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七日，北大校友陈一谘、胡平、王军涛、李进进与王丹在纽约举行
了一场题为“北大百年与中国命运”的座谈会。座谈会由胡平主持。以下是座谈纪
要：
胡平：北大百年校庆快到，我们几个北大校友聚在一起纪念母校校庆，同时
展望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北大名闻全中国，在世界又有相当影响，当然它有个基本
的精神，首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先谈谈什么是北大精
神，然後再谈我们在北大。
北大精神自由远比民主更重要
王军涛：我觉得北大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从本世纪北大对中国起
的进步作用来说，北大确实代表著一种精神。从我个人在北大学习和体会来说，特
别是我进入社会後，再到美国来，通过比较以前在北大的生活，觉得北大还有两个
突出的地方：一是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来说，北大精神是自由远比民主更重要。二
是北大的“高贵精神”。如果说是贵族精神，恐别人会联想到什么阶级划分。北大
这种刚正不阿、不向任何权势和风俗习惯低头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
我记得刚考入北大时，听到别人谈北大与清华大学学生的差别：清华学生一
天到晚都想考出国预备班，夹著书本低头走路，脑里想著技术；北大学生是贵族子
弟，一天到晚走路都抬头看天，没有不敢谈的问题和不敢说的话。我想了想，北大
学生确实有种不向任何权贵低头的骨气。
社会责任感也是北大的特色
王丹：我在监狱时，北大百年校庆快到，我比较关心，那时“南方周末”登
了一篇“民主与科学”的文章，我看了特别高兴，我觉得一个历史公正的传统，就
是民主与科学。社会责任感也是北大一个特色，如果大学只培养技术人材，就体现
不出大学的作用，也不是大学的任务所在。
大学应出思想人才，是一个培养大师的地方，这正是北大今天在历史上有地
位的根本原因。民主与科学是北大真正的传统，表现出来就是社会责任感。八九年
我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天下为已任。我觉得北大百年校庆，应把这
点更突出一点。
北大是自由主义的一片沃土
胡平：我还是倾向於把北大精神归结於自由主义的精神，因“民主与科学”
这两个口号在“五四”时是非常重要的口号，但对北大而言，早在“五四”前，自
由的精神已作为立校的基本，而且以後一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官方有些理
论家说，北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个摇篮，这个在历史上没错，因中国马克思主义
是北大一些教授提倡的，但之所以有这一点，恰恰说明北大是自由主义的一片沃土
。
北大对各种思想、各种学术兼容并蓄，所以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写
“资本论”是在英国写的，英国正是自由主义的故乡，我们对它赞成也好，批判也
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的确产生於自由主义的土壤。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比较，一个是土壤的本，一个是土上长出的东西之一。不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持何
种态度，中国马克思之所以可以将北大作为一个摇篮，显然与北大整个自由主义分
不开。
我觉得一百年来北大这种基本精神是一直坚持的，尽管在历史上这种精神有
时遭到扼杀，但始终有这么一些人一直坚持这种精神。每一个进北大的人都有这样
一种感觉。比如一九八零年的民主选举，我们都有很突出的感觉，那时北大吸收的
学生都是优秀的人材，更重要的是，北大历史召唤每个进入校园的人，你总觉得你
应该为自由民主做些什么。
所以说，学生同样来自全国各地，但如果没有到北大，可能不会像在北大那
样说话和做事；一旦到了北大，无形的使命感、责任感就出来了，这就是传统力量
。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一个身处北大的人，你的确感受到
潜在的力量，感到传统对他们思想的影响。
这次北大百年校庆，举世瞩目。可能有学校觉得不公平，可能说怎么我们学
校历史不短，各方面成绩亦不见得差，但就是不如北大，连共产党都那么重视，江
泽民亲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话，全世界去那么多人，从别的学校的角度来看，是
有点那个。
但正因为这样，你会觉得一个身处北大的人，正处在历史的特别位置上，就
象军涛所说的那种高贵的位置。一般人不在这个位置上不会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感，
你在这个位置上，就会把内心那种高贵的东西激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北大一百年
以来，包括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有人为这种理想而斗争的重要原因。
北大四九年後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陈一谘：我与北大，北大与中国。我们既继承了北大的精神，又看到北大丧
失了什么东西。我们从北大的精神中，究竟得到什么启迪。北大纪念“五四”，庆
祝建校一百周年。北大精神建基於蔡元培，蔡元培提出兼容并蓄，使各种流派在北
大逐步发展。“五四”被定为北大校庆始於四九年，“五四”运动当时提出民主与
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这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但北大精神远远不仅於此
。
“五四”运动，北大被抓了二十八个学生，当时由十三个学校、三千多个学
生上街，由北大学生杨晦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当时因段祺瑞的警卫开枪误杀了三
个人，段祺瑞打了他们警卫长，说他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因此亲自送了花圈到死人
灵前跪拜。蔡元培带著老师和学生到北洋政府请愿，北洋政府把这些学生放了，当
时只是“五四”运动开始。
为什么蔡元培带著北大师生去请愿，其中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独立知识分子
也就是“士的一种风骨”，这种风骨就是不畏强权，不畏横暴，做一个独立人格的
人。其实这也是儒家孔子所说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四九年以前非常突出，所以北大
出现很多“大家”。
从四九年以後，我们可以讲北大基本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当时在北大就
有一种感觉，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思想是多余的，舌头是有害的。因有思想会
对现实不满，你有舌头就会惹祸。
在北大期间我们还有种感觉，一方面在北大是种荣耀，为什么呢？很多北大
老师多少带著承传，那种自由民主的传统，的确给我很深的启迪。但在历次政治运
动中，那种有思想的人，往往受到不公正对待。我记得五九年我进北大时，让我觉
得最惊讶也让我启蒙最大的就是那本右派言论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北大被打
成右派高达八百人，占全校人数十分之一。
“六四”永远忘不了的痛
可是，很多右派的言论，直到今天来看，都包含著很多思想的火花和真理的
精神，就是那种独立的不畏强权的精神。我到北大不久，即批判马寅初，我在北大
电线杆看到他的自辩词，他说老夫虽年近八十，明知单枪匹马寡不敌众，仍将与诸
君周旋耳。我看了佩服得热血沸腾，跑去拜访他，当时没有人敢接近他，我跟他握
手，表示非常敬佩他。
八九年“六四”後，我觉得真是丢尽了北大的脸，当年蔡元培是主动去救学
生，“六四”後北大党委某些人，却把学生一个个投入了监狱。我记得一九九零年
，北大副校长朱德熙得了肺癌，临死前在旧金山给我打了电话说：“一谘，‘六四
’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心中永远忘不了的痛苦，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多努力，北大
的火是永远不灭的。”後来他在旧金山病逝，这个人是语言学家，老被批判是“白
专典型”，从不过问政治，但临死前说出这番话，我觉得这正说明北大的独立、自
由、不畏强权和高贵。正是所谓中国传统“士的风骨”，才能使北大精神代代相传
。
北大精神是一种旗帜
李进进：你们谈得太好了，我觉得北大精神简单来说是一种旗帜，口号是民
主与科学，但什么是民主与科学，每一个北大人，凡是关心中国民主前途与政治发
展的人，都有他自由的理解。今天我们在座这一部分人，对北大的民主与科学都有
一定的认识，也可能有别的人对民主政治有不同的认识，至少有一点非常清楚，北
大的精神，只有北大人和关心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的人去讨论，它不应当与权贵、政
权发展紧密联系。
今天北大百年校庆非常热闹，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此事，中国政府对
此事表现出的关注，令我觉得与北大精神背道而驰。虽然北大历来是国立大学，但
不应该受政府控制，校庆在大会堂开，开会地点本身就与北大自治精神相违背。中
国政府还常常把其意识形态强加在北大头上。
十年前我正好在北大，那时作为博士研究生，北大将北大精神民主科学放在
次要位置，将团结奋战等八个字放在前头，把其他东西塞到北大精神里面，有学生
贴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北大精神”的大字报，这个观点纯粹与历史不符合。因北大
产生於马克思主传播中国之前，应该说马克思式的传播属於北大精神某一部分，一
个片面。
马克思主义误入歧途
北大人在那个时代，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北
大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体验，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那就是
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如自由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如张东荪宣扬无政府主
义，还有胡适，鼓吹实用主义，这都是北大的一部分。
王丹那天在民主沙龙上说反马克思主义是北大精神，这个基本与北大目前实
际情况相符合。因北大接受民主科学接受真理，这时候一部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同
时我们追求真理，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对中国和人类不相适应的时候，我们有勇气
否定掉，所以反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北大精神。
你只能说，在一段时间内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也是在这样一个
历史条件下，一部分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也是北大精神，追求真理。
陈一谘：补充一点，他们这个社会主义思潮是有经济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确
实是误入歧途。他把早其阶段性的现象看成普遍性现象，少数剥夺者要被大多数被
剥夺者所剥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错的。但我
们说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本意，最早也是强调人的解放，它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
自由的联合体，所以北大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联合体，并不是马克思
强调的那些民主性的精华，而专制主义的糟粕。
王军涛：刚才大家谈到北大精神，谈到民主与科学，可能更多谈到北大精神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所起到推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个人印象最突出的是，北大之所以
能一代代坚持追求科学与民主，追求批评现实中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这样
一种精神，北大人追求灵魂中的一种完善、独立、不羁和自由的精神，这一点给我
的印象远比追求民主科学更深。
王丹：八九民运中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一进门就泪如雨下，握著我的手三
分钟说不出话，就只讲六个字“北大精神不死”他是四八年领导反饥饿反内战的一
个北大学生的领袖，所以他见到我说非常高兴，说北大精神代代相传。我觉得纪念
北大精神，是继承北大传统一个好机会。北大百年校庆，也是凝聚北大校友人气的
一个好机会。百年校庆，也有这个精神如何一代代相传的问题。
“五四”与“六四”对比鲜明
胡平：刚才一谘提到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他说北大传统不光是受西方影响
，与我们中国传统有很大关系，造就学子士人以天下为已任的胸怀。有责任感，北
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传统。另一问题也很重要，一谘提到“五四”运动
时北大校方如何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学生，与“六四”後现在北大领导的做法形成
鲜明对比。这里有些问题不能单单用制度来解释，而与个人有相当的关系，当年我
们在北大搞选举，校领导还让我们参加活动，还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至少没让我
们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受到直接政治迫害。而且有几次，上面有这些意思，都被顶回
去。就这点而言，现在校领导这种做法，尤其不能原谅。
李进进：我是一九八二年到八五年法律系的硕士毕业生。据说我的名字在毕
业生名单中消失了，但我还没有最後证实。八九年到九一年我是北大的法律系博士
研究生，八九年六月起在监狱呆著，九一年把我开除了。八二年我正好是北大研究
生会的主席，还参加了北大校庆活动。但据说我系狱後北大把我除名了，本人现在
只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北大校庆。
当然，北大精神不管人在哪里都一样，北大是北大人的，包括所有关心中国
民主前途的人，都会关心北大。北大精神是代代相传的，通过师生、学术自治和教
学各种渠道，把北大精神传下来。我的导师比较有名，虽然有人说他思想比较左，
跟政治比较接近一点，那是另外一码事。即使政治面孔比较左的人，在北大的环境
里，还是具有北大精神的。所以那时我写点东西与他探讨，我知道他会有不同意见
，没想到他说：“这是你自己的观点嘛，反正你能‘自圆其说’就可以。”这是我
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这就是学术自由的体现。
北大精神·代代相传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八九年民运期间，正是我进入博士论文最紧张
的时候。我到这位导师家中，告诉他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而且许多学生都参加了，
他悄悄声告诉我：“我昨天也去天安门看了，四八年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学生，我
也到天安门反国民党了。”他还是一个比较左的人，其他的学者就更不用说了。
你由这些小事，可看出北大精神是潜移默化的，通过教堂和师生之间的交流
等各种渠道，代代相传。
陈一谘：在座各人里面，我可能是老北大，假如方励之和李淑娴在座，他们
就是老老北大。我是五九年到六九年在北大，当时是考入物理系，读了四年後，我
觉得读物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要研究一点历史，加上我喜欢文学，我就转到北
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又学了四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实际上我在北大经历过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五九年到六四年。前五年我在
北大红得发紫，因为我在高中入了党，我们家是几代知识分子，比较相信中国的儒
家道养，年青时对马克思宣扬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都很相
信。我成绩好，又有点能力，所以在中学时就入党了。到北大後，很快就当了班长
、级长和优秀学生等。但後来很偶然机会，看到五七年的右派言论集，大吃一惊。
北大洋溢内在活力
後来我又做了许多调查，跟学生老师谈话。由於家庭原因，我刚入北大时，
我的父亲带我拜访过一大批知名的老教授，中文系的林庚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冯
友兰、杨晦、王力等一批老教授我都很熟悉，确实受过他们很多熏陶。我跟他们都
交谈过，发现北大真是洋溢著一种内在的活力，知识非常丰富，特别是朱光潜，我
当时跟他请教心理学的时候，他给我开过许多书单，我在图书馆从早读到晚，一星
期看二十多本书，都是他给我介绍的。
可是，後来第二阶段我就“黑得发臭”了，为什么突然这样呢？我在北大物
理系有个同班同学非常有才华，是福建莆田人，叫黄传民，他和另外两个福建同学
，一个在清华大学做团委书记，一个在中国科学院做团委书记，他们组织了个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他们批评共产党搞了过多的阶级斗争，认为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
人性和人道，还批评人民公社饿死了人，结果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
党委找我谈话，让我揭发黄伟民，我认为他不是反革命，结果党委负责人拍
著桌子说：“你已做了反革命分子的边缘。”那时我二十四岁，年轻气盛，目空一
切，一怒之下就给毛泽东写了三万字的信，亲自送到中南海。
陈一谘尝尽甜酸苦辣
後来因为北京市委之间的矛盾，中宣部部长张磐石派驻北大当工作组组长，
要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我拿了这封信给张磐石看，他说你是写给毛泽东的
，我就不看了，我不知当时他是躲过了。结果我这信後来被彭真批示打回来了“党
内批判教育”，结果从六五年的十月份开始，全系批判我。这一批判，那时对我拍
马屁最凶的人，开始整我整得最凶了，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不服气，
跟他们辨论，那时非常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六月十八号北大“斗鬼”，六月十九日就把我揪出来了
，北大第六食堂一面墙上，贴满了“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本陈一谘”的大
字报，并说我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早一年就抛出反革命二月提纲，比反革
命分子彭德怀更系统更恶毒地向党进攻”，列出我的“十大恶毒攻击”罪状。结果
我在北大受了一百多场批斗，三次把我打得昏死过去。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那天批斗
我，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然後拖回北大，当晚我的女朋友就自杀了。
我三天之後醒来，当我上厕所时，我的布鞋前面脚趾头三分之一的地方，都
磨得没有了，脚趾头跟鞋沾在一起，一上厕所小便都是血，三根肋骨被打断。即使
在这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仍然只觉得是路线方针有问题，没有对制度从根本上怀
疑，我只是觉得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和社会社会主义精神去做。六九年以後我
当反革命去了农村，我因这封信从六五年到七九年当了十五年的反革命。到农村後
，我发现千家万户都过著非人的生活。
我在北大尝尽甜酸苦辣，一方面北大哺育了我，我觉得自己确实有一种知识
分子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回过头来发觉，只要在北大
有独立思想的人，後来在共产党的政治中无不受到迫害，象跟冯友兰、朱光潜私下
谈话，谈到他们的学术观点时，他们的眼睛都会发出光来，正谈著谈著，突然想到
自己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眼神马上黯淡下来。
知识分子·受尽凌辱
我们中国古代有个传统是“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是“士尽辱而不杀”
，把生存权控制在他手里，你只要不服从我，你不但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
话的权利。如冯友兰和彭真开始不接受别人的批判，当所有人都批判他时，甚至连
他的家人都劝他时，他就对自己的人格产生怀疑，开始作检讨。共产党开始时给一
点甜头，他觉得好像我对了，作进一步的检讨，以後的苦头就来了。当他自信心恢
复，再想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已不可能了。
在北大，知识分子受尽了凌辱，文革时北大政工处的杨处长公开讲过，“北
大是庙小神灵大，书生王八多，摸一摸，九百六，抓一抓，一千五，还有大的在後
头”。北大不到两万人的教职员工，第一次抓了九百六十人，第二次抓了一千五，
搞得人人自危。但北大精神仍继承下来，七八年民主墙时期，一批人参加竞选，出
了一批人才。八九年像王丹他们，搞“民主沙龙”，所以说北大精神不灭，始终有
自己一批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强权下抗争，虽然失败了，暂时不说
话了，但精神长存。
胡平：我是七八年到八一年这三年在北大，学的是西方哲学史研究。最初本
来没打算考北大，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就想报名参加考试，但因我是以病退身分
从四川回到北京，所以不让报名。七八年初开始招研究生，我没有读过大学，不知
自己能否考上。一些人怂恿说，反正报名费只要五毛钱（众笑），而且不管你病退
不病退。我比较喜欢哲学，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这个专业，
所以我报考北大。
胡平入北大·一番波折
我父亲是一九五二年因历史反革命被枪毙的，那时我想像，我们这种人，要
想进北京大学根本不可能，我初试复试都是在我们这个班成绩最好的。但因父亲的
问题差点被刷下来，经过一番波折，北大哲学系还派两个人专程到成都调查我，好
家伙，左邻右舍老师同学，都帮我说好话，结果我的通知是北大最後一个发下来的
。
我记得刚进北大，还有点不自在，好像不该进北大。七八年我还在四川参加
了高考，成绩考得相当好，到後来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了，还专门开了个会，就
我们学校今年落实党的政策，把某某某都收了，觉得对我是很大的恩惠。但那时北
大却已把我收了，可见北大在这方面，真的比很多地方走得远。这是小事情，但很
能说明问题。
进北大三年学习，很有意思。三年除了两年学第二外语——法语，一会测验
，一会考试，一样不缺，其他时间基本是“放羊”。我觉得当时在北大的环境是最
好的，幸好放羊，有大量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同学之间互相启发，对个人的直接影
响更大。八零年竞选给我深刻印象，在此之前，我对北大的感情还谈不上，因长期
以来那种环境，总觉得北大不是我的北大，没那种感觉。
八零年选举给我很大信心，当然我出来参选本来也有这个考虑，我就想看看
，到底我们这种思想在北大能不能引起共鸣，如不能引起共鸣，前景就不是那么乐
观；如能在这一点上引起共鸣，基於北大这种特殊的地位，对很多事情都可持乐观
的看法。後来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我跟老师同学的接触还是很故意的，生怕别
人看到我特别感动，反正现在“原形毕露”了，但我发觉他们对我更好了。
北大气氛·令人向往
我後来赋闲两年，他们对我真的很不错，包括我们系里的老师，想了很多办
法给我找工作和参加他们的科研项目等，包括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都给我很
多帮助。我也明显实在地感到整个北大那种气氛，就是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的、最
希望得到的理想环境。我相信在当时的中国，你要再找第二个单位具备这种气氛，
那是不容易找到的。作为北大人，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这点始终令我印象深刻。
来到海外後，见到北大的同学都很亲切，一见如故。在那种思想理念的薰陶下，作
为一个北大人还是深深觉得骄傲的。
王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一生中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六四”情结，
一个是“北大”情结。我是八七年考入北大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北
大学生，我对北大有非常深的感情。八七年我考完大学，八月份去领通知，当时我
没想到能考入北大，拿到通知骑车回家，我姐姐来接我，我非常激动，我都不知道
她跟在後头。
考上北大 王丹喜极流泪
当回到我家楼下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我进了家门，
我妈一看，咦，满脸的泪。我妈赶紧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明年再考。
”（众笑）她以为我没有考上，我一时也说不出话，我姐回来告诉我妈说：“他考
上北大了。”我妈说那你哭什么，考上是好事嘛，我那时心里的确非常激动，因我
对北大实在很有感情。
八七年考入北大後，八七、八八是北大非常自由的两年，也是环境气氛非常
好的两年，各种思想自由传播。我接触了很多老师包括方励之、李淑娴老师，以及
很多同学。北大精神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八八年的“柴正峰事件”，我看到新华社
一个记者采访我们北大学生，他问你们听不听“美国之音”，学生说都听啊。他不
甘心，再问：“你们有没有不听的呀？”有人答：“也有同学不听。”
新华社记者如获至宝，问他为什么不听？同学告诉他：“因为他们没有收音
机。”（众笑）正是北大那种活跃、独立的气氛，独立於政府的精神，给了我很大
的影响。後来我在北大办“民主沙龙”，通过这个活动及当时受北大环境的影响，
对我个人成长、追求民主的思想形成，可以说起了决定作用。我觉得北大在我一生
中起的作用，到目前来看仍是无可取代的。
王丹拒收开除学籍信
後来我进了监狱，到九一年年初，我被宣布正式逮捕後，学校给我寄来一封
信，说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坐牢的损失都
不如开除学籍的损失大。我非常气愤，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碎，然後回了一封信说：
“鉴於现校长吴树青非北大公选，乃伪校长，故不接受此通知。”我又给他寄回去
了。（众笑：“写得好”）当时我觉得不能继续在北大学习，确实是我一生中比较
大的损失。
我在监狱里两次坐牢，差不多坐了七年，在狱中经常作三个梦，一是梦到回
家了；二是逛书店；第三个就是梦著回北大，一回就经常走错门。（众笑）因为念
念不忘北大。所以我写过一首诗，最後两句是：“宁作未名湖旁草，不做他乡掌上
珠。”因为我有深深的北大情结。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有朝一日重回北大，哪怕重新
再作学生，这也是我心中一个美丽的梦。我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将来要作北大校长
，军涛也要做北大校长，那我做他下一任的校长吧。（笑）能在北大生活学习，是
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王军涛：我接下来说说做北大校长的事。我刚出来时，别人问我的政治抱负
是什么，我说如果真的有一点抱负的话，如果真的想做一个什么官的话，我就做北
大校长好了，这是开玩笑说的。我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在北大念书，我读的
是技术物理专业，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因为天下父母都认为“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特别是杨振宁、李政道，他们说自然科学面临三大重大突破：一个基本粒子
，一个是生命起源，一个天体演化，大家都做个梦吧，看看我们能否拿个诺贝尔奖
。後来我翻遍了招考目录，北大有这个原子物理专业，我就想那就报北大吧，後来
进了北大，才知是保密专业，是搞原子弹的。後来我们同学大多改行了，是出於反
核与和平意识，我的和平意识主要来自北大。我後来也搞民运，许多朋友认为我跟
别人不一样，其实这个不一样，主要来自北大对我的影响，早年我也有很强的社会
责任感，一定要为改变祖国、为人民献出一切。
北大人要以身作则
我从小就养成一些苦行僧的精神，如睡硬板床，早上七点起床跑步，当时我
就想要做一个革命者，一定要把一些七情六欲杀得干干净净。北大给了我另外一种
东西，我老是强调北大人要以身作则，北大人最突出的特点还不是民主与科学，这
是北大对中国的一个贡献。其实在北大校园文化和校园生活中，洋溢一种灵魂上的
高贵、自由，一种独立的精神文化。北大三角地的招贴和“寻物启事”，都是北大
的“奇观”，你可以看到智慧、技巧和那种心境，以及士的风骨，士的风骨不是在
政治生活中和强者中，其实是在个人生活中追求学术境界方面的自由，还有一些幽
默。
陈一谘：特别是追求人格方面的完美。
李进进：还有爱情，如谈恋爱。我八二年到北大，我是从武汉去的，武汉已
够开放的了，但在北大校园，一对对男女手牵著手，吃饭时你绕着我，我绕著你（
众笑），这种自由自在的精神……。
王军涛：（插话）那是改革开放以後，我们那时候不准谈恋爱的。吉林大学
有一个教师当时分到北大，我问他对北大印象怎么样，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在吃
饭时，两个学生坐在一张板凳上，用一把杓子（众笑），然後这个人盛一杓子不是
放到自己嘴里，而是放到对方嘴里。
校园文化·激励心灵
实际上，我想这些都是北大人的精神确实有相通的地方。首先能激励我们的
就是一种校园文化，它对你的心灵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北大学生很独特，我住的是
理工宿舍，许多学生书架上的书，大多不是本科的，他花钱买的书，可能比自己学
的专业的还要多。一个理工学生，其实不太愿意谈他的专业，因为只要愿意花功夫
都可以做到。学生评价的标准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健全的发展，做一个人，必须有个
健康的灵魂，在这方面，大家的评价比较高。
北大学生自学能力强，教师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发展。王丹一开始讲的是北
大的社会责任感；一谘讲的是士的风骨；胡平讲的是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东西都
很重要。很多北大人都有一种痛苦，他会发现在追求个人价值和自己认为完满价值
实践的时候，他跟这个社会有冲突，应该说在这时候，大多数北大人都会坚持，他
们活得有血有肉，还有一些幽默感。我刚认识高瑜（前北京“经济学周报”主编，
现系狱）的时候，我对她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当作家，我首先要写北大人的故事。
王丹：我补充两点，北大在我个人生活中，我学到两点东西，是我体会比较
深的，一是宽容精神。我有个同学，他是技术物理系的学生，非常有文学才华，但
不拘小节，如中午我们正在宿舍午睡时，他“当”一脚踩开门就进来，然後大声说
笑，他写的东西确实才华横溢，这是全宿舍的人都公认的，所以尽管他这样做，我
们仍然很喜欢他。我觉得北大人并不要求你既才华横溢，又要循规蹈矩，你可以有
自己的特色，这正是宽容精神的体现。
北大的幽默三个特色
再有就是北大的幽默，也是很有名的，我们同学都说北大的幽默是真正有特
色的。你讲一个笑话，一听就可以肯定这是北大人说的。我总结北大幽默有三个特
点：一、采取反讽形式；二、比较深刻；三、高质量。那时我们在宿舍玩牌，别的
地方都喊三缺一，我们都喊一圈三；出来一个，再喊二缺二，这种小幽默教人一种
健康的心态。
“六四”後北大人良知未泯
陈一谘：我也补充一个故事，九二年我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有个朋友原来
是北大历史系的进修生，他在北大呆了半年，北大顺便让他讲课，介绍苏联的情况
。当时他很紧张，因“六四”刚杀过人，他按照官方的口径讲，学生在课堂下喊：
你讲的不是心里话。後来学生私下对他说，你一定要跟我们讲心里话。他说，好，
那我就放开讲，学生反应非常热烈。学生说：“你知道吗，包遵信是我们北大的，
王丹、柴玲也是我们北大的。”他说：“我都不认识，我只认识陈一谘。”结果学
生又喊：“陈一谘也是我们北大的。”所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北大大
部分学生良知未泯，还是敢说话的。我觉得如要真正纪念北大精神，如果这种自由
民主独立的精神不能发扬，北大精神就不会光大。
王军涛：说到这里，我想到北大准备给江泽民一个法学博士荣誉学位，我想
这个是不是鼓励他搞法治，如果不是这样，我想这对北大精神是一个污点。
王丹：我觉得北大一百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如何在社会进步中承担责任的作用，保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对权力给予监
督批评，这是北大精神的体现。纪念百年校庆，正是中国未来一二十年即将发生巨
大变化的时候，我想北大的校友和未来将要进入北大的学弟学妹们，都应该继承北
大这种传统，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政府保持压力、参与社会的精神，如能做
到这点，北大永远是北大，如做不到这点，北大只有一百年的历史。
四九年後北大历经磨难
陈一谘：虽然四九年後北大历经磨难，但北大精神不灭。我到海外後，到过
很多大学讲演，发现很多搞组织的、出主意的及学生会主席，很多都是北大的，在
国内都受过锻炼，我想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北大精神不光是北大的，很多大学和知
识分子也富於这种精神。
从苏联东欧解体後，整个世界的潮流看得更清楚，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已经有二十多年。去年十月我们召开“十五大与中国前途”研讨会的时候，我就
想过这个问题，农村改革对共产党制度来说，打的是外围战，瓦解了它的经济基础
，但并没有动摇整个极权政治骨架。经济改革打的是前哨战，因为新经济体制建立
，试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就是产权关系、市场规划和政治管理的问题。
直到这次朱熔基上台，他的三个到位，才提出这个任务。这一场仗正在开始
打，能否成功，还很难讲，更别说政治改革的议题了。可是邓小平只进行经济改革
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市场越发展，跟原有制度的冲突就越尖锐，
而在权力结构里边的人，就利用他们权力转换金钱，造成全面腐败，同时造成社会
不公和贫富悬殊。再加上在“六四”政治高压发生後，人民只追求金钱，罔顾社会
伦理、物欲横流，造成道德普遍堕落，社会这种冷漠，出现一种世俗化的倾向。
我记得一九八四年，我在胡耀邦家里，胡耀邦拿著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
激荡百年史”，他指著一句话说，这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日本这个民族，从遵从
一种道德到普遍追求金钱，是日本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老百
姓目前不希望乱，但希望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朱熔基的改革如能取得进展，下
一步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会进一步高涨。如不能取得进展，出现危机，大家更会意
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北大人活得洒脱
我觉得当李鹏下台後，已标志留苏派主导局面的一种解体或是没落，再有三
五年，将是文革的一代执政。这一代人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有较深的了解，但缺
少西方知识的训练，他们破坏一个旧制度的能力绰绰有馀，但建设一个新制度应该
说是知识不足的。在今後二三十年，年青一代特别是有一定经验，到过美国欧洲日
本等国学习这一批人，将来在未来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过程中，会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
北大人好处是眼光看得远，比较有独立精神，人也活得比较洒脱，缺点是有
时务实精神差一点。现代化国家的实现，要靠建立一整套制度规则和程序，如果北
大人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将在未来制度转型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是完全有可能
的。
王军涛：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谈。一个是北大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
和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个人觉得中华民族明天处在比较关键的
重要发展阶段，从历史看，我们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跟西
方列强一系列军事对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首先是引进新
式武器和新式生产体系。但到甲午海战一战战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才使中国人意
识到没有一场政治革命，中国人无法实行文明制度变革，这样才有辛亥革命。
但袁世凯的复辟和後来的军阀混战，使中国人又意识到单纯的一场政治革命
，并没有解决一个民族的发展问题。後来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和文明
基本价值方面进行反思，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中华民族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寻求的是回到世界主流文明这样一个基本方向。有两件事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一个是西方世界自己出现内政管理上的混乱和经济危机，别外一个是战争，动摇了
很多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信心。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年青知识分子对西方
的反感，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得到苏俄支持。
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掌权後，全面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试验，这试验在三
十年中，以一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和全面破产而告结束，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连邓
小平这种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已意识到这套东西不行了。中华民族在一九七八年开
始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共产主义是失败了。但下一个主导文明是什么，这
个问题在中国没有解决，七八年的民主墙、八零年的北大选举和後来的北大校园文
化，以及後来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通过北大走向全国
共产主义试验失败後，下一轮中华民族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
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基本点，北大人提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
应该是全面的。现在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中国也不可能再走过去的强人政治了，在
这个时候，在今天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再有一次机会，比较充分讨论中
华民族在共产党的实验不行的时候，下一个选择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地方能
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的话，它可能就是北大。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的学术单位也可能发挥作用，我相信北大肯定
能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从一个社会的进步愿望来谈，北大确实给我们这个民族保留
了一块精神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园地，在这里面，不管八九之後政治上的高压，这些
活动在北大还保留著，我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再通过北大走向全国。
北大有反潮流精神
李进进：刚才我们谈到北大精神，都是强调北大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当中，
追求民主和自由这种精神，如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和一身骨气等，其实还有一股反
潮流的精神。经常表现在走上街头，如“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我们一
种荣耀。但是这种精神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条件，这是在中国追求自由、摆脱
极权产生出来的一种东西。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很有可能这种反潮流的精神，容易造成一种极端主义，
这也是我们北大历史上有过的东西。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北大的聂元梓贴的，从
另一角度来看，它与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与北大反潮流精神联系在一起，有时很
难把它分开。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要发扬北大宽容、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精神，
为中国未来发展寻找更多理论上的追求，以及终极关怀。这才能立於不败之地。另
外我相信极权统治必须结束，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发扬北大的宽容和自由主义的精
神。
我觉得北大在四十年前可以由北大人自己解决不受政治干预，但今天北大是
在极权统治下，有时也很难保持它自治独立的精神，这也是它悲哀的地方，但北大
仍是中国人的北大，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北大校庆，也是为了摆脱这种悲哀。
陈一谘：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前五十年，实际上是北大自由、民主
、平等、宽容、独立这样一个学风发展的过程，而在後五十年，是与独裁专制反复
斗争反复受压制的过程，今後五十年究竟会怎么样？当然，会有进一步的好的经验
出现，也可能继续延续第二个五十年的某些东西，要争取第一个五十年的学风得到
发扬，那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特别需要北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北大精神才可能继
续保持下去。
寻找失落的北大魂
胡平：我也补充一点，这次北大纪念百年校庆，把许多继承了北大精神的人
排除在外，这不是北大的光荣，这是纪念本身不可弥补的缺陷。可见今天的中国与
我们理想中的中国，仍有很大一段距离。另外，不管有些人如何曲解北大精神，北
大百年校庆活动的本身，我想更多的是促使人民去思考什么是北大的精神，就王军
涛所说的，它会使更多的人去寻找一度失落的北大灵魂。
其它学校的校庆可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北大人的骄傲，自豪，自尊，自重
，不是玩世不恭，而是执着认真，高度的自我期许，这确实会激励很多人真正出类
拔萃。北大成了历史的光荣，我们相信北大人无愧时代，他们会继承这种精神，做
更多的事情。
自由民主是唯一的选择
八九民运已过去将近九年，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今後中国要走什么路，
我相信更多的人会认识到自由民主是唯一的选择，这与十年前，更不要说二十年前
，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要说我们在座的人，其他人包括北大新的老师和学生们，甚
至一些当权的人，如果他们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追求的话，他们会发现在政治上没有
第二个选择，这对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最近国内知识界又重新
活跃，自由化之风又重新吹起，这是一个重要的征兆。
陈一谘：现在是世纪之交，一个旧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的时代还没有到
来。
记者：在座谈会将要结束时，请王丹特别谈谈，因为你曾在回忆录中说要做
个永远的北大人，而北大追求科学民主的精神，是驱使你走向中共监狱的精神力量
。可见你对北大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就像你自己说的：北大在你生命中的作用无
可取代。你刚才也谈到你一生中有两个情结，一是“六四”，一是北大，但在北大
百年校庆前夕，不但不能圆你在北大追求真理的梦想，反被变相逐出国门，难怪有
人说“容不下王丹的北大，百年校庆有何意义”。所以请你谈谈你的感想。
容不下王丹的北大校庆意义何在
王丹：北大在全世界都有很多校友，在百年校庆前夕，我希望凝聚北大校友
人气，共同秉承北大精神，一起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这九年来我一直非常担
忧，因为我担心民主的火炬传不下去，我希望学弟学妹和那些年青的北大人，一定
要继承北大传统，从八九年我们这批学生的手里，接过火炬传下去，继续保持北大
的精神和活力。
胡平：我接过王丹的话来说，从七八年七九年以来，一个个自由的火种已在
北大点燃，整个北大，从四九年到七九年，它已不是以前的北大了，个别人很英勇
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北大一度失去它的独立，但从七八年以後，可以
看到北大又恢复以前的北大。
李进进：有两点值得一提，五七年反右北大很激进，右派最多，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也最多……
陈一谘：不光是反右，五八年“拔白旗”北大教师被整得最多，五九年反右
倾北大学生也是被整得最多，六二年突击抓反革命集团也是抓得最多，文革开始，
北大最有才干的一批人都来反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历久不衰。
王军涛：八九年“六四”後北京当局通缉七名知识分子，其中四个是北大的
，方励之、陈一谘、包遵信和我。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胡平：其实火种一直存在，只不过有些时候没有形成大的火焰。八七年刚到
美国，与一些朋友座谈，说起现在有些大学生变成“托派”（考托福）、“麻派”
（打麻将），玩世不恭，他们很失望，我说，他们内心其实也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愿
望，只不过被蒙上一层失望的灰烬，一时著不起来，而这层灰烬本来就是燃烧的产
物。由於遭遇挫折，暂时熄灭了，成了灰，底下的火被压著了，你就以为它是死的
了，但一旦拨开你会发现它重新燃烧起来。结果过去一年多就爆发了八九民运，有
力地显示出那一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於今天的中国，我也抱有同样的信心
。
今天在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形势的认识更加明确的清醒的情况下，这已经不是
问题，最多只是时间问题，我相信它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早。不妨想一想，在座
各位不过四五十岁，年纪大的五十多岁，年青一点的只有二三十岁，在我们短短的
一生中，已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变化在几十年前，我们是无法想像的
，包括我们在年青时曾经狂热过，现在却想拚命早日结束这个政权，以前却拚命维
护它，甚至恨不得为它去死。对不对？有时正因为变化太大了，变得太快了，所以
我们反而觉得慢。你要站在一个长远角度来看，其实这个趋势是非常快的，所以我
充满信心。
李进进：最後我还想说一点，这是一位北大教师的观点，他说北大这次百年
校庆，由政府来组织这么大的校庆活动，历来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从中可看出政府对学术的干预。我并不认为北大精神就是我们北大人的，它属於
整个中国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北大人不应自视过高，以为可以凌驾其他学校之上。
今天纪念北大，可以说是所有追求中国自由民主和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共同来
纪念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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