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7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以约百分之八点八的增长率渡过了不寻常的一九九七年,农业再获
丰收,总体数字上的反映是令人乐观的。除沿海地区的持续开发之外,沿江开发、
沿边开发、内地开发等动作都有较大幅度,建重庆市为直辖市是这种作为的标志之
一。
然而,在多年繁荣的外表下,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因客观条件的催化,而
渐渐显露峥嵘,使中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宏观调控的副作用导致增长迟缓、生
产力过剩、工人失业与下岗加剧,开工不足的企业达三分之二,失业与下岗工人达
一千多万,以至工人上街请愿的情况层出不穷。银行呆帐坏帐继续增多,达到各类
银行应收总额的20%。国营企业债台高筑,对银行的不合理拖欠达3000亿人民币。
上海、深圳两地股市,在经历了九六年底、九七年初的缓慢攀升之後,从九七年五
月份开始,重走下坡路,总体股价持续下滑。由於市场需求不足,作为近年大陆经
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业,市场需求不足,成品大量积压,一直处於一蹶不振的
局面,全国平均积压率达50%,连相对较好的北京市,尽管今年房地产销售增长超
过6%,但其写字楼的积压仍达35%,各类商品房的积压则高达45%。有人描述北京
的写字楼市场行情是,高档写字楼每增加一层,租金则下降一层,确实,北京的高
档办公楼租金已经从九五高峰时的每平方公尺78美元,节节下滑,到去年底为每平
方公尺63美元,到今年第一季度则为39美元。从全国房地产业综合情况看,实际上
,中国大陆曾经鼓噪一时的房地产业已经崩溃。
是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确定对亏损面达70%的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
革,并要
求在三年内解决根本问题,然而,资金短缺,市场不景气,下岗和失业工人“闹事
”,使所谓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出师不利。倍受争议的三峡大坝,於今年十一
月截流、合拢,这项总投资遇二百五十亿美元的浩大工程,虽然肯定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但是,其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文物古迹的浩劫、耕地淹没及移民问题
等诸多方面的弊端之大,决非发多少千瓦的电力就可以抵销。
而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大陆经济也构成压力和险局,在强力维持人民币币
值的前提下,相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实形升值,使中国大陆的出口业形势严
峻,外资的进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达30%至50%,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河
山的外资,正从中国大陆加速撤退。
到第三季度,与第二季度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骤降1.4个百分点,为8%,
连主管经
济工作的朱熔基和吴仪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受亚洲货币危机影响,中国明年的经济
状况会相当困难,经济增长率将下滑到8%以下。许多专家更预测,明年有4%至5%
的增长率就不错了。
二、亚洲金融风暴,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亚洲刮起金融风暴,历时已近五个月,先後横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
国、菲律宾,继而波及台湾、香港、韩国,令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或面临升值
压力,股市大幅下跌,经济增长受阻。迄今为止,似乎唯独中国大陆在这场金融危
机中置身事外。中国经济形势看似平静如初。
维持这种表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仍然是一种未开放的货币,不能在国
际市场上自由兑换,仅由当局行政手段操控,因而不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这也可“
归功於”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暂时因祸得福。另外,中国银
行的高储蓄率也是维系货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城乡居
民储蓄高达四万多亿人民币,储蓄率近40%,为世界之最。
然而,面对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则受到升值的压力,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大陆不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从官
价上看,人民币不降反升,前不久甚至达到一美元兑8.2798的汇率,是近三年来的
最高值。而在黑市上,却正好相反,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一美元兑换8.40元人民币,
这暗示了人民币的最终必然贬值。
在国际贸易上,人民币面临相对升值的强大压力,引发中国大陆经济一系列
问题。首先是出口贸易,因为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与中国大陆的出口竞争,人民币汇
率不变,则导致中国商品的价格相对偏高,使中国商品竞争力相对降低,加上中国
产品的出口已经达到饱和,外贸出口增长自然减退。其次是外资的投入受到明显影
响,如前所述,今年与去年相比,外资的投入已经下降了30%至50%。这两点,堪
称动摇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势头。
尽管按理说,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的贬值,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人民币
应该相应贬值。然而,中国副总理朱熔基宣称:决不降低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不
愿降低人民币汇率,有其多种原因。其一是香港因素,人民币一旦贬值,将会给已
经面临危机的港币造成更大压力,使香港经济不稳,从政治层面上伤害回收效应;
其二是中美贸易因素,人民币如果贬值,中美贸易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中美间贸
易摩擦更为恶化,
进而影响刚刚趋缓的中美关系。专家预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明年将进
一步扩大到500亿美元。还有别的一些国内因素牵制,如日益严峻的工人下岗失业危
机和贫富差距拉大,如果人民币贬值,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怨气将更为高涨,可
能引发政府最最担心的社会稳定问题。
朱熔基同时宣称:不使人民币贬值,而通过其他方法保持中国商品的出口竞
争力或继续吸引外资。所谓其他方法,一是降低银行利率,以图减轻企业负担,其
实,从今年五月以来,中国银行利率已经连续三次调低,并未见对经济有何真正刺
激;二是强调改进产品质量,但这一目标早就提出,可谓老生常谈,也不能指望立
即产生奇效;三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国企改革,使企业效益进一步提高。而这一
措施,更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所以说,朱熔基所宣示的“其他”途径,无异於
空头支票。
比较亚洲各国,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不仅完全具备,而且有过之而无
不及。因为相比於亚洲各国,中国的内债外债更高,金融体系更为混乱,银行的呆
帐坏帐更为庞大,企业亏损状况更为严重,官场腐败现象更为突出,“投资无效”
症状更为频繁,加上中国当局仍然在盲目模仿韩国和日本模式,步其後尘而沦入泡
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更大。由此,可以结论,正如前不久香港所遭遇
的情况一样,面对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大陆不可能置身事外,区别只是程度而已。
三、兴建三峡大坝的利与弊
预计於2009年建成的三峡大坝,坝高175米,最大蓄水量221.5亿立方米,装
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847亿千瓦,这些指标,都可列为世界之最。这一跨
世纪的浩大工程,总投资逾二百五十亿美元,投入人力十多万,迁移两岸原住民达
120万,施工期达15年,可谓规模空前。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动了建三峡大坝的念头,因内部争议极大而搁置;
改拟建葛洲坝为“实验坝”。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再提建三峡大坝,引起更为激
烈的争议,当时适逢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主政,有一定民主空气,因而赞
同建坝和反对建坝的两派意见,都能够得到公开表达。
然而随着两任开明总书记的下台,以及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中国大陆的政
治空气全面倒退,累及经济和建设,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当权者认为三峡大坝非建
不可,於是,凡是反对建坝的声音都受到严厉禁止。三峡大坝终於上马。
建三峡大坝,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不待言。然而,当权者的政治
效益却压倒一切,正如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在大江截流後,一语道破的:功在当代
,利於千秋,这是继古代长城之後的又一伟大创举。贪功求大之心溢於言表。
其实,许多国内外专家都忧心忡忡地指出三峡大坝的负面危害,这些危害的
总和,并不亚於该大坝所能产生的各项效益。一是环境污染,由於坝区水流速度减
缓,在排污量相同的情况下,上游沿岸工业城市如重庆等地的污染浓度将进一步加
剧;江内特有的珍贵鱼类如白鳍豚、胭脂鱼、中华鲟等的生存环境直接恶化而受到
绝种的威胁。二是水土流失,由於大坝上游的水位普遍高涨,大量泥沙淤积坝底,
降低水库的防洪功能,造成汛期洪水更难控制。三是文物古迹的惨痛损失,大坝建
成後,共有1208处文物古迹淹没水中,使长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遭受浩劫。四是耕
地与移民问题,大坝构成的水位上升,将淹没632平方公里的土地,淹没24000公顷
的耕地和果园,而120万民众的迁移,前後将耗资400亿人民币,这些民众的生计问
题和心理适应问题,更非易事。五是诱发地震的可能,大坝的建成,使三峡一带的
土石结构发生变化,水库滑坡则会造成涌浪,可能造成岩石崩塌,严重则为地震。
可以肯定,所有这些危害,都不是建一座大坝,发多少千瓦的电力所能比拟
和抵销的。来日方长,三峡大坝的功与过、利与弊,人们可拭目以待。
四、话说朱熔基
谈到中国的经济,不得不谈到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外界看来,
这位即将在今年春天接替李鹏而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是以共产党内的“改革
派”著称的。矮中拔高,比较李鹏等头脑僵化的官僚,朱熔基也算得上“改革派”
。
由於治理宏观经济过热有一定成绩,自称中国经济实现了克服通货膨胀的软
着陆,达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状况,外界对朱熔基好评如潮。朱熔基甚至
被评为仅次於美国联邦储备局首脑格林斯潘的全球第二号金融强人。但正如一句俗
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们对朱的赞扬和期望,似乎已经越来越远离实质
情况而呈情绪化。
诚然,在共产党内相比,朱熔基比较懂经济,有一定能力,也有一定魄力,
在近几年的工作中,有一些建树。毫无疑问,朱熔基是一个强人。但他究竟是怎样
的一个强人?我们可以从他工作中导致和遗留的问题得到线索。治理经济过热,虽
然抑制了通货膨胀,却出现了通货滞胀;控制了经济过热,却又导致经济偏冷。企
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工人失业加剧,市场不景气等等,就是证明。一句话
:银根紧缩过头了,朱熔基的“治理、整顿”,是过火了。然而,朱熔基仍然不敢
放松银根,美其名曰: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朱熔
基的一系列行事作风和特点。一是惯用行政手段,来处理经济的大方向问题,一会
儿是成立“金融小组”,整顿金融秩序;一会儿是成立“生产办”,抓企业效益;
一会儿是组成“清理清查小组”,清理企业债务;等等。二是喜欢“刮风”。忽而
是“财税大检查”,忽而是“制止乱收费”,等等,都是一阵一阵的刮风。在他的
行为中,看不出市场化、制度化或者法制化的轨迹。也就是说,他的思维并没有跳
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框。所以有人说,谈到资本主义,朱熔基还不如邓小
平懂得多。
号称强人的朱熔基,作风横蛮,人际关系紧张,这是党内共知的。他与国务
院内的李岚清、邹家华、李铁映等人关系都不妙,与李鹏的人马罗干等人更是水火
不容。由於朱熔基总是摆出一副强人姿态,到地方上巡视时,往往将一些他认为是
不得力的官员现场免职。导致省市地方上的领导不满,纷纷抱怨他越权,甚至到江
泽民处告状。一些被朱熔基免掉的官员,当朱熔基一走,就又被其上司另调高就。
这种情况,前两年在山东、广东都有发生。由於经济持续疲软,下面的企业领导人
意见都很大,多数意见都直接冲着朱熔基而来。他们动不动就说“嘿!就怪那个朱
熔基。”
正因为如此,朱熔基一当上总理,原国务院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如邹家华、
李铁映、罗干、彭佩云、宋健、陈浚生等等,都将以各种名义调走。
江泽民本人本来对朱熔基十分忌惮。因为当初提拔朱熔基,完全是邓小平的
旨意,当时(1992年)江泽民正引起邓小平的不满,邓小平责备江泽民和李鹏等人不
搞改革。但是现在,江泽民不但不再害怕朱熔基,还乐於与朱熔基搭档。因为江泽
民发现,朱熔基是扮演“黑脸”的最佳人选,得罪人的事都由朱熔基包干了。江泽
民乐得唱“红脸”,当好人。经济工作中,如果有成绩,则江泽民有份;出了问题
,则是朱熔基一人担当。同时,朱熔基身上也有一些与江泽民相同或者相似的毛病
,那就是:心肠硬,手段狠,虚荣心强(如喜欢操几句夹生英语什么的)。
所以,朱熔基虽为强人,但极象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或者太平天国晚期的
洪仁轩,都想励精图治,作“明君”、“清官”,欲挽狂澜於既倒,然而,受到制
度性的根本约束,又身处盛世末代,“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可以预料,朱熔基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仕途、命运,将注定是悲剧性的。
五、回归後的香港经济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中国,大张庆典的歌舞和焰火才刚刚散去,被内定
和小圈子“选举”出来的首届特首董建华,就疾颜厉色地对楼市炒家发出警告,声
称要严厉打击楼市炒作活动。董建华这么做,是为了显示他和新的特区政府重视民
生建设,以转移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建设的注意力。试图用行政手段将
香港居高的楼价压下去,是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上任後的第一把火。
然而,事与愿违。本来,九七年上半年从一月份到六月份,香港房地产市道
活跃,成交畅旺,投资空气十分浓烈。而当新的特区政府宣布要打击楼市炒作活动
之後,投资者望而却步,对市场持静观态度,成交量急剧下降。到後来银行调高利
率,楼价顺势下滑,到了十一月,楼市售价和租金都下跌了近20%。成交量更是创
下新低。而行家普遍预测,房地产价格还将进一步下跌10—20%。
紧接着,东南亚刮起金融风暴,十月份进袭香港,特区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
虑(一是保持港币不贬值,表明香港回归中国後,币值依然稳定,以此求人心稳定;
二是为了帮助中国国营企业在港发行的红筹股集资,如果港币贬值,这一计划将泡
汤。)所以,特区政府全力捍卫港币,保持其决不贬值。此举的必然措施,是大幅扯
高银行利息,直接後果,则是导致香港股市的大崩盘,股市一度狂跌不止,屡屡创
下历史最大跌幅记录,加上大陆国营企业的红筹股表现不佳,使香港股市至今仍起
伏不定,与半年多前相比,股价平均下滑三分之一。股市成交量直下谷底。连香港
名列前茅的十大巨富家族,其财富的市场总值损失已达31%。
与此同时,随着周围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香港的出口业、银行业、旅游
业、零售业、制造业等都受到连串影响。作为经济支柱的电子业和玩具业,九七年
的出口增长仅为6%,为预期的三分之一。而预计九八年则更见低落。经济的衰落,
引发公司倒闭之风,仅九七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就有数家大公司倒闭,著名的有
:日本在港企业八百半大型百货公司、香港历史悠久的永明墙纸公司、房地产业的
佼佼者大福行等等。另一家美联物业,则连续关闭了28家分店。而最惊人的一幕,
是香港最大的投资公司百富勤的倒闭,这不仅标志香港经济受亚洲金融风暴重创,
还标志中国大陆经济也必受波及,因为,百富勤恰恰是为中国国营企业在香港发行
红筹股和在海外发行债券以筹资的头号跨国公司。
企业倒闭,导致工人失业加剧,仅八百半一家,就有二千多员工被解雇。本
来,自九五年到九七年七月份,香港的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如今又行“狮子回
头”,失业率重新攀升到2.4%。
祸不单行,在经济上倍受打击的香港,到了九七年年底,又意外爆发“禽流
感”,特区政府匆忙决策大杀活鸡,两天之内,宰杀活鸡一百四十多万只,然而,
由於计划不周,错漏连连,还有一万多活鸡漏网,大量死鸡因为没有及时清理,被
狗、猫、老鼠等吞食,使这些动物、连同鸭子,又可能成为新的宰杀对象。上千名
市民上街愤怒抗议。这一风波,使香港家禽业的业主和工人生计顿成问题,三万多
从业人员因此加入失业大军。而香港市民的食用鸡,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依赖进口
,按香港市民每天需要10万只活鸡计,为此每年需支出八亿多港币。
纵观回归後的香港经济,可谓大跌眼镜。有客观上的原因,如亚洲金融风暴
;也有主观原因,那就是特区政府的失误,与先前的港英政府相比,以董建华为首
的特区政府,不要说政治上的作为,即便是在治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实在
可以称得上“低能”。
展望一九九八的香港经济,前景黯淡,多数行家预测,今年香港经济增长率
仅在2%至3%之间,更有人估计仅为0.5%。远远低於早几年的5-6%。
六、一九九八年:中国经济的危险年
至少有三大因素,将严重危及1998年的中国经济。
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问题。相比於东南亚其他正在经历严重货币危机的国家,
中国的金融体制更不健全,内债外债更高,管理更为混乱,因而更加具备发生货币
危机的条件。只不过,由於中国尚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机制对外封闭,人
民币不可以在国际上自由兑换,因而使中国经济暂时具有对外界金融风暴的抵抗力
,然而,这种抵抗力非常有限,当亚洲金融风暴时间稍长,中国迟早会卷入,差别
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
国营企业有增无减的大面积亏损,使银行系统的呆帐坏帐达2000至5000亿人
民币,占银行总资产的20%;而银行资金的主体都来自城乡居民的个人储蓄,在总
额八万多亿人民币的银行总存款中,有四万亿为老百姓的个人存款,一旦老百姓认
清目前形势,了解到自己的存款正在一天天加速贬值,出现从银行中挤提存款的现
象,多数银行就将很快倒闭。最近在海南岛所发生的五家信用社连续倒闭的风波,
就是警讯。一九九七底的统计显示,全国银行系统的存款增长率正大大减缓,与九
六年相比,城乡居民存款少增长2000亿元,指望象过去那样靠存款的迅速增加来维
持银行信贷,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另外,由於银行体系的不规范操作和权钱交易,
各类金融机构不明去向的资金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人民币,贪官污吏将国有资金非
法转到国外帐户的案件急剧增加。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五年,金融系统每年查处
的违规交易金额就从500亿猛增到6000亿元人民币。没有得到及时查处的更是不计其
数。之外,全国各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问题严重,连许多到期债券都不能按期支付
;一些地方未经合法手续而擅自设立的金融机构,更是扰乱了金融秩序;而股票期
货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仍是禁而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但积重难返,真正见效又非一朝一夕。最初阶段起码还反而继续加重各类企业资
金短缺、生产规模收缩的危机。
第二个因素,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日趋突出。香港百富勤公司的倒闭事件,
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是一家主要为中国国营企业在香港发行红筹股和在海外为
国营企业发行债券以筹资的跨国公司。事实上,由於周围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贬
值,不贬的人民币相形升值,於是,中国大陆的出口优势日渐丧失,一度因1994年
调低人民币汇率而得到好处的外贸出口,已经在国际市场大大减弱了竞争力。其中
,成衣厂的生产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玩具、电动游乐机及电视产品等价格大幅
下降,与周边低廉劳动力地区的情况不相上下。进口方面,机械进口量今年上半年
就减少了14%,显示出制造业的下滑。与此同时,投入中国大陆的外资开始锐减,
迹象表明,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河山的外资,正从中国大陆加速撤退。
另一方面,连年的银根紧缩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明显的副作用。即前
文所述的:虽然抑制了“通胀”,却出现了“滞胀”,控制了“过热”,却又出现
了“偏冷”。这是经济衰退的迹象。
正如许多国内大小业主所感慨的一样,生意不好做,因为,经济不景气。这
直接表现为企业生产能力普遍闲置,开工不足的各类企业达三分之二。以私营企业
闻名的广州市,去年就有大量原先看起来很红火的私营企业停业或倒闭,著名的有
:“一加一”集团,佳讯电器连锁店,“世界大观”的一些主要股东,等等。经济
连年疲软,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所谓“有效需求不足”。许多产品实际价格持续下
降,与去年同期相比,蔬菜和水果价格下降10%,机电产品价格下降3%,其他如粮
食、家用电器产品等价格都在下降。产品积压现象十分严重,以房地产商品房的积
压为例,全国平均积压率近50%,因楼宇“烂尾”现象而导致的购房业主上街“闹
事”事件不断发生,近期公开出来的就有广州、深圳、武汉、合肥等地。尽管中国
的经济仍然处於增长阶段,但衰退迹象是毋用置疑的了,准确而言,是一个减速增
长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的六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依次是:14.25%,13.
5%,12.6%,10.5%,9.6%,8.8%.致命的问题是工人的下岗失业,这一逐年递
增的人数,从九五年的四百万到九六年的八百万,以至九七年的一千多万,仅在一
九九七年全年,全国就有近半数的省市发生了下岗失业工人的请愿示威,在经济减
速增长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共高层在十一月紧急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内部确定一九九八年为
“经济安全年”,正是因为,一九九八年,实际是中国经济的危险年。说危险,并
不是说一定会发生灾难,但危机四伏、处处险局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