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结社自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在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纷纷的公开自己的
政治主张，浙江民主人士宣布成立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无论是毛泽
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人敢公开与中共抗衡。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
党独裁是绝对不允许被挑战的，在邓小平时代，一党独裁开始面临一些独立知识分
子的挑战，但并没有人公开出来组织政治反对党。“反对党”可以说是禁区中之禁
区，“中国民主党”宣告成立在至今仍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无疑是一个惊雷，
不少观察中国政局的人就此认为，作为江泽民权力稳固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
分，中共也将放松对民运人士的镇压和控制。
然而，克林顿前脚走，中共後脚就开始抓人了，首当其冲的就有“中国民主
党”的九名主要成员，中共的这一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遭到海外民主
人士的同声谴责。在种种压力之下，虽然其中的五人在日前已经获得释放，但有报
道说“中国民主党”发起人王有才等将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起诉，显示了外界
对中国政治有所宽松的期盼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多党政治又是政治民主化的主
要内涵，一九二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开
始了多党政治、议会民主的建设，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後来的军阀祸乱，中断了
这一进程；以致於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创建的时候也不得不处於秘密状态，俗
称“地下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夺取政权过程中，共产党广泛使用了武装暴动的
恐怖手段，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夺取大陆政权以後，毛泽东曾号称要建设新民主主
义，并在私下里想要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一旦大权独揽後，迅速
异化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党专制，曾经帮助过中共的民主党派统统沦为了“
花瓶党”，不但这些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被反右等政治运动所打倒，而且这些政党的
党纲也白纸黑字写着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把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当
作统战对象，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统战部，专职管理这些“民主党派”的组织、人
事和经费等一切大政方针；此外，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也为这些“民主党
派”和其他退休的中共官员提供一个享受部分特权的机制。
但是，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依中南海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
从中共当政哪一天起，要求还政於民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一九五六年大鸣
大放中提出“政治设计院”，到一九九三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提出要建立建
设性反对派，及王有才等人最近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期间在中国大陆内部涌现
了许多政治社团和政党，虽然有许多人被关进监狱，牺牲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
，包括民运人士本身也有“广交友，缓组党”的策略建议，但只要中共继续坚持一
党专制，就不断的会有人勇敢的站出来进行秘密或公开的斗争，要求结束一党专制
。
当今世界，结社自由乃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基础
。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和宗旨，建立一定的群众性的社会团体
的权利，有的是非政治性的如学术、文化团体，有的是政治性的，如成立政党、工
会等。看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检验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是
否得到保障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中国宪法虽然也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且中国
政府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但是从独立工会被取缔遭镇压，九十年代初上海的李国涛等人因为申请成立
人权协会被送去劳动教养、秦永敏和徐文立申请成立的“人权观察”至今未获批准
，王有才等人因为组织“中国民主党”将被起诉等一系列事实来看，证明中共依然
坚持着反民主反人权反宪政的一党专制，它对结社自由采取的是文字上的抽象“肯
定”，审查、监控和镇压上的具体“否定”。
但是，正在觉醒和日益成熟的海内外民运人士，尽管对王东海等的组党行动
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对於王东海等人受到的迫害及事态的发展，前所未有的表达
了共同的声援支持，甚至有一批志士表示，如果中共判处王东海等徒刑，愿意陪王
东海等一起把中共的牢底坐穿！这可以讲自民主墙时期刘青等自愿为魏京生去坐牢
以来，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有一个高潮。
三代异议人士和三次冲击波《测试江泽民》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美国总统柯林顿访问中国前的数小时，王有才
和他的另外两个伙伴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这一事件被海外民运组织和团体评
价为“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今天的江泽民来说，王有才等人只是他所面对的体制外力量偏激进的一翼，江
泽民面临的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当前，他必须面对中国老中青三代体制外力量的联
合挑战。
第一代体制外力量，可以简单称为“启蒙代”，是一九七八年西单民主墙、
民刊和一九八○年的“竞选风潮”等各个时期的产儿。目前在中国大陆仍然活跃的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有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陈子明等人，而在海外有∶魏京
生、胡平、王军涛、刘青、黄翔、王希哲等人。
第二代体制外力量被称呼为“学院代”。他们产生於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
年以前的历次学潮。一九八五年的下半年，爆发了影响广泛的、以北京大学学生为
主体的‘九一八’学潮。此後学潮年年不已。虽然“学院代”时期没有从学校中产
生许多杰出的公众人物，但是它却是中国的体制外力量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承上启下
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学院代”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自由民主运动积累了思想
、道义和人力资源，八九民运的许多关键人物，就是“学院代”的产儿。在这一时
期，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名义上是在体制内，但是，他们实质上已经开始与体
制内决裂。
第三代体制外力量∶简单地可以称呼他们为“六四代”，是围绕一九八九年
天安门民主运动产生的体制外力量。这一代的核心成员是学生、自由派知识分子以
及前中共体制内部分“务虚派”成员，当然还有“启蒙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参与
。属於“秦城一期”的学员有王丹、王有才、刘刚等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王
军涛、陈子明、刘晓波是代表；而前中共体制内的“务虚派”代表则包括苏绍智、
严家其、於浩成、王若望、戈阳等人。
值得指出的是，以最近的克林顿访华为标帜，美国政府在改变其对华政策等
的时候，美国政府迫使中共政府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例如，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持不
同政见者等等。但是，最值得指出的成就是∶中共政府答应签署两个主要的国际人
权公约，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
而为中国国内体制外的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寻找到新的合法性支点，从而带动了
新一轮更大范围的中国自由民主化运动。归纳起来，中国大陆体制外的自由化运动
对中共政权形成了三次较大的冲击波∶
第一波是组织自由工会，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
国大使秦华孙在纽约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公约，从而引发了新的一轮中国大陆要
求自由结社的热潮--组织工会。一九九八年年初，北京徐文立，武汉秦永敏、香港
卢四清“见好就上”，在海外媒体公开发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要求建立自由
工会；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徐文立又发表了《就中国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致全
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扫清自由结社的法律障碍；此外，吉林长春冷万
宝、安徽王洪学等人也先提出建立自由工会。
第二波是“两会”拒斥李鹏，每年的两会前後，是中国大陆仅次於“六四”
前後的政治敏感期。一九九八年的两会前後，最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中国大陆以及海
外发起了强大的反对李鹏出任委员长的运动。在北京，丁子霖等五十六位“六四”
死难者家属上书人大，要求取消李鹏的人大代表资格，公正调查“六四”，追究镇
压者的责任，并赔偿损失；此外，福建林信舒、上海杨勤恒、安徽沈良庆、浙江王
有才等七人皆上书人大等部门，坚决反对李鹏出任委员长。
第三波是柯林顿访问中国，无论如何看待柯林顿访问中国的历史意义，但是
有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使美国公众及其政治家对中国民主自由问题的关注出现
了近年来的少有的关注热情；他不仅引发了中国人权民主问题的辩论，而且，为中
国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柯林顿访问中国前後，中国民
主党宣告成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开始集体亮相，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出现，而且
又有一批体制外的明星走向政治舞台的前台。
最近，鲍彤结束长期的沉默状态，不仅连续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而且公开参
与签名，促请柯林顿会见赵紫阳，胡耀邦遗孀致函江泽民要求要求对胡耀邦作出公
正评价。胡绩伟等党内高级干部放言高论尖锐地针砭时弊。在柯林顿和江泽民联合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亲自听到了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有一
位外国元首告诉江泽民∶“六四”是中国政府对争取民主自由的青年学生犯下的错
误；通过柯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可以公开听到个人自
由与国家自由同样重要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江泽民处於什麽动机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体制外老中青三代联合挑战的态势，一旦在中国找到更多的力
量支点，他们对江泽民的体制就会是致命的。
可以预料的是，正如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
引发了体制外自由化运动一样，随著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新一轮以公开反对派和反对党为标帜的民主化的浪潮将会更加汹涌地席卷中国大
陆。所以，对江泽民来说，很难界定那一个具体的不安定因素就是最大的威胁，但
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棘手问题都可能是全局性的，灾难性的，有雪崩之态
势。
台湾反对党运动给大陆的启发
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说法，叫做“经济上
学香港，政治上学台湾”，亚洲四小龙中的这两个地区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
，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学香港已经有点眉目了；
台湾的现代民主政治，得益於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大陆民间虽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中南海当权者却一直采取回避
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借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对於大陆社会有
其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民主政治的内容很多，包括了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其中建立反对党是
体现政治民主多党政治的最核心的标志。在克林顿访华前夕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
王东海等人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虽然他们在克林顿离开大陆以後立即遭到逮
捕，但他们为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其意义不容低估。最近
读到一本旧书，是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自由中国”选集（4）《
反对党问题》，感到对有志於在中国大陆从事反对党运动的人会有一些“活学活用
”的启发。
根据《反对党问题》一书的介绍，在一九五八年以“自由中国”为核心的知
识分子圈，加上民社、青年两党的积极人物，逐渐形成了“组织新党”的氛围，他
们相信只有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才能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才能充分的发挥
社会的活力。在雷震等人的积极领导下一九六0年八月底“中国民主党”宣布成立，
没过几天（九月四日）雷震等人被捕，雷震後来被判刑十年，中国民主党也随之夭
折，但是由此而掀起的反对党运动却再也无法扑灭，终於在二十年後获得了成功，
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新党与其他众多的党派与执政的国民党一起，形成了台湾多党
政治的格局。
无独有偶是，王有才他们的反对党也叫做“中国民主党”，而且他也是在宣
布建党後没几天就被逮捕了，王有才是否要被判刑十年？中国大陆是否要等二十年
以後才能实行多党政治......台湾走过的路大陆是否一定要重复一遍，还是在台湾
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大陆可以减少社会进步的成本，择善而从，使大陆政治的
民主自由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无论是大陆的当权者还是异议人士，这就需要重
视和学习台湾的反对派运动的经验和理论。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雷震在倡导和领导反对运动过程中，他的思想来源竟然
是出自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先生，在一篇题为“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的文章中
，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於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陈反复申
说了“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
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
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
，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
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先生在《陈独秀最後见解》一书的
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
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
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
的自由。”
雷震认为，“政府党不独要有容忍反对者的雅量，且要允许反对党派有组织
，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与政府党享受平等的权利，获有同样工作的机会。这样的
政治制度，才算得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制。如其不然的话，不管用什么名
词，说得如何好听，‘人民民主’也好，‘新民主’也好，都不过是欺人盗世的口
号，究其实仍是绝对的专制，彻底的独裁。这就是说民主政制制度，政府党不仅是
要承认少数党派的存在，且要顾及少数党派的利益，更进一步还要讲究保护少数党
派的权益。”
“任何社会主义很容易与极权政治发生亲戚关系，因为实行社会主义，政治
上的控制力必须加强，即政治干涉经济的范围必然及其广泛，而政府的权力日益扩
大，人民活动的范围自然日趋缩小，究其极自然而然的会走上独裁之路。”“如政
治上没有民主，则经济的社会化徒造成独裁者的专制罢了。”
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在最後一期的社论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祸乱
，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党派斗争所引起的武装暴力冲突：政见之争不能在会场解决
，而一定迫着在在战场相见。”“我们确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结束这
一祸乱相寻的局面，而导致国家社会人民於长治久安之途。”“照民主国家的常理
常例而言，任何一群人要组织政党，这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别的政党承认不承
认，这是别的政党的事，与要组织政党的人毫不相干。这与一个人姓张用不着姓李
的人承认是一样的。”
实现多党政治，是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政治的必然的与健全的发展。尤其是
每当国家情势激荡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对於应付情势的不同看法与主张。究竟哪一
种政策更能被老百姓选择，哪种路线更有长远的前途，只是由不同主张的人组织政
党，向老百姓提出政纲政策，诉诸选票的裁决。多党政治也是孙中山、宋教仁等民
国以来有真知灼见、有理想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大陆政
治民主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雷震曾是国民党当权者极其信任的权力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後曾任
“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他从对争取言论自由到身体力行组建反对党的过程有着
相当的代表性，後来民进党的主要领导人早期大多也与国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近
来刚刚恢复公民权利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家常委秘书、政改办主任、赵紫阳秘书鲍彤
，同样也在论述政治改革的时候谈到了他对多党政治的认识，这些殊途同归经历和
认识，事实上不正揭示出：反应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属於大多数人的合理的共同愿
望迟早要实现，包括组织反对党在内的自由，民主，人权一定会在大家的觉悟和努
力中真正实现。
流亡人士“闯关”，中共探索对策
与国内民运人士的组党行动相呼应的是，海外民运人士正在酝酿着一个“回
国运动”。中国的异议人士具有规模的流亡海外大致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以孙中
山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参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流亡
到了海外；而後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象郭沫若流亡日本，更多的共产党人则前往苏
联接受训练；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後，也有大批人士被迫流亡香港
、台湾、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
但是，如果不计算一九五九年中共在镇压西藏起义以後，达赖喇嘛率领数万
藏民流亡印度，异议人士流亡海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出现在八九年“六四”邓小
平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以後，被中共通缉的知识分子苏晓康、方励之
等，青年学生柴玲、吾尔凯希、李碌、封从德等，政府官员严家琪（中国社会科学
院政治学所所长）、陈一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许家屯（新华社香
港分社社长）等一大批人亡命海外，这一批流亡者中即包括了结束铁窗生活後获得
中共护照陆续出国而又无法回国的王若望、王军涛、魏京生、王丹等人，也包括了
原来在海外留学生或学者，因为参与民运或反共组织，也被中共列上了黑名单无法
回国的。其规模之大仅在美国获得（“六四”绿卡）政治庇护的就有近四万多人（
尚不包括家属）。
在过去九年中，不断有海外流亡人士陆续以各种方式回国，其中以下海做生
意的居多；去年，何频（流亡海外的出版工作者）回湖南老家和最近这次陈一谘回
国，他们都是以返乡奔丧为由，经由热心的中间人士与中共沟通、担保才得以最後
成行；比较来去自如的还是戴晴、张朗朗等人。但是同样有人被继续拒绝入境，象
韩东方、北岛、韩晓榕（刘青太太），前不久严家琪甚至连香港都不让进了，也有
回到国内以後立即被“遣送”出境的，象纽约的中国人权理事李晓蓉，有回国後被
捕再驱逐出境的象曹长青、王炳璋，有回国後或被判刑十五年再驱逐出境的吴弘达
。
随着，流亡的时间的增加，异议人士不但越来越思念故乡故人，盼望的回国
的心情日益急切，同时他们也看到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真正舞台还是在中国大陆，
要想对中国民主发挥最直接的功效，要想摆脱在海外做少数族裔“边缘人”的窘况
，一定要回到国内去。从前苏联、东欧和台湾的经验看，流亡异议人士回国和他们
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一九九三年柴玲、张伯笠等人在普林斯顿大学曾经举办过一个“笑着回家”
的活动。去年，江泽民访美前夕，王军涛曾经提出了一个呼吁，考虑到中共在允许
海外流亡人士回国需要有一个运作过程的具体情况，第一步应该让流亡者中象王若
望、戈阳等的老、弱、病者先行回国。在魏京生出国以後，国际社会对於中国人权
的观察，除了继续要求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外， 已经把要求让流亡海外的人士享
有回国的权利，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我本人也曾撰文希望魏京生能够登高一呼
来领导一个“回国运动”，没有想到沉寂多年的王炳璋捷足先蹬了。如今，这一趋
势正在从个人行为向一种政治行为演变。
对这一趋势北京方面似乎正在探索一种应对的策略，如准许陈一谘等有条件
的回国，即可以视为为改善人权宣传的一种需要，也可以说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
性。在中国大陆鼓吹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上海学者萧功秦前些时候来美国访
问，在广泛接触民运人士的时候，也转达了中共官方的一个信息：海外流亡人士如
果想要回国，可以找朋友、通过“私人关系”帮忙联络疏通。言下之意，如果由官
方正式宣布准许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即意味着对“六四”要重新评价了，这涉及到
重大的政策调整，在中南海看来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它也不愿意看到因为海外
民运人士为回国进行的“闯关”活动增加新的政治方面和国际方面的压力。
何频去年回国可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离开大陆以後他立即就发表了一个
长篇访谈录，详细披露了同有关部门的对话内容。这次陈一谘回国虽然非常低调，
行前知道的人极为有限，但是刚刚才几天的时间－－他人还在国内的情况下，有关
他回国的各种消息在网络上就沸腾起来了。一则，当然是他的地位微妙，作为前中
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部属，在八九民运中卷得相当深，这些年又在海外民运中担
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他的一举一动有很大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排
除，是中共有意出卖陈一谘，当他人还在国内的时候就披露他的行踪消息，令他身
不由己没有了招架之力，等到他再回到海外时，要想象往日一样在民运中呼风唤雨
就会困难重重了。曹长青就曾为海外民运人士应该不应该回国、应该以何种形式回
国等问题，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掀起过一阵激烈的争论。
所以，中共允许海外流亡人士有条件的回国，到底是为了制定应对海外民运
人士“闯关”的一种策略性试探，还是将计就计从根本上进一步消解海外异议人士
安身立命的政治和道义基础，这还需要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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