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关於北大的一段回忆是九年前(一九八九)写的，没有发表过。当时离开学生
生活已三十三年，很多事情都忘了。特别，一个人成熟(或老化)以後，有意无意会
把过去的幼稚忘掉。所以，想在没有完全忘掉之前，及时记下。九年後的今天看，
又觉九年前写的也不成熟(或现在更接近老化)。不过，对回忆来说，感怀之类的旁
白并不重要，只要事实可靠。幸好，几经劫难，学生时代的日记还在。时间、地点
、事件，当属不误。所以，不改了，只加了几个有关事实的注，放在括号中。
作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Tucson。
一九五二年，十六岁，我考上了北大。
北京大学的各个学院原来都分布在北京城内，文理学院在沙滩，医学院在西什库
，工学院在城南。一九五二年，北大被调整，不再包括工、医学院。校园也迁到城
外，占用了原燕京大学的校址。新校园，简称燕园。
进入北大燕园的第一批新生，就是我们。一九五二年深秋，我带着自己少少的
衣物用具书籍，到北大报到，成为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学生宿舍还没有建
好，男生都被安排在未名湖边的大体育馆里住。几百人挤在一张“床'”——即一个
室内蓝球场的地板上，也没有桌椅，坐在地上看书，算题。这种困难的生活条件，
并没有丝毫消减心头的激情，因为，北京大学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说来不无奇怪，北大是中国最老，也最有名一所大学，中国又是最早重视教育
的民族之一，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就大力提倡“有教无类”，可是，北大的历史
竟还不足一百年，其历史之短，不仅不可与欧州的大学相比，甚至还比不上“生番
”之地的西澳州。
原因可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今天的统治者，深深地知道，大学是是非
之源，对他们的专制政权有潜在危险。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创建了第一所太学
，也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国立的大学。经过二百年的发展，这所太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到公元二世纪，学生人数曾高达三万人。许多学者出自其间。独立性越来越强的
太学生，也越来越强烈地批评时局和朝政。显然，这种危及权贵的批评，是不见容
於皇朝的。於是，发生了大规模迫害太学生的党锢之祸，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长的
一所大学就此结束。从此以後，历代皇朝再也不开办这类的学府。有的朝代虽也设
有太学，但其功效已不是弘扬学术，讲学授业，因而根本不是大学。
直到一八九八年，即中国最後一个皇朝覆灭前十三年，衰微垂亡的统治者才不
得不在潮流的迫使下，开办了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然而
，最後一个皇朝的灭亡，并不代表大学所弘扬和传播的科学的价值标准，已被後继
的统治者接受。所以，北大，以及其後成立的各个大学，命定了要成为中国历史上
的一个新的是非之源。
刚进北大的时候，一点没有想到，我自己将来也会成为新是非之源的一个载体
。
作为一个新生，校园给我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憧憬。在远离京城闹市的燕园里
，不再听得到城区的噪杂，没有驴吼马叫，没有叫卖声，一切世俗的混浊都不见了
。夜间，在清冷净洁的校园中走过，半睡的未名湖、静静的花神庙、高高伸向天际
的水塔，偶而传来钟亭的晚响，似乎这都是在启示，自己的将来，一定就像眼前的
世界一样，宁静、和谐而又无限。一种亢奋的心态不禁油然而生，自己脚下踏着的
，就是自己人生事业的起始点。不要犹豫，奋斗吧！
随後的几年大学生活，支配着我的，常就是这种奋斗的精神，它使我努力地在
三个方面齐头猛进!这三个方面就是：物理，爱情，和共产主义。
在那个时代，物理、爱情、共产主义是三位一体的。
一九五三年，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期待值，第一次达到了一个极大。在
国外，朝鲜战争结束，虽未大胜美国，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也俯首言和，终究也算
中胜。在国内，更是已无任何力量可与共产主义匹敌。似乎一派坦途，共产主义极
乐世界就在前面频频招手了。因此，随後的三年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罕
见的时期，即，除了为时不长的一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外，竟然没有按照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发动任何大型阶级斗争。相反，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我大学的
四年，正逢这个罕见时期。那时候，在大学里，当局号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
年团员的第一任务，已不再是学潮，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学好知识，以备将来参
加经济建设。一个学生，如果学业十分差，是绝无可能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的。所
以，物理学与共产主义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有相互的助力，形成了正相关。
我所在的物理系的一个班，这种正相关性更加突出。当时，几乎所有在政治上
活跃的人，也都是学业上的优秀者。我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加入了秘
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叫“民联”，即民主青年联盟)，但在中学时，我没有在青
年团中担任过任何职务。一进大学，可能因为考试成绩不错，一开始就被挑选担任
青年团里的小组长、支部委员等。职务虽属最低等级，但标志着受到组织信任。“
组织信任” 在共产主义文化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是一个人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的最
主要保证。後来我又被选作青年团的代表，总支委员等略大了一点的职务。我的这
些发展，就是得自於那个时代的正相关。
物理和共产主义，溶而为一了。
当然，那时的我，对共产主义的确笃信不疑，绝无半点虚假。在大学一、二年
级时，我极认真地读过一些马克思的原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西内战》
等等。它对我是有说服力的。特别，它那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大体系，对一个刚
刚妄图追求终极真理的年轻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就是现在(一九八九)，我依
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如果去掉那些黑格尔式的呓语，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在逻
辑上是自洽的。而且，以科学的方法论来衡量，马克思创造的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简单体系，不失为一种具有理
论(非应用)价值的玩具模型(toy model)。尽管列宁和毛泽东的书没有给过我类似马
克思著作的博大感，但是，後者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也被我看作有如物理定律一样，是一种真理。
在我们心目中，共产党不仅是真理的代表者，而且是道德权威的化身。事实上
，在当时，大学生加入共产党，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政治思想上，应是共产主义
者；在学业上，应是优秀的；在个人道德品质上，应是无懈可击的。在入党过程中
，对自己过去一切行为和思想，要无情地剖析，那怕一闪而过的最细微的邪念，也
必须加以清洗干净。因此，加入共产党，被看作是一种极大的光荣，它标志着一个
人开始超越了凡俗的污秽，成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钢铁炼成的人，成为上帝的
选民。的确，在那个年代，共产党，至少大学学生里的共产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
，不如说是一种宗教。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坛。在神坛之前，一切皈依者应当不
断地用各种戒律洗刷自己的身心和灵魂上的尘埃，以求至高无上者的宽容和接纳。
在神坛之前，一切皈依者应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献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驱
体、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悲伤、自己的欢乐和爱情……
我的爱情，就开始在这神坛之前。
我一进大学，就同李淑娴分在了同一个班。她一开始就被指定为青年团的组织
委员。我作为一个青年团员，得接受她的组织管理。她第一次管到我头上，是当我
报到後，她到女生宿舍中去找我。那时大家还都是新生，互相不认识，但她的职责
要求她认识每个青年团员。可是，她按照我的姓名的发音猜测，我的名字应是“方
丽芝”，故应当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她预想，到女生宿舍才能找到方丽芝。後来
，她当然找到了真正的方励之。我想，这第一次碰撞就结结实实地告诉她，方励之
乃一堂堂男生。我当然也发现，管着我的“顶头上司”竟是个一位女生。
凡是在男子学校(北京四中)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对女生来管理男生，大抵都有
一种本能的抗拒，心怀抵触。加之她来自上海，非我北京族类。因此，我对“顶头
上司”李淑娴虽很尊重，但并不尊敬。暗暗地看她倒底有多少本事，能管得了我们
。特别，我在中学曾是佼佼者，养成一种极强的好胜心理，对任何超过自己的现象
都不服气，更不能接受一位女同学超过自己的现实。一定要超过她！一场不动声色
的竞争开场了。
几个回合之後，我不得不暗暗地承认，此对手实不容小视。首先，单就考试成
绩而论，凡我得到好成绩的时候，她也得到完全的同样成绩；凡她略有失败的时候
，我发现我也并不成功。一对一，成平局。再有，当时有一门课堂讨论课，就一些
论题进行讨论。我自认我小有辩才，因而喜欢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以博得同
学的赞赏。可是，每当因得到这些赞赏而得意时，李淑娴常会站起来冷冷地说几句
反对我的观点的话，结果一半的赞赏又被她收了去。又是一比一。当然，也有我大
大超过她的地方，比如，我不仅会物理，还会写几句诗。一九五四年元旦，北大校
广播台播送的新年献诗，就是我写的“举起美酒想四方”(我一直不会喝酒，想不起
何来写酒诗的冲动)。不过，也有她大大超过我的地方，她在物理之外，还是个正式
的校级运动员，是代表北大参赛女子800公尺的第二号选手。
一九五四年秋，北大全校评选优秀学生，叫三好学生，意思是学业、品行、体
育和社会活动各方面均好的学生，其实是来自毛泽东应胡耀邦要求的题词。北大全
校共选中了28个学生，其中七个出在我们物理系三年级这一班。李淑娴和我又同时
都在其中。两年的竞争，还是不分高下。自此以後，我对她既有尊重，也有了尊敬
，尽管我还是绝不愿公开地承认我对她的佩服。
竞争之後，是一段柏拉图式的相爱。在一九五四年评定优秀生时，我们相互已
确切地感到各自在对方的心中占有异样的地位。但是，我们绝对避免用任何语言来
表达这种感受，更没有相互约会。那怕由於偶然的机会，有可能使我们两个单独在
一起，我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去找其他同学也来同我们在一起。每逢周末，常有舞
会。李淑娴喜欢去参加，也跳得好(一九九七年发行的'周恩来百年诞辰'文献记录片
中，还有李淑娴的一个特写镜头，是她在一九五六年参加一个有周和毛在场的五一
舞会，审查者实在太大意，没有抹去)。我则极少去舞场，嘲讽那不过是重复最简单
的物理运动--平移及旋转，更没有同李淑娴跳过一次。
每天只有一个时候，我们会准时地单独地相处几分钟。那时，我们每晚都在北
大的大图书馆自习，但绝不选择相邻的座位。一般说，我在楼下，她在楼上。我们
各自周围往往有其他同班的同学。大图书馆每晚九时四十五分摇铃闭馆。这时候，
学生一哄而散，纷纷背着书包从大图书馆走回宿舍区。数百学生的人流走在昏暗的
校园里，只看到黑影匆匆，看不清人的面孔。然而，受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的引导，
我们一定能在这昏暗的人流中相互地发现，随後，我们同样跟着人流走去。这时候
，虽然肩并着肩，但仍保持二十厘米以上的相对距离。就在走向宿舍区的暂短几分
钟里，我们的话题大都是当天的课业，或班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个感情的词汇。到
了宿舍区，也是淡淡的一句“再见”，就分手而去。虽然，心中有时不免暗暗地盼
着明天，盼着明天在匆匆的人流中的相互寻觅。
这种生活，在当时，我们(或至少我)认为是一种应当的奉献。我们的情感，我
们的爱，首先地，甚至全部地应当奉献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
怎麽能早早地堕入两人之间的爱来冲淡那伟大而虔诚的爱？特别，当时，我是班长
，她是青年团的总支委员，而且，我们都盼望着加入共产党，更是奉献自己的爱的
时候了。
一九五四年底，李淑娴先於我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在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晚，
照例在大图书馆里自习的我，没有念物理，而是给她写了一首小诗
每天、每天都有黎明，
可是，人却只有一次生命。
每年、每年都有五月，
可是，人却只有一次青春。
早春的黎明固然诱人，
青春的生命更是晶莹。
可是，有甚麽比得上，那特殊的称号冠上了你的青春！
你说，难道我的血不是一样的纯净、赤诚？
难道我的心不是一颗火种？
在这里，“特殊称号”就指的是共产党员。
爱情和共产主义，也像物理和共产主义一样，溶为一体了。
又过了约半年，我们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走到了人间。那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
节日，一九五五年的五月一日，即国际劳动节。那晚在天安门(当年的天安门，还是
清朝留下来那座，尚未扩建，比现在的天安门矮小，广场也只有如今的一半大)狂欢
跳舞之後，我们离开了其他同学，再没有请其他同学同行，第一次像所有恋人一样
手牵着手，走到中山公园中去……
摇曳的树丛，阑珊的灯光，幽暗里充满着无尽的柔情，高远的天空上，这时正
闪耀着天安门广场上发射的烟花，一个个地上升，上升，又一球、一球地缤纷散落
，围满我们的四周，好像要为我们织一顶五彩的幕帐。此时此刻的世界上，还有甚
麽更甜美的，能超过我们如今的相依相恋？
厄运的种子，是我们共同爱着的物理学。
很难在短短的几句话里讲清楚物理学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影响。我只想说，物
理学绝不只是几个无情的公式，它所包容的精神和哲理是那样地强烈地关联着人生
和社会，以至有人惧怕它，有人爱它，有人为它而受难(如波尔兹曼为原子论自杀)
。也许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智慧之果，吃过它的人，往往会更聪明，但也更痛苦
。
物理学所必需的是精神之一，是怀疑。事实上，不会怀疑、不会独立提出问题
的人，不太可能学懂物理。因为，物理学不是要你承认或记住甚麽是真理甚麽是谬
误，而是告诉你如何去发现真理，如何去辨认谬误。既使对於大师们已经发现的东
西，如果你想真的明白，你至少也应对他们再怀疑一次，再思考一次，即再发现一
次。N·波尔有一次说：“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觉得糊涂，他一定是根本没有懂
量子力学”。
然而，一当遇上马克思主义，全然是另一回事了。在大学，也有马克思主义课
，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甚至是科学之科学。但是，我们的一位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师经常强调的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也只能是对马克思原著的巧妙
的重复”。科学需要怀疑，而科学的科学竟仅需要重复？为什麽？这是我的三位一
体上的第一个微小的裂痕。
小裂痕的第一次小发作，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那两天正召开青年团北京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在办公楼礼堂。会议内容
是讨论青年团的任务和工作。其讨论方式，大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样，是巧妙
的重复。实际上，青年团的工作方针完全是由共产党确定的。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都只限於如何巧妙地重复它。当时，青年团主要目标之一，是提倡三好学生，即
鼓励学生争取成为三好学生。
我是物理系的代表之一，参加会议。李淑娴虽不是代表，但因是团总支副书纪
，也列席参加。当时北大的三好学生以物理系最多，我们几个代表中，就有三分之
一是三好学生。会开了一天後，我们都感到很沉闷，没有新意。虽然我们已是三好
学生，但对号召学生一律争取成为三好学生，并不以为然。为什麽要求人人都一样
，相反，科学创造是要求每人有每人的特色。因此，我们决定发难，打破闷气！为
了引起大会注意，我们的计谋是，在第二天的会上由我强行发言，因为我的嗓门天
生的大。
第二天的会是胡启立(官至中共中央常委，一九八九年被贬，後再被起用)主持
的，当时他是北大团委书记。按会议程序，物理系团总支书记倪皖荪(後任右派及摘
帽右派二十二年，再後为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是第二个发言。一切按计划进行，当
倪皖荪讲了一半时，我从台下快速跳到台上，抢占了倪的位置，即兴发言。实际上
，倪和我於前一天即有默契，所以，当我抢占讲台及麦克风时，他的配合极成功。
台下的数百代表和台上的胡启立都没有觉察到任何破绽。只有物理系的代表知道这
个行动是计划、有组织的。
我即兴讲话的大意是：这个会开得太死气沉沉了，我们要更活跃的气氛。我们
的团代会，首先应该讨论“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为什麽样的人”。是培养成老老实
实、规规矩矩的书呆子，还是有独创精神的人？我们是只提倡人人都去争取各门功
课得五分，还是应当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个性？
我讲话的声音比平常还大，其语调，不折不扣是“煽动”(学自苏联的革命电影
)。随我之後，低一班的同学也按计划跳上来讲了几句类似的话。火上再加油。至此
，会场秩序全被打乱，会议原定的下一个发言者因不知如何应对我们提出的问题，
没有到台上来。台下的代表开始议论纷纷。这时，作为会议主席的胡启立走到台前
来说：刚才物理系同学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很好，值得引起大家讨论。当天下午
，会议即改变程序，分小组讨论“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麽样的人？”。北大校刊
也以赞许的口气报导了这件事。
我们成功了。
正当我们高兴时，一位高一班的同学悄悄向我们说，你们要倒霉！你们的观点
不对。他告诉我们，一九五一年，他们参加过大学里思想改造运动，目标是批判大
学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时，独立思考就遭到重点批判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
开始我们不十分相信这位高班同学的过虑。独立思考居然也错了麽？果然，第
二天，团代会的讨论就被校党委强行制止。再过了一个星期，所有那次代表大会的
参加者再度被叫到礼堂。这一次，不安排任何其他发言，而由党委书记江隆基(惨死
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人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从历史讲到现在，从国外讲到
国内，从老年讲到青年。他说，“教育应该培养什麽样的人”，无需再加以讨论，
党的教育方针已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独立思考也是不必要的，马克思、列
宁、毛泽东、共产党等已为人民思考得那样好了，不可能再有更好的了，还有什麽
必要再去提倡独立地思考呢？
後来，倪皖荪(他参加过渡江战役的支援，已是共产党员)受到了批评。其他参
与热烈发言的共产党员，也被批评。北大校刊编辑部作了公开的检讨。还好，可能
因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挨到批评。
一场预谋的“闹事”虽无功效，倒也没有惹出大倒霉。这一半是运气，当时不
是阶级斗争的高潮。两年多以後，我和倪皖荪、李淑娴等又参与了一次非预谋的“
闹事”，其方式要比这次温和得多了，然而由於时值阶级斗争高潮，大祸就不可免
了。其结果是倪皖荪及李淑娴都付出了二十二年岁月，成为贱民(即内控管制对象)
，这是後话。
“闹事”之後四个月，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儿童节，我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在入党时，倒也没有要我就跳上台煽动一事作检讨。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即倪皖
荪。
总的说，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对学生是信任的，对小小的团代会事件不会介意
。在大学里，不被信任的是教授及其他旧知识分子。当局正想把我们这些学生培养
成所谓无产阶级自己的新知识分子，去替代他们不信任的那些人。
如前所述，在以阶级斗争为原则的专制政体中，信任问题缠绕着每一个人，谁
都不能置身其外。每一个人在每一时刻都会在一个名单发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
按信任等级对人加以分类的名单，其等级依次是：可认同者，可依靠者，可使用者
，可争取者，面目不清者，不可信任者，予以打击者等。就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
的人，不能不去关心股市的升降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不能不去关心你
自己的以及同你相关的人的信任度的升降。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四十余年里，在信
任度上，我完成了一个各态历经的演化，在每一分类栏目下，我都生活过至少一次
。大学时期，我的信任度是逐年提高的。
一九五五年秋，信任度再次小小增高，我被抽调进入高度机密的原子核物理专
业。
是年，为了挤身於国际原子俱乐部，中国当局决定发展核子科学，制造核弹。
措施之一，是在北京大学组建原子核物理专业。当时，我的兴趣已集中在理论物理
上，正准备选择毕业论文题。到十月，学效突然地宣布，调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同学
去这个新建的专业。原子核科学是高度机密的，所以，我们立即搬出燕园，到了距
燕园并不远的一块北大的飞地(即现在的北大技术物理系所在地，当时周围均是农田
)。除了北大的二十多个学生，还从其他大学的物理系抽调来一批学生，都集中在这
块飞地。总共约一百人，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批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後来，其中
许多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武器的制造。位於中国西北的最大的原子武器试验场的司
令员(钱绍钧)，即是当时从北大抽去的二十几个人之一。
由於广岛和长琦的两颗原子弹，使世人对物理学家震惊之余大为尊重，成了现
代武侠的真正主角，好像他们个个都有神功异能。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
原子秘密就像剑客的暗器一样，是绝对独家的。在原子核物理专业负责保密的官员
，可能就是上述的“许多人”中的一位。在他看来，我们所学的一切课程就如祖传
绝技那样，必须一个字也不漏地加以保密。
於是，所有听课时的笔记都是保密的，笔记本都被登记编号，不得带出规定的
范围以外，更不得外传。其实，物理学从来是最公开的学科之一，因为，它研究的
是普遍的规律，而不是绝技。就在当时，除了一些核数据尚在保密以外，核物理基
本内容是公开的，计算方法也是常用的(我们计算核设施年代，并无电脑，我所在的
一组，主要计算工具是算盘)。我们这些严加保密的笔记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都可
以在公开出版物上找得到的。其余百分之一则可能是“秘密”:听课听得无聊时给老
师画的卡通。
我们的飞地地址，也是绝对机密的。如果有人问我们“住那儿？”，按规定只
能答“546信箱”。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六傍晚我都回老校园去找李淑娴，分别时也是
告诉她“我回546信箱了”。但是，不到两个月，北大同学就探明了“546信箱”的
确切位置。很快，546反而成了这块飞地的浑名，真正的名子倒被忘掉了。直到这时
，保密官员还不时地提醒我们：“不要泄露了我们的地址，就说我们住在546信箱里
”。
信箱里的课程，有许多是实验，核物理的实验，核电子学的实验等等。我虽喜
欢理论，但实验成绩也不坏。整个大学的物理实验，我只有一次败绩。三年级的一
次真空实验，当真空度节节上升时，由於我错动了一个阀门，至使大气冲入真空系
统，一支玻璃的麦克劳真空计瞬即被空气击碎，水银溢出，污染了整个实验室，很
丢脸。意大利物理先哲托里斥利曾说：“上帝惧怕真空”，真是一点也不错。也许
，托里斥利也是在他的真空计被碎时才想起他的这句名言的。
至於电子学，我是不怕的。初中时，玩美军日军剩余无线电另件的一点经验，
使我对电子实验一直有亲切感。
在546时，和我同组作电子学实验的是侯德彭(入大学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
他原也在理论物理专业，和我一起调来546，聪明，但轻度色盲。如果按科学标准，
则不应抽调他来学实验原子核物理。因为，有色盲者，做物理实验是很困难的。比
如，当时一种常用的碳电阻的阻值是用三条色环来表示的。色盲者，红绿不分，弄
不好会有危险。但是，当时的原则是，与党的调遣相比，科学要求无论如何是第二
位的。党要求你能，你就一定能。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无奈，党的光
辉对侯德彭来说，依然是没有色彩的，他选用电阻，常会出错。後来，凡做这类实
验，即由我一人动手，他在一旁静观。直到三十年後，党的“光辉”才显现了“色
彩”。(侯在22年的右派任期之後，任广西大学教授、校长，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等
等。前不久传话来，否认认错过电阻)。
无论保密趣闻，或候德彭的“光辉”实验，都只是小插曲，无损於我们对共产
党的绝对信赖，更无减於我的学习热情。大学最後半年，生活几进疯狂。有时候，
一连几天被Dirac发明的符号吸引住，一口气看完他的量子力学。有时候，一连数个
星期着迷於理论力学或电动力学的习题，把上千个题一一作完。最後一连一个月，
每天埋在实验室，专心剥制薄如蝉翼的云母片，制造beta计数管(当时一起作这个实
验的还有陈佳洱，现北大校长)。用官方语言则应是北大及中国自制的beta计数管。
一九五六年一开年，共产党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向科学进军！”
试想，在当时，无论有谁不服气，科学的带头者无疑就是物理学，核科学无疑又是
物理学中的最尖端。因此，即将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的年轻核物理学者的我们，在科
学大进军的声号之中，哪会不感到，自己好比脚踏风火二轮的哪吒，是走在这场大
进军之前的天之骄子！
这就是信任度和疯狂度都达到了极大值时的我。
之後，我离开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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