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北京大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半的
欢欣，一半的叹惋。欢欣是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
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是那么的新鲜，仍要来旧话
重提。
早在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并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说
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
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人权不过是自由主
义之树上的一个重要的果实。在西方，尤其在英美，自由主义及其人权之果早在两
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在中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前半叶曾做过一阵子培育
自由主义之树和人权之果的事情。现在看来，恐怕中国人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得重操
这份未竟的旧业。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回顾北大的传统是一件特别重
要、特别有意义的事。
什么是北大传统？
若说北大传统是革命的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
而且看不出北大与这两次革命有特殊的联系，也从未有被公认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
声称北大有这一传统。若说北大的传统是爱国的传统，爱国是几乎中国每一所学校
的精神，我们又如何把北大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若说北大的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
义，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曾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在延安曾有马列学院，在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的党
校。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况且，近现代中国的
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
、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
会的。
研究北大的传统，其实就是研究北大的独特性，即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类东
西。我们不妨听听那些公认为北大精神和传统化身的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的独特性
的。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这四位北大校长，对北大传统的结论是：北大
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除非他们的代表性有疑问否则他们的结论就应该成立。
谈到中国近现代的种种思潮，不能不谈到自由主义；谈到自由主义，也不能
不谈到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北大。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不仅使一代代北大人引以自
豪，而且也得到了一代代华人学子的高度认同。著名华人学者刘述先先生曾这样写
道：“我由中学到大学，接上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先生中学是在上海和台
湾上的，大学是在台湾大学上的。一个与北大“无关”的人，何以接上了北大的传
统、而且是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原来，他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而傅斯年先生及
其朋友又把北大传统在半个世纪前带到了台大，使得刘先生能在青少年时起接受北
大自由主义传统的熏染。自那以後，台大也成了台湾岛上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派的
重镇，学生们争民主要自由的运动的策源地。这段插曲证明，北大的传统不仅是自
由主义的，而且是超越北大的。
北大和自由主义的渊源
如果说自由主义传统是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北大传统，显然与事实不合。但若
说自由主义的传统是北大前五十年的传统，大概不会有大的偏差。一九四九年後，
对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持续的、彻底的、大规模的“肃清”和“思想改造”恰恰证
明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北大也因长期被当作重点改造对象而成为极左思想的重灾区
。
北大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找到自由主义的地方，而经过革命风暴和大规模
思想改造的涤荡，在过去的五十年几乎荡然无存。正因为其弱小、正因为其消失、
正因为其命运多舛，也正因为它曾带来那么一点点暗淡的曙光，今天我们才有必要
重新正视它。
北京大学与自由主义的密切联系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在很大程度上，北大本
身就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实现中华振兴的产物
。在一百零三年前，康有为等一千三百多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
万言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
除科举，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兴办现代学校。此後，康有为本人又以奏折形式敦促
清帝尽快在北京建立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从历史大背景看，北大先是中国
变革与开放的产物，继而成为变革与开放的推动者。可见，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
北大的命运就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脉搏，後者强，前者旺；後者弱，前者颓。开放
使自由主义进入北大，变革使自由主义深入北大。又可见，北大站在东西文明的交
汇点上，而任何文明的重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就在於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文明
越先进，其所融入的其他文明的优秀遗产就越多。
蔡元培的人格平台
自由主义，尽管有其特定的价值倾向，但却是一切“主义”中最为开放的主
义、最能宽容其他主义的主义，是唯一允许甚至提倡反对自己的主义。所以，“宽
容”也罢，“兼容并包”也罢，在性质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宽容”并不等
於“赞同”。蔡元培先生把各种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着他对各种主张都实
行“等距离外交”，他还是能够尊重持不同主张的权利。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义的
一句口头禅：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维护您持反对意见的权利
。
北大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
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
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後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的老先生与思想
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教场合里，到处讨论着
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由此可见当时在靠蔡先生
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况
。然而，这一平台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蔡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上的。
一旦这种人格的力量消失，这样的平台难免要出现裂痕，乃至最终崩塌瓦解。
在自由主义制度上了轨道的西方大学里也许出不了像蔡元培那么伟大的教育
家，其原因是那里的兼容并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的自由主义制度上的，是
靠自由主义的制度支撑的平台。不论准做校长，这种制度平台的宽容性质也许有摇
摆，但不会有彻底的改变。可见，蔡元培先生的贡献既是北京大学和现代中国自由
主义的骄傲，其中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台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
制度的平台。要想使兼容并包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所有大学的办学方针，今天的自
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关心如何把过去支撑兼容并包的人格平台变成将来不随人格力量
而动摇的制度平台。否则，即使再次出现建立在人格平台上的“兼容并包”局面，
在历史的长河中，仍将是昙花一现。
今天，我在这里回顾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这
个传统不被世人忘却。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传统的复兴。复兴当然不是复
制，而是重建与发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北大、乃至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一个
“兼容并包”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变成一个自由、宽容的社会。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思想的市场当然也是自由的市场，各种思潮都应有其一席之地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当然也不例外！
回顾历史，北大从其孕育时起，就与中国自由事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
自由。这不仅是北大传统的使命，而且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作正面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已经十全十美、
不可改动、不可逾越。对这一传统持绝对化的态度是有悖於自由主义精神的。相反
，若是对这一传统持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态度可能更有助於加深对这一传统的理解，
有助於我们认真消化这一传统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得失。
剖析北大传统，我们不能不注意其中存在着若干重大的紧张关系。之所以称
之为“紧张”，而非“矛盾”，意味着我无意去断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谁对谁
错。在一对紧张关系中，也许每一方都有一定的道理。
按照多元真理观，特别是在价值领域，两个互相冲突的东西可能是同时有道
理的。例如，是要尊重传统还是要全盘革新，在自由主义内部，以及在自由主义思
想与其他思想之间都有很大的争论。激进和保守的对立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思想界
一直都存在。又如，对学生来说，如何处理读书与参与之间的关系，这在北大，从
五四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紧张。
蔡元培和胡适等师长心情也很矛盾。他们既想要学生好好读书，更不愿压制
学生们关心国是的热情。对他们自己来说，也面临着为学问而学问，还是用自由主
义来议政论政的困难抉择。胡适本人就长期处於这一困境之中。他一方面誓言不问
政治，另一方面又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方面声称愿意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著称於社会。蔡元培挑战军阀政府与胡适挑战孙文
和蒋介石的勇气表现了真正的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具备的现实的关怀。大家都知道，
北大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但同时，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自由主义在
北大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三十年代中，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再次反映了北大学人自
由的多元倾向，而且论战的双方多为自由派。
半途起步的插班生
除上面所枚举的许多紧张关系中的一部分外，以北大为主要代表的近现代中
国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和偏差。比如说，中国知识分
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
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以洛克、孟德斯鸠
、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
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後个人、先强国後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
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
来自杜威。杜威是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励、储安平的
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个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
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由於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
难经风浪。比如说，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
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
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後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
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
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
预示了後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有鉴於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
开始自觉地去补上被先辈们漏掉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一课。
“经济”未获相称地位
由於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
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
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
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
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
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会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几乎是清
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
役之路的东西。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愈的迹象，轻视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偏差至今
仍未得到匡正。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
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
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
二十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如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
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
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
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
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
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
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
么紧迫。况且，二十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
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
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
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於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
由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从自
由主义脉搏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
们一旦失却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
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
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於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於
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
，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
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於“实践”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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