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远东经济评论》(四月二日)
中国的《改革》杂志一直鼓吹经济改革，但在李慎之看来那还不够。在该杂
志今年一月号纪念创刊十周年的特刊上，这位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发表文章，鼓励
改革派冲破禁忌，呼吁民主。他断言：“是否实行政治改革必将决定经济改革的最
终成败。”
这篇文章发表後，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在北京日见高涨。不少政治性的书籍
，在四个月前还不能公开出版，如今成了大学区书店的抢手货。杂志上发表文章争
论直选，教授们组织会议讨论政治改革，这些都是新现象。自中共十五大之後，接
近体制的知识分子们感觉到政治形势日见宽松，他们又有了机会大声讲话了。
这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最温暖的春天。在三月中旬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总理
朱熔基表明了比其他领导人更明确的态度支持选举的原则。多少年来第一次，共产
党不再面临政治的定时炸弹，它安然地经历了邓小平之死，香港回归和五年一度的
党的代表大会。许多知识分子说现在该是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改革派丛书《公共
论丛》的作者刘军宁说：“不要问领导人能做什么，要问社会要求他们做什么。”
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动作会不会导致深远的政治改革，抑或是又招致保守派
的镇压。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到美国总统柯林顿六月访华之前，门还是开着的。中
国领导人急於改善他们和美国的外交伙伴关系，任何倒退压制行为都可能为这次访
问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有某种政治上的保护得以举行更多的会议和发表更多的
文章，这会促使共产党进一步开放。学生们会不会参加进来，这一点还不大清楚。
如果学生们象八九年那样走上街头示威集会，他们可能会加速整个进程，但也可能
招致和八九民运类似的结局。
先前几次要求政治改革的运动均以镇压为结局。八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
的人道主义者们争辩说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异化现象，要求扩展言论自由等自由
权利，後来被当局以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压制下去。八六年，学生们老师们要求言
论自由，又被当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压制下去。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
则以六四屠杀为结局，在那场屠杀中，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工人被打死。
现在的这场争论和八十年代很不相同，那时，党内各派都坚持自己的意识形
态，各自有自己的智囊班子彼此明争暗斗。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们掌握着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赵的对手，老牌左派邓力群也有他的一套班底。两派的办公室
在同一栋办公楼。据赵的助手，现居香港的吴国光回忆说：“我们在同一个餐厅吃
饭，面对面，谁也不和谁说话。”
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学者们不象小孩子那样闹别扭了。现在，不同的派别不
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辑，改革派干将邓正来
说：“意识形态是一种信念，它们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现在，独立的学者们发
表严谨的论文讨论政治改革，他们不是专门面对某一派政治领导人，而是面对所有
的听众。现在不需要由某个领导人去建立什么智囊班子，因为“各种各样的理论都
登在杂志上。”
新的思想流派自称“自由派”。其大致的主张是：中国现行的政府是为了适
应行政型指令经济而设，而这种经济已不复存在。官僚机构又庞大又腐败，必须缩
减。官员必须回应市民的需要，而不是应付上边的命令。这就要求选举，要求一套
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要求尊重个人权利。这和两年前流行的新保守主义的主张不一
样，自由派不赞成强化北京的中央权力。
朱熔基总理的政策和自由派的主张比较接近。朱熔基决定要削减一半政府机
构。他对在村镇和工厂进行的有限的民主实验公开表示肯定。不过照许多自由派看
来，朱熔基还是太老式了。北京的一位编辑说，朱熔基提出要在三年内解决银行负
债问题和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看上去更象是一个计划者的目标”。
自由派老帅是七十六岁的李慎之，他在改革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也要
推动政治改革”。在这篇文章中，李慎之反对当政者把人权视为温饱权的观点。他
说中国应该立即接受国际人权标准：“人权是公民权。”这种观点并非李慎之一人
独有，茅予轼教授也持同一见解，李称赞茅对人权的观点是“一针见血”。
茅予轼今年七十岁，原来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一九九三年，茅创办了一所独
立的经济研究所——天则研究所。过去几个月，茅组织了几次会议鼓吹他的观点。
二月二十七日，他邀请了北京的若干改革派干将开会讨论诺贝尔得主哈耶克的著作
《自由宪章》。
这看上去很神秘，其实不然。《自由宪章》自一九六零年出版後，在中国一
直被禁止。伦顿的每日电讯报评论该书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思想遇到的最强大最
有力的对手”。哈耶克在书中指出：“一个不承认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的
社会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由。”在日见宽松的气候下，
该书的译本已经上市。
天则所的余达章总结了会议的论点，“哈耶克所说的就正是今天的中国”。
与会的十五位人士集中了首都自由派的各路豪杰，包括社科院政治所的王焱，北大
经济所的周其仁，北大法律系的朱苏力。天则所正在整理会议论文准备出版。
在天则所这场哈耶克讨论会的两周前，改革派杂志《方法》举行了一场有关
政治改革的讨论会。拟於三月底出版的一期将刊出这场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其中有
一篇论及有限政府，该文不但主张党政分开，还进而主张党军分开。一位与会者说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会不会封杀。
在这次知识界的热烈气氛下，新的探索迅速推进。 在过去两个月间，一本先
前默默无闻的名叫《经济与社会制度比较》的杂志成了北京知识分子的最热门的读
物。去年该刊发表一篇长文论证民主能够确保好政府。这篇文章根据对河南某县的
地方人大选举的调查材料证明现行制度的严重缺陷。因为在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时
，几千张选票还抵不过当官的一句话。
文章认为，中国的自上而下的列宁式的结构是一种“压力系统”，认为只有
通过公平的选举才能排泄压力防止爆炸。和许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相反，文章
认为农民并非愚昧无知，他们很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当局很重视这篇文
章。江泽民的恩师汪道涵说这篇报告“值得研究”。这篇文章将收入下个月出版的
自由派论文汇编《政治体制改革新浪潮》一书。
《比较》杂志的编辑荣经本说：“气候正在改变。”他注意到朱熔基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扬了外国对中国村民选举一事给予的支持。荣经本问：“什么时候中国
领导人会同意外国人支持中国的民主呢?”共产党一向认为外国人无权干涉中国的内
政。
在党内对民主感兴趣的人不止朱熔基一个。据说，江泽民要中国社科院的一
个研究所草拟政治改革蓝图。据说他们将建议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监督县一级选
举。这会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中国允许村一级选举，但村镇不是政府机构，县里
有警察、税收和财政部门，县才是真正的政府机构。
那些没开会和没订杂志的人不妨到各地书店走一走。北京大学门口的风入松
书店的前排书架称得上是自由派的图书馆。上面有两本畅销书，一本是《交锋》，
作者之一是马立诚，人民日报编辑，过去和赵紫阳很靠近。另一本叫《现代化的陷
阱》，作者何清涟也是人民日报的编辑。
这两本书都是在十五大後、直到今年一月才得以出版。它们清晰地勾画出中
国改革时期的各种问题——腐败、党的特权、收入的差距。他们批评那些主张强化
党的权力的极左派和新保守主义者。《交锋》一书首次披露了前两年在内部流传的
极左派写的万言书并加以讥讽。这两本书只是给出了要政治改革的某种暗示，不过
中国的读者完全能从字里行间获得这样的信息。
作者马立诚到风入松书店签字售书，引起一番争论。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说
，改革什么都没带来，除了腐败。一些人，主要是大学生，为改革辩护，他们对那
位妇女说你根本不理解改革。一个参与者说，我们没人直接谈到民主，我们只是说
要解放思想，这其实是一个意思。
不过，官方并没有放弃对出版的控制。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写了一部书稿论
述政治改革。他主张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他一直找不到地方出版。他说这需要最
高层的批准。
自由派文章的主题之一是支持江泽民。《交锋》称江泽民的国企改革政策是
继邓小平一九七八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後的第三次思想界放。不过当有
的文章把江泽民称为政治改革的旗手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江只是让自由化之风吹
着走的人物。一个人说：“江泽民是风向标，你不能指望风向标吹起风来。”
自由派认为，江泽民在近几个月间发出了三个信号。在一月，江泽民告诉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亚洲政府太“封建”了，“封建”一词在这里是指专制。在
二月，江泽民号召在十二月举行纪念邓小平改革二十周年，自由派从中颇受鼓舞。
在三月，江泽民对一群科学家说要更自由些，这使人想起当年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
期鼓励非马克思主义科学。
五月，北京大学将举行百年大庆，届时，各种自由化潮流将汇合一处。预定
江泽民将在人大会堂发表演说。自由派论证说，北大应被视为“中国学术自由的诞
生地”，而不是共产党的摇篮。刘军宁甚至正在编辑一本书，书名是《北京大学与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北大学生领导了八九民运。现在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对政治的兴趣。三月二十
四日，刘军宁和另一位教授在北大讲演，题目是“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讲的正
是政治改革。好几百名听众坐满了讲演大厅，连中间过道和後面空地都挤满了人。
有学生问刘军宁：“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改革政治，那么，我们是应
该拿起武器闹革命呢，还是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刘答：“你必须自己思考这个问
题。”在这些日子里，有这么多书籍、会议和讲演，中国人确实应该仔细思考思考
。
(王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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