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季节”
——北京“两会”散议
北京每年三月，按例要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
称“两会”），各地和各级的政要云集北京，中共的人事或其它公共政策的腹案通
常在这个时候公开亮相，社会各界的种种诉求也趁此机会浮上台面，近年来采访这
一活动的国内外记者也常有两千人左右，显然也是外界想要了解一个新闻封锁的专
制集权国家的一个窗口，这个时期也被视为中国政治上的敏感时节，有人则干脆就
称它是中国的政治季节。今年“两会”因为有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换届，有重大人
事更迭，所以被中南海视作一九九八年的头等大事。
反对李鹏的声浪重新高涨
也许因为李鹏在十五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卸任总理後被安排接替乔
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缘故，中国今年的政治季节节气较往年大大提前了
。尽管人大在中国还只是一只橡皮图章，但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识随着社会开放在不
断提高，中国传统的一党专政与这种来自体制内部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了，从去年
底到今年初，中共当局为李鹏造势的步骤越来越密集，显然也是在为李鹏转任人大
公关“拉票”。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二月二日，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等五十六
位“六四”死难家属，发表致全国人大公开信，要求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为八
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平反。从一九九五年以来，丁子霖等“六四”死难家属每年
都会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查明“六四”惨案的真相。
与往年在“六四”周年祭发表的公开信不同，今年的公开信他们选择在三月
“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二月二号发出；在内容方面也增加了撤销李鹏人
大代表资格的要求；参与签署的人数也有了新的增加，据丁子霖教授介绍，在公开
信上签名的难属一年比一年多，九五年是二十七人，九六年是三十一人，去年是四
十二人，今年则增加到五十六人。据信，今年人数大幅增加，是因为痛恨李鹏“六
四”死难者亲属，都不希望他在三月的人大会议上接替乔石。丁子霖坦言他们这样
提前发表公开信的目的，是希望赶在三月分的全国人大会议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
抵制李鹏到人大任职。这实际上也是日益觉醒的中国民间力量通过对李鹏的反公关
所体现的对一党专政的顽强抗拒。
与此同时，福建省的著名民运人士林信舒也曾发表公开信，呼吁不要安排李
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信舒说，他反对李鹏担任人大委员长主要是基於
三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身体、健康、年龄；第二是他的能力；第三是他在六四问
题上的错误。所以，他不适合担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人大委员长，担任
十年总理就已经够了，太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政府首脑，全国人大委员长职掌最高立法机构，
他们按中共的说法即属於“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去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五大上乔石退出常委，外传中共已经内定由朱容基接替李鹏出掌国务院，李鹏
则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这当然是中共的如意算盘，他们可以为此编织诸如：有利
於稳定政局、大家长邓小平生前安排的跨世纪接班步骤等许许多多的“理由”，但
他们无法真正代表民意、社会正义和历史的，因为中共实行的是反民主的一党专政
。这一点已经为丁子霖、林信舒发自民间的独立声音，所再次证实。
与中共官方的立场截然不同，丁子霖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我们认为，李
鹏对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他不仅不应再当人大代表
了，而且他在“六四”事件中的罪责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对李鹏这样的人，我们
认为，决不能以功过来论是非，他是双手沾满了六四鲜血的刽子手，他早已被中国
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了，可是偏偏这样一个人却连任了两届
国务院总理。听说，这次还准备让他当人大委员长。我们感到很气愤，因为这是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亵渎，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嘲弄。”丁子霖强调，“我作为中国
公民，尤其是作为六四死难者亲属，不会忘记李鹏这个名字，正像全世界人民不会
忘记希特勒一样。二战已经结束这么多年了，可是当年一些漏网的纳粹分子，那怕
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还是照样被捉拿归案。所以，像李鹏这样极力主张对学生进行镇
压并且积极参与了这种镇压的人，不应该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韩国的全斗焕和卢
太愚就是他的先例。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忘记自己身受的苦难了，更不能忘记那些制
造苦难的人。”
李鹏在“六四”事件上的责任、以及他在海内外的形象，用臭名昭著来形容
并不为过，只要他一天还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共对民意的强奸，
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一天不可能根本改善。本来，在担任总理届满之际让李鹏退出政
坛，可以为中共创造一个建设性的转机，但是人大代表资格委员会已经在二月六号
宣布，资格审查工作已经结束，包括李鹏在内的代表资格全部通过。这表明，丁子
霖、林信舒等表达的民意，并没有被采纳。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共的本质短时期内还
看不出改变的希望，另一方面也显示这并非李鹏个人的问题，而是他所代表的中共
党内镇压八九民运保守势力依然十分顽强。
争论应让位於支持丁子霖的行动
丁子霖等“六四”死难家属及国内民运人士发表致全国人大公开信，在关键
时候发出的呼吁，足以警醒世人，尤其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大代表有特别的警
醒作用。真象英国《泰晤世报》评论员乔纳森·莫斯基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最伟大
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历史学习。丁子霖的伟大之处，就在於她不但记住了历史，而且
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实际上也展现了日益觉醒的中国民间力量对政治民主化改革
的追求。可以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响应丁子霖、林信舒公开信的号召而共
同呼吁：人大代表顺应民意，不要再投李鹏的票。最後，即便中共开动一党专政的
机器确保李鹏到人大任职，但是丁子霖、林信舒通过他们的公开信不但表达出受官
方压制的民意，而且代表中国的良知、伸张了社会正义，并将进一步凸显中南海专
制独裁政权一意孤行的合法性危机。
从以往全国人大会议的情况来看，台湾的王顺兴、香港的律师廖瑶珠等都是
勇於发表独立意见、敢於举手投反对票，开风气之先的先驱者，虽然人数极少，但
在他们的示范下，近年在对三峡工程议案和吴邦国、姜春云等人事任命案的表决时
，反对和弃权票之多，已经显示出足以令中南海震惊的社会民意。所以，在李鹏人
大委员长任命案表决时出现反对票将是必然的。可以这么说，有多少代表看清李鹏
在“六四”事件中所起作用的真相、有多少代表了解了李鹏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中国形象带来的损害、有多少代表听到了丁子霖、林信舒的呼吁、就有多少代
表会投李鹏的反对票！
值此紧要关头，海外民运由於前些时候王炳章回国事件爆发的激烈争论，开
始对丁子霖的公开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海外民运的纷争乃至分分合合由来已久
，虽然这次争论按有的意见认为事关“海外民运战略调整”之前途，或国内民运人
士之安危的大事，但是在对李鹏和“六四”问题上，海外民运与丁子霖等的立场意
见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现在如果海外民运因为自己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把对丁子
霖的支持放在一边，实在是“亲者痛”的事情。为此，我曾在《世界日报》民意论
坛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应该把争论让位於支持丁子霖的行动，不管是主张回国的人
，还是强调保护国内民运人士安全为优先考虑的人，在支持丁子霖、罢免李鹏、平
反“六四”问题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不能互相说服对方，至少也应
该求同存异。当务之急应该把目标对准李鹏，把战场移到即将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
上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丁子霖的公开信最
大限度的告知人大代表，鼓励他们以选民的意愿、社会正义和理性良知投下对李鹏
的反对票。其实，这不正是海外民运尝试与国内追求政治民主化改革力量进行合作
的一次大好时机吗！
“公开信”的形式揭示政治弊端
其实国内外民运人士都是非常珍惜丁子霖教授等国内人士创造的时机的，自
从她们发表反对李鹏担任人大代表和人大委员长的公开信以来，海内外各界的知识
分子、民主人士也群起响应，各种公开信一波接一波的层出不穷，其中规模比较大
的有在哥仑比亚大学深造的刘刚、王军涛和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吴仁华
等人，起草了一份“反对李鹏出任人大委员长致九届全国人大公开信”，不仅获得
五百多位海外各界人士的签名联署，而且海外的媒体也作了广泛党得报道，凸显出
海内外反对李鹏被安排当选人大委员长的声势越来越大。公开信直斥“李鹏一向藐
视人大，蔑视民主、法制。由他来出任肩负民主法制建设领导责任的全国人大委员
长，是对人大的讽刺，也影响人民对民主法制建设的信心。……他在中共领导人中
最不适合当人大委员长。”“这样的总理早该引咎辞职，更不该误了行政再误立法
。”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自发的行动起来，对人大会议的各种呼吁书和建议信
也象雪片一样飞到北京，他们纷纷要求重新调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追究
这一事件的真正责任者；呼吁人大会议批准中国参加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切实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开放报
禁保障言论自由、加强舆论监督；推进包括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直接选举、集社
自由和“还政於民”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些意见是，曾任职河南
省滑县经济干部的王宾致函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废除宪法中保障中共在政府中
享有主导地位的所有条款；军方代表不得再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政协会议
、不得参与政府活动，“军队不能沦为政党的工具，军队必须专心效忠国家和宪法
”；“国家元首理应透过普选产生”；“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逐步改革成为参议院和众议院。” 武汉的秦永敏在给全国人大的九点建议中，
也包含了这些内容。
中共解释自己的人大制度是这样说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代
表人民行使一切的国家权力，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保证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毫无疑问，丁子霖和所有这些发表公开信的人，都是人
民的一分子，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也
是中国的人大制度在理论上赋予他们的权利。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完全欢迎不
同的意见，也是应该能够包容反对意见的存在和表达。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讲，就
是集思广益。并依照法律的程序来决定这些意见的最後取舍。
请想一下，丁子霖他们如果平时可以在新闻媒体上自由地进行公开辩论，或
者通过自己单位或选区的人大代表依照法律程序提出正式的提案，交付人大会议讨
论表决，以切实履行人民的监督责任。如果这一政治机制是健康的话，丁子霖等海
内外人士反对李鹏的意见就无须用“公开信”的形式来表达的。但中共先是在人大
开会前为李鹏大张旗鼓造声势，後是通过组织手段为李鹏转任人大保驾护航，把法
律和人大制度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也就是人民群众只有通过“公开信”、“建议书
”等现行体制以外的形式才能表达意见的原因。
现在丁子霖他们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後不得不采用公开信的形式在海外
才得以发表，暂且不论人大制度的性质，至少说明人大在听取人民意见方面出了大
问题，如果它一直保证了贯彻中共作为执政党领导意志的渠道是畅通的话，在帮助
社会基层反应民情的渠道却是不畅通的，所以这个通道充其量只是一个单向通道。
这对於追求社会稳定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到底是原本制度结构的设计就出了
问题，还是在运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人为的阻滞？何不藉回应丁子霖等公开信为契机
，本届人大就好好作一次反省呢？！
北京当局对公开信和其它呼吁、抗议活动的反映：一边是大肆拘捕国内参与
发表公开信的民运人士，据报道，安徽的沈良庆、马粮钢、福州的林信舒、西安的
郑保、张鉴康、上海的杨勤恒、张汝隽、程凡、浙江的毛国良等人已经被捕，更多
的人则是遭到非法的“监视居住”、特务跟踪或秘密监控，连日来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拉布条抗议或进行上访的民众，都是当着外国记者的面被拘捕的；另一边是在人
大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中国有异议人士抗议由李鹏担任全国人大
委员长，这个意见全国人大会议是否会予以考虑。曾建徽竟回答说，你讲的情况我
们没有听说。
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徐文立三月一日写信给第九届全国人大预备会议,
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地方当局立即纠正这种行为。他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召开
换届会议, 如果需要靠监视、软禁、拘押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来保障大会的顺
利进行, 岂不是贻笑天下吗?”这些年，每到两会或外国政要访华的敏感时节，这种
严重侵犯人权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的惯例。为了进行粉饰性的宣传，中共把
今年的九届人大会议特点，概括为“扩大民主、改善会风”。如果把向人大提建议
和发表公开信的人抓进监狱，就是“扩大民主”的话，倒还不如讲“加强中共的一
党专政”来得更实事求是一点。
人大发言人曾建徽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宣部的副部长，对不绝
於耳的海内外反对和抗议李鹏接替乔石担任委员长的公开呼吁，竟然充耳不闻、熟
视无睹。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表示中共的耳目失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而中
共如果是根据这些失灵耳目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焉有不犯错误之理；如果曾建徽
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至少经过外国记者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提问应该已经知道，
为什么不能立即回应呢？无独有偶，十五大的记者会上，另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徐春
光也曾经对外国记者谎称没有收到赵紫阳的信。对曾建徽、徐春光的这种说法，如
果他心里以为只要自己没有听到就好象事情没有发生一样，无疑是掩耳盗铃、自欺
欺人了，更狂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取信於天下了。
总而言之，最近一个时期来围绕着人大会议出现的这么多“公开信”，不但
其表达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政治机制的严重弊端，而且从“公开信”的这一形式本身
，也凸显出中共政治体制尚无法容纳不同意见的幼稚程度，也就是说中共坚持强化
现有的一党专政体制，根本就没有办法整合社会上的不同政治力量，更不可能真正
扩大民主。常此以往，人民群众与执政党的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各种不同的政治意
见可能被“逼上梁山”变成街头抗争、或恐怖爆炸活动。这与中南海追求的社会稳
定目标不正是南辕北辙了吗？！
徐四民与胡绩伟
中国大陆的人知道香港的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主要是他每年在全国政协会
议的大会发言，敢於针砭时弊，尤其是前些年对於中共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官僚腐
败的率直批评，道出了许多人想讲而没有讲的话，象王顺兴、廖瑶珠一样，给内地
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高参政意识、行使民主权利作了示范。今天的“两会”如
果说有一些民主因素的发展，应该有包括徐四民在内的那些敢言港台代表和委员的
功劳。
知识分子和新闻从业人员对徐四民的了解，主要是他所办的《镜报》月刊。
在海外言论自由的环境看，这只是一本由中共支持的左派刊物，常常为北京高层的
权力斗争在海外“放气球”，即使有对於北京的批评，也是效仿当年吴鼎昌、胡政
之、张季鸾所办《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策略；但在大陆知识分子眼里，却是
一片“别有洞天”的空间，不但在该刊物上可以听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而且也
客观上成为一些党内改革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突破言论禁锢的一个难得的管道。
当年，钦本立在办《世界经济导报》的时候，就很重视这本香港刊物，报社
资料室内这是一本阅读率最高的刊物。而且象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等这样高
举新闻改革大旗、积极倡导政治民主的代表性人物，也常在此发表文章。它不但在
六四事件中旗帜鲜明的支持爱国学生和赵紫阳等改革派，反对李鹏的僵硬政策，而
且在我印象中《镜报》长期以来一直对国内新闻从业人员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采取
支持的态度。获得联合国新闻自由奖的北京女记者高瑜，就是《镜报》的特约记者
，她被捕後，徐四民也曾与北京高层疏通。席扬事件他了作过同样的努力。六四以
前，记得徐四民也在北京会晤了後来被中共称为八九民运“黑手”的陈子明、王军
涛等著名异议人士。
当然徐四民也得到共产党丰厚回报，不但他办的《镜报》可以不受中共保密
条例的约束，经常获得中南海高层的独家新闻和来自北京的“专稿”；在政治上被
中共委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
（他曾以此职衔提名香港大法官杨铁梁与董建华竞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重
任；在组织上一般认为他分属中共侨务系统，早在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大陆政权前
夕，他就在缅甸挂红旗反对蒋介石支持所谓的“解放战争”，因此也被中共入选第
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後来缅甸的吴奴政府在军事政变中下台以後，他成为北京的归
侨，文革结束後亡命香港，在经济上，长期也一直受到北京当局的关照，文革结束
时，徐四民初到香港每月得到香港新华社领取生活补贴，後来更是取得了福建华闽
公司片仔黄等中成药在香港的独家代理。
虽然如此，在香港徐四民并不算有钱人，并可能因为感到自己所得（享有的
政治或经济特权）尚不及自己所付出的，所以他常常以代表普通平民利益的面貌出
现，批评中共依靠大资产阶级治理香港的政策，为此有时也能听到他与北京的香港
政策的不和谐声音，但他这次开炮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回归以後，各个报刊等新
闻媒体中共已经通过经济等各种手段使得其不得不自律了，唯有没有经济上後顾之
忧的香港政府电台却还在坚持新闻自由，这是北京一直在寻找机会要下手的目标，
徐四民只是充当了一个冲锋陷阵的代言人。
按理说，徐老先生的政治立场是开明的，对新闻自由也并不陌生，但是他最
近在北京抨击香港电台的说法，显示了他在言论自由立场上大大倒退了，但愿这并
不是“香港大陆化”的预兆。因为，常常可以得到中南海高层独家新闻的《镜报》
老总，一般被认为是有“通天”的管道，所以他充其量只是在传达北京当局的意思
，或者是代为北京试探进一步控制香港舆论的行情。
同样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胡绩伟，与徐四民一样为中共服务了一辈子，也同样
在新闻界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然而他们的晚年似乎正从相反的方向走去，就象是
“围城”，在外面享受了新闻自由的徐四民拼命的要往里面钻，而在被剥夺了新闻
自由环境里挣扎的胡绩伟，却通过倡导新闻改革奋勇突破禁区，对於言论自由的立
场却变得越来越坚定，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新闻的“人民性”原则应该高於服务
政府的“党性”原则。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八十多岁高龄的长辈，其修炼理应到一种“
其言也善”的境界了。若把胡绩伟和徐四民的观点对照一下，把徐四民现在和过去
的言论比较一下，他批评香港电台的言论，到底是糊涂倒退仰或别有企图，还是彻
底醒悟後的一种“善言”，读者应该是容易区分清楚的。到是徐四民的这一番言论
令他晚节不保，实在为他有点“所为何求”的遗憾。
江泽民、赵紫阳与新书《北京政治突围》
中共强人邓小平去世後，十五大和香港回归总算比人们预期的都还要顺利，
所以在九届人大举行之际，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江泽民在中国的权威已经完全巩固
，但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对江泽民挑战的力量也不断地在积聚，实事上也越
来越强大越来越公开，党内有胡绩伟、方觉等人公开不同政见；社会上有丁子霖教
授等人发表公开信反对李鹏出任人大委员长，而且海内外也有金尧如、严家其、徐
文立等著名人士正在联合发起一个倡议：目前正被中共软禁的赵紫阳为诺贝尔和平
奖候选人。
随着邓小平的去世，江泽民总算跨出了邓小平的威权阴影，但他却仍然没有
办法将邓小平遗留下的大大小小包袱一扔了之。特别是“六四”事件，因为代表当
时民意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一开口一动笔，就会给“江
核心”带来巨大的麻烦，因此赵紫阳一直门禁森严，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自由人权
和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的基本权利。其实，哪怕赵紫阳本人不开口、不动笔，也有无
数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要打他的旗号；而江泽民为首的中南海当权者的尴尬之处还
在於：他们正在实行的恰恰又正是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难怪围绕着被软
禁在家的赵紫阳，接连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活剧。
中国局势分析中心主编的新书《北京政治突围》，为了让读者“看到新闻浪
头之下历史潮流的走向”，追踪了赵紫阳公开信的来龙去脉，披露了赵紫阳的最新
动向，尤其是赵紫阳接受密友访谈所透露的高层内幕。主要内容还包括中共老党员
批评社会变质，新一代期待政治变革。
此书的第一部份标题是“赵紫阳说；我老了，无所谓了！”，详细介绍了“
赵紫阳访谈录透露的秘辛”、“邓为何断言学运“是政治动乱””、“除了邓没人
能下（开枪）决心”、赵紫阳“澄清“有意暴露党内矛盾”说法”、“与胡耀邦有
矛盾但没落井下石”（这实际上是对江泽民及其幕僚前些时候施行的“褒胡贬赵”
策略的一个回应）、“赵认为能抵挡左派的只有自己”，当时他“曾考虑请万里出
任国务院总理”；他也回顾道“邓小平曾说可以开放报禁”。此外也对外界所传的
“赵紫阳的信究竟出自谁手”，为读者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和报道。提出中国现实
状况是一个“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时代”、“赵紫阳的民意基础对江泽民构成有力
制衡”。前不久香港的民意调查也证明，“赵紫阳依然是港人最爱”。第二部份则
以“各路好汉：我们正年轻，大有可为！”为标题，介绍了最近以“民主派改革纲
领”为名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变》，代表正在图谋突破的中共新一代方的觉与各
方势力的复杂关系、及其背後的势力、他们对江泽民的形成的直接挑战。北京党内
民主派所寻求的突破内容是：启动民主进程、加大经济自由、承认多元文化、调整
对外政策、修正统一方针。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部分也从中共老党员、老干部的
角度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老共产党员”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党面临新的三叉路口”“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什麽样的严重危害”。书中附录了老
党员、老干部的“向中央领导进言”：“当前的社会问题比八九年更严重”警告中
南海“不要犯“无法挽回的错误””；以及介绍了当今中国的“反对宪法与保卫宪
法之争”，号召“团结起来，保卫宪法”，并指出“责任在那些反对宪法的人”。
对於中南海来讲，更深刻更本质更广泛的“重围”来自中国大陆转型中的社
会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为各个阶层彼此尖锐对立的主张要求。新一代官员期待
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并且号称形成了纲领性文件；正统共产党人“以宪法的名义”
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高压下的异议人士掌握了新科技手段发出抗争的声
音；流亡学生蜕变为海外媒体明星而後急遽分化；想探索新路径的思想者却又发现
迎头撞上政治和思想的厚壁……这一切构成北京当局在这个世纪末所遇到的独特的
包围圈。
机构改革与中共的“异化”
这次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将是重头戏，素有铁腕强人
之称的候任下届总理的朱容基，也把这次机构改革当作他所谓“新政”的起点。但
机构改革涉及规模之大、时机之严峻，不仅会牵动中共统治集团政治格局和整个特
权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而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和中共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动，
都将投下新的变数。
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
划经济，行政官僚结构庞大影响工作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培育腐败的温床，弊端
丛生是世人共知的。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圈子里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美
国总统雷根把美国政府的十几个部玩得团团转，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被苏
联的一百三十多个党政部门玩得团团转。所以在共产党国家，当权者在剥夺了老百
姓的基本自由人权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深陷统治机器强大惯性，身不由己了。
当年，东欧、前苏联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的改革并没有成功；
中共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改革，邓小平的主导思想也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
工作效率”，後来又几次用撤并行政机构的改革，作为蒙骗群众和搪塞舆论的“政
治改革”。但正是因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叶公好龙，中国的机构改革事实上
长期以来陷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中无以自拔。现
在，在排除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这种精简机构除了作秀，不过就是
再重复一次那种恶性循环。
中国政治存在着一个怪圈：中国共产党是以标榜“为人民服务”起家的，但
大权在握以後它渐渐蜕变为一个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以“无法无天”自
称的毛泽东曾经想要挣脱这个怪圈，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了所谓的“精兵简政”
，执政以後他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曾以“人民”和“继续革命”的名义
，把中央机关或部委称作被资产阶级和阎王老爷所把持，统统打倒砸烂代之以巴黎
公社式的“革命委员会”，弄得天怒人怨，使中华民族历经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
劫。
邓小平因为深受文革之害，一度信誓旦旦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但是
运转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共统治机器已经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拥有清
醒改革思想入在满怀壮志豪情进入体制以後，要么被彻底同化，他自己成为了这架
机器的一部分，与体制共荣辱，邓小平在六四作出开枪的决定时，实际上就表明他
被彻底同化了，对他曾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无疑也是一种异化；而如果坚持
彻底的改革立场，结果就落得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下场，中国历史也一再证明：
改革者并没有好下场！
在邓小平之後的十五大所产生的中南海领导班子，自称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继
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此就象文革的时候“打语录仗”一样，立场观点迥
然不同的派别，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讲话寻找到自己行为的依据。现在，江泽民要顾
及中共整个特权阶级的利益，通过把国家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对惯性巨大的改革
开放踩了刹车，但他把自己的行为也解释成是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如果真是这样，
他所依据的就是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而朱容基准
备大刀阔斧的裁减国务院部位机构，依据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主张。
邓小平最後结果是自己否定自己。现在人们看到的局面是，江泽民以邓的“
左手”正同代表邓小平“右手”的朱容基过招，江泽民在本质上代表的是一个被异
化了的中共；而朱容基企图跳出中共的政治怪圈，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使得人们
把中国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甚至有香港媒体称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的後裔，这就揭示了邓後中国的一个悖论：走出强人政治的现代化趋势与将党和国
家兴亡系於朱容基一身的现实，足令世人警醒。
中国的政治集权体制已经是一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癌症，有一句话形容得非常
贴切：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如此说，江泽民是在等死，朱容基是在找死。
而且，性格过於外向的朱容基，虽然在个人能力和获得民意支持上拥有独特的政治
优势，却也在限期消除国营企业三角债、卖粮打白条、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等重大问
题上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暴露了他对政治体制局限性认知上的盲点。但是，无论
如何“找死”毕竟比“等死”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若凭藉全面市场经济对政治民主
化改革的牵动，朱容基把握历史的契机，以他推动的新政为起点，通过彻底的政治
体制改革，使中共蜕变为一个现代执政党，也使他自己最後摆脱类似胡耀邦、赵紫
阳等中国历史上改革者的下场，……当然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一般的说，摆脱不掉
是常数，摆脱得了却是异数，这要看朱容基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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