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
纵横话乔木》。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
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
，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
。虽然这只是个人意见，但这也许是一个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後，在这个
问题上终於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
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
於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
“文革”前後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在六十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一九六零年七月的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
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
’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
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
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
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一九六三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
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批判。当时
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
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
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
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
，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
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
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
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
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
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
周扬不仅批判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
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
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关於“异化”某些论述
，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扬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
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後不久，一
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作了关於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示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
“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一九六四年六月，毛又作了第二
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
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
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
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的报告
“文革”结束後，周扬出狱。他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
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
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
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ＳＴＡＣＥ的《黑格尔
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ＳＴＡＣＥ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
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象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
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
。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
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
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一九八零
年八月十五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
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
日报》一九八零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後，同一个胡乔木又授意
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一九八三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
，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
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
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
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王元化（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顾骧（中宣部文艺处干部）和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
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
，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
言，无所顾忌。最後由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
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
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
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
谈异化这样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
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与人道主义
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於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
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
写成後，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
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
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
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
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报告会三月七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後的润色，
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
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
们替他最後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
吧！”
在开幕词之後，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
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
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
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
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
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ＹＩＨＵＡ’
，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
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
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後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
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
周在报告後马上把报告稿分送人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
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後来胡耀邦解释
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
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三月九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
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十日和十一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
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三月十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
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夏
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
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
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
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
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
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
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
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的发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
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
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难道给人以
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
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
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去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
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
讲。”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
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
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
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
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
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东西……”
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
“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社会都是犯法
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
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
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
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
群众隔离开来了……”
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
得不够……”
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
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是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
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
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於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
，他也回避了。
最後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
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後出单行本
……”
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
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大门口告别是，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
第二天，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
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後来秘
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
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十三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十四日
登报。周扬同志的文章，恐怕要放在这以後为好。请再等些天。”
报告发表引起的风波
三月十二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四个人上
台演讲。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从会
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主要演讲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黄楠森
，他的观点很特别，说：“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是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
这个观点，比周扬和我走得更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没有异化，本是一个可以
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异化的，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
此有异议。至於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却是黄楠森没有根据地随意解释。但他却批评
周扬和我“滥用”异化概念，因此受到胡乔木的欣赏。《人民日报》奉命在四月六
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这个讲话的主要部分，当时这是作为正面文章来宣传的
。
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
大家很注意。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
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
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
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
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这表明，周并
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
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
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
，我准备冒风险。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於在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
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当天上午，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接着找我。他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
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
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
听了乔木同志三月十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
”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邓
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要点如下：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
。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
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里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
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
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於特权等。如说权高於法，可以讲是异化，
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
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
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
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
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
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
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存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
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
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
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
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
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
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
关於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
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
这个电话的调子与十日讲话明显不同，口气很严峻。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
话，我就不会误解胡乔木的真实意图了。十日那次讲话，过於委婉，过於绕圈子，
使得我误以为对周扬文章没有很多意见。从这个电话看，胡乔木是认为周扬文章根
本没有可能修改好，那么他为甚么还要周扬修改呢？我想，胡乔木是想给周扬出一
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胡乔木说不
出周扬文章有什么错，却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我惊讶。
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已经晚了。
接受批判
起初，我还想争取使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正常地讨论下去，写了一封信给胡乔
木，说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在西方讨论得很热闹，在东欧和
苏联也兴起了“人道主义热”，中国也不应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三月二十五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邓力群讲话，说：“关於人道主
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
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
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
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
气。”
这个讲话听起来真是语重心长，可以叫人放心。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第二
天就明白了。
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宣部开会，通知周扬、秦川和我参加。这个会由胡乔木
主持，他说，关於《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
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
水。王若水要对发表周扬文章负主要责任，也要对参加起草周扬文章的人道主义和
异化这一部分负责。他是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此
外，“进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
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
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
为书名。”“还应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
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
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
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因此，《报告》在最後提出：把王若
水调出《人民日报》。
胡乔木讲话，他在谈到我的信时，明确地拒绝了我的建议，说不能因为国外
在讨论，中国也要讨论。“国外在讨论性解放，中国也要讨论吗？”
“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革
”），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
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
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
周扬很激动，他说乔木同志并没有对他说过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胡乔木说，他没有明说，是出於礼貌。“出小册子是客气话，实质是要修改。当
时我的含义是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
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
在这里。…”
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
胡乔木没有下面回答，接下去长篇大论地批评我。
邓力群讲话。他说他对报告会没有过问，包括谁发言。作为部长，他没有抓
，有领导责任。他重点批评的周扬的讲话，说讲话中的人道主义部分使他觉得和赫
鲁晓夫在二十大讲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很相近，等等。
我作了较长的讲话，为周扬和我辩护。周扬和秦川也说不应该对王若水采取
组织措施，但没有用。邓力群说书记处还要开会讨论，同时请我们三人列席，听取
我们的陈述。但此後就没有下文了。
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
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後找王若水谈，但他後来也没有找我。於是，胡乔木、邓力
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由邓力群直接找邓小平汇报。这一招收到了效果，邓小平得到
一个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胡耀邦对思想文
化界领导软弱。
当年十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共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於异化问题，三
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
、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一九六
三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
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
，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人
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
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
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
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
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後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
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
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
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於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
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
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於流於空谈。可能我这样联
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
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後他作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後，十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
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五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
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
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
内心矛盾时说：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
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
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该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
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
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
又象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於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
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
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也是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过，这次是由
两个广播员代念了。
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观点。 周扬接受作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的提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该表示
谦虚，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这就没事了。但他不但当仁不让，
还不甘心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这就更犯忌了！这样一来，把
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置於何地？周扬夫人苏灵扬曾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
衣秀士王伦”。夏衍也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
是它是你作的。”他们都有相同的看法。
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守这一点始终
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为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仍是“学雷
锋”等，这还是几十年来的一套，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插了一个新标签而已。第二
，他对批判过去的“左”的反人道主义的错误没有兴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头，恰
恰是同样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这就使人感到，胡乔木只是要抓“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而他需要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防御。胡乔木明明知道，
邢贲思反对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可是他不但不要邢贲思作检讨，还要邢贲思作他
的讲话稿的主要起草人。这些都是使人感到奇怪的。
看起来，胡乔木起初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人道主义上，并没有把异化当做一
个大问题，或者说他对异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见。我听过他几次谈话，都没有完
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只是说没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十月份的十二届二
中全会上，胡乔木批发了两篇他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谈异化的文章，从那以後，
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才突出起来。在一月三日的报告里，胡乔木断然否定
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并讽刺说：“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
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其实，
无论周扬还是我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种观点。胡乔木忘了，这是他支持过的黄楠森
的观点。
没有等待的宽容
胡乔木自己的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
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
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後，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初的
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我们说：
对於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
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
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
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可是到讲话结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参加讨论”：
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
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参加争论。真理愈辩越明。对於这样
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
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
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甚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
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
胡乔木这次讲话是从八个单位（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
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抽调的一个班
子来起草的，可以说是集中了党内最优秀的“秀才”，而且是“历时三月，四易其
稿”，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不知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胡乔木的最後这几句话给他赢来了一片赞美之声，不过很少人认真对待。我
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不但未能发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胡乔木对他的讲话相当得意。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後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一对战士。
周扬只是割伤了手指，而这使胡乔木心头流血，可见胡乔木对周扬的友谊之
深。可是这个指头上的伤口使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最後终於不起，我不知胡乔木
有何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周扬，他的心情很不愉快，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
“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一九八五年一月，作协四大期间，参加这次会议的三百五十六名作家给周扬
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十一个代表团联名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於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
束後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
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
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
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辨论，不打棍子。不过
，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
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
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
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稍稍感到奇怪。
十天以後，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
他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
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
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
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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