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江泽民来说，一九九七年可以说是一个忧喜参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
江泽民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果，而在内政上却面临种种难於解决的问题。
   对於北京的外交历史来说,一九九七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北
京在其外交事务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仅仅在一九九七年一年里，北京就组织
了六十一次之多的中共领导人的对外访问，三十四个外国的国家元首对北京进行了
国事访问。就在一九九七年圣诞期间，中共外长钱其琛还到以色列与其领导人举行
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会谈，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北京在南非的新大使馆成立剪彩，
钱其琛又奔赴南非进行访问。一九九七年，仅江泽民一人就进行了超过一打以上的
对外访问。这超过了江泽民所有前任自中共建国以来的对外访问的总次数。

      一九九七年，在江泽民的主导下，北京在外交事务上可以说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果，特别是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美国总统柯林顿的高峰会谈，为
北京在“六四”以後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重新承认奠定了基础。这两次高峰会谈，
使中、俄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得到了保证，也使北京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利益要求
得到了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认可。江泽民亲自参与的与“亚太经合会”和“东协”
国家的高峰外交，也为北京涉足亚太经济事务和增进与“东协”国家之间的关系开
辟了新的前景。北京一九九七年取得的另一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北京成功地从英国
殖民者手里收回主权，并使香港的主权移交平稳实现。

      一九九七年，虽然，北京在外交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其内政
上，北京却举步维艰，无法解决严重的经济、治安和干部腐败等问题。
      由於几乎所有的大型国营企业的长期亏损和国企改革的失败，以及成千上万
的中小企业缺乏资金而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失业大军的人数达
到了空前的高度。数百万的人在一九九七年失去原有的工作位置，被迫流落社会，
自谋生路。预计，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中国大陆将再增加两千万之多的失业人
数。大量失业人数的增加，加剧了中国大陆社会的两极分化进程。贫穷大军的急增
和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给中国大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一九九七年是中国大
陆自“六四”事件之後官方与民间的冲突事件发生最为频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
几乎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或自治区都有诸如工潮、示威、骚乱和集体暴力等事件
发生。

      难以解决的普遍的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也是导致中国大陆社会不稳定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九七年，北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腐败问题。自中国
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就出现了有增无减的趋势。从一
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查处了六十六万九千三百名犯
有腐败行为的党员干部。这还不包括大量的非党员干部在内。到九七年年底为止，
中共中央和各地方有关单位收到的群众检举党政干部贪污腐败劣迹的举报信件和电
话，就有七百五十多万次。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中共党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中，
各地方代表曾普遍抱怨中共中央在面对日益严重和普遍的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上束
手无策和措施不力，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虽然，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要求中共公安、司法和检察机关力保大陆社会
的稳定，而且将把此一议题列为将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代
表会议的重点讨论课题之一；但是，严重的失业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不解决，“确保
”社会稳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无助於社会的真正稳定。另外，尽管即将在九八年
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总理的朱熔基下了豪言，他将在三年之内解决国营企
业亏损和改造等问题；然而如果大陆的所有制和市场开放等问题不解决，国营企业
再怎么改造也不会扭转其亏损的局面，朱熔基的雄心壮志最终也只能付诸东流。

      一九九七年是江泽民开始没有邓小平撑腰而独立执政的一年。在这一年里，
江泽民做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初步地掌握了中共党、政、军大权，二是顺利地收回
了香港，三是在外交上为中共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样，在这一年里，江泽民面临了
他当政以来三个最大和最严峻的难题：一是党内高层权争的白热化，二是国企改革
走入了死胡同，三是社会稳定面临了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