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九周年前夕，印尼局势的巨变再一次对亚洲模式、中国特色之类的说
词提出了质疑，而今春以来海内外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令海内外民运需要作出新
的抉择。

苏哈托下台是对“六四”九周年的最好祭典

     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在“六四”被中共解放军的坦克镇压
以後，东欧和前苏联等共产党集权国家却出人预料的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或解
体，直接导致“冷战”宣告结束，此後，又发生了南韩审判了曾参与镇压学生运动
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大事件，有人形容这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如今，我
们又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独裁者、执政了三十二年的苏哈托总统，在印尼学生运动和
反对派运动的持续压力下，终於宣告辞职下台。
    苏哈托当年是在军事政变中上台的一位军事强人，在镇压反对派和异己力量时
一向以强硬著称，而在领导印尼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在
最近这次政治危机之初，有人曾估计他至少可以坚持一个半月；有的印尼军方将领
甚至扬言不惜天安门事件重演，所以有人断言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将被镇压下去，苏
哈托就象过去度过历次政治危机那样依然维持住自己的权力。
     苏哈托在很多方面的确很象中国去年才去世的政治强人邓小平，但是，出人意
料的是他没有象邓小平那样下令军队开枪镇压抗议示威运动（或许是他的命令遭到
军方拒绝），而是以自己宣布辞职并请求人民对於他所犯过失的原谅，而使印尼幸
免於天安门事件的重演。失去权力，对於一个独裁者个人来说当然是最大的不幸，
但是却对整个社会提供了实行民主政治转型的契机，所以苏哈托的辞职，不管出於
什么样的动机，对於印尼人民摆脱专制传统的努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尽管现在断
言印尼的政治局势还为时尚早，但对於苏哈托没有象邓小平那样不惜用开枪镇压来
维持自己的专制权力，还是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相信他日後就是受到未来印尼民
主政府的法律审判时，这也会成为他从轻发落的一个重要依据。
    邓小平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结果，虽然暂时维持了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但是
也断送了现政权的所有合法性资源，所谓弥漫整个社会的“政治冷感”实际上就是
人民群众从内心对共产党政权感到绝望的一种写照——哀莫大於心死。所以，这些
年中国在表面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後，掩盖着人民群众的深深不幸，而邓小平家族
和中共利益集团无法控制的腐败，堪与苏哈托家族媲美。中南海当权者以为，只要
快速发展经济，掩耳盗铃便能回避政治制度上的弊端。近年来在经济成就方面虎虎
有生气的印尼——今天的局势再次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无论如何都躲避不了的。
何况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已经问题丛生，国营企业的改造、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
和社会盲流，令社会矛盾已经积压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而且在短时间内除了朱容基
的许诺并看不到顺利解决的前景，如果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有效的释放这些矛盾
，星火燎原就剩下时间问题了。
    苏哈托下台时讲得非常明白，他原想组成改革委员会、改组内阁，以满足人民
对改革的殷切期望，但有关计划得不到足够的回应，不能实现，因此很难良好的履
行职责，只好辞职。这反映了一点，苏哈托虽然也曾想通过改革的方法来力挽颓势
，但显然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在大选之前他就采取这些改革措施，甚至於
在本届总统大选时就急流勇退，也许就不至於落到今天的地步。现在，对於已经被
外界称作权力巩固的江泽民，政治改革还算是有不少“好”的机会，越到後来这种
机会可能就越是少，如果一味敷衍、回避，即便自己最後能够幸免苏哈托的下场，
把矛盾都推到了後任者身上，但对整个社会进程执政党就可能有失去主导作用的危
险。
    实行民主政治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民主政治的潮流已经包围了中国，比较和研究
印中两国的学生运动、反对派运动、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军队在国内政治危
机中扮演的角色、乃至民族主义，应该是纪念八九民运、促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
新课题。面对号称不惜重演天安门事件的军方恫吓，印尼抗议示威运动更显高涨，
结果迫令苏哈托加速下台，如果讲参加抗议运动的印尼青年学生可能对九年前的“
六四”事件记忆并不清晰，但从印尼军方和苏哈托本人及印尼的其他政治家们的表
现来看，他们对“六四”的印象，显然是非常深刻的，这再次证明在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牺牲的民主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八九民运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民主进步的一
大贡献，而印尼学生运动取得迫使独裁总统苏哈托下台的胜利，也是国际社会对八
九民运九周年的最好纪念。

权力更迭需建立法制规则

    印尼独裁者苏哈托在学生运动和反对派运动的持续抗议下，终於宣布辞职结束
了三十二年的统治。目前由苏哈托培养的接班人副总统哈比比，接替总统位置。虽
然这一安排被说成是按照宪法进行的，但是学生们和反对派却因为哈比比与苏哈托
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对他报持不信任的态度，继续进行抗争：要求提前进行大选，
并对苏哈托进行公审。可见印尼的政治权力危机依然没有结束。中国与印尼在政治
制度上有某种相似性，这使我们对亚洲专制集权国家的权力更迭，有必要进行比较
探讨。
    政治权力虽然有其运行规则，但在本质上象人的自然生命一样，也有新生和死
亡、兴旺和衰败的时候，所以也需要进行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这是不依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希望自己的寿命越长越好，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千百年来各个
民族都有无数的寻求延养天年、长生不老之术的传说。当权者更是因贪恋特权而挖
空心思想逃避这一规律，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方面的繁文缛节就越是发达，象
中国在封建社会中文武官员和天下百姓对皇帝要“三呼万岁”，对太子称“九千岁
”，对一些王亲国戚则要称“千岁爷”等等。由此也形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一个重
要基础，当权者对权力的占有是绝对的也是“永远”的，即便当权者本人无法长生
不老，他也要“封妻荫子”，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孙、亲属，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然而，不管是帝王，还是圣贤，只要他是人，就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而封建特权与当权者的共生性，决定了当权者自然生命终结时，大多都会伴随着
一场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兄弟、子孙间为了争夺继承权，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
拼杀……，这种情形贯穿了每一个朝代。封建社会集权专制对当权者的这种人生依
附性，也就是我们经常批评的“人治”。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当政以後，虽然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却还是让老百姓呼喊政治领导人“万岁”，到了文化大革命领袖人物更是“万寿无
疆”，成了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并且发誓要让中共的红色专政“千秋
万代”永不变色。而政府权力也被当权者以“培养接班人”的名义私相授受，裙带
关系盛行，“人治”全面复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中共官僚的处世哲学
，腐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这种现象，揭示出中共政权与封建社会专制集权
的传统，有着本质上的“血缘”关系，甚至就是封建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变种，
所以也有人称现代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主义”，中共近半个世纪的执政历史，实
际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逆流。
    在实行人治的集权国家，除了军事政变或者大规模的政局动荡（起义、革命等
）权力的更迭是与当权者的健康程度和生与死状况紧密相关的，这些因素往往会引
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前苏联，北朝鲜和中国等以社会主
义为名的集权国家，每当主要政治领导人健康状况恶化或者去世，就会引发内部高
层激烈的权力斗争，毛泽东去世以後四人帮被捕入狱，邓小平去世时全世界都担心
中国要乱，都非常深刻的揭示了这种人治传统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越来越缺少
合法性基础的危机。
     事实上，当今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後，民主政治的先驱们按照政治运行的内在
规律，在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同时，也把权力从对当权者的依附中解放出来，逐渐
建立了一套民主规范，使权力更迭在严格的法治规则中进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法治/法制”，在预防人治弊端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步速度。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南海当权者似乎对人治传统的弊端有所醒悟，一
直高喊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口号，但是不管是江泽民被选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还是胡
锦涛被当作跨世纪接班人，现实一再证明中共仍然未能摆脱人治的传统，尚未建立
政治权力更迭的法制规则。印尼局势的演变，也再次向中南海发出警示：如果不抓
紧包括建设权力更迭规则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目前的权力合法性危机总有大
爆发的一天。

封从德新书《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

    在“六四”九周年之际，明镜出版社推出了一九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
者、目前流亡法国的封从德写的一本新书，《天安门之争 “六四”的关键内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从越来越多的角度反思当年的那场民主运动，由此也形
成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尤其是前两年由卡玛等人拍摄的纪录片《天安门》上映以来
，对於各个学生领袖在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扮演角色的作用，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这也成为封从德撰写这本书的一个动力。
    封从德，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生於四川。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一
九八六年被保送进北大遥感所，研究遥感卫星图象计算机识别信息系统，一九八九
年五月获波士顿大学遥感所五年博士学位奖学金，但因六四而中断了原定六月的硕
士论文答辩。一九八九学运期间，他历任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第三任主席，绝
食团和广场指部副总指挥。六四後被中共通缉。一九九○年四月与妻子柴玲逃抵巴
黎，获法国政府政治庇护，不久与柴玲离婚。因逃亡中对民间社会的体认，封从德
感悟传统文化之价值，遂弃理从文，入读法国高等研究学院宗教历史系，潜心东西
方各宗教，於一九九五年完成硕士论文，次年九月通过博士资格答辩。现正撰写博
士论文“明代国家大礼中的孔庙”。
    封从德指出，经影片《天安门》的蒙太奇，再加某些记者和“民运理论家”的
编排处理，柴玲成了“让别人流血，而自己逃生”的骗子。有人将《天安门》视为
“两个女人的战争”，封从德不以为然，“作者没有这麽偏狭。影片中我也出现，
采访是在九零年七月，波士顿，卡玛家里。我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日，卡玛夫妇汗
流浃背地张罗器材。到了九五年五月，卡玛还透过国际长途与我有数次探讨。我也
不相信甚麽‘亲共背景’，实际上影片的几位中国问题顾问也被中共视为‘反华份
子’。但是，该片也确实反映出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骨架轻材料的倾向，我後来的批
评都是针对一些预设框架及材料不确有违史实之处。但这并不减我对他们的钦佩，
有关六四的纪录片中，这确实是取材最为全面、剖析最为透彻的一部。在我几篇批
评文章发表之後，卡玛并未暴跳如雷，文章寄给他们也未见回应。叹服其冷静之馀
，也不无遗憾：我多麽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辩论，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好总结教训鉴
示未来。”
    该书的序言题目是“为了历史的见证”，封从德坦陈“有一段时间，很想放下
‘六四’，从心底放下。这段时间持续了大约五年。然後，我被惊醒，被《天安门
》所警醒。於是明白，只能直面，不能放下；心里可以放下，手中不能放下。本书
记载的，即是放下前的反思和醒来後的挣扎。天安门之争，就是这些挣扎。”
    第一缉的标题“为柴玲辩护”，体现了作者的基本倾向，用作者的话来说“众
所周知，我对柴玲也不会没有看法。但我的文章基本上是同情与维护，因为从流血
那一刻起，她就注定成了替罪羊。她太天真，太轻信，也太不懂得政治的险恶。一
个天真轻信而又不知政治险恶的女子却偏偏穿上了红舞鞋，要在政治漩涡中旋转不
止，还有甚麽比这更无明？我的看法在此，我的同情与维护也在此，尤其是在她被
媒体构陷的时候。不错，她曾在台上，但是，我敢说，她何曾留心过台词。当编撰
台词的人们要送她上祭坛的时候，我就不能缄默良知，要为历史留个公正。”
     封从德强调，鉴於八九民运许多基本史实的调查长期受到忽视、误解乃至歪曲
，建议有能力的民运机构，及有关史学研究单位，组织力量，趁大家记忆还未模糊
，当事人都在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全面的研究，成立专业或业馀小组，逐步搞清六
四有关的重大史实，以防止诸如此次的歪曲。一个不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一群
白痴，将在同一个坑里跌两跤。
    明镜出版社表示，本书凝聚了这位八九学运参与者的多重反思，是对该次运动
的深度透视和对媒体某些误导的纠偏。这本书的价值还在於对八九学运一些关键内
情作了首次披露。作者力图跳出任何预设立场，对自身及学运期间群众组织的失误
也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在一年以前，该出版社出版了卡玛《天安门》纪录片中文版
解说词，现在出版封从德批评《天安门》的新书，客观上也有一种平衡的效果。
    刚来美国不久的王丹，对於九年前亲身参与的这一段历史，似乎不忙於下结论
，他主张，评价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不应该拘泥於某几个人或纠缠与某一些具体的
细节，需要以宽容的精神从大处着眼。而且他还坚持一条原则，在没有厘清自己的
责任时，不对别人发表评论。他相信，对於历史可能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楚。

最惠国待遇讨论新趋势：制裁上海

     一年一度的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讨论，“六四”九周年前後又在美国国会与白
宫之间展开，虽然克林顿如期批准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以证明行政当局对华政策
的正确性，同时也为他计划中的访华行程铺垫。但一般预料，原本去年江泽民访美
时与克林顿达成的给予北京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协议”再次遭到搁置，而且因为
美司法部正在调查北京向民主党提供非法政治捐款、美国公司涉嫌向中国提供飞弹
技术，以及该公司被怀疑与白宫进行钱权交易，这些不但增加了白宫批准延续中国
最惠国待遇时的压力，也对江泽民去年访美时苦心营造的“形象”和两国所谓的“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一大打击。
     然而，最惠国待遇讨论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政界为了战略
利益而对这一问题开始避实就虚的时候，海外人权组织和民运人士在这方面的游说
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如果说与往年有什么不同的话，王希哲为正义党起草的给美
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信，可以算是一个代表。王希哲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以“
保外就医”名义放逐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制造了“人权改善”的假
象，因为在此同时，人们看到，趁着国际社会人权压力减轻之机，中共当局在国内
开展了新一轮的镇压．大批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被捕入狱，并未经审
判就被送去“劳动教养”．其中有上海的杨勤恒，安徽的沈良庆，王庭金，陕西的
赵常青，广州的范一平，山西的李庆喜等。
    王希哲特别强调，在中共这一轮新的镇压中，“上海市政府起了一个非常恶劣
的带头作用．他们首先逮捕了杨勤恒．仅仅以他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
关於中国下岗工人问题的评论，就不经法庭审判，判处他三年“劳教”。这种肆无
忌惮践踏人权的行径，为其他中国城市的跟进镇压，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正如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上海市政府首先镇压《世界经济导报》，为後来的全国
性镇压，开了头一样．直到今天，上海还是拘押政治异议人士最多的城市之一。”

    美国之音五月二十九日报道，在上海，异议人士戴学忠和韩利发，计划在外滩
集会悼念六四死难人士，但是，被公安传唤十二小时後，仍然处在监视之中。早前
，上海当局还在国内首创以“精神病患”的名义囚禁民运人士王妙根，并以此手段
威胁其他民运人士，而後北京也积极跟进，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
“六四”的民运人士。所以，上海在控制和镇压民运活动中颇有“领先一步”的示
范作用。为此，王希哲请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并讨论通过制裁中国上海市政府
的议案，具体内容包括： １．暂停美国与上海市的经济、文化交流；２．禁止上海
市政府官员访问美国，直到上海市释放全部政治异议人士为止；３．克林顿总统访
华期间，不应访问上海。据王希哲本人介绍，这封信已用电子邮件向美国参众两院
全部议员发出，也欢迎各人权、民主社团和个人向美国国会开展游说工作，推动上
述提案的提出和通过。
    前些年美国国会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有人提出要对中国企业进行区分，以
明令中国军方企业、劳改企业等不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王希哲的这一建议，与此有
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前者因为具体区分中国企业的技术问题而无法实际操作，後者
因为时间上比较仓促，今年未必就能成为国会的法案，克林顿届时不但会去上海，
而且据报道他还希望能参观代表上海风貌的旧式建筑。
    不过，上海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与极左思潮有着
天然的联系，直到文革出现了四人帮；此外，上海因为是江泽民的发祥地，用江泽
民的话来讲也就是他的“面子”，同时又是今日中南海当道的上海帮权力集团的後
院，被当作全国的“样板”，如果其人权案件在最惠国待遇讨论成为媒体的焦点，
用中共的术语来讲，就很有“典型”的教育意义。最近加拿大电视台播放的上海公
安对嫌疑人犯刑讯逼供的镜头，可以预期对中国内部的影响要超过在国际社会的影
响。
    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持续发展，各地诸侯的实际权力也有了相当的扩充，对
於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实行全国性的政策，地方领导人灵活应变的空间越来越大
了，但享有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一致性，同样是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各地
处置的方法又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八九年朱熔基在上海采取与北京完全的不同手段
，就是一个例证。而且，随着地方利益的发展，开始采用公共关系手段在国际上塑
造形象，并竞相争取外资，业已成为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施政目标。
如果国际社会对一个在意自己国际形象的地方政府，为某些具体的人权案例或政策
施加压力，其效果可能比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明显；这就是捏紧拳头和四
面出击的关系，王希哲的建议信的意义就在於，国际社会需要调整对中共的人权较
量的策略：集中优势攻其一点，在继续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同时，也将侧重点移到
与地方政府的交往上去，可能就比较容易见到成效！
    新近出国的王丹，认为应该延续中国最惠国，但是每年进行一次讨论也是必要
的。这不但符合实际，也很富有启发性。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人权有什么变化进步
的话，是与美国国会每年一次关於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讨论分不开的。俗话说，
响鼓不用重捶，但愿还没有等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上海的法案，杨勤恒就已经获释，
上海的人权就已经得到改善，并真正成为一个“样板”。

《北京早春的交锋》：政治改革填补制度真空

    人们在谈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常常用到“解冻”，“早春天气
”等这样一类词；一九九八年开始，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时局和政坛，又一次将其描
述为“北京之春”。北京的政治气候真的进入“春天”了吗？肆虐中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学术的寒风严霜真的甘心退走了吗？即使真的进入了春天，又会有什麽新的
矛盾——解冻之後道路泥泞，杂草丛生，蚊蝇四起，会不会使人得出“春不如冬”
的结论？
    最近，中国局势分析中心在其主编的《新闻背景》系列（4）《北京早春的交锋
》中指出，北京现在的政治气候，既是“早春”，又是“交锋”。这本书的书名，
实际上就反映了作者和编者对北京时局的判断。这对於研究今天中国的政治形势，
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参考。
    有识者认为，比描述春天来临的蛛丝马迹更重要的，是解读其背後所蕴含的意
义；比歌咏春天的万紫千红更为重要的，是剖析各种力量新的互动并预测可能的趋
势。本书收入乐石笋全面论证中国大陆政治宽松种种脉络的文章，和（文思咏）对
被官方高调宣传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这次盛典前前後後的全方位追踪，以及由旅美
学者所组成的大家俱乐部第三次讨论纪要。
    明镜出版社负责人何频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早春气息，原因主要是经济改革
把政治体制改革逼上来了；江泽民权力巩固後对自己历史地位的企求；现在国内外
环境虽然问题不少，但中国处於改革开放以来最平顺的阶段；苏联东欧前共党国家
崩溃以後，中国感到自豪：“还是我们的路子走得对”，但现在看到他们虽然经过
剧变大伤元气，但解决了根本问题，已经逐渐走出了谷底。反过来看，中国虽然社
会稳定、经济繁荣，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中的质变还没
有完成。亚洲金融风暴，使中南海当权者原来羡慕的“东亚模式”暴露了问题，这
也从另外一方面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
    目前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表示，江泽民在政治上是不
成熟的，他有一种想迎合美国人的心态，想让别人说好。从个性来说，江不喜欢靠
硬的，矛盾大了就退一步，过後再搞你一点小动作。在社会矛盾很大时，江要搞平
衡，一般不动用压力手段。搞民主，一是靠理念，二是搞平衡，在妥协中就无形创
造了空间。此外，江朱矛盾可能造成契机。朱熔基看来要搞威权体制来完成改革，
但他又不想承担全部社会责任：只在经济领域中，粉碎官僚的反抗、地方诸侯的反
抗，但是不管大的社会层面，要江泽民提供政治保证－－不然你把党权给我，我来
搞政治保证。现在朱熔基功高震主，江泽民如果心理不平衡，就会想，国企与机构
改革并进，搞到一大批人没有饭碗，得罪人的事我做，你名声那麽好、人大掌声那
麽热烈，便会去寻找自己的着力点：就可能要来推进政治改革。领导人这种矛盾，
往往就是政改启动的契机。他自己想要想得分，也得选这个突破口。
    从社会层面看，在中国有把政改提到日程上来的现实逻辑需要。中国破产法起
草人曹思源在哈佛作过一次演讲，他举了十个大的方面，指出到了必须修宪的地步
。这十个方面，都是现实发展与现行宪法相矛盾：要麽根据现行宪法将法制建设退
回去，要麽就得承认法制建设的进展而修宪。一旦修宪，当然就得根据宪法的内在
精神提出要求。其次，经济改革的逻辑也把政治体制改革推上议事日程——要将政
治的游戏规则调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该书引用学者们的观点提出，江泽民的游戏并不在毛邓时期的平面。毛靠运动
，邓靠政策；毛抓政治，邓抓经济，说到底都是人治、半人治，都是威权。江泽民
这方面不行，就要靠规矩治国，没有规矩，就没有合法性，没有执政的依据。所以
毛邓走了之後，强人政治不再，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制度真空。


海外民运面临大转变的抉择

     今春以来，中国因为政府换届和北大百年校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有些微松
动，相对於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长时间的万马齐喑局面，那些长期关注中国政
治的外国记者有些激动的称之为又一个“北京之春”。暂且不论“六四”将临、公
安再度对民运人士出击等春寒料峭的种种细节，毕竟，春回大地的气息已不是政治
制度和国家疆界所能锁得住的。
     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也沐浴到在这一阵春风，正在重新
萌动：严家琪、於浩成、王希哲、徐邦泰等五十多位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和民运人
士，在即将回归中国的澳门齐集，最近举行了一个名为“港澳与中国现代化”的研
讨会，这可能是海外民运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举行的一次活动，难怪中国当局如临
大敌，不但强行阻止王希哲太太江苏到澳门与丈夫会面，甚至令会後赴香港观察选
举的严家琪也不得其门而入，被香港当局遣返。
    几乎是在差不多的时候，“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第八届和“民主中国阵线”五
届，力邀在海外民运中有影响的人物，在加拿大多仑多联合举行“世界代表大会”
，并且举办主题为“中国政治反对派所必须的政治，文化，心理与道德素质——海
外民运历史反思”的研讨会。组织者认为，形成一个成熟的政治反对派，是中国大
陆实现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海外民运存在的基本理由和目标，而一个成熟
的反对派有三个标志，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公共政策，团结一致的组织力量，公认的
领袖人物。这次活动围绕海外民运的种种问题，探讨民运人士在各方面的素质上存
在的缺陷以及对之弥补、提高的可能途径。
    稍後，自称获得美国一些政治活动家支持的民运人士，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在华
盛顿DC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国会山举行“中国运动团结会议”。议题是讨论如何
促使中国民运成为中国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加有效和重要的政治力量。团结会议
的目标是最终创立一个成型的自由中国政治运动，充当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的
联系网络。团结会议将把有意效法南非自由运动、波兰团结工会和缅甸（昂山素姬
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以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中国民运活动家,海内外侨胞
，留学生和学者组织起来。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计划会议将签署一份简要的“自由中
国运动宣言”。
    此外，自魏京生去年出国以来，风尘仆仆对欧美主要国家进行穿梭访问，不管
人们对他目前的言论和思想观点持什么意见，也不管他的表现与人们对他的期望有
多少距离，他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客观上引起了西方民主国家和主流社会舆论对中国
人权问题和海外民主运动的重视。最近王丹在入学前访问了美国一些地区，他的和
平理性精神以及特有的亲和力，对於解释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对民运的误解，起了特
殊的作用。海外民运自有其宽阔的空间和充足的资源。
    孤立的看，中国异议人士出国就好象是“获得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而且山
头林立的民运组织也在分散和消耗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民运资源……，在一个多元化
的自由环境中，这些都是要人们逐步适应的常态。如果从量变到质变的角度观察，
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如今已发展到“量变”的一个新的阶段，有
人将其形容为“海外民运正面临一个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民运需要有新思维和新
的运动形式。与其陷入传统的思维里孜孜以求“大一统”，不如利用各种主客观条
件，各尽所能的多做 一点具体的事情，通过不断的“做事”来建立和发展民运的队
伍。
    与当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比，目前的海外民运尚有待於将明星的个人行
为，或流於清谈的种种“研讨会”，上升到一种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行为”。
例如，王炳章的回国闯关行动，不管他个人的主观动机如何，实行过程中有多少必
须认真检讨和纠正的错误缺点，他的确在启发海外民运以此契机将一般的“做事”
可能变成一种“政治行为”——有明确的目标，不断的组织人员以各种可能的形式
跟进，增加海外民运对中国政局演变的影响，并使海外民运渐渐走出谷底，这不是
不可以期待的。在纪念“六四”九周年的时候，人们看到了这种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