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多数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却又打了四年内
战。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可是，由於政权的非
民主性，不久就陷於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动乱与自我折腾之中，特别是，一
九五七年以动员“整风呜放”为诱导的“反右运动”，把全国１１％的知识分子（
至少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阶级敌人之一种）；一九五八年～六一年的“大
跃进”，企图在几年之内经济上赶超英国和美国，并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却造成人
为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随後又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对知识分子
以及整个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出现了历时十年（一九六六年～七六年）的浩劫
。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有了转机，还是出现了一九八九年六
月四日血腥镇压群众的大惨案。可以想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
国家里生活，会是何等艰难。
由於物理学的使命是探索宇宙的普遍规律，而它的众多重大研究成果对人类
的思想和物质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因此，物理学家往往比
一般技术专家具有更宽广的眼界和更高的精神境界，更热切地关心人类事务。爱因
斯坦的一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始终如一的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二
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国的物理学家，除了这种精神熏陶以外，还受了中国知
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的影响，对自己民族的灾难不能闭目塞耳。这
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前几所著名大学中，物理系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地下
共产党的人数多於其他各系；而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文化
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物理学家数不胜数，著名物理学家中被迫害致死的就有
饶毓泰（一八九一～一九六八）、叶企孙（一八九八～一九七七）、赵九章（一九
零七～一九六八，空间物理学家）、张宗燧（一九一五～一九六九）。其中饶毓泰
和叶企孙都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饶毓泰曾长期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
院长。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办者，并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输送技术人才和军需品，并
进行募捐活动。一九六八年竟因此被捕入狱，虽然一年半後获释，但仍无自由，经
几年贫病交加的煎熬後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的残暴和荒唐，促使人们觉醒和反思，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
疑。就在“文革”结束那一年，由许良英（一九二零～）、赵中立（一九二零～）
、范岱年（一九二六）（他们三人都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许、范二人大
学时都是学物理的）等人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开始出版，爱因斯坦一贯
所坚持的民主和人权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教条统治
下的中国，民主、人权是一个不容议论的禁区，现在却被爱因斯坦崇高的声望和强
大的感召力冲破了。不仅如此，《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还引起了当时正在发动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向党的干部推荐学习这个文集。一
九八零年三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後不久，即要求中国科学院为中共中央书
记处和国务院领导人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为科学史（题为《科学技
术发展的简况》），於七月由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九一三～一九九二）主讲，讲
稿则主要由从事物理学史和科学史研究的许良英撰写。讲稿中着重提出一个重要论
点：“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随後，
许良英又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从现代发达国家所以有巨大生
命力的原因，来充分论证上述论点。这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九一九年“五四”时以
民主与科学救治中国这一呼声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这一呼声七十年来已被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湮没了。针对毛泽东的紧箍咒“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许良英於一九八六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君临一
切科学之上的神学。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
关系。两者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
为冲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禁锢，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一九三六～）根据现
代宇宙学的成就，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就不断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他於一九
八六年提出：“我们需要作为工具的哲学，我们不需要最高裁判者的‘哲学’！”
方励之、许良英的言论不时遭到官方意识形态卫道士的攻击。以打棍子出名的何祚
／（一九二七～）借邓小平“反自由化”之机，在一九八一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成立大会上攻击方、许，许良英即予以严词驳斥。三年後何、许两人又在一次物
理学哲学问题讨论会上交锋，结果何狼狈不堪，成为众矢之的。在打棍子方面，技
术官僚钱学森（一九一一～）也十分卖力，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
”时，他即撰文攻击许良英；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以後，一再打击、污蔑方励
之。
凡是对爱因斯坦有深入了解的人，都会为爱因斯坦的人格力量所感动。爱因
斯坦对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
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这种浩然之气强烈地鼓舞着许良英和方励之，他们也因此而成为知交。一九七
九年以後，方励之每年都有多次出国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西方发达国家
现实的民主和自由有直接深切的感受，这激起了他对改变中国愚昧落後状况的强烈
紧迫感。一九八五年～八六年间，他先後在杭州、北京、上海各地大学作了一系列
以改革为主题的讲话，对公民的权利、究竟是谁养活谁、民主是否恩赐、知识分子
的使命等问题，作了精辟、生动的论述，在全国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强烈反响，引
发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国各地学生要求民主的示威游行。於是邓小平下令开除方
励之党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被迫辞职。
方励之在被开除党籍和撤消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後，对中国政治和官方
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加直言不讳，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公开持不同政见者
，因而被海外传媒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他这个时期的言论集早已出版，这里
不必引述。
在此以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许良英、方励之和记者刘宾雁（一九二五～
）联合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反应十分强烈，但由於当局明令禁
止，未能开成，後由香港几位报人接过去开了。
一九八七年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时，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刘刚顶住官
方的压力，提名方励之的妻子、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娴（一九三六～）为候选人
，结果以９０％以上的高票率当选，对当局造成不小冲击。一九八八年五月，已毕
业离校的刘刚回北大发起组织传播民主思想的“草地沙龙”，第一次请方励之主讲
，第二次请许良英主讲。这个沙龙只举办了五次就被迫停止了。十一月，历史系学
生王丹和技术物理（即核物理）系学生武运学等接下去办了一个“民主沙龙”一直
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在随後爆发的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中，王丹和刘刚都起了
重要的领导作用，“六四”後他们都被通缉、判刑。
一九八六年以後，许良英致力於民主思想启蒙和对各种民主思潮（主要是新
权威主义）的批判。一九八六年在《为自由正名》的访谈中抨击了“反自由化”的
荒谬；一九八八年撰文揭露“民主集中制”的反民主实质，并发表有说服力的短文
《驳民主缓行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有三百人参加的“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
会”上，许良英在发言中强调：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否定民主。他
曾洋洋自得地说，他一生最大的创造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恩格斯和列宁
一再宣称，有国家就没有自由，只有在国家消亡之後，才有可能谈论自由。斯大林
和毛泽东的暴政，根源就在於这种与现代文明历史潮流相悖的指导思想。“为纪念
五四七十周年”，一九八九年春，许良英发表了四篇文章：《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
蒙》，《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中国反民主的逆流》，《新权威主
义新在哪里？》。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一九七九年因指
责邓小平是新独裁者而被判刑十五年的工人魏京生。随後，有两批作家和人文学者
响应方励之的呼吁，联名发表公开信。与此同时，许良英和他的老同学、地理学家
施雅风（一九一九～）发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联名信，提出：实现民主，杜绝腐
败；保证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释放一切因思想、言论被判刑或劳教者。信由两
位德高望重的老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九零六～）、王淦昌（一九零七～）领衔，签
名者共四十二人，都是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科学家二十八人（物理学家八
人）。由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此信发表於二
月二十六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自然也影响了北京的大学生。一个半月後，由悼
念胡耀邦所引发的历时将近两个月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当局无视举世公认的人权和人道准则，不顾国际舆论，悍然动
用军队和坦克，残杀和平表达反腐败、争民主诉求的学生和市民；并无中生有地诬
蔑方励之夫妇是操纵这次运动的“黑手”，他们不得不进美国大使馆避难，後遭通
缉，被迫流亡海外。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全国处於极端严重的恐怖和窒息之中，中国历史倒退了
十几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肯定经济改革要继续搞，官方舆论
出现一片喝彩叫好声，许良英却发出不谐和的声音，发表题为《没有政治民主，改
革不可能成功》的文章，谴责六四暴行，痛惜民族厄运；指出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
必然腐败，而腐败是社会动乱的催化剂；并尖锐指出：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那
么应歌颂经济年增长率１１％的纳粹政权，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
是“社会主义”！发表这篇文章的《未来与发展》一九九二年第五期立即遭到官方
封禁，认为这是出版界最严重的政治事故。
一九九三年许良英在海外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总结性的短文《中国民
主化道路的思考》，指出：要真正实现民主，必须经历一个思想启蒙阶段，这首先
要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打破几十年来养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认真学
习西方国家早已成为常识的东西；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批不依附任何权贵的势力
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独立知识分子；民
主化的道路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争取民主的手段应该合乎理性，合乎民主原
则，不可搞地下组织；任何群众性行动的口号和要求，应该充分考虑其实际的可行
性，必须对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第二篇是研究论文《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
，系统而扼要地论述了民主思想的历史，指出雅典民主制最根本的缺陷在於缺乏人
权概念，而人权概念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第三篇是为包遵信八九民运回
忆录所写的序，对一九八九年四～六月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作了分析和反思。
一九九三年，当局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先後释放了王丹、魏京生等著名政治
犯，可是申办还是失败了。一九九四年二月，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多起因思想言
论而捕人的事件。三月上旬，许良英联络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
况呼吁》，呼吁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论证人权与现代化的关系，指出：“舍人权而
侈谈现代化，无异於缘木求鱼。”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
论、文字治罪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在这个呼吁
书上签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物理教授刘辽（一九二九～），他也曾於一九五七年被
划分“右派”，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的四十二人联名信上签了名，後又积极支持学
生的民主运动。这个呼吁书在三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後，许良英被警察
软禁在家中三天。从此以後，许良英居住的宿舍楼经常有警察把守，进行严密的监
视。至於许良英家的电话，自一九八九年至今一直被安全部门窃听。
一九九五年四月，许良英获悉一九九五年是联合国宽容年，即根据自己多年
来对科学史和近代文明史的研究，起草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
宽容》。呼吁书中指出：宽容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前提，而中国几千年定於一尊，
不容有第二种声音的遗风至今未衰，这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必须上下努力，
改变这种状况。为此，希望当局以宽容精神对待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不再把有
独立见解的人当作“敌对分子”；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
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呼吁
书由许良英的恩师、八十八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作家楼
适夷（一九零四～）领衔，签名者四十五人，多数是有成就的老年知识分子，也有
八位坐过牢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物理学家八人，他们是：王淦昌，胡济民（
一九一九～，北京大学核物理教授），刘辽，许良英、范岱年，董光璧（一九九三
五～，物理学史家），吴震（西北大学物理教授）；前面五人曾在一九八九年四十
二人联名信上签名。这个呼吁书五月十五日发表後，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国际人
权组织向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在这
个呼吁书上签了名，其中十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人获和平奖，二人获化学奖，
二人获生物医学奖，一人获文学奖）。可是在国内，当局却反而显得更加不宽容，
对签名者进行威胁、监视，并先後拘捕了黄翔、王丹、刘念春三人，王丹和刘念春
至今仍未获自由。
一九九六年十月，被关押十七个月後的王丹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十
一年，许良英即发表题为《为王丹辩护》的长文，根据事实和情理，对这一莫须有
的罪名予以长久批驳，指出这种判决与反右、文革时的无数冤案如出一辙，是国家
、民族之不幸。他为这位一九六八年出生、已坐过五年牢、愿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
的青年善良而纯真的心声所感动，噙着热泪写完这个辩护书。
针对近年来官方宣传工具和部分海外华人共同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许良英
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发表了题为《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的书面访谈，谴责
了杨振宁等美籍华人冒充“中国十二亿人民”的代表谄媚权贵的卑劣行径，指出国
内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源於官方对国际人权准则的对抗；由於现代化就
是西化，官方提出的“反西化”口号，实质上就是反对现代化；一个民族不再存在
外来民族压迫和侵略时，如继续宣扬民族主义，必然带有排他性和侵略性，民族主
义往往成为专制统治者用来镇压人民、转移国内矛盾、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访谈
中还介绍了爱因斯坦终生追求的世界主义的合理性。
中国的改善人权和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崎岖而十分险峻的道路，爱因斯
坦的榜样将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文是为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物理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国际物理学史讨
论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稿，可以作为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国科学协进会（ＡＡＡＳ）年
会上的发言《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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