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新政的改革正改到中共体制的“痛处”，於是乎，朱熔基道高一尺
，腐败魔高一丈，朱熔基面对“斩不尽杀不绝”的体制肿瘤，手术刀已渐渐变钝了
。北京政界人士述评并透露：
可怕的怪胎：翻牌公司
被称作机构改革毒瘤的“翻牌公司”，近期在中共体制中大量涌现，所谓
翻牌公司”，是指原定被撤销的行政机构，其官员们不愿“大权旁落”，经精心策
划，为了留住原来的权力，将牌子一换，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实体，用行政手段归并
原来下属企事业单位作为其成员，并截留住企业的权力、财力、政策，“翻牌公司
”身兼行业主管、企业法人双重职能，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它的特点据国内专家
分析：A，以行业主管的身份垄断企业经营；B，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对下属各企业单
位实行固定资产统一管理，流动资金统一调拨，人员统一调配，权力比过去当行政
主管还要大，企业的自主权却大大缩小了。C，行政首脑成为“翻牌公司”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机关工作人员则成为“公司”职工，原先归属於这个行政机关的企业或
公司，要么成为所谓的“二级法人”、“委托法人”，要么乾脆成为新公司的一个
车间。“翻牌公司”的大量涌现，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是计划经济
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机构改革的最大毒瘤。如某水泥厂，是
一家年收入两亿元，利税占本行业百份之七十到八十，不久前，上级行政公司让所
属企业填表，统一格式，统一措辞：我自愿参加某某集团……并让法人盖章签字。
开始，厂长拒绝，但上级主管却说“不行”。接著，集团公司规定要扣走百份之三
十的利润，还要上缴管理费，一年好几百万。厂长说，上级主管如今行政部门的牌
子一换，变成了行政企业，除了多收一、二百万外，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企业没法
活下去了。再如某内燃机厂是全国同行业最大的厂，产品占全国同行业的七分之一
，年销售收入十六亿多元，本身就是一个集团性企业。但如今政府行政部门成为“
翻牌公司”，竟然要收掉该厂的法人资格去成立所谓集团。该厂长说：“这种‘翻
牌公司’用各种行政手段控制企业，利润一月一缴，折旧一月一缴，花一分钱也得
报给他批。国家留给企业的发展资金，他拿走了一大半，建个小银行，企业要钱要
向他贷款，还得付利息。行政机构的所谓政企分开，如此这般，还不如不改为好”
。企业家们一致指出，“翻排公司”的巨大危害在於：第一，取消企业法人地位，
收走法人权益，企业变车间，政府行为兼有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经济技术服务三
个职能，企业已无自主权。第二，强化政企不分的旧体制，剥夺了企业有限的经营
自主权，使国有企业经营雪上加霜。第三，造成了乱平调、乱摊派的不正之风。第
四，容易产生行业垄断如独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政界人士认为：因为朱熔基的
改革改到了既得利益者的痛处，所以他们死活不愿下岗和放松，便滋生“翻牌公司
”这类怪胎。
费大於税，朱熔基极为愤怒
朱熔基新政的目标之一，是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的任务。朱熔基将中
央政府机构由四十个部委精编为二十九个，政府机关人数准备分流一半，相应的各
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朱熔基说，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
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份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於分
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後在“三定”──定职能、定机
构、定编制之後，一半人就要分流了，但朱熔基推行新政已有二百多天，改革究竟
如何呢？难以乐观。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西汉时期，全国人口五千零五十九万，官员七千五
百人，官民比例为一比七千九百四十五；至唐高宗时，全国人口五千八百二十二万
，官员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官民之比已增加一倍，即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至
元成宗时全国人口与西汉相差无几，五千八百八十一万，官员增至二万二千五百人
，官民比例为一比二千六百一十三；清康熙时，全国人口二千四百五十九万，官员
二万七千人，官民之比已高达一比九百一十一。而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据《了望
》周刊的统计：全国机关干部人数目前已接近四千万，而统计时全国人口不足十二
亿，且按十二亿人计算官民之熔已高达一比三十，真是前无古人，後有来者！正所
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更为恶劣的是：政府机关除了吃“皇粮”外，还在国
家规定之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朱熔基说：科教兴国是
本界政府的最大任务，但我们没用资金，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构庞大，吃“财
政饭”，把钱都吃光了，本界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朱熔基直面裁员
四百万，但要工人下岗易，要官员下岗难。难就难在官员的吃惯了“皇粮”，如果
没有了皇粮，他们就要吃企业，喝工人的血。如果没用监督机构，那么，以後会有
更多的公仆摇身一变都成了“董事长”、“总经理”，吃起皇粮、收取杂费来就更
可怕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作各种各样的变通，用另外的方式扩张权力”
。
历次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内幕
为了更好地判断朱熔基推行的新政能否成功，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次中
国政府机构改革内幕：一九四九年，政务院初具规模，机构三十五个，政务院设政
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内务部、外
交部、情报总署、公安局、财政部、人民银行、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业部、燃
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局、交通部、农业
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新闻总署、出版总
署、卫生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及秘书厅。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第一次机构改革，机构增加到四十二个。为加强中央集
权，增设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重工业部中分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
机械工熔部(军工)熔建筑工程熔、地质部熔。到了一熔五四年，熔务院成立熔机构
增加熔六十四个熔根据国务熔的组织法熔定，国务院设立部、委机构三十五个，直
属机构二十个，办公机构八个，以及秘书厅共六十四个部门。这些机构同政务院时
期相比，在机构设置上有以下变化：首先撤销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
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撤销了人事部、法律委员会，扫盲工作委员会，增设了国家
建委、国防部、地方工业部和监察部、中国科学院不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份，但其
工作仍受国务院指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扩充机构达八十一个，撤
销了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分设和增设了──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材
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森林工业部、电机制造部、农
垦部、水产部、城市服务部、城市建筑部等机构。这样，六十四个职能部门增加到
八十一个，其中部、委机构四十八个，直属机构二十四个，办公机构八个和一个秘
书厅。
由於机构的膨胀造成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失去了自主权，纷纷抱怨，要求
放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关於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一九五八
年开始，中央开始向地方下放了由中央集中管理的企业如事业单位，国务院所属机
构也进行了精简合并，总共撤销了九个部委，十个直属机构及两个办公室，共计二
十一个部门。一九五九年底，国务院共设六十个工作部门。到了一九六零年至一九
六五年，第三次改革，重新收回权力，机构增至七十九个。到一九六五年底，国务
院已有七十九个工作部门，成为建国以後的第二次高锋。其中经济部门变熔最大数
月由三十六个增加到五十三个。一九七零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大下放，国务院
机构精简至三十二个，实际上是十九个。其中国防计划归军委办事处管理，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机构工业等划归总参谋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
年，国务院开始整顿陷入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从而又恢复了国防工业办公室等，
一九七五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对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科技
等系统进行全面整顿。国务院恢复建立部、委机构二十九个，同时恢复建立直属机
构十九个，办公机构四个，共五十二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帮
”後国务院上收了文革中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增设了二十一个部门，包括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物价总局等。到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底机构大膨胀，增至一百个
，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峰。一九八二年邓小平提出机构改革，当时国务院机关工作
人员达四万九千人，部长、副部长多如牛毛。第四次改革後机关减到六十二个。一
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再度膨胀，机构增至六十五个，到一九八六年增至七十二
个，一九八八年机构减为六十五个，但到了一九九三年再度膨胀机构达到八十六个
，之後於一九九三年底进行第六次改革，机构减为五十九个。尔後，一九九四年至
一九九七年的机构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把属於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的切实
还给企业。回顾中共中央政府部门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可见体
制不从根本上改革，早晚又会走回头路。
腐败市长腐败行情看涨
改革改到了痛处，官员的腐败也腐败到了共和国的痛处：国务院管辖下的
各省的市长的腐败行情看涨！有心人列了一排行榜，可见长江後浪推前浪，官场新
官胜旧官。
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二千五百多万美
元，供其弟弟、姘头等进行营利活动，并和陈希同等人隐瞒财政收入、转移资金达
一百八十三亿人民币，後畏罪自杀。
号称“漳州王”的漳州市原市长韩玉琳，此人在收受贿赂後，要求财政局
担保将一千万美元借给一名港商，多年以後，该笔资金仍有大部份无法回收，成为
烂账。
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仅专案组统计，从朱家一次就起获二百多万元
，仅金银首饰、珠宝就有四十七件。
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升阳收受贿赂价值四千一百九十余元的金项链、
金戒指各一个和四万元现金後，主持工程会议，将一个总造价一个亿的水厂工程承
包给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杂牌军，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广东韶关市原副市长张建良将一块围河造地工程，承包给深圳某公司经理
张仁光，并将原定每平方米增收四十五员的增值费降至四十元，仅此给国家造成经
济损失四百万元，张建良从中拿到五十万元的回扣。
新疆阿克苏地区行署原副专员贺玉生，得知加拿大辅德公司总裁意欲买下
地区电力公司的一块地皮，造价三百万，事前找了贺玉生，贺玉生摸清电力公司也
是三百万的底价後，报出三百八十万的天价，关德衡只好拜托贺玉生从中周旋，，
并分三次送去四十万现金，最後以三百二十万成交。
广东汕尾市原副市长马江妹向下属企业获得赃款十二万七千元，被判十年
徒刑。
安徽省界首市原副市长张万超挪用公款六十万被判处七年徒刑。
浙江省萧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莫妙荣动用巨额公款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
山东滕州市原副市长王宜成因“贿选”败露被撤销职务。
广东阳春市原副市长杨启周、林启菊将市长曾威斌视为仕途障碍，以五十
万元和一 栋别墅为代价，聘请了两名杀手。
海南琼山市原副市长吴正养聘请了两名杀手，将政敌教育局长乱刀砍死。
简阳市原市委书记、市长王善武及副市长金山年、卿文才集体贪污。
南京原副市长钟裕辉受贿二十万港币和一只价值十万元的劳力士金表後，
造成一百八十万诈骗的美元外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等等。等等，举不胜举，这一切说明，中共官场不反更腐败，越反越腐败
，高官们尚且如此，七品芝麻官更是如狼似虎。朱熔基虽然身体力行，大反腐败，
但既然反腐败反到了共产党的痛处，那还反得彻底吗？北京政界人士认为：朱熔基
如果真想做一个改革家，就要从体制上动大手术，彻底变革腐败体制，否则一切改
革成果早晚都会付之东流，本人也难以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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