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电话专访被“监视居住”的王有才

      北京时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把电话打到王有才在
杭州的家里，这时距王有才获释回家将近十七个小时。王有才本人接的电话，记者
首先祝贺他平安回家，接着问他：他目前被“监视居住”的情况下，他是否可以接
受海外媒体的电话采访。王有才说，根据他对情况的了解，是可以的。於是，采访
开始。

      以下是采访录音整理稿。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家里的？

  王：我是昨天下午六点多到家的。

  记者：怎么回来的？他们送的吗？

  王：就是先从看守所送到当地派出所，再由当地派出所的人，用他们的话说是管
理我的，监视我居住的人送的。

  记者：您是在克林顿访华的六月二十五号，宣布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
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而且仅是提出申请，并没有组建。七月十日就被拘
捕。您为什么要在克林顿访问的时候提出这一申请呢？

  王：这是我们很多人讨论的结果。而我个人，由於对宪政民主的感悟和理解，多
党制是宪政民主的一个前提。所以成立政党，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有这个想法的，後
来我到北京去，跟其他的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被北京市公安局送回来了。当
时大家讨论过，克林顿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就去申请。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酝酿已经半年多了？

  王：应该这么说吧。

  记者：为什么起名“中国民主党”，您们设想中的宗旨应该是个什么样呢？

  王：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提议叫“中国正义党”。後来很多朋友说，“民主”是
个大趋势，在中国的百姓中也比较能接受，也比较能理解。而“自由”“正义”等
等不象“民主”这样耳熟能详吧。而且“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於保障人权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後来大
家达成了这种共识。：“中国民主党”的原则就是公开，和平，理性，非暴力。宗
旨是争取实现直接选举等等。

  记者：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在您被捕前後，有多达十三个人也先
後被捕。参与的人有这么多，您们是怎么联络，怎么取得共识？而且由您出面去提
出申请的？

  王：因为中国要走向民主，实际上也不止这么几个人，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人。这个想法和认知，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是有的。我们也不止十三个人，人数还要
多的多。

  记者：就是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王：有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记者：我们谈谈变您被捕以後的情况，在里面的待遇怎么样？

  王：我在里面，一个小房间，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是经济问题，不是同案。第一
个月，放风是没有的。因为我的案件比较特殊，不要我跟其他人接触。後来一个月
，有放风，也是和其它人隔离开的。伙食和外面不能比了，但是跟以往比，相对来
说要好一些。作为浙江省中央看守所，可能要比其它看守所要好一些吧。

  记者：有没有受到肢体上的损害和威胁？

  王：没有。

  记者；有几次提审？

  王：具体有多少次已经忘了，大概也有个七八次吧。  

  记者：您是在八月七号被正式逮捕的。按照中国法律的惯例，在正式逮捕後，一
般是不可能被不判刑的。这次您能回到家里“监视居住”，这种结果，您自己认为
是有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王：一个就是，国内外人的呼吁和关注，国内人士的觉悟。还有就是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的关注和施加的压力。在加上当局现在对某些方面表现出的相对开放的姿态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申请组党，按法律来说应该是合法的，逮捕本身似乎就有问题。不守，经
过各方面的努力能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也还是令人高兴的。

  王：我也是这样想。我本人是比较高兴的，因为并不是坐监狱就好。我们的目的
就是，有这种不同意见人在将来的民主社会里肯定是不用坐监狱的。另外，组党，
自由结社，这些宪法规定的权利应该落实才好。

  记者：在未来一段时间，您有没有考虑重新开始申请“中国民主党”的工作？

  王：这个工作肯定是要作下去的。但是具体的一些作法，要考虑，现在申请的话
，因为民政部门没有这个权力，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还要找人大什么的，还要去研
究。

  记者：新情况的出现，在技术上也要政府有一些匹配，对吧？

  王：对，从现在的情况来说，他没有说不能申请组党，但是他也没有一个部门管
理这个事情。所以新的情况，也就提出新的要求。我在今年三月就提出了要进行修
宪，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到现在是不是不适合了？要统一修宪，要以人的基
本权利为保障的新的宪法，才是对中国过渡到宪政民主社会比较有利的。

  记者：我们知道在您被捕前後，海内外都有一种意见：就是说，按照宪法，您申
请组党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过激了？您怎么看这种
意见？

  王：我开始就考虑到了。因为任何一种事务开始总是会引起各种认知上的差异。
我们这么多人考虑以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实践和尝试。对我来讲，假如说要坐
牢也只能去坐，总要有人去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超前的行为，这是基本权
利，只不过中国人长期受思想压制，本来完全合乎自然的东西，人民都不敢想了。


  记者：这个事件也给大家一个维护自身权利，拓展思维空间，提供了一个思考的
角度。

  王：对，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感到外面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事情。当思考的范围扩大以後你感到事情本来就应
该是这样的，很自然的。不仅是思想上，（行为上）也需要不断的探索吧！

  记者：前不久，一些流亡的天安门一代学生在纽约哥大组成了“天安门一代联络
会”主要是为了筹备纪念六四十周年。还有就是作一个总结，提出天安门一代需要
自己的声音，需要自己独立的风貌和价值观念。您作为当年二十一名通缉令上的学
生，您和他们联系有没有？和其它海外的组织有没有联系？

  王：我跟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多的联系。我觉得象七九年一代，经过这么长时间，
他们坚持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八九年应该是一次全民的一次对民主比较大的启
蒙。八九年（一代人）一开始比较分散，现在能够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其实，八九
民运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记者：很多人主动或被迫出国，您有没有出国进修的打算？

  王：本来没有八九的事情，我是打算到美国学习的。後来从监狱出来以後，有一
段时间也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九六年吧。而那一年浙江的陈龙德和傅圭勇被抓进
去了，因为我们是一起的，这个事情以後，我就不想再出去了。到外面对自己的见
识学识等等是有好处的，但在国内也需要有人努力吧。

  记者：请对目前中国国内各界的情况作一个简要分析。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有那些呢？

  王：知识分子现在相对比较活跃。因为联系各方面比较广，更加看到了以往制度
的缺陷，和现存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很多人还是有恐惧，比较怕。随着进
一步开放，恐惧感我想会慢慢地消除。人活在世上有恐惧，那么这种活法是有问题
的。老百姓，由於八九年的镇压以後，很多人转向赚钱什么的，但是大多数老百姓
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的。政府方面，如朱熔基是比较务实和开明的，不过我们也只
能从他们的言语作一些判断，但是，总的方向是向开明的方向走，虽然不断进步，
但是可能会有反复，关键的因素要看军队和警察。如果还是按列宁说法是”党的工
具“，那这种情况反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旦军队国家化，警察相对於政府是中
立的话，那中国的进步就会比较明显。至於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确实还比较难
回答，因为，相对於过去，中国社会复杂了很多，各种问题都是很迫切的，我想从
本质来说，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许多问题本来以为可以解决了，但绕了一圈
以後，还是回到了原地，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记者：没有新闻自由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会成为内部的暗箱操作，而不能
有效监督呢？

  王：对，新闻自由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的部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政治
体制改革也是空的。公开化，是一个大前提。

  记者：还有几天，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将访问中国。随後，中国即将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公约》。请您对这两件事作一个预估。

  王：因为有了文本可依，有许多事情就可以去做，而以前，都是由少数人说了算
，由共产党说了算。现在毕竟要有一个规则，应该说对中国的开放和政治改革是比
较有利的。当年赵紫阳先生讲过的：社会腐败和不公，没有多党制都很难解决。虽
然上面有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国际社会，对这个事情的推动，如条约，规则
之类，对中国的进步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记者：很多海内外的人在您被捕前後奔走呼号，他们现在也在关心您的情况，您
对他们有什么话说吗？

  王：我非常感谢他们。这个事情尽管是大家的事情，但是这么多人关心我，而且
现在能出来，总之非常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声援。

  记者：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