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舆论和管制新闻是中共实行一党专政的一块重要基石，所以研究中国的
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观察中共的新闻体制、新闻政策的演变就是一个重要的
指标。有报道说，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呼吁加强新闻监督以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
又有传闻说，曾经酿成“《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江泽民令其智囊放出风来，要
开放新闻言论的空间。柯林顿这次访华，北京当局前所未有的三次开放新闻媒体实
况转播，令期盼中国新闻自由的热心人士受到不小的鼓舞，到底这是中国新闻改革
的先声，还是江泽民玩弄国际舆论的权宜之计，尚需要时间予以观察。
传统制度和市场需求间的平衡
在中国新闻界，最近出现了一股办“报系”，又称“报业集团”的势头，它
的主要内容是以重新整合现有报刊机构、扩大其经营规模、调整其业务结构和人员
及其他新闻资源的配置。自广东、上海出现了报业集团的组合以後，北京也出现了
《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家所谓中央级报纸的联合，并有出版《北京早报》
的计划，而属於两家北京地方上的报纸《北京日报》(包括《北京晚报》）和《北京
青年报》也针锋相对将通过推出《北京晨报》露出了在竞争中进行联合的端倪。
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
前十年中曾经涌现了《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新观察》杂志和《文
汇》月刊等报刊，通过打“擦边球”使得新闻改革一度出现了一个高潮，但是八九
年的“六四”镇压中断了这一进程。在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新闻界采取了一种更加
迂回的手法，将原来被定义为意识形态工具、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开始采用企业
化的手段来经营。即在经济改革後，越来越多的报纸要在经济上自负赢亏，新闻从
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和报纸经济效益挂钩。许多机关报在不能改变喉舌作用
的前题下只能够操起副业，办起各种副刊或小报，以开拓市场争取读者。尤其是一
九九二年以来，各类报刊呈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後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
市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当报刊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要求各
种资源通过某种优化组合来实现规模效益，报业集团化也就应运而生。在这里应该
明确的是，报业集团是一种报纸经营管理的结构形式，即是拥有多家报纸或多种报
刊的报业垄断集团，说到底，它属於一种外在的形式、手段，与报纸或报业集团代
表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报业集团也可能是一种封杀新闻自由的
工具喉舌；而一个坚持新闻自由立场的报刊并不一定非要是报业集团不可。
有人以为，现在台湾香港等海外新闻市场是由一些报业集团在主导，就误以
为中国大陆有了报业集团以後就也会发展出海外的这种新闻自由。其实不然，目前
中国出现的报业集团，与其说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政府行政行为
，或许更符合实际。且不说丁关根等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官员在从中“拉郎配”，就
是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在根本上也并没有摆脱作为中共工具、喉舌性质的羁绊，尽管
有些媒体在经济上已经相当独立了，但他们远远不是新闻市场上的独立“主体”，
所以对根据市场的变化的需要来调整自己行为仍然是有心无力。在这一点上，那些
遭到当局严厉镇压的地下非法出版物似乎还更多一些市场的主体性的特征。如果市
场的规律在报业集团的组合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话，我们就应该看到，不仅有同属
印刷媒体之间的联合，更应该有报纸与电台、电视台，即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等不
同性质媒体之间的联合，同时还可以有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界新闻媒体的联合。
其次，对於目前除了政治或敏感题材外的某种程度的媒体繁荣，在中共当局
眼里却是一种“失控”现象，或被称作是泛滥。中共不但通过以“打击有偿新闻”
、“扫黄打黑”等运动加紧控制的力度，而且几次三番宣称要分批精简或关闭占目
前总量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新闻媒体。只是一味采用传统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已不
合时宜，且也无法达到成的，转而采用组织报业集团的方法，显见中共此举是立足
於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加强管理与控制，而非促进报业繁荣实现新闻自由。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大陆的报纸正在走向市场，而且正在出现一个
由原来意识形态主导向市场需求主导转变的趋势，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闻媒体非意
识形态化的过程。在目前阶段，不但有企业化管理的经济压力和人员下岗的社会压
力，而且也有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必须开放信息服务业市场的国际压力，还有国
际网络势不可挡的发展所带来的高科技突破信息封锁的压力。对於在中国政府主导
下出现的报业集团趋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共在管理新闻媒体方面，原有的管理
办法已经无法继续使用，但一时间又无法完全放弃；对市场支配的企业化集团化发
展前景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发展的潮流又无法抗拒，目前的作为似乎正在寻找
一种传统制度惯性和现实市场需求之间的折衷平衡。
新闻改革与新闻自由在中国大陆属於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相当一部分人认
为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得到政治民主的果实，我们承认经济与政治的
相互关系，但是新加坡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达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主政治
。可以这么说，新闻媒体的企业化与集团化发展，在为扫除意识形态障碍方面创造
了条件，但是它未必就自然会实现新闻自由，如果中共不放弃现有的一党专政，报
业集团甚至可能成为中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新手段。
中共在对待新闻陆媒体上遇到的问题，与改革国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有某种相
似性，一方面要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管理方法的同时又要坚持所谓的公有制本质（
即所谓的中体西用），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影响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尽管中南海当权者可能不到最後关头，他们都不会“还政於民”的，但一个开放的
环境如果能够持续下去、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与觉悟的人民继续不断地努力争取
，我们还是有理由对实现新闻自由抱持信心的。
中美两国新闻观念的碰撞
最近，参加美国“自由论坛”太平洋海岸中心帕维茵项目的八位中国新闻工
作者（其中四人来自新华社、四人来自《中国日报》），在旧金山“自由论坛”办
公室与柏克加大莱新闻学院的师生和当地的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座谈，这实际上
也是中美两国新闻观念的一次撞击。
座谈会上，中国新闻工作者问了一个经常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为么美国对中
国的报道大多都是负面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和西方媒体所持批评态度的
一个心结。这显然涉及两国在新闻观念上差异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新闻研
究人员提问，关於中国的盲流、三峡等问题，美国媒体是否可以报道？新华社的倪
思怡（音）表示，当然可以报道，中国记者其实也在报道，只是方法非常不一样，
因为中美两国新闻媒体的同行对新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美
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经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但在中国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媒体说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然後公众的感情
会引起大的问题，有的时候会是灾难性的问题。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所以很难象
美国媒体这样的报道，当然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
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教授卡罗琳.魏克曼(Carolyn Wakeman)说，如果西方媒
体报道了关於中国三峡移民的问题，中国可能就认为这个消息是负面的消息，而且
对中国是批评的！倪思怡感到外国媒体可以报道这些，但是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外
国媒体的这些报道，实际上也不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因为老百姓
对报纸的信任，如果报道三峡移民的一些“问题”，他们就可能非常生气，甚至不
理智把大坝给炸掉，所以，媒体的责任就要解释政府的政策、政府现在有什么问题
、什么困难。
倪思怡表示，现在中国记者有更多的自由了，对於地方政府的腐败、莫名其
妙的征税等都可以有追踪性的报道，而且这种报道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滥收税的
官员最後会被解职。他对於美国媒体对中国异议人士和西藏问题这么感兴趣表示不
解，在他看来中国人对此并不很重视。
《奥克兰论坛报》非洲裔编辑查尔斯（Charles Jackson）说，美国媒体批评
其他国家要比批评自己国家容易一些。会上也有人提出，美国这么愿意报道西藏，
是美国人比较喜欢一个公平的游戏，与中国相比西藏是那么弱小，被中国欺负是很
不公平的，这是美国人的正义感所无法忍受的；另一原因则可能也是得益於好莱乌
李察.盖瑞等大明星的宣传。
倪思怡表示美国记者报道西藏的时候，没有报道一些好的正面的消息。《中
国日报》的张霞（音）说，美国媒体报道西藏老是报道那些没有做好的事情，没有
取得的一些成就。现在是“自由论坛”访问学者的广东电视台记者郭韬则表示，谁
的噪音大，媒体就会来追，这个噪音有可能是故意制造的，有时也不是什么正确的
观点，只要是一种声音媒体就会来报道。
原美国ABC电视台驻北京首席记者、目前在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任教的科达德
（Todd Carrel）谈到，中国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美国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自
己是最强大的国家；两国都是以自己的理解看待外部世界。美国媒体有一种传教士
式的心态，非常希望别的国家的人变得和自己国家的人一样。美国经过了不同的时
期，曾经有一段时期希望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商业的时期，什
么都用钱来衡量，比如说我们合作，就要考虑这种合作会给我们双方带来什么好处
，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文化的区别是相当大的。
科达德还说，美国白人在扩张的时候，好象淹没了当地的印地安人，但美国
人也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也不谈这个问题，如果中国来了一个记者，报道了美国历
史和目前印地安人的状况，坦白的说美国人根本不关心这个，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大
的政治问题，这种导报可能让人感觉应该关心印地安人，应该反思，还可能觉得有
点内疚。然而，过去我在西藏采访报道，中国当局就记住了我说了什么话，在我回
北京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说，卡罗先生，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认为什么是
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中国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美国的新闻没有那么强
的政治性，我们相信言论自由，我们也相信不同的声音。
原法新社记者、现在是柏克莱加大新闻新闻学院访问学者的鲍伯（Robert T
empler）则表示，他不同意美国同行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自己作为一个外国
记者当然会写中国的不同政见者，而且这种欲望非常强烈，因为他们有表达声音的
合法的权利，报道中国异议人士是一个记者的责任。而且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高喊
的口号：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也是“自由论坛”的座右铭。他说，“
我对外国记者报道中国异议人士一点也不表示歉意”。
只要中国不报道的，美国就一定要报道
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研究生欧迪龙（Odilon Couzin）表示，美国记者有这么
一种心态，如果中国媒体不能报道什么，如西藏和人权问题，对於美国媒体来说就
非常自然要报道，而且要报道得越多越好！如果这个消息从中国传出来，那我们就
要报道得比中国增加五倍。坏的新闻就是好的新闻。在中国被官方费尽心思掩盖起
来的“坏”新闻，在美国就成了被记者想方设法挖掘出来的“好”新闻。所以中国
不报道的，美国就可能一定要报道。鲍伯强调，对於西方记者人家告诉你什么不可
以报道，本身就是在刺激你一定要报道。
中国记者想了解美国记者对中国的兴趣，美国媒体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态度？
查尔斯认为，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并不关心，他们是非常闭塞的，只有在中国发生什
么事情对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对中国感兴趣。作为一个编辑
如何选关於中国的报道，他表示主要考虑读者的兴趣和需要。
卡罗琳说，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态度是多元的，有好的有坏的，但是从目前来
看对中国的看法比较悲观的较多。鲍伯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现在媒体对中国的
报道是乐观的，比如报道中国的乡村选举都是很正面的。但他感到，中国将来对於
美国来说永远会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曾在柏克莱加大任教、现在是自由撰稿人的比尔（Bill Wong）说，美国对中
国的报道并不全面，比方说，他广东老家发生的事情，就没有报道。而且他觉得美
国媒体报道中国负面的要比正面的多，美国人一般不关心中国，他们只是关心影响
到他们生活的那些问题，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美籍华人，他表示自己非常注
意自己父母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奇怪的是，不少美国记者能读中文，他们
和中国的联系主要是在学术方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是在感情上的联系。
中国记者认为，从新闻的量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报道远远超过
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他们大量采用美联社的消息，大多是美国的消息，第三世界国
家的消息并不多；另外中国在美国有很多常驻的特派记者，他们发回来的稿子很多
，所以中国人美国了解更多。 有美国记者问中国同行，能否对读者需要有所
反应？《中国日报》庞小蕾（音）说，中国的报纸现在更加关心读者了，以致他们
在每天开会的时候，都要讨论到读者的问题，现在中国媒体已经注意反映读者的需
要，比如象“妇女热线”节目，报道家庭暴力和维护妇女权益等，这种方法在中国
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效果非常好。关於中国媒体对於家庭暴力问题的揭露和报道，
当然是一种进步、一种突破，但是卡罗琳认为中国并非将此作为一个专门的题目来
报道，和美国把家庭暴力当一回事的报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郭韬涛在会上介绍，中国电视台“焦点访谈”之类的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
为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她也谈到自己对中美两国国媒体区别的体会，在中国新
闻的作用是教育人民，在美国媒体的作用是传播信息和娱乐性功能。也有中国记者
认为，美国老百姓不管其文化知识的水平的高低，都是自己来作决定，并对政府的
政策进行评判，而中国一直是由政府来帮助老百姓作决定的，包括连知识分子都认
为中国老百姓没有文化，不尽知道利害，所以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决策。
美国妇女杂志编辑海仑（Helen Zia）表示，美国记者有一个传统，对一切都
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地方的消息抱怀疑的态度，也对自己社区的消息抱怀疑的态
度，然而中国媒体是受政府控制的，所以多年来美国记者对中国来的消息抱怀疑态
度。
与美国新闻工作者或研究人员的惯於自我反思、检讨的精神形成对照的是，
张霞表示，美国记者非常聪明，非常了解中国，但是他们不客观。如果他们学习中
国历史、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就能做得更好。比方说西藏我也去过，美
国记者把很多事实搞错了，如达赖喇嘛说中共杀过很多人，但他说的西藏是大西藏
，包括现在属於印度的一部分，如果以此去计算多少人被杀害，得出的数字肯定是
不准确的。
科达德则认为，中国老百姓是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如在天安门民主运动发
生的时候，老百姓对政府非常愤怒，跟他说话的很多老百姓都问，西藏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在西藏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中国人发现天安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告
诉他们的那样，所以他们认为西藏的实际情况跟政府说的不一样。
“自由论坛”这一帕维茵项目每年都邀请中国新闻工作人员访问美国，该项
目负责人贝佛莉.姬丝（Beverly Kees）表示，根据他这些年来接待来访的中国新闻
代表团的经验，除了前面已经讨论到的，中国记者通常向美国同行提出的问题还有
：为什么美国记者报道很多犯罪方面的消息？为什么美国记者把他们的国家报道得
一团漆黑？为什么美国记者关心柯林顿总统的私生活胜於关心他的工作？为什么美
国记者这么热衷於报道性方面的消息？美国记者是否把中国看成一个实际上的军事
威胁？为什么美国记者这么玩世不恭地用怀疑眼光看一切？有时候中国记者报道新
闻他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是真实的，这种事情在美国也会发生吗？编辑是否会要求
记者改变报道内容？如果是这样，编辑是依照什么样的标准作出这种决定的？为什
么美国记者写这么多中国异议人士的消息，但是不太写美国异议人士的消息？美国
记者是怎么报道他们的政府的？......
自由亚洲电台与中国新闻自由
中国当局在柯林顿访华前夕，突然取消已经发给自由亚洲电台三位记者的签
证，令美国朝野舆论哗然，也使得本来就蒙受批评、倍受争议的柯林顿访华行程，
复又增添了一丝阴影。这三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签证，是由白宫以所有采访
总统访华之行的随行记者名义集体办理的中国入境签证。可是在临行前得到中国驻
美大使馆一名官员的通知，说他们的签证已经被撤销，没有解释任何理由。
“自由亚洲电台”也是“六四”事件的成果之一，鉴於自由欧洲电台在前苏
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当时美国国会就出现了建立“自由中国电
台”的提案，前总统布什还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了专案研究。早在一九九
二年柯林顿竞选总统时，他就十分支持“自由亚洲电台”的构想。在一九九六年三
月根据国会通过的《1994年国际广播法案》授权成立的这家电台，宗旨是向东亚和
东南亚那些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任何独立媒体的国家定期提供新闻，以促进那些国
家的新闻自由。原美国公共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瑞克特（RICHARD RICHTER）出任台长
，他不但是一个新闻行家，并对中国的文革研究有浓厚兴趣；原《华盛顿邮报》驻
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任副台长兼总编辑。
开台之初，该电台曾定名为“亚洲太平洋新闻网”（简称“亚太新闻网”）
，但是国会认为这个名称不足以体现该台的宗旨，所以改为现在的“自由亚洲电台
”名称。在改革开放以後，过去把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电台当作“敌台”的状况
，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听短波在中国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尽管“六四”後中共
在清理清查中把美国之音等国际对华广播当作“煽动者”，不但驱逐了当时美国之
音驻北京记者，而且对美国之音的一些节目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但无法再倒退回到
文革时代－－把听国际广播作为收听“敌台”的反革命，当局更多的是采用电波干
扰，或者对提供消息或稿件的国内人士进行迫害等方式。
当“自由亚洲电台”开播以後，中共的策略似有很明显的调整，几乎把所有
的压力都对准了“自由亚洲电台”，大陆著名作家戴晴原已经答应担任该台驻北京
的特约记者，甚至连广播记者的专用采访设备都准备好了，但不久就因为受到压力
而告吹；虽然因为吸引了中共主要的最强大的干扰电波，对该台的播音质量造成很
大的困扰，但在客观上它成了“董存瑞”、“黄继光”（中共竖立的敢於牺牲自己
的战斗英雄人物）－－为其他国际短波电台较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扫除了一些障碍，
且不说其他电台的空间有所增加，因为“自由亚洲电台”的出现，冷战结束後逐渐
萎缩的国际对华广播资源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充实，而且它也激发了一种竞争机制，
比如，从“自由亚洲电台”开始筹备到开播至今，美国之音的节目不但在形式上，
并且在内容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用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赵克露的话来讲，这
就是“水涨船高”。
其实，比较“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虽然它们的宗旨大体相近，经费
又都是来自国会的拨款，但美国之音属於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直辖机构，也就是国
家电台，编辑记者也都是政府职员，捧的是“铁饭碗”；而“自由亚洲电台”在法
律上是以私营电台注册的，不但它的负责人是职业新闻工作者，象中文部主任周允
廷就是来自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还有一些记者编辑原来“出身”於中国大陆新闻
机构，象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新华社、侨报等；如果说有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国
学者或记者担任该电台的工作，如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朱杏清现在担任
该台驻香港记者站的主任；哈佛社会学博士龚小夏担任新组建的粤语部主任，成员
还包括了著名作家孔捷生；西藏学者阿沛.晋美担任藏语部主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
的政治立场，而是由於他们拥有出色的专业技能。这也是“自由亚洲电台”一直强
调自己是一个专业新闻电台，不同与主要由流亡异议人士主办的自由欧洲电台的一
个重要原因。
向来惯於使用“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策略的中共，在把“自由亚洲电
台”当作主要矛盾对象的时候，对於美国之音和其他国家广播电台的态度、手段有
了一些调整，变得有点温和友善，甚至於也可以在某种程度提供“合作”服务，这
一点连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比如现在他们接受美国之音、英国
广播公司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会比较坦然，但对於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就显
得比较拘谨甚至婉言谢绝，著名破产法专家曹思源解释，美国之音有记者常驻北京
，说明是中国政府批准的，也就是合法的。其潜台词是自由亚洲电台还缺少这种“
合法性”，接受采访可能要承担风险。这一次取消“自由亚洲电台”三位记者签证
的做法近乎僵硬，也再次证明了中共对该台的态度立场。
不过，一件事情被推到极端的时候，往往也可能是出现转机的时候了。在美
国国会方面，议员们通过中共的做法，看到了“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在客观上已经
获得了令中共专制无法忍受的成效，揭露了中共装出宽松的样子实际仍坚持新闻控
制的内在本质；不但是阿金逊参议员认为中国此举“太令人惊异了”，众议院的“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则把中国这项行动称之为“荒谬绝伦，令人愤怒的”
，更有甚者，他们要求总统让这三位记者作为贵宾同乘“空军一号”访问北京。可
以预计，国会未来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支持将进一步加强。
在白宫方面，来日来一直为自己访华行程辩护的柯林顿，也不得不公开表示
“必得反对”，他发表声明说:“实际上听起来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因为中国原来
可以为了发放给这个层次广泛的庞大记者团更多的签证而应该让人称道的功劳，如
今却因为撤回已经发给三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签证而前功尽弃。”白宫高级
官员为此举行紧急会议图谋对策，并在柯林顿动身前夕，特别邀请这三位记者到白
宫，让他们对总统作了一次特别访谈。其表达的信息应该说是强烈而又明确的。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方面，他们会由此知道“自由亚洲电台”在服务听众方面
，可能比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走在更前面。由於逆反心理的作用，越是被中共
政府封杀的信息，听众也许获取它的欲望越是强烈，这是任何公关和广告宣传都无
法达到的效果；“自由亚洲电台”在建台才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样的成效，可以
说是天赐良机！至於和中国当局的关系，我相信经过此一事件，将来会有更多的转
机，因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时能进入中国采访、何时能在中国派长驻记者，
已经成为测量中国新闻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了，这是急於想要改善形象的北京
当局无法绕过去的。所以，这对於自由亚洲电台也许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坚信，
通过此一事件，自由亚洲电台如果能够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进一步服务和满足听众的需要，相信会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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