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十五大”尘埃落定，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江涨石落，江核
心露了峥嵘。这位戴眼镜、踏着“六四”烈士的血迹、畏畏缩缩爬上权力顶峰的前
任工厂主，似乎很懂得营造个人形象，到处搔首弄姿，甚至组织学习江泽民理论，
俨然以毛泽东、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企图建立新的个人崇拜。江泽民似乎已经实
现了独裁，但江泽民真的能把中共引向富强民主之路吗？

      坐了十八年共产党黑牢的魏京生刚到纽约就预言，靠“六四”屠杀起家的江
泽民不可能给“六四”平反，正如靠民主墙起家的邓小平不可能给民主墙平反。

      中国现代史表明，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僭主专政，不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共产
党专政，都是血迹斑斑，都无法带领中国走出朝令夕改的社会动乱，进入法治国家
的长治久安。反过来看，民主政治的权威与个人崇拜之间，应该不应该发生关系？
如果不该，那又如何建立民主的政治权威？


 一、个人崇拜的缘起


      为此，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漫长的社会失控状态，在政客贪婪、
军阀割据、党派战争、外国入侵下的中国民众，变得日益饥不择食，谁能结束中国
的社会混乱，使这泥足巨人哪怕依仗一只拐杖（如僭主毛泽东）站立起来，谁就仿
佛正义的化身。这种形势仿佛授权，使得集权一身的铁腕，竟然也能得到认同。如
亚里士多德所说，“相传米利都僭主斯拉叙布路派人问计於科林僭主伯利安德，伯
利安德正站立在田地中，默不做声，但以手杖击落大的穗头，直到所有的穗头齐平
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只好这样回报主人，但斯拉叙布知道，这是伯利安德劝
他削除邦内杰出人士。”（《政治学》第１５５页）其实，这种消灭优秀人物的努
力，往往埋下民族的灾难的因子，但却被走投无路的社会大众所默认。

      在民族命运攸关的“最危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装潢和寻常道德的推理，
实际上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中国的僭主如毛泽东、邓小平和
现在的江泽民之流，其行为虽然无异於刑事犯罪，却也能受到包庇纵容甚至碑文歌
颂，为什么？正如《义勇军进行曲》说的，因为这是民族绝境中发出的“最後的吼
声”。它吼的是什么内容，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吼出来了，这好像表明它的
处境虽然危险，但还是有希望进行抵抗的。决定胜败的已不再是传统的道德与规范
，而是能够召唤在社会失控後为一盘散沙的群众，进行奋斗的某种力量（其严酷程
度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地步）；这力量牢牢抓住的政策、策
略、宣传、社会组织力，成了真理的化身。以这种操作性的玩意儿为包裹，意识形
态之药得以让病得厉害的社会机体，轻松地吞咽下去。这就是僭主政治运动群众的
伎俩。正如不久前在庆祝香港回归的政治作秀中，我们又再次体验到某种类似一九
六九年“全国人民庆九大”那样的感觉。

      考察一下中国现代史，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漏洞百出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对
社会进程与事变，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不在於它的理性，而在於它的药性，当然
这往往也就是某种毒药性。在於它不仅投合了时代的心理，还塑造并推出某个“有
感召力的人”，作为“药引”。说穿了，散了架的中国社会与人心，所真正期待的
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真理，而是这个善於利用意识形态的药物来麻醉社会痛感的
超强人格。这人格不仅要充当社会人心之伞的伞柄，还得填补社会组织上业已空缺
的那个轴心。

      个人崇拜的基本趋势，在主轴溃散之後的中国现代史中日渐增强，尽管一九
一六年袁世凯死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分别导致退潮一次。有关这两位死期相距
整整一个甲子的僭主之得势过程，很难仅用“封建残余”去解释。事实上，这与社
会凝聚力在混乱後重新强化的趋势，是孪生的。十分自然，在失去了社会向心力（
向心，也就是环绕着权力轴心）的困惑中，人们渴望指引方向的“太阳”，寻找并
随时准备把自己托付给任何充当太阳的人格。这不仅是父辈文化的劣根性，也是当
下的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性。

      但无疑的，袁世凯、毛泽东这些僭主，无不辜负了民族的期待、违背了社会
转型的要求。其结果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得在他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
曾经总结过的：“僭主单独一人统御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
专以私利为尚，对於人民的公益则毫无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
的权力。”（《政治学》第２０３页）袁世凯奉行血缘主义，企图把权柄私相授给
他的崽子，一如中国的流氓皇帝；毛泽东仿佛好一点，断子绝孙，但还是企图把权
柄私相受给他的“继子”（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政治骗
子”），一如古罗马的军事家恺撒。尽管两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於这种流氓与
官僚制的结合；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个人崇拜与社会的奴性虽然融为一体，但却不
能帮助中国摆脱现代的困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的权力”的僭主，可
以在古代调动行之有效的社会体制、心理习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以
其社会组织、经济基础等强大惯性为支持，但无法说服新一代的中国人，追随他前
进，义无反顾。如中共独大和失控的官僚体系，沦为纯粹的社会枷锁，比传统社会
中的前辈，更冷血、更自私、更缺乏教养。而失去社会仲裁（如“好皇帝”，即公
正的仲裁）和摹仿对象（如“清官”，即人民道德的楷模）的社会大众，也失去安
分守已的传统美德。这时所谓的“非道德状态”，竟然成为个体自救的必要方式。



 二、共产党专政的僭主性格


      共产党专政，是适於造成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强化，要通过官僚机器而实
现的，如目前江泽民正在故伎重施。但个人崇拜却终将反过来打击官僚机器，打击
那使他诞生并羽毛丰满的力量。因为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限制僭主的权力，正如，“
中央文革”无法限制毛泽东的权力。

      “僭主必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禁止一切使民众聚合并产生互相和
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和类似目的的任何会社。
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
住在城里的人民时常集合於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
借机窥探人民的言行，也可以由此使大家习惯奴颜婢膝的风尚。”（《政治学》第
２９２页）请记住，这是将近二千五百年以前说的，但仿佛就是指着毛泽东、邓小
平和现在的江泽民说的。这种僭主作为，与从来不知希腊为何物的毛邓江，奇妙相
似。毛泽东不是要求人民经常集合於他的宫门前广场吗？邓小平不是禁止集会、结
党、教育、文化研究吗？江泽民不是正在千方百计地摧毁人民的志气、自尊和互助
精神吗？并不遗余力地腐蚀中国社会道德吗？


三、僭主是动乱之源


      有学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个人崇拜是出於“封建残余”，是中国传统劣根
性。但我倒更倾向於同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没有现实功能的旧习惯，
是不可能如此顽强地一再表现的。更何况，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崇拜某某个人的
惯例，皇帝不是以其个人魅力受到崇拜，而是作为一个制度化的象征受到尊敬的。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崇拜的只是人化的皇位，而不论坐在皇位上的人是谁。所以在
中国传统里，皇帝更迭不会导致国家动乱、政策翻覆。新领袖的调适行为，一般说
来幅度不大，不须改变社会制度，不必反对前任来确立新的权威。

      共产党僭主的个人崇拜与传统皇权的上述区别，原因并不复杂。新皇帝出台
，哪怕只是一介童子，只要坐在皇位上，大臣们就得跑去叩头、效忠，因为他们选
择领袖的余地很小，必须在皇族里寻找，不能到官僚队伍里寻找。因此无法注重皇
帝的个人能力，而更多强调皇帝的身份的正当性。他们无须推行个人崇拜以结党营
私，而是推行制度化的统治。职位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制度化了，且有一套
严密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则反之，一个领袖人物下野或去世，整个国家的航向就要改变。
为什么？就因为这基於僭主的个人崇拜，而非制度化的职位崇拜。但个人崇拜并不
稳定。以苏联史作镜子看：列宁是反对斯大林接班的，但列宁死後斯大林干掉了托
洛茨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夺取了政权，改变了列宁的政策。斯大林死後，接班人
马林科夫稳不住局面，被赫鲁晓夫赶了下来，并开始反斯大林主义。後来赫鲁晓夫
又被勃列日涅夫而代之。然後是几乎照章办事地开始一场清算赫鲁晓夫的运动。事
情远未到此结束。勃列日涅夫死後，安德罗波夫上台，又反其道而行之；安德罗波
夫死後，契尔年科上台，再反其道而行之；契尔年科死後，戈尔巴乔夫上台，又再
反其道而行之……多么奇特的一出“否定之否定”的连台大戏！

      中共也是如此，邓小平不反对毛泽东不行，彻底否定毛泽东也不行，因为他
是从毛僭主的“继子”华国锋手中抢班夺权的“假继子”。接班人制度因而是不稳
定的，不仅因为它对领袖能力的要求特别矛盾，而且因为它建立在歼灭社会有生力
量、压制一切优秀人物的逆淘汰过程上。而在前任僭主的统治下，富有尊严和自由
意志的强人，受到排斥、压抑甚至放逐、杀害。那些唯唯喏喏的继子如江泽民，又
哪有足够的能力，在老僭主死後还能压倒群伦、一枝独秀呢！这里永远存在一个悖
论。所以，它对接班人本身的要求，是“矛盾”的。难怪历史一再证明：很少有成
功接班的继子。僭主的继子，若无其权力养父的威望、手腕、人事关系等，就无法
完全继承其权力；而仅仅继承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是无济於事的。模仿政治养父的
衣服式样、发式甚至举止、言谈，也不能保证权力的延续。因为没有相应的理论和
习俗来支持他。说到底他只是官僚一僭主，并非神授君权的象征。要获得权威，就
得靠个人竞技。诡计不够就得靠边站，以便空出位置来。

      在传统社会中，皇帝的处境并非这样。皇帝领导不了，官僚可以领导。象征
物坐在那儿，天下太平；只要支柱稳定，整个权力之伞就撑开了，可以垂拱而治、
南面而王。在这样政治模式下的首领更迭，费用并不昂贵，甚至比美国总统竞选费
用还低，如一九八八年美国大选，仅杜卡基斯与布什决战这最後一役，就花费美元
近一亿。而像中共僭主政治的权力更迭，甚至仅仅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继子
更迭”，由於走上“阴谋加暴力的全民（包括动员儿童）竞选”的歧途，浪费的财
富不知几十亿美元，所造成的社会创伤更无法用统计数字显示出来。至於使得江泽
民登基的“六四”大屠杀所损耗的社会资源和招致的国际制裁，费用更在百亿元之
上。

      僭主朝代的个人崇拜，要求权力核心（如“军委主席”）不仅是象征性的，
而且必须具有实权。结果就是一个权责不分的僭主人格的出现，他须支撑官僚机器
，且要独力撑开人际关系。他明明不能胜任，也得强装胜任，结果只能沐猴而冠。
沐猴而冠的僭主，终於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入一个实际上无法控制的歧途。这就
表明，僭主崇拜代替不了皇权历史上的作用。靠僭主的能力、魅力和权力，建立不
了社会主轴的稳定作用，更无法保证官僚体系在僭主死後依然对之保持制度化的效
忠。


 四、个人崇拜危害法制建设


      个人总会死的，个人一死，整个社会就动乱，就天地翻覆，这个代价太昂贵
了，任何正常社会都是偿付不起的。在传统社会里，至少在一个朝代内部，这个轴
心是稳定的、制度化的。只是当改朝换代之际，发生一个换轴运动，称之为“改朝
换代”、“鼎革天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换一个皇帝并不要来一次政变，来一
次政策的大变乱。因此，个人崇拜即使与皇权相比，也是无制度与有制度之分。

      “僭主的惯例就是永不录用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僭主看来，
这些品质专门属於主上，如果别人也自持尊严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僭主的尊严，
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权威的人们。”（《政治学》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以个人崇拜充当轴心，整个官僚机器和社会秩序实际上无法持续性地撑开，
乱成一团的构件之间的碰撞，日甚一日；支架重叠、伞面皱折，势不可免。高耗与
低效现象的实质在於：还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能力和稳定的社会能力，可以充当伞
柄，把伞撑开。而僭主崇拜还是典型的理论违背实际，这种内在矛盾势必削弱它的
合法力量，以致引发体制化的社会混乱。中共的理论是人民创造历史，甚至是“奴
隶创造历史”；但在社会实践上却是十足的僭主创造历史、玩弄群众、领袖一言堂
。这种反理论的实践，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在相对制度化、理论与实践合一的“
封建政治”模式中，也并不存在。传统政治模式之所以能造成持续稳定的大一统局
面，实在得益於此种内在的协调一致。

      政治核心，必须发挥精神支柱的功能，见物不见人、服人不服心的共产党“
核心”，是不能持久的。非制度化的个人权力、非哲学化的个人崇拜，无法凝聚社
会，所以必乱无疑。

      在未来的法治中国，恢复传统的皇权显然难以想象，因为古老的传统在中国
已经断裂了。那么，民主的政治权威应该不应该与个人崇拜发生关系？

      我们的回答是：决不应该。

      那么，又如何确认民主的政治权威？

      我们的回答是：在未来的城市变革，必须以法治权威代替人治权威，必须彻
底终结秦始皇政治的阴魂！

      个人崇拜，不可能在中国建设法制，军委主席江泽民逼迫立法机关人大委员
长乔石退休，是非常富於典型意义的。

      不错，在共产党僭主专政溃灭和法治国家诞生之间，还有过渡时代，也许中
国还需要某种个人权威以为过度形态，但是这种个人魅力仅仅是工具性的，他必须
服从民族的目标，而不是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样，以自己为核心。以致无
法无天的可耻僭主如毛泽东，仿佛夏桀要充当干烤中国大地的“太阳”。

      民主政治的领袖则懂得限度，并充分理解自己只是中国民族棋盘上一粒棋子
：他也许是“将”，也许是“帅”，但决不是“王”。他必须遵循建立法治国家必
须遵循的规则，而不能践踏规则，否则他就会沦为共产党僭主那样的输家：赢得了
一时的权力却输掉了历史的地位，只做了秦始皇政治的尾巴，而做不了新中国的灵
魂。他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狗尾续貂的毛氏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