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体，做实事

                ——访欧洲中国学社主席王鹏令先生

      早在去年八月於德国波恩召开《邓後中国：问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期间，
就听说有人成立“欧洲中国学社”建议。谁都知道，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专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虽然没有在美国那么多，但如果把他们“加”起来，其数
量亦相当可观。可惜由於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已有的若干华人民间
学术团体，无论在覆盖面或活动效果上，与人们的预期都有相当一段距离。在这种
情况下，欧洲中国学社於近期刚一成立便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为此，
笔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欧洲中国学社主席王鹏令先生。下面是访谈的笔录，“问”
表示笔者的提问；“答”表示王先生的回答。
      问：王先生，您好！去年八月在波恩召开“邓後中国”讨论会期间，与会的
欧洲中国学人曾经在一起议论过成立“欧洲中国学社”的事。经过近半年的筹备，
现在学社终於成立起来，向你们表示祝贺！
      答：谢谢您！也谢谢所有关心欧洲中国学社的朋友们！
      问：听说你们最近为此在德国波鸿大学举行了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
      答：是的，三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们邀请了在欧洲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中国
学者，在波鸿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的蒋一民博士，曼海姆大
学的博士候选人郑聪和史明先生；有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博士、法国的陈彦
博士，以及荷兰的顾昕博士和瑞典斯德哥尔莫大学的陈迈平先生，等等。
      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实际是一个小型学术讨论会；第
二个阶段，大家就成立学社和出版学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了一些共识。

      问：听说会议的前半段开得很“热闹”？
      答：可不是嘛！文人见了面，最大的乐事就是“侃”。不过“侃”归侃，侃
的却不是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是学术。其中有许多题目都是蛮有趣，发言也蛮有水
平的。如陈彦谈的是“中国的极权主义”。他不仅介绍了极权主义的理论，而且分
析了“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文化特征和中国极极主义的进程。赵毅衡的发言题
目是“重建意识形态？”一个问号充分表达了他对目前中国大陆“世风日下，前途
可忧”的焦虑！再如郑聪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失业问题的分析，也是颇
有新意的。我自己也以“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为题，向大家讲述
了自己最近对大陆知识界的“陈寅恪热”和“王小波热”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想
这种对学术的兴趣，正是、也应该是使学社和学刊得以维系的根本。
      问：这样看来，现在的欧洲中国学社，规模没有人们原先所想象的那么大。

      答：是这样。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但这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您知道
，欧洲的幅员虽然不是很大，但在欧洲的中国学人居住却非常分散；而我们又几乎
没有任何资源。别的不说，如果成员太多，仅通讯联络这一项开支，就承担不起。
因此，我们筹备这次座谈会的几个人反反复复地商量，觉得还是应该本着有多大力
量做多大事情的原则，从小型、同仁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做起。实际上，我们不得不
坚持的这一以“小型、同仁性学术团体做实事”的原则，也在事先或在会上得到了
与会者的认同。
      问：“欧工协”的规模就不是很大，但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你们和其它团
体联合举办了两次有相当大影响的国际讨论会。你们这次这样做，是否也是汲取了
这方面的经验呢？
      答：也可以这样说。其实撇开过去的事不说，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重要
的不在摆多么大的“摊子”，而在於能不能做几件实事！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是：
先把事情做起来，试试看，一边摸索经验，一边凝聚共识和人才。如果确实可行，
有必要、有可能、也有吸引力，届时再扩大规模、甚至改变组织方式，也为时未晚
。如果急於求成求大，力所不及，一开始就可能使学社和学刊处於难以起动的境地
。
      问：您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欧洲中国学社的基本架构？
      答：简单地说，学社机构分三个层次，即学术顾问、社务委员会和《欧洲中
国学社丛刊》（暂定名）编委会。
      学术顾问是咨询性的，主要由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组成，其中也有个别
经验比较丰富和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年学者。现已经本人确认的学术顾问是：丘宏达
、余英时，陈一谘、陈博中，蔡文辉、罗多弼、苏绍智。其中罗多弼教授，是一位
汉学家，瑞典斯德哥尔莫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问：那么，所谓社务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呢？她是不是类似於“董事会”？

      答：一点不错。社委会是负责全部行政事务的“实体”。她目前有七个成员
，他们是：胡立俊、陈迈平、常征、叶国忠、赵毅衡、刘明明，还有我。学社主席
由我担任，但主要负责的是社委会主任常征和副主任胡立俊先生；严克先生任秘书
。表面上看，社务委员会的“权力”最大，其实她是一个真正为学刊和学社的各种
学术活动“服务”的机构。
      问：据说你们要创办中、英文两种版本的《欧洲中国学社丛刊》，而且已经
组成了一个阵容相当强大的编委会？
      答：原先我们只打算出中文版的《学刊》，因为这两年我们每年都出版一本
论文集，在此基础上，我们只需改版、增加一点篇幅、并使之经常化，就足可以使
“论文集”“刊物化”；如果稿源充沛，又能筹得到资金，每年还可以多出。这实
际上也是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很常见的一种做法。
      《学刊》能够出英文版，应当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说实话，这应该归
功于陈迈平先生和赵毅衡兄的“加盟”。编委会中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由他们两位、
程晓农和我四人组成，我算是主编，他们三位任副主编。
      问：听说编委会中还有不少特约的“社外”编委？
      答：是的。日常的一些工作欧洲的编委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不过我们考
虑到，不管怎么说，我们学社毕竟势孤力单，不论是在争取资源或组织稿件方面，
都不能没有北美和亚太地区学界的朋友们支持，所以我们在这些地区也特聘了若干
编委。
      这样，除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四位外，在欧洲编委有科伦考、陈彦、郑聪和蒋
一民；北美的编委有田国强、戎雪兰、周义澄、胡平、洪朝辉、陈奎德；亚太的编
委有吴国光和委卫东；凡十六人。
      问：看来，你们的编委会确实聚集了学界一批很优秀的人才。请问，你们用
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杰出的学者的力量实际聚集起来，以
发挥作用呢？
      答：根据目前的资源情况，我想我们联系这些学者的途径主要有二条。第一
，是通过刊物；第二是学术会议。我现在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明年春天，
我们将与其它几个民间学术团体，在欧洲联合举办以《走向新世纪的中国：近五十
年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的许多编委听到这个消息後
，都表示了很高的兴趣！其中有几位，还对明年的会议提出了不少非常具有建设性
的意见，甚至还为会议草拟了一些很有趣的题目呢！
      问：啊，那肯定是一次各路“神仙”济济一堂的盛会！听说你们把开会的地
点初步定在西班牙，是吗？
      答：是。但现在还不能对地点“打包票”。
      问：向您提最後一个问题。你们的学社将与“民运”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答：首先应当说明，欧洲中国学社是一个非政治、非盈利的同仁性民间学术
团体，她和民运组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作为一个团体，她不会参与民运活
动；她的成员和负责人也不能以团体的名义去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们是否以个
人名义参与民运或其它政治活动，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另一方面，我想学社和学刊
，在内容上也不应把对异议运动的研究排除在外。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个学术团
体，如果对她的活动不作上述限制，那就将和学社的宗旨相违背了。
      问：请问，欧洲中国学社的宗旨是什么？
      答：简单地说，欧洲中国学社的宗旨可以初步概括为：立足欧洲，联络各地
的中国学人，通过各自独立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以促进中国文化全
面走向世界，为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形成“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新格
局而贡献力量。
      问：谢谢您！祝你们的学社和学刊能够办得好，办得成功！
      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