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扑溯迷离的中国股市


      中国上海、深圳两地股市，曾经在去年五月份达到空前高点，当时上海A股指
数一度高攀至1510点，在那之前，沪深两地股市已经连续四年走软，然而，在经过
九六年底到九七年初半年多的缓慢爬升之後，两地股市又开始走下坡路，证明好景
不长。最近，沪深股市似乎要摆脱长期疲软的命运，反复冲高，但同时又反复下跌
，呈现起伏不定的拉锯战。例如，三月底的几天里，股市先是连升两天，沪深两地
A股分别达到1252点和4116点，接着两天天却又很快回软，分别回到1238点和4063点
；到四月一日，A股再度上扬，沪深股分别达1255点和4088点；同时B股却继续下滑
；到四月三日，沪深A股又高升到1286点和4190点，但B股据信受亚洲经济尤其是日
本经济恶化消息的影响，接连下滑，一周内分别下跌2.68%和5.42%。

      看上去，一边是B股唱反调，一边是A股似乎重整旗鼓，要冲刺去年五月份的
高峰。种种利好的信息也支持这一势头。这些利好的消息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四
月一日起实施全面指定交易制度；新总理朱熔基上任和他不断表示加快经济改革的
鲜明态度；中国人民银行第四次宣布小幅度减息，使全国金融机构可增加4400亿元
人民币进入贷款市场，从而刺激经济回温；国家开发银行在今年首季度的预算安排
中的贷款额度比去年同期增加40%；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好转迹象；等等。然而，大可
不必乐观，因为，中国的股市从来不是市场所反映的那般简单。利好和利空的消息
并不总是决定股市沉浮的标杆。例如去年九月份，当局召开“十五大”，并在大会
上宣布对国营企业实施全面股份制改革，按理说，对股市而言，这应该是最好的利
好消息，但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的是，偏偏在“十五大”期间，股市连连大幅下挫
，尤其是大会闭幕後的头两个交易日，股市暴跌近7%。之後更一蹶不振。按理，作
为市场经济集中体现和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应该完全反映国家客观经济状况，
然而，中国股市受制於不健全的机构和不规范的操作，常常与宏观形势错位。那些
手中握有特权的官僚，可以将国有生产资金挪用入市，通过虚托股市而获利；权钱
勾结的里应外合，则使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掌握内部消息而扰乱股市；业绩不佳的企
业通过“走後门”而上市他们的“垃圾股”，直接坑害广大股民。等等。一句话，
中国股市仍然是“人治”的股市，官僚们的个人意志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股市，使
股市的走势扑溯迷离。一位股民曾来信反映，在去年九月二十二日，苏州一股民就
得意地声称：两天前，他就接到他在国家证券监察部门任职的亲友的急告，叫他赶
紧去“清仓”，随後果然股市狂跌。这表明，国家证监部门事先就心知肚明，股市
暴跌是人为的结果；股市违规操作，不仅是一些官僚的腐败问题，连政府本身都参
与了欺诈。事实证明，股市中的每一次跌荡，吃亏遭灾的都不是大炒家或政府，而
始终是广大中小股民。

      所以，要真正健全中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完成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真正
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就应该首先从股市整改上下手，使股市运作做到充分
的市场化、法制化、透明化和公开化。


  二，商业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商品危害大众消费


      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得到逐
步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社会成绩。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良现象
却比比皆是，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不择手段地赚钱，不惜采用种种不法手段，对
顾客和有关机构大肆欺诈，坑害广大消费者，从中牟取暴利。

      商业中的欺诈行为，表现得最多的，莫过於款项的借贷，企业向银行的借贷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借贷的钱无从归还，成了呆帐死帐，许多借贷行为纯粹
成了欺诈手段。投资也能弄假，交了一部分订金的土地或厂房，高价一转手，原先
的投资者已经人踪俱杳。因虚假的投资而哄抬的经济热点，成为泡沫经济的病因。
正如前些年在海南岛所表现的那样，人们盛传：海南岛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
真的。随意撕毁合同或不遵守合同，更是相当一部分信誉不佳的中国企业的通病。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於市，给大众的消费带来极大危害。年年有被假酒假药害
死或害残人的惨讯；穿了两天就掉底的鞋子；一买回就不断需要维修的电器，等等
。就连曾经广进中国轻工业或手工业品的俄罗斯人，都惊呼：中国，原来是假冒伪
劣商品的王国。
不久前，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有一个统计，在邮购，房地产，家用电器，摩托车行
业，医疗，农业资料等方面，都存在商家采用欺诈手段推销其假冒伪劣商品的严重
现象。

      新兴的邮购业，几乎成了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门行业；房地产方面，许多
商家一再延期交楼，顾客所购房屋，普遍存在质量低劣、面积缩水、无法保值等种
种问题，还迟迟领不到房产证；家用电器的质量问题尤多，有的商家卖出去的就是
二手货，而顾客并不知情，返修率高，许诺的三包等服务却得不到落实；一些摩托
车商家，刊登虚假广告，以低价为诱饵，引诱顾客交付订金或首期款，随後又以种
种借口变相加价，并拒不退还顾客订金或首期款；在医疗方面，虚假的广告宣传不
可胜数，对人们追求时髦的减肥、隆胸、去斑，以及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夸大
其词，空口承诺，使不少顾客接连上当；农业资料方面，往往是共产党基层干部在
收受了不法商家的贿赂之後，购进过期的种子，失效的化肥农药等等，直接坑害广
大无辜农民。

      商业欺诈和假冒伪劣商品的横行，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
题。消费者受害，商家信誉蒙污，甚至也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而遗憾的是
，当局至今没有有效的方式予以治理。有人满含讥讽而又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的商
业，实际上就是一个诈骗行业。这句话也许说得过头了，但却引人深思。试看当今
中国，从上至下，上行下效，贿赂与欺诈成风。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
国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依然奉行着“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信条。欺骗与被欺骗
，似乎习以为常。这种思想观念的陈腐，恐怕才是致命的悲剧所在。


  三，政府投资能否刺激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持续数年不景气和增长率连年滑坡，总理朱熔基仍然立下
军令状，保证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在外资不断减退，民间资金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要达到这一目标，看来政府唯一的做法也就只有走增加政府投资、扩大内部
需求的路子。

      当局已经决定，把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措施
。为此，当局正大幅提高铁路、公路、邮电通信、水利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规
模。预定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最低目标增幅为10%，但实际执行情况极可能大
大超出这个幅度。

      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数额巨大的资金
。钱从哪里来？据说，目前中国部分基础设施行业已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如煤
炭、电力、交通、电信均设立了专项建设基金。还先後对新建铁路实行还本付息运
价，新建电力项目实行还本付息电价。此外，对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地政府还
征收了一定的市政建设费。等等。

      然而，这些资金来源的数量并不充足，且不能保证专款专用，行业间资金来
源不平衡，特别是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资难度较大。势必采取其他措施，如
发行建设债券或上市股票，提高交通收费，提高运输价格和服务价格，等等，这样
一来，集资负担又转嫁到了老百姓自己头上。所谓政府投资就要变成老百姓投资。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势必放大银行贷款，从而增大引发新一轮经济过
热的危险，因为实践证明，在过去发生的几次经济过热中，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
，是导致过热的主要诱因。更不用说，当局打算在未来的五年里，将铁路建设支出
从一千亿元人民币提高到二千四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公路建设支出从一千二百亿元
人民币，提高到一千六百亿元人民币；将高速公路支出则提高到原计划的三倍；其
他如邮政电信等等，也都显著提高。如此，一旦经济再度过热，多年治理整顿的效
果，也将化为乌有。

      第三，国家投资，历来是各种官僚腐败势力垂涎的肥肉，卖关子，批条子，
吃回扣，收贿赂，从来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正当新一轮政府投资潮滚滚涌来的时候
，又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将中饱私囊，捞足油水，相比之下，广大老百姓能够得到
的实惠可谓微乎其微。

      所以，如果所谓增加政府投资能够达到刺激经济增长，解决老百姓失业下岗
的实际问题，倒也罢了；如果仅仅是为了硬性实现某种经济增长目标，而制造声势
，劳命伤财，则大可不必。


  四，传销“一刀切”引发震动


      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国务院突然发出通知，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活动，
该通知声称，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不法分子利用传
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
，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等等。通知发出後，各地出动大
批公安人员，强行清理、取缔各类传销公司。

      这一“一刀切”的突然举动，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在此之前，中国大陆
经官方核发年度合法经营牌照的传销公司就有四十一家，而未经登记而进行地下传
销业的机构，则高达一千多家，全国传销业的从业人员达两千万人。各地传销会场
动辄聚集上万人。通知一出，首先引起外商的不满，因为在中国传销业的“龙头老
大”中，多数是外商。如美国安利公司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国注册经营以来，投资金
额超过一亿美元，资产总额达一亿七千万美元，一九九七年一年内的营业额达一亿
五千万美元。当初外商进入中国从事传销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和鼓励，比如
，当一九九三年三月，安利公司在广州登陆并大展业务时，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朱森
林、广州市市长黎子流，都亲自题词，以示鼓励。而今又突然断其生路，当然引起
反弹。虽然禁令已出，目前，各外商却均表示不愿撤退，要与中国政府论理。

      自一九九三年，传销业在中国兴起以来，全国两千多万人卷入其中，从业人
员包括党政干部，部队军人，在校学生，企业职工，和农民等，应有尽有。有人专
职做，有人兼职做。传销禁令一出，也意味着其中至少数百万人的失业。如果说传
销业问题成堆，坑害了广大消费者，这个责任首先应由最先批准和鼓励传销的中国
政府承担。在去年查办的二十五件、涉及金额高达十一亿元人民币的所谓违规传销
大案中，都有各地的政府的执法人员与商家勾结的大量线索和痕迹。对传销“一刀
切”而不顾广大从业人员的利益死活，当然引起传销人员的极大愤慨。禁令出笼後
，各地传销人员纷起闹事，要求赔偿损失。比如，四月二十六日，从湖南省张家界
市就传出数千名传销人员的大规模闹事，公安出动镇压，导致数十人伤亡。

      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在发布传销禁令的时候，也牵强附会地将一些宗教活动
廊括在内，声称有人利用传销进行“邪教”活动，“背离精神文明，影响社会稳定
”，云云。由此可见，禁止传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
。政府极可能假借传销禁令，来取缔民间正当的宗教信仰活动，这不得不引起人民
的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