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柯林顿先生：
去年十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前，我曾给你一信，是否有印象？
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到期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毫无理由地拒绝延期
。像我这样遭遇的中国公民，在美国还有一大批。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
人权迫害，也为美国制造了移民问题上的麻烦。我曾请求您，作为美国总统，对我
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居民提供保护，并在中美会谈时提请江泽民先生改变中国政府
为别国制造政治难民的错误政策。不知您与江泽民先生的会谈是否涉及？事实上我
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效果，所以不得不再次向您提出。
早先，我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有国难归。我感谢美国政
府一再延长签证和改变签证，得以安身立命。但我的O-1签证明年九月三十日到期，
没有有效护照就无法再次延长，我将沦为非法居留。
近来，由於美国政府的努力，中国政府释放了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还有
另外一些异议人士，他们都来到了美国。这说明您的在对话中影响中国的政策取得
了进展。但他们和我们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一样，到了美国就不许回中国，美国
成了中国政治犯的流放地。
六月，你将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先生再度会谈。在进行人权对话时，我希
望您进一步指出下列两点：
一，中国政府在放人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抓人。对於改善人权状况来说，释
放政治犯不过是扬汤止沸，不再抓政治犯才是釜底抽薪。西方国家如果祗是以放人
为条件，来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实际上变成鼓励中国政府源源不断地抓人。美国
对中国的人权关怀，眼光不能停留在被囚禁、已经失去自由的人，更为根本的是注
视中国人怎样失去了自由。最近，有些中国人仅仅因为合法的公民上书、要求出版
自由和结社自由，就被投入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您去中国之前，可能有关方面又
会为您准备一份要求放人的名单，很有必要，但又不够。这是在默认了侵犯人权的
结果之後再去补救，重要的是消除原因。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的既定方
针是以政治犯为筹码来交换外交利益。您的责任不是帮助江泽民去执行这个方针，
而是要他改变这个方针。
二，中国政府不是抓人就是赶人出国，以求消除国内的不同声音。魏京生、
王丹本来不愿出国，乃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政府还在动员另外一些异议人士出国，
不答应就不断骚扰。从前是不许人出国，现在是不许人回国；始而封杀於国内，继
则流放於海外。形式变了，侵犯人权的实质没有变。美国接纳大批的中国异议人士
，对他们本人来说，改善了处境，但对中国政府来说，祸水外流，却是求之不得。
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不甘心被割断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正在争取回国的利权。您在和
江泽民会谈时，务请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理由是很正当的，任何国家的公民
都有出国的自由，也有回国的自由。所以，您还应当带去一份要求回国的中国公民
的名单，请将我列为这个名单的第一名。
愿您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祝您访华成功！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
郭罗基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
附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的复印件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柯林顿先生：
我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美国居民。我的护照到期时，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申请延期，竟遭拒绝。我成了一个滞留美国的无护照外国人。
我除了向中国政府申诉、向国际社会呼吁外，也要向您——我居留所在国的总统先
生提出要求。
我是因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而失去有效护照。此前，已有许多居住在美
国的中国公民经受了和我同样的遭遇。我们被迫成为“国际难民”。近年，美国政
府十分重视移民问题，而对於中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给美国制造的麻烦，却没有引
起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先生访美时，在中美会谈中，您应当向他提出
，不要在移民问题上给美国制造麻烦。同时，您作为总统也有责任对我们这些生活
在美国的居民提供保护。
我申请护照延期之所以遭到拒绝，源於一个黑名单。一九九五年一月，亚洲
人权观察和\黑体{中国人权}揭露了中国政府向海关下达的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四
十九名身在海外而不准入境的中国公民。我是属於这个黑名单的第三类第八名。实
际上，不准入境的还不止四十九人。现在，我不仅不能回国，又无有效护照，将导
致失去国籍。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我愿回到祖国为人民奉献我的热血和心智
。我还有一个八十八岁的老母，久病在床。儿子想念母亲，母亲想念儿子，远隔重
洋，不得一见。但浩瀚的太平洋不难飞越，就是几步距离的中国海关难以通过。中
国政府的政策不仅有违人之常情，也不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公约。《世界人
权宣言》第十三条写明：“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
其本国。”《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九条规定：“不得根据任何种族、人种、宗
教或政治理由而剥夺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国籍。”美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柯林顿总统，您应当规劝和督促江泽民主席，要求中国政府遵
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公约。
我的名字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民
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後，我站出来抗议，抗议又招致迫害。我被取消了教授资格，
又被剥夺了工作利权，还不许我出国访问。我依据法律起诉政府和共产党，争得了
出国的利权，应邀来到美国。“六四”流血事件具有深刻的反人权性质。中国政府
的反人权政策不仅在国内肆虐，而且还延伸到国外。从前是不许我出国，现在又不
许我回国。开列黑名单，禁止一大批本国公民回国，这在当今世界上是少有的人权
迫害。
此次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正在酝酿建立甚么“伙伴关系”。美国政府怎
样和一个侵犯人权的政府打交道？北美《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尊重人权是美国的立国宗旨。中美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或者是美国政府放弃
原则，或者是中国政府改变立场。放弃原则，有损美国的利益，违反人民的愿望，
这是不可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中国政府改变立场。
柯林顿先生，一九九二年您竞选总统时曾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
还批评前任总统布什“对天安门屠夫的软弱”，因此而获得不少选票。不幸，您上
任和连任总统以来没有实现先前的承诺，“对天安门屠夫的软弱”的批评同样也适
用於您自己。
您作出贸易和人权脱钩的决定颇受非议。我倒认为这一点没有错，错在脱钩
以後。
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运用不同的手段。经济问题适用经济制裁，例如侵犯知
识产权。人权问题不宜采用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虽然可以造成对方窘迫，但不能改
变人权政策。对中国来说，政府可以将经济上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受害的最终是
人民。对美国来说，制裁也会损害商人的利益，消费者又会因买不到来自中国的廉
价商品而抱怨，结果引起人民和政府的矛盾。贸易和人权脱钩，在美国内部消除了
一个历年来乱纷纷的争论题目。脱钩以後，应当用人权的语言、人权的手段进行有
效的制裁，可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生意越来越火红，人权却越来越消音。国会中
在讨论这样一个提案：对於中国官员中侵犯人权的责任者不予美国签证。这就是一
种人权制裁手段，却没有得到行政当局的支持。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公布一个拒绝签
证的名单，指出中国政府中的人权侵犯者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名单上的
第一名应是李鹏。最近司法部长萧扬大放厥词，蛮横地对待受害者的人权要求，那
就把他列入拒签名单。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可以不断增加，有了良好的表现也可以从
名单上取消。这种做法，美国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中国的老百姓还会拍手叫
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不能不形成巨大的压力。关键时刻，为了在人权问题上
讨价还价，可以推迟、中止和取消中方或美方官员的访问。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抗拒批评的一个借口是“不许\简{干}涉内政”。尊重
国家主权和不\简{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而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
内的人与人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同一准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
实，人类大家庭的成员都有义务发出声援和进行救助。一国内政，可以与人权无关
，也可以与人权有关；任何事情，祗要一旦涉及人权，就变成人类的共同事务。一
个侵犯人权的政府是人类的公敌。逮捕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确实是中国的内政，
是专制的国内政治。世界上像魏京生、王丹那样的民主战士何止万千？中国政府在
国内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在中国的内政中魏京生、王丹才构成“犯罪”，对国外的
魏京生、王丹就无可奈何了。魏京生、王丹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中国政府不
尊重人权，因此国外的魏京生、王丹基於人权原则完全有理由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内
政进行批评。何况对魏京生、王丹的审判也不仅仅是内政，其中包含着对美国的态
度。一九九四年二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访华期间会见了魏京生，导致魏京生
三月被捕。王丹和他的伙伴们接受来自美国的“自学计划”，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
校读函授，中国的法庭认定是“为颠覆政府作人才准备”；向美国的基金会请求资
助（事实上并未得到），被法庭以“向境外敌对组织申请活动经费”入罪。在美国
的土地上进行人权活动和开展民主运动，一概被中国政府指称为“海外敌对势力”
。中国政府除了对中国公民开列黑名单，作出不准入境、吊销护照的处置外，同样
也将矛头针对美国公民。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被中国政
府拒发签证。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到了北京机场也不准入
境。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简直成了“颠覆基地”。怀有如此明显的敌意，怎么能
够建立甚么“伙伴关系”？
中国所需要的美国，是一个做买卖的“伙伴”。中国政府在国内实行经济自
由化、政治专制化。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中国政府在向西方寻求发展经济
所需的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政治上极力抵制自由和民主的影响。江泽民说：“要对
话不要对抗”。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方针是经济上搞对话、政治上搞对抗；或者说
，是在对话的掩盖下搞对抗。
对於中国政府的政策中所包含的对美国的敌意，美国政府的反应是迟钝而软
弱的，究竟还能容忍到几时？
现在就有一个极好的机会。
总统先生，在您同江泽民进行的中美会谈中，应当揭露中国政府一面搞对话
一面搞对抗的策略。建立“伙伴关系”是可以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消除对美国
的敌意。具体措施之一就是释放魏京生、王丹等一切政治犯、思想犯，取消黑名单
，欢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回国。但这仅仅是消除後果，还要进一步追溯原因。原因
就在於中国政府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美关系
中的麻烦也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因此，为“六四”流血事件平反，不仅是中国
国内人民的正义要求，也是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必要条件。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当然希望看到中美关
系的改善和发展。但我深知，尊重人权和蔑视人权的两个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在讨论中美双边关系时，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领导人
在人权问题上改变立场，也将促进中国的国内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祝您成功！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
郭罗基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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