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十五大中共权力布局的调整与奠立，突显了江泽民权力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
加强。而十五大後，一直为政治——理论界谈论的江“新政”，既已奠立新权力基
础，其实施也是顺理成势，所在必行了。而究其特征，从其执政的历史与现实情态
趋向看，似在籍改革开放之势，假传统集权体制与新兴现代国家社会发展体制转型
之机，行专制威权统治之实。若以所谓江新政构成的主要内容剖析之（上溯江新政
宣言：“论十二大关系”，近至“在中共党校讲话”及“十五大报告”），江李体
制的党治专制化政治特征，以及自朱熔基执掌国务院实际经济权力以来所行强化中
央威权的作为和政策势向推研之。江政专制集权式的中央威权化的“新政”特征，
已早显端倪，并日趋强化。势有籍所谓“经济软着落”成功地中央收权调整之施政
“成效”，而进一步推行贯彻其中央集权式“新政”的扩大效应、於更广泛地国家
权力领域范围。对此可能的结果及其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与困境，似应有一清晰透
彻的研判；对此威权化权力行为现象，似应有基於制度化理论的辩识与评估。从而
真实把握“威权新政”之现实实施的利弊。由此对大陆国家社会发展：限定与演变
趋向作出比较合理地评估。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海外民运政治理论界亟须凝聚共
识，达到以整体意念、共同作为与之抗争的主张。
一、制度化作为与权力意志行为之比较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一代政治领导人成精英领导层（集团）的政治作
为的是非功过之评定，一般地可归纳为制度化作为与权力意志行为三特征界定与历
史评估。所谓制度化作为，即指政治原则精神的行为规范和程序规则，即现代民主
政治制度规范（民主与制衡体制法律规范）。并在这个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规范程
序下行为，从而表现出依赖制度作用功能来发挥政治作为之功效的领导行为特征。
它的优点是：政治领导者（个人与群体）在奠立现代政治权力制度体系基础上，循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现代政治权力行为的轨迹，发挥个人（群体）能动性和制度化
规范的国家社会功能作用。此为现代民主政治之执政特色，也是一代出色的政治精
英及群体之政治领导的突出贡献所在。
相对而言，权力意志行为趋从下的政治领导者及精英群，则无论其执政时期
权力行为成效“高低优势”，从国家政治社会演化的长期过程看，其功能作用实是
有限的。因为，所谓权力意志行为，是人治型专制政治的特色，其政治领导非但不
是依凭现代制度化规范与程序，在有效合理地规则限度范围内的政治行为。而是籍
权力意志趋从（个人或群体的、一党之私的），对国家社会政治事务进行不规则、
无规范制衡的政治领导行为，从而对国家社会政治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深层问题，既
缺乏制度化构想与统筹解决规划，并难以超越传统的专制权力系统特征的权力任意
行为（缺乏有效制约和调节功能）的巢臼与局限。所以往往造成在其政治领导之权
力鼎盛期，表面上诸多国家社会问题的趋缓、相对解决与政局稳定的确立。然待权
力期由盛而衰则诸类矛盾危机再度爆发、趋骤和表面化，呈现使其难脱制度化规范
缺失，所造成的诸类问题并发及政治权力交替危机，这一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专制集
权式政治统治的权力陷井和危机综合症。
比较而言，较之传统专制集权统治的权力意志行为，现代制度化作为更富有
创造发展性和历史功效性。虽表面视之，现代民主体制下的政治领导者，常常因陷
於诸多制约的政治制度规范和体制架构之中而发挥有限作为。但其政治作为的规范
性和制度化，则能将其作用功效广泛自然延伸，并籍制度化而得以续延与推移，发
挥较之常识可预期之更大的国家社会历史进效。籍此，我们也可静待揣视，江新政
将以其么样的姿态和政治行为特征步入其权力极盛时期，以及经历实则短暂的峰期
尔後权力演变趋向。并可断言，在中共现实专制集权的权力体制架构下，江新政将
走不出权力意志作为的限定而很难创造一种制度化作为的新的施政特色与历史作为
。反之亦然，倘若江新政果真能使其“新”，而有现代制度化创新作为，则也应视
为一种历史进步！
二、对江新政所面临的权力体制及诸多国家民族社会危机的制度化
思李——非制度化解决的现实及其弊端；制度化解决的可能与趋向。
（一）江执政前八年的历史概览与情境简评：
江执政实受命大陆中共政权危难之期（即八九民运与苏东波之社会主义内外
困境之严峻期）。籍邓强人政治统治之支撑，在中共左和右，改革与保守之间周旋
，苦心经营。既要逐渐巩固奠立自己权力基础，又要迎合左右责难与挟持，更要在
秉承旨意与独创施政风格及寻新政之路向途径之间努力拚搏，可谓颇费一番苦心，
已渐显成效。从中共十五大权力布局的结果看，其地位与权势之维持之巩固，似已
见分晓。据此反顾，则可见其自执政以来，实施政治意识形态强控。经济国家宏观
调控完成“软着落”之一定程度成功和社会经济比较得以平衡迅速成长之效，对其
权力地位巩固之关键支撑作用。而就中共最高统治层权力者构成言，实也无时地利
无有可与之抗衡之权争者出其右之情态使然（即原胡赵派受“六四”重挫已呈势弱
；老人政治渐终；新强权派待出；军系强权暂受按抚等使然）。就社会民众心理言
：人心思富、社会求稳、国家需要之现实及社会籍经济发展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
生活多样化，以及普遍化经济社会功利主义追求之强势发展（市场化必然引致社会
景观）等等对民众政治参予诉求一定程度发生疏解效应等国家社会景观所使然。当
然，从社会政治对立层面言，中共现政权自“六四”镇压以来，对政治反对派的全
力对杀、加强舆论控制和误导等等，是其主要原因。
但是，十五大的新人事结构和权力布局是否已表明江“新政”威权体制之权
力基础巩固与奠立之完成呢？出路又何在呢？概言之，还是必须仰赖真实的权力分
配均衡与新权力制衡体系的创立，尤其是：中共专制极权制度下的、国家社会转型
期与市场化等所强化的、权力无制约所必然加深的、大陆社会腐化与权力腐败的暗
流，则波涛汹涌正在社会漫延，则已构成对任一中共权力集团皆同样深刻、潜在地
甚至是致命的威胁！加之世界民主大潮和现代国家政治法律化的强势冲击。某种意
义说，也正是这内外夹击的情势下，使中共权力系统内部获至某种程度的暂时凝聚
与自危共识。从而使江新政权力布局得以在十五大获至完成。但从国家政治意识层
面看，江政籍所谓讲“政治”的策略及鼓噪起新民族主义之国家社会氛围，实行中
共一党专制集权统治之承续，而拒国家社会政治改革之势，实也面临严峻地挑战：
如党内改革与社会改革精英们的挑战，台湾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挑战，以及大陆民众
普遍对社会腐化与权力腐败所期待和要求诉之国家政治改革以求根治的民主诉求的
挑战。同时还面临世界民主潮流及苏东国家社会转型、经彻底变革已逐渐走出低谷
的情势的挑战等等。江政将不可回避的面临大陆国家政治变革之执政选择！
（二）江执政的“权力更替期情态”与“权力中心意念趋从”的现况
从江执政所处的中共权力世代交替期的特点与情态出发看，江为其权力中心
地位的巩固所采取的一系列权力行为动作分析：自执政到十五大完成权力布局则可
称权力中心意念趋从下的权力争夺作为之暂告一段落。从其对立的权力挑战阵营的
现实事态与发展趋向看（仅此以中共内部政治变革的对立派别状况论之），有两点
是富有深意和启发我们思索的：一是最有势力和可能挑战江核心地位和施政纲领（
即讲政治与讲法治之争等）的乔派所代表的人大政法系统在十五大前表现出；以法
治国与寻求一种党治下的权力制约平衡的政治制度化作为意向，在多大程度上被国
家社会民众乃至中共党内所认同？以及这种并非表现为单纯权力之争的政治抗衡与
挑战的意义何在？功能作用如何？并将在乔去职後会发生怎样的演化或还可能多大
程度得以继承？等等。二是原胡、赵改革派在失势八年之久後的今天，其影响所在
及其分化演变後的权力基础，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无再次凝聚之可能和机会？以及
仍将对江李体系构成佬样的抗衡与挑战？其意义与功能作用有多大？等等。若从海
外一些著名民运人士之呼赵复出之意愿与赵本人现实境况分析之。虽自不待言具有
相当广泛地的民意基础，但确也似有乏力回天之态！故面启发人们思索：
大陆中国的民主变革运动似已超越了寄希望於某个或单一群体的情态与阶段
。而已步入：需要以整体意念与执政纲领（全面诉求）与中共现政权抗争——即党
争阶段。因为，只有凭籍对国家社会情态与演变趋势有着深刻、精湛之理据与广宏
之预期和构想的新的综合国家社会纲领（政治诉求），才能真正呼唤出中国民众对
大陆国家社会政治变革的良知和自觉意念，才能激发与鼓舞最广大民众、精英人士
对国家社会政治变革的参与热情、自发投入和有成效地逐步成熟地组织化行动作为
。应该说，当前大陆国家社会政治发展情势已经趋临这样的阶段；已经具备政治变
革之社会呼唤的条件。势在必为！
从另一层面言，也只有凭借科学合理地执政纲领的拟义与确立，才能达至凝
聚各方致力於中国民主政治变革力量之共识，形成新的民主政治变革的坚强联盟。
才有可能加大中共党内政治改革与保守派势力抗衡与权争的力度；才有可能籍此使
政治变革成为一种具有坚定目标和信念，以及广泛参与和认同的国家社会变革运动
。由此方能形成一种社会全面的整体或与中共抗衡与政争的压力，从而使现执政者
（团体与人具）感受到挑战压力的强度，以及不得不为的执政选择之转变。对此似
应引起海外民运同仁的广泛高度重视，籍此有效开展协调整合工作，并达至集合足
够力量，就大陆当前和今後发展提出科学的国家社会变革纲要和民运发展规则，以
显现整体的智慧和意念，从而为呼吁大陆国家社会政治变革运动贡献心力。
（三）江执政的峰期与短暂时限情势下的可能选择与趋向预期。
从目前情势言，对处於新政初期的中共新权力群体，所面临经改、政改社会
国家体制全面配套改革的执政选择的情态下，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就是集合各种社
会力量，从多方面加速促动现当权者超越权力意志作为的特征，而步入国家社会制
度化作为和政治规范、程度化行为的轨道，或曰法制化的轨道。
对此，仅以一实例阐释之。在现当权者所面临的诸多国家社会问题中，突出
的问题似须解决国家与地方（区域）权益矛盾，即如何籍制度规范（如经宪法创意
奠立区域政治类型共存和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制度条款等）。解决民族区域、政治
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权益及与国家新型制度关系之确立。若从中共十四大前
後至十五大期间，江政所采取的加强宏观调控和行中央集权化复归之趋向看（权力
作为事态剖析之），中共现执政集团仍然是在传统专制体系与权力意志行为的权力
游戏模式内的放权——收权循环之权益之争。而外致力於制度化建设，来规范中央
与地方权益地位、范围以及国家与地方（含民族、政治区域）新型制度关系体制之
重构。因而，其所面临的国家与地方区域的制度性危机依然尖锐突出和险象丛生（
如民族性和社会性冲突，并突显了制度化解决的可能与趋向之重要和迫切。有待理
论探索之加强和制度实践之推展。
三、如何预期和应对江新政期国家社会政治体制之演变
十五大中共权力布局和高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初步完成了江新政实施的权力
基础，并籍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重新部署了国家社会发展规划。从江李体系延续
与新权力结构特征辨识：一个基於传统专制权力体系基础上的新的技术官僚群体的
威权政治领导权力体系已经完成重组和开启运作。从中共内部原先人大政法系统的
以法治国与寻求党治下的国家权力制衡体制变革趋向看，势必随乔之退出而发生可
预期之转变，使其原本有限的制度变革的作用功能降低。而中纪委层级和作用地位
的提高，也只意味着社会反腐与加强党纪党治的政治权力演变特色。另外，虽然普
遍言及乔的退出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高层对党的领导人最高年龄届定所使然，发
出了终止党领导人终身制的内部共识的重要信号。虽其绝非具有制度化规范的意义
，但这一结果和信号的意涵却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期待和准备下一届中共权力更替
的国家权力演变。即同时预设和应对新的江政五年权力期以及之间突发事变发生的
可能和之後的国家政治权力体制之演变与趋向。至少要求致力於大陆民主变革的海
外政治理论界，伸出五年期大陆中国国家社会发展政治变革之预期、构想和策略运
作的路径方针等。并对如何引导大陆国家社会走出党治专制的情境与心结，步入现
代民主社会制度。期待能有一个科学的、立足於现实演化情境的不远将来的整体构
想之产生（对策与规划）。以及面对廿一世纪国际发展背景下的，大陆和整个中国
发展之预期和展视；研制与制度构划等等。这以突显其意义和必要性。以此方能凝
聚海外学者和民主政治变革之士的力量，达至共识，共同而为之，并以此显示整体
的意念、信心与力量，为大陆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变革，开创新的前景！势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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