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候选人制度”看一九九八年的人大会议
——严家祺、张伟国出席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
陈奎德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在九届人大会议前夕，邀请了旅居
纽约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和原上海《世界经
济导报》记者、目前在旧金山主办《新世纪》电脑月刊的自由撰稿人张伟国，对“
从‘官方候选人制度’看一九九八年的人大会议”作了专题讨论。
陈奎德：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人大制度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但人大会议
在被国外舆论称作橡皮图章、很多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人大制度本身及
其人大会议所产生出来的国家管理人员，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中国的老百姓也根本没有办法影响会议的议程和选举结果，他的非民主性是每个人
都明确的切身体会到的，但是他究竟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即究竟是谁才有权选举人
大代表？究竟谁才有权作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全国人大的具体选举过程究竟是怎么
样的？特别是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及国务院总理是如何产生的呢？大家知道，严
家祺先生在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现在首先请严先
生介绍一下，谁有权选举人大代表？
公民选举权？对於近三千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没有投票权的
严家祺：中国的宪法在五十九条中是这么规定的，全国人大有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个规定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说，议会有各地选出的议员
组成，怎么样选人民代表实际上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中国选举法又规定，全国人大
代表不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各个选举单位选出来的，选举单位就是各个省人
民代表大会、军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香港特区的选举会议、由台湾同胞组成的
协商选举会议，由这样四类的选举单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这次选出的全国人大代
表总是二千九百七十九人。其中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出的人大代表，大
概占二千四、五百人；军队选出的是二百七十多人；由各省市台湾同胞组成的协商
选举会议一百二十人，选出十三个人；香港是由四百二十四个的选举会议成员（名
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共选出三十六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规定，每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的选
举权用来选乡与镇一级的人大代表，以及区一级象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和县
一级人大代表，全国的乡镇一共有四万五千多个，有二千八百多个县；乡镇一级的
选民共有六亿五千万，他们选出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的乡镇一级人大代表，而全国区
县一级的选民有八亿人，他们选出的大概有六、七十万的区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公
民选举权的投票实际上是投这些（共三百多万）人的票，对於近三千的全国人大代
表，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这些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一级的人大代表通过省的人
大会议。或者军队人大会议选出来的。
陈奎德：省市自治区人代会与军队人代会，他们的代表又是从区县一级上来的，这
中间隔了那么些层级，一般老百姓就没有办法参与了，全国最基层的区县一级人大
代表的候选人，据我所知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是早就由各地党委预先拟定了。最近有
些变化，农村中村一级的由老百姓自己直接选举产生了。北京海淀区八十年代初曾
经有过一次有竞选性质的活动，後来也销声匿迹了。这方面张伟国你有什么补充？
张伟国：刚才严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个间接选举的制度
，省市和全国的人大代表按照规定是由下一级的人大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通过这
种“门坎”实际上把你刚才前面提到的老百姓对於选举过程的直接参与排斥在外了
。说到乡村一级选举的变化，原则上与人大会议的选举性质还有很大的区别的，中
国的行政首长选举更谈不上是直接选举了，人大代表所产生的过程现在看得到的一
个变化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引进了差额选举的做法，选举的候选人一般要求多於当
选人一倍或者二分之一倍，这种制度（趋势）的发展实际上慢慢对於现在的人大结
构也会产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陈奎德：我看到严家祺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关於上海这次到人大会议的代表应该有
多少名额，除了官方提名程序，再加上另外一种联名推荐候选人的形式，这两者相
加就多於应该有的名额，所以差额选举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呢？
二千九百七十九名全国人大代表大多数都是官方候选人
严家祺：按照中国的选举法规定，代表的候选人有两种方式提出，一种是以政党或
人民团体单独或联合提名，这个提名就叫做官方候选人，政党主要由中国共产党；
另一种是由十个选民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联合提名也可以提出候选人。八
十年代以来实行这两种提名方式在各个层次。在乡村一级、在县一级的直接选举情
况下，已经不好控制了，因为选民要直接提名候选人，官方提名候选人往往敌不过
选民提出的候选人，经过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可以说在乡镇一级、在区县一级
直接选举的情况下，官方候选人制度已经基本上动摇了。特别是在乡镇一级，很多
地方官方候选人制度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在县一级选省人大代表的时候，以及
省一级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官方候选人制度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二千
九百七十九名全国人大代表大多数都是官方候选人。
举例来说，这一次上海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去年十二月下旬召开，要选六十七名
全国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一提就提了很多，官方候选人就提了六十七名，但是十
名上海市人大代表也可以提候选人，这样就提出很多候选人，根据选举法预选出八
十二名正式候选人，然後再投票选出六十七名。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上海官方候选人包括江泽民、黄菊、吴邦国和荣毅仁，这一次上海开代
表大会的时候，吴邦国和荣毅仁党的名字就没有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江泽
民、黄菊作为官方全国人大候选人，当然是会当选的，吴邦国没有放进去，我估计
上海怕吴邦国选不上，就把吴邦国的名额由“中央戴帽”下达到安徽省人民代表大
会去了，当然他在那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这样一来，象江泽民、黄菊由上海人
民代表大会中间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通过主席团提名的，这样一种制度使得全
国人大代表基本上是由官方候选人当选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上海市人大
开会时分成很多小组会，小组会中可以自由发言、可以发表各种意见，但是这个意
见要传到整个大会上是很困难的，在全体大会上代表不能自由发言，所以十个人民
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很难在上海人大会议上正式当选。中国的人大总是处在这样
的一种情况下，全体会议大家不能讲话，就是一个只能举手表决的“哑巴会议”，
只能用手不能用嘴，而那个小组会，只能用嘴不能用手，可以讲话、可以提意见，
但是不能表决，由於这种分隔，往往十人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就不能在全体会议上得
到通过。
张伟国：我看到一个数字，在九0年代省和直辖市一级的差额选举只是在八个地方试
行，它在全国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六点六，然而乡、县一级的差额选举实际上
还不到百分之十，最近这几年虽然有所发展，但依然处在当局的控制之下在一步步
的挣扎。
另外，刚才严先生提到的要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领导戴帽到地方去选
举，这样一种官式选举，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因为候选人是“中央戴帽”下来的，
往往拥有很大的优先权，一般都是地方党委和人大选举委员会所确保的第一优先，
这种制度的运作隐含了许多不平等的因素，暴露出中共现代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
还有，前面提到的吴邦国的情况我没有具体研究，但突然想到，可能是在北京
来以上海出来的领导干部为主体的统治集团的新班子，是否有意要分解外界对上海
帮批评的压力，或者分散对上海帮的注意力。
陈奎德：对！我觉得你的这个考虑也是很可能的。就是设法把上海帮的色彩淡化。
另外，伟国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你的，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刚才家祺已经讲得很
清楚了，基本上很难当选，因为它的“哑巴会议”只能讲话不能选举，它的“蜂窝
会议”只能选举不能讲话，这两种方式就把你控制住了。但是，据我所知，最近在
基层有些和官方主流意见不合的人士或异议人士也出来竞选，也有人为他们联署提
名，而且有的地方当局运用很大的行政压力把有些出来竞选的人压制下去了，不知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人大代表投票行为和过去相比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张伟国：这实际上是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利的一种剥夺和侵犯，特别是这次在
安徽赵常青的案子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异议人士实际上也通过这种方式对现行的选
举制度提出了挑战，揭露了中国选举法自称有普遍性的虚假本质，当局现在是疲於
应付。我想当局对此的注意，可能还不光是针对异议人士的，刚才提到的在八十年
代後期的一次省市选举，有八个省市的地方领导人用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尤其是
象浙江、贵州後来当选的人都来自中央提名以外的候选人，这个大大出乎中共的以
外，在中共眼里这俨然已经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这种“党管干部”的思维方
式加上党政不分的体制，对於人大选举制度的控制现在还是随处可见的。
陈奎德：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中国的省级人大也好，全国人大也好，投
票行为都和过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记得家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九三年在浙
江七届人大的选举中共提名的省长候选人结果落选了，对此请家祺先生再说明一下
。
严家祺：尽管省一级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是官方候选人组成的，但他们
在最近十年以来，他们的投票行为发生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投
票的。在全国人大来讲，在六届人大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明显的，从一九八八年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开始，投票行为就发生很大变化，比如，选杨尚昆当国家主
席，反对票加弃权票到了一百五十八票，选王震当国家副主席，反对票加弃权票到
了二百八十九票，就是当时选邓小平当中央军委主席反对票加弃权票有三十三票。
在一九八九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反对票加弃权票
到了一千零七十九票。特别在一九九零年，第一次用电子表决器，控制就更加困难
了，在这以後变化更大。一九九二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
议案反对票加弃权票有八百多票。一九九三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李鹏担任国务
院总理，反对票加弃权票得了三百三十票。一九九五年任命姜春云担任国务院副总
理反对票加弃权票到了一千零六票，占整个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
去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报告党得时候，反
对票加弃权票到了最高峰，达一千零九十九票，占百分之四十点四。
现在省一级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我手上正好有一个资料，一九九三年浙江
省人大选省长，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名官方候选人叫葛洪生，但有十多名宁波、杭州
及省政府机关的代表临时提名万学远，万当时担任浙江省的副省长。根据省地方人
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他们的提名是有效的，选举的结果万学远的票比官方候选人
葛洪生的票高出了三分之一，这样万学远就担任了上一届的浙江省省长。
我想，中国人大选举行为的变化今後会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且也是一种良性的好的现象。
李鹏代表的僵化保守政治力量仍在政治舞台上起作用
陈奎德：家祺先生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十几年来，一般的老百姓也好，包括
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代表也好，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自主意识都和过去相当的不
同了，我相信往下走还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年的人大会议人大
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究竟是怎么选的？今年还涉及一个特殊情况，据
种种消息显示，李鹏先生要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转任人大委员长，这件事引起
了海内外纷纷议论和反对，包括“六四”难属丁子霖教授等很多人都上书反对李鹏
当选人大代表，因为“六四”的事情还没有了结，而李鹏先生是主要责任者之一，
而他任职总理的政绩又是非常差的。先请张伟国先生谈谈，目前是否在酝酿一种相
当大的抗议风暴，这种抗议活动会否产生某种结果？
张伟国：对李鹏转任人大的这种强烈反弹是一种民心和民意的反映，李鹏自从“六
四”以後他就受到国际舆论的唾弃和尖锐的批评，他还是坚持当满两届总理的任期
，这除了反映李鹏个人在这方面的，官运不错以外，实际上也表现出在李鹏背後的
他所代表的那股中共僵化保守的政治力量，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能还起着某
种主导作用，所以他继续到人大担任委员长也是在声张这种力量的存在。我想，这
也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但是因为这种力量是由李鹏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来
代表的，他跟八九年的“六四”又有割不断的联系，他担任总理一直到现在，实际
上是对中国民意和国际舆论的一种强奸！
人大代表们也好，现在象民间的丁子霖教授或其它异议人士也好，联合起来呼
吁要求对李鹏到人大任职进行抵制，这是进一步对社会历史的正义公正的声张。现
在，面对人大代表们越来越凭藉自己的意愿来选举投票的趋势，中共还是坚持“党
管干部”的原则进行处处设防，并没有顺应这种潮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由化或
者“西化”和“分化”的毒素，进行积极的防堵，这样两种力量处於一种矛盾抵销
的状态，是应该加以警惕的。人大，作为中国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但却无法通
过正常的法定程序表达社会民意，这比李鹏是否担任人大委员长的性质要更加严重
。
陈奎德：大家都很关心人大委员长是怎么产生的，大家知道，全国人大开会时主席
团实际上是具有操纵整个大会的实际权力的，而且哪些候选人也是由主席团提出来
的，主席团本身名单何而来？是否请严家祺先生比较具体的介绍一下。
全国人大主席团是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控制的
严家祺：关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有一天或半天的预备会议，这次的预备会
议在今年的三月四日开，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会前做好的，但是不能控制
代表的投票行为，会前主要是控制候选人的提名。会前一般要做四个准备，第一要
组成代表团选举团长和副团长，全国人大代表团一共有三十四个，另外有比较大的
代表团象军队有二百七十多人要分很多代表小组，全国人大有近三千代表一般要分
成一百一十多个代表小组，象西藏代表团就一个代表小组、台湾代表团就一个代表
小组；第二步是各个代表团要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这一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
名单的草案及会议的议程，这些意见汇总起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某些调整，这
样一来，最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印好的名单在三月四日提交给全国人大预备会议的
时候，差不多很快在几分钟内就表决通过了，而且一般不是按表决器，而是用举手
。预备会议当然由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或副委员长主持，要选举大会主席团秘
书长的人选，还要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主席团的权力非常大，预备会议一旦通过
，一般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包括了大多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主席团是被中
共中央政治局控制的，十五届二中全会关於人大委员长候选人提出以後，实际上就
由参加主席团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提交给主席团。问题在中国的人大委员长一般只提
名一个人，不会提名两个人，没有差额选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差额选举是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军委主席，以及
最高法院的院长、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的人选只提一个候选人。在这个情况下，主
席团提名谁当委员长就是谁当委员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李鹏即使提升委
员长的话，他的票也不会那么多。
丁子霖的孩子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中被枪杀了，而且这样的人在北京当
时有上千人，李鹏在这件血案中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象这样一个参与“
六四”屠杀的李鹏，因为中国今天还控制新闻，没有新闻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很多人特别是从边远地区来的还不可能了解李鹏那么多劣迹，他们可能会投
李鹏的票。但是，看一下五年前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反对
票加弃权票就到三百三十票，我想这次九届人大即使李鹏要当人大委员长的话，反
对票加弃权票可能也会有几百票，就是李鹏今後当了人大委员长他的日子也不会太
好过，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每个人的独立性包括全国人大代
表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增强，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投票行为，所以中国民主是有希望
的。象李鹏这样一个人，他手上沾满鲜血，我想他至少要得到审判。南朝鲜的全斗
焕、卢泰宇他们的下场，实际上就是李鹏的下场，就是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也
没有用。
陈奎德：另外，国家主席的选举是否也是由中共党提名出来唯一的候选人？
严家祺：因为全国人大组织法有一个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军委主席人选，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都是由主席团提名，当然它会征求人大各个代表团的意见，但最後
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只有主席团能确定，这里面除了委员没有差额选举，更没有竞选
。中国一些领导人曾经提出，能否国家主席，或者军委主席有两个人选，让他们讲
讲他们自己的想法，如果中国这样做、宪法也允许这样做，全国人大组织法也允许
这样做，中国就有希望了。
陈奎德：伟国先生，对人大委员长选举这样一个基本受中共高层控制的程序和李鹏
作为唯一的人选，你是否认为李鹏最後还是会当选？或者还有什么其它……
李鹏的当选足见中共政治体制跟社会民意的冲突
张伟国：李鹏的当选是一个常数，如果他当选不了倒是一个异数，人大或许真的会
起作用了。严先生刚才已经提到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定调了，我想在十五大以後基
本整个盘子的轮廓就很明显了，媒体也有很多报道了，然後人大主席团和各个代表
小组，还有严先生过去介绍过的中共党组织、党员在人大系统内部的运作，尤其是
在试行有的差额选举以後，怎样动员人大内部的党员和党组织确保官方候选人的当
选，这方面是在被不断强化的。从唯一候选人的最後的当选，足见中共这样的一个
政治体制跟社会民意的冲突，李鹏的当选是一个标志，说明这种冲突还要延续下去
，“六四”所结下的民怨并不能得到一个合理和有效的化解，这对中国将来的发展
、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说是又多了一重障碍。
也有人对李鹏抱有一些幻想，认为中国有一个政治机制叫做“屁股指挥脑袋”
，象他这么强势的人到了人大可以带动乔石倡导的依法治国进程，而且由於过去的
惯性，人大与国务院行政当局、执政党的政治局书记处产生某种相互制衡的作用。
我想李鹏在这中间，他个人的因素和人大作为一种体制结构运作的因素相互间的关
系，很想听听严先生的意见。
严家祺：很多国家在从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时候，都有类似的转变，第一要有
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谈不上民主，今天言论自由的空间在中国大大增加了，但
是对於主要媒体象人民日报、广播电台还有严格的控制，但新闻自由在扩大中间；
第二点是废除官方候选人制度，中国也在朝这个趋势走，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官方
候选人制度废除以後，全国人大代表的投票行为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三是人大的
议会化，这个趋势也不可阻挡，以前在有些专制国家，政府一般要对皇帝、国王负
责的，在上一世纪法国的中期，即露易.波拿巴时期，那时候政府就要对皇帝负责，
後来随着民主化的发展，政府就慢慢从对皇帝负责走向对议会负责。中国的国务院
是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出国务院组
成人员的人选，由全国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政治局——这个“皇
帝”——的负责，会逐步转向对国会——人民代表大会——的负责，这个趋势看来
也越来越明显了。就是李鹏担任委员长他要阻挡这个趋势，那他的下场就更不好。
看来李鹏是不会象乔石那样推进人大议会化的进程，但是随着新闻自由的发展
，包括国内外信息的交流，全国人大代表表达自己意愿的趋向也将增强。可以看到
中国的前景、中国的民主化实际上是不能阻挡的，人大的议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标
志。
陈奎德：刚才张伟国先生谈到，有些人对李鹏担任人大委员长後，由於他的利益所
在而强化这个机构的功能，也可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这样一个可能性不能说完
全没有，但是我觉得希望非常之小，一是刚才提到他有“六四”的尾巴、有血债；
另外一个，据我观察李鹏先生是党性非常强的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如果某
个行动损害到中国共产党的垄断利益，我想只要党内稍微对他施以颜色，他就基本
上会改弦易辙的，因此我对他到人大以後他执行的政策能否起某种制衡作用抱某种
怀疑态度。
张伟国：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再补充一点，李鹏在总理的位置一直能够当下来，
而且又要转任人大，他背後的某种政治力量依然存在，李鹏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的代
表，李鹏在人大的作为实际上也要受制於这股政治力量，而这股力量恰恰是导致产
生“六四”悲剧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屁股指挥脑袋”的政治机制或
许在李鹏身上能产生的作用不会太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了
陈奎德：刚才两位都谈到，现在国内外有这么大的反对抗议李鹏的声浪，丁子霖和
国内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呼吁书凭借目前的现代通讯技术会寄达人大代表手中，因
此，在目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潮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意志变
得非常重要了，虽然有些人不一定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或者有些人受到某种压力或
者利益的局限，最後把票投给了李鹏，这实际上给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很
大的污点，将来要取这段历史出来看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都将赫然在目的、千夫
所指的，因此他们要洗刷人大“橡皮图章”这个不名誉的称谓，要为国家的前途负
责，要使人大进一步议会化，我想有些人会真正的拿出自己的勇气来，投下对李鹏
的反对票。尽管最终的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希望中国人的良知能起相当的作用，
当然也和现在形势的发展、人大代表成份的变化及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变迁，
伟国先生你觉得这方面是否会有所影响？
张伟国：我想影响三十客观存在的，严先生刚才所指出的比较客观的趋势、前景，
应该是越来越清晰了，有些事情有两面性，比如人大目前被人批评为一个过渡性的
机构，共产党在政府第一线工作的官员，退下来以後被安置到人大，人大也被批评
成中共特权阶层的“养老院”，这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另外一面，因为这些来自曾
经在第一线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官员，对於中共的政治机制运作了如指掌，再通过
人大的机器去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候，相对来讲在政治上可能会比以前更成熟、进步
一些。这种趋势一年一年在增长发展，使得“橡皮图章”被乐观者说成是越来越硬
了，人大代表的觉悟和水准也明显看得出有所提高，由此对中国政治民主化、人大
议会化的前景还是有理由乐观的。
陈奎德：家祺先生如果由你来设计人大议会化的话，它起码要在哪些方面作根本的
改变？在哪些方面是必须首先改革的？
严家祺：当然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这里面首先是人民代表怎么产生，要实行全国
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象目前乡镇、区县一级的直选，首先扩大到省一级，然後扩
大到全国人大，选举制度会有很大的变化，要划分选区，要实行比例代表制这些可
能都会出现，即第一是直选；第二是全国人大的规模要缩小，现在的三千人规模实
际上是没有办法开会的，不好运作，现在是分作三层，第一院是“哑巴会议”－－
全体大会，大家只能举手不能讲话；第二院是“蜂窝”结构的很多小组会，可以讲
话但是不能表决；第三个就是主席团，掌握控制整个会议的，这样一种体制要把它
打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五百人或六百人组成的议会，你看香港来的代表，
还是香港来的三十五个人在一起开会，少数情况下参加全体大会，参加全体大会时
不能同河北省、贵州省的代表不能沟通，因为三千人要在几天内认识是不可能的，
这么一种会议形式不可能使人民代表很好的起作用。今後不再开小组会，取消“蜂
窝”式的机构，没有一个国家的议员到了议会只是开小组会的，哪有听说加利福尼
亚的议员到了首都华盛顿後由加利福尼亚的几个议员一起在开小组会呢？！这样的
体制是一种落後的体制，人民代表身负重任，确实要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变化发
挥他们的影响，要使人民代表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能够把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特
别是现在的下岗失业、国企改革、农民问题、教育问题，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真
正发挥作用，成为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中国很多问
题在很多方面是很严重，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能够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特别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同国家政府中间一个沟通的机制，这样中国就有光明的
前景。
陈奎德：张伟国先生你对人大会议职业化专业化包括产生方式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伟国：我想主要还是按照选举原则，现在很难讲去怎样设定人大代表的资格，它
主要是要通过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原则来产生。其实人大代表们在小组讨论中也发表
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被“蜂窝”式的结构区隔、封锁，使得他们无法沟通，形不
成一种共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此过程中对人大代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如果人大代表在小组会上表达的意见都能够拿到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而且通过新
闻媒体可以全面报道的话，那人大的功能自然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向丁子霖致敬！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每一个人要从自己做起
陈奎德：中国的三千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不能象职业政治家对国事起真正的真正的
有所帮助，根据你们两位说的，中国人大制度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缺乏竞争，候选
人提名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操控并且是唯一的候选人，缺乏竞争当然就谈不上选择
；第二是缺乏竞选，缺乏每个参选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政见的机会，而这种竞争本身
是培养政治人才最好的一个训练学校，所谓的职业政治家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中逐渐
脱颖而出的；第三是缺乏公开性。将来能否向人大的议会化方向过渡，这方面应该
在改革的前例。最後，你们两位可以再向听众讲几句话。
严家祺：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有十多亿人口，我在美国看到中国的电视，特
别是新年联欢节目，我很受感动，中国的人才的确很多，如果在政治、经济上，象
艺术领域一样实行竞争的话，中国更多的人才就会冒出来，这样一些人掌握国家领
导权的话，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是无量的。看一看中国那么多好的演员，我就感到中
国的前途真是非常远大。所以中国不仅要有市场经济，而且要有民主政治，这样两
个车轮就可以把中国的列车开向二十一世纪。
张伟国：我感觉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革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现在象丁
子霖这样一大批人士把反对李鹏到人大任职的事提出来了，而且公开向全世界呼吁
了，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应该向自己选区的人大代表去反馈你的意见，让他
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人大会议上去，在行使表决权的时候真正体现民意，不管李鹏
最後是不是当选，只要全国的人大代表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凭自己的良知，让自己选
区人民的心意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了表达，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严家祺：我们要向丁子霖致敬！
陈奎德：我们大家都要向丁子霖教授，还有其他各位提出这个问题呼吁全世界关心
这个问题的人致敬！而且要提请中国的广大民众注意，希望今年人大开成一个不平
常的具有相当关节点的会议。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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