勤勤恳恳。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北京流传一则政治
笑话，说江泽民、李鹏、杨尚昆、李瑞环四人光临一家卡拉ＯＫ点歌。江泽民点“
希望你以後还爱我”，李瑞环点“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杨尚昆点“我想有
个家”，李鹏则点了一首“我不是一个坏小孩”！
“小孩”坏不坏其实并不重要，“小孩”是否能担当职责才是关键。李鹏为人保
守迟钝，致使改革一度更加龟行牛步，欲进又退。李、江两人在六四以後力主将“
有计画的商品经济”提法改成“计画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学家、後
来被认为是朱熔基首席智囊的吴敬琏，一九九二年在美国访问时曾说：“表面看，
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咬文嚼字之差别，实际上几字之差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
济模式。”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李鹏等人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
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
去。
但是要说李鹏完全就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却又未必符合实
际。李鹏後来采纳幕僚提出的“铁路运费涨价有助於稳定”的说法，尝试得了甜头
，立刻不再继续攻击赵紫阳的价格改革“失误”，随後又批准实行牛奶等食品价格
的改革。九一年三月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提出提高城市粮价的建议。邓小平南巡讲
话後，李鹏对邓小平的主张不敢不拥护，也确从实践中体会了不深化改革就没有出
路。
当然，总的说来，李鹏当总理一当十年，实在是中共的闹剧，中国的悲剧。
朱熔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们可以小结一下：首任总理周恩来具体负责创立了隶属於中共一元化领导之下
的经济和行政体制整套架构，无法真正承担政府的职能，经过刚开始几年的“兴旺
期”，很快就越来越运转不灵，国民经济未能避免一再陷於危机。
第二任总理华国锋只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被文革破坏殆尽的经济行政秩序，重新续
上文革前的思路。
第三任总理赵紫阳於一九八七年开始启动了对旧体制的改革，但由於没有经验和
无法战胜中共的保守势力，转型进展迟缓。
第四任总理李鹏几经摇摆，在邓小平的猛力推动下，在副总理朱熔基等人辅佐下
，对旧体制作了一定改革，经济有了飞跃，但矛盾积累更严重。而朱熔基的历史使
命，就得基本上完成这一改革。
最大的风险：经济
尽管朱熔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为强势的总理，但是他面临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严重。最大的风险恰恰就是他的最强项：经济。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才干既是朱熔基不可或缺、登台拜相的最重要优势，
同时也就成为他的首要风险所在：经济垮不得，朱熔基输不起，中共命运系於经济
，朱熔基就不能有任何闪失。邓小平“摸著石头过河”，把所有难摸的石头都留到
了最後，延缓矛盾的结果是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盘根错节，剩下的不论是国有企
业产权，还是金融体制改革，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许多经济学家分析了朱熔基面临的严峻形势：国有企业亏损造成市场持续偏冷、
国内零售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货物库存积压达到七千三百多亿美元，
国内经济增长开始放慢；与此同时，吸引外资明显陷於疲软，承接新批外商投资项
目和外商投资金额连年大幅下挫。而人口日渐增多，能源日渐枯竭，环境日渐恶化
，土地减少，水量紧缺……中国大陆的深层矛盾也越来越浮现出来。
风险又因一九九七年夏天发端的亚洲金融风暴而变本加厉。中国经历过学欧美、
学日本、学苏联，到学亚洲四小龙，尽管声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慢慢显出端倪：政治上更偏重新加坡模式，经济上更接近韩国模式。亚洲金融
风暴一起，小龙小虎除了台湾香港外馀皆应声而倒，幸免於直接冲击的中国非但置
身於云诡波谲的国际环境，更不得不从头反省原已基本确定的发展模式。
朱熔基已正式推出了被北京经济界人士称为“朱熔基新政”的一整套应对措施。
即在未来三年内，每年以不低於百分之十的增长率，投入一万亿美元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藉以扩大内部市场需求，加快在建工程建设及企业投资速度，扩大公路、铁
路、航空港、通信、高新技术产业、环保、市政建设、居民住房等重要基础设施投
资，维持每年百分之八经济增长率。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一经济政策不妨称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
十年代初用於医治经济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本。然而，全盘照搬以凯
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即以大幅度扩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通胀
方式来增加内部市场需求，刺激景气复苏，在中国大陆的现行经济体制和当前的国
际环境下，具有很高风险。据北京的经济学家初步测算，按此速度扩大投资，人民
币的贬值幅度和通货膨胀率，均可能达到百分之一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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