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数字看毛泽东功过
人既不是天使又非禽兽，不幸的是，谁想做天使，谁就做了禽兽。
帕斯卡
对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不同的族群和利益集团中有明显的差距，
有人捧之为伟人，是中华民族英雄；有人则贬之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是鬼非人。真
是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毛是个历史人物，他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是中国大陆
中共开朝人物，对一些既得利益者，自然捧之；但对人民来说，尽管他利用人们的
信仰、奋斗和牺牲窃得神器，却需要看他统治时带给人民是什么？这必须由历史事
实作定论。邓小平接棒後，除了维持一党体制及舆论统一外，在具体施政的政策上
废除毛式公社制以耕者有其田；废止制造人民分裂、内斗不止的阶级斗争理论，阶
级成份划分，平反冤狱，停止逼害知识分子；除了在社会科学某些方面，基本上结
束了毛泽东的谬论代替真理，无知践踏科学，毁灭中华文化的大闹剧，承认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终止毛氏划地为牢的户籍制、单位制，使城乡人员和单位
人员可自由流动，推动了人们创造性劳动的能动性；农村城市化大有进展，如果计
入进城打工的流动人口，实际城镇人口已占全国４０—５０％；基本上推行市场经
济以及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允许鼓励私人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大陆新局面
。但由於当时的政治需要怕否定毛泽东也否定中共本身和或多或少牵涉邓自身前期
所为的评价以及邓的时代限制，毛的面貌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一九八九
年“六四”那样大的民主运动，仅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见到一篇北大哲学所一付研究
员写的批毛大字报。许多年轻学生在那里可以大批特批大骂特骂当时的当权派和邓
小平，但对近代中国的祸源，始作俑者，自由、民主的头号敌人毛泽东的真面目一
点没有去认识、揭露，有的人还进行了涂抹，正是不知有魏晋。在中国大陆，毛式
宣传、教育方式尚未无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还受毛泽东式的思维定势影响。“六
四”後，有的人对毛的粉饰，绝不比近邻日本对在二次大战中罪行粉饰来得逊色，
这看看许多中国大陆近几年出的回忆录和一些“左”的表演就可见一斑。更何况邓
後，个别掌权者的需要，配合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遗老遗少，或多或少地会重弹毛
曲，就不定如张勋一样，还会死灰复燃一下。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我们都必须站在历史角度对毛在中国大陆所作所为预以评价。由於毛统治中国大陆
二十七年，其作为和言行影响是广泛的。但有证据表明，有些毛的见不得天日的东
西早已烧毁，毛的许多所言所行，还不予公开。本文仅就个人所收集到的资料对毛
泽东统治下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看毛带给人民怎样的生存物
质条件？是带给人民温饱、进步、，还是相反？他是如５０—７０年代大陆‘忆苦
思甜’闹剧所演示的救人民於“火坑”，“他为人民谋幸福”，还是把人民推向更
深的十八层地狱？是人民的“救星”还是“灾星”？这是因为人类至少应有生存权
、享受温饱和不挨饿权。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人类争取这一权利是人类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主要动力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及许多共产党人也是一生孜
孜以求於此，大概没有人公开反对这个权利。而且人们能否达到温饱和生存物质环
境的好坏是公认的一个主权政府治国好坏的主要批标之一。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清末的腐败黑暗和丧权辱国，民初并不减缓反而愈
演愈烈，军阀混战，炮声隆隆，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内
战的枪炮声不绝於耳。从一九三二年後，内战主要限在国共之间。虽然当时蒋介石
政令在国内并不统一，各地方行政长官各行其是和怀有异志者不在小数，且小打小
闹不断，大规模弄刀舞枪也只是没有打成（如一九六三年“两广六一事变”），日
本侵华日甚，军费开支占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大部。从现有资料看，即如上所述
情况，从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间各地方经济建设多少都有所发展，工业发展开始
起步，只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工业化的进展。由此结果中国大陆近乎半个世纪
後工农业才真正开始发展。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国许多地区都处於战乱状
态，国土糜烂，民不聊生，无法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和人民的无数财富都在熊熊战
火中化为灰烬。对其进行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比较毫无意义可言。就我
们现有资料所知，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除美国外，战争中和战争刚结束时全是缺
吃少穿的、衣食有虞。更何况我国国势积弱，大战後又内战不止。由於战乱的原因
，到一九四九年止，农业上与一九三七年前全国最高产量比，粮食减产２５％，绝
大多数经济作物产量减产５０％以上，有的达８０％以上；工业上主要工业品比一
九四九年前的最高产量约减少２５—８５％。因此，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生活自然苦
不堪言。战争结束後，国家经济生活理应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和平“建设”二
十多年後，把战乱时人民的生活做为中国大陆毛泽东统治前人民生活的参照系，说
当时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如何，进而进行“忆苦思甜”，感谢“大救星”的“德行
”，只不过是为了巩固统治者地位而愚弄治下的子民玩弄的手法而已。所以我们的
历史的纵向比较指标主要是与一九三七年前（即全面抗战前，本世纪２０—３０年
代）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由於是历史事实比较，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用量化数值作
比较，故数据、表格较多，文章有些枯燥；因条件的限制，一九三七年前有的统计
数据缺少或未查到，我们采用了当时一些社会调查者的调查材料和一九四九年後资
料作说明和推断。又因毛泽东统治时的许多档案材料在种种原因下至今还未公开和
一九七六年前后统计数字的缺少，毛泽东统治时代的一些社会经济数字是取自七八
年的统计数字为比较指标的依据，後者明显比一九七六年社会经济状况好，这一点
请读者注意。
下面的比较分二部分，一、人民消费结构的比较；二、人民基本物质生活的
比较。人民物质生活比较食的部分较充实，住和衣的方面一九三七年未见全国调查
数据，个别样本调查也不多，只能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结合典型调查资料和一些作者
的估计做推断、比较和说明。行的方面主要是描述性的比较。
一、人民消费结构
上一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斯特·恩格尔（Ｅｒｎｓｔ. Ｅｎ
ｇｅｌ）对欧洲的英、法、德、比等国的一些居民家庭的收入与食物支出间的关系
研究后指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总支出中用在食品上的
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这就是恩格尔定律。从长期的变化看，各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几
乎都遵循这一规律，除了个别年份因特殊问题而偏离规律情况，我们也不例外。近
几年中国大陆也常常以大陆人民消费结构中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来说明人民生活状况
的改善。从生活经验来说，首先保证喂饱肚子，生存下去，才能谈论其他，故有“
民以食为天”和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吃饱喝足了，自
然就把钱花在其他地方，这样食品上的开支比例自然就少了。因此从消费结构的变
化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与否。下面是陈正谟给的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我国劳
工的生活水平的调查资料（《我国人口研究》１９９３年《统计月报》ＮＯ.１３第
４１页）。
表１.１ 我国劳工生活程度
（表中为每家庭中各类生活费用支出的百分比）
上表中中国劳工的生活程度各种数据乃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不同单位、个人和不同时
间、地点对不同的劳工对象调查结果的平均。数据表明，当时的工人生活比农民好
。为了进一步说明当时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从王子建“中国劳工生活程度
”（１９３１年《社会科学杂志》二卷二期第２３４—２４３页）一文的六十九个
例子中取出调查取样样本较多的二十四个，重新编排成如下表１.２。表中平均每家
等成年人数项是把家中十七岁以上男成年费用计为１，十七岁以上女的费用折成男
成年的费用０.８，８—１６岁男女小孩费用折成男成年费用的０.７，７岁以下小
孩折成男成年的费用０.４（应指出，大体上毛泽东统治时期等成年数方法还可用，
但在七十年代後期，由於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的执行，儿童的生活费用就不是上述的
比例），在该项下括号部分为家中实际平均人数。在食品、衣服等各分项下括号数
字是它们各自所占的百分数。费用数是当时的货币。各类工人有工厂工人、有技能
工人、手艺工人、无技能工人、苦力、车夫等；乡村劳工有农夫和乡村苦力工人（
即雇农）之分。表中空白格系原文无数据。
表１.２ 全国劳工家庭全年生活费实数（元）和各项所占的百分数（％）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消
费结构中，食物所占的比例一般在５０％—６５％，少数超过７０％，不同地区有
差别，特别是南北方差别较多，但平均值如表１.１表示：中国工人为５４.１６％
,中国农民为58.19%，工人比农民低四个百分点。从总体看，工人的生活压力比农民
来得小，生活状况比农民好。这从该文中引用的一九二七年调查的劳工食品费用的
分配上可看出，即食品中米、面类的费用和其他食物费比。据当时的调查，一九二
六年，北平工人上述比是８０：２０，北平农夫是８４：１６；１９２７—２８年
上海工人上述比是５３.２：４６.８。由此也可看出工人的食的水平不会比农民差
。当然有例外，如表１.２中，一九二六年调查的北平各类工人和苦力食物的消费比
北平挂甲屯的乡村工人和苦力来得差，但读者请注意挂甲屯就在旧燕京大学（现址
为北京大学）边上和颐和园附近，农忙干农活，闲时可干城市的活，种菜产值高，
有的家庭中人可能就是燕京大学工友。并且是那个钱多干那种活。这是城近郊区特
有的优势，也是地区差别的一种。但总体情况是同一等级的工人生活状况比农民高
，如无技能工人比农村苦力生活好。注意表中工人部分职业收入和支出差额较大，
估计家中还有做其他事的非职业收入。下面，我们来看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人民
的家庭消费结构。这里的表１.３、１.４、１.５资料取自《中国消费结构学》（林
白鹏等１９８７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８２—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６—１
１３、１５１—１５５页）。其中，表１.３重新编表只取各类工薪家庭的人均消费
结构。这里的表１.３、１.４、１.５还是采取前面编排的项目，即取食品、衣服、
房租、燃料、杂项等分类。各项内的括号中数字表示该项占全部的生活费用的百分
比。表１.４中是把原文中用品及其他项、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合并为杂项，改生活消
费支出为总计。毛泽东统治时１９５６—５８年职工生活调查中燃料没有单独列项
，与其他项混在一起，所以该项数字可能有出入（即买非燃料商品被计入），但衣
食品、衣服、房租应是正确的。另外，表中职工是广义的，包括各层次的人们，表
中数值是他们生活水平平均值。由於手边没有１９７６—８０年职工家庭生活的消
费结构资料，表中是以一九八一年作为九六年参考值。同样，表１.４中因无１９７
６—７７年资料，我们以一九七八年为毛泽东统治最後一年（一九七六年）的参考
值。可以肯定的是一九八一年大陆职工平均生活水平比七十年代生活水平高，一九
七八年农民生活好於一九七六年。表中括号数值是各项费用所占的百分比。
表１.３ 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职工家庭若干年份生活消费结构
（全年每人平均，单位： 元）
表１.４毛泽东统治时若干年份中国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
（全年每人平均，单位： 元）
如果我们把表１.３与表１.４比较，就会发现，至一九八一年止，中国大陆
的职工生活消费结构还不如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工人的生活消费结构，与２０—３０
年代的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相似，把更多的收入用於食品支出上。而且，前者的职工
中还包括了比工人层次高的各收入人员。比较表１.４和１.１，就明显看到，在毛
泽东当政时，农民生活几乎就是为了一个肚子而活着，比２０—３０年代的农民家
庭生活消费结构水平差多了（这里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五十年後多数年份农
民家庭生活中的食物消费竟比五十年前多支出８—１０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如就
实际生活水平而言，毛泽东统治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结构比表１.４所列的还差，食物
消费比五十年前多支出１３—１５年百分点以上，理由如下：
１、毛泽东统治时期大多数年份中是用粮票，每斤粮票市场价格通常年份大
约２—３角以上，象毛泽东造成的三年人灾时期每斤可达２—３元。当时一般成品
粮（也称商品粮、贸易粮）每斤粮价在１０—１４分之间。这就意味着，按市场价
，每斤成品粮值３—５角，在毛泽东统治时农民口粮一般是４００—５００斤原粮
，折２８０—３５０斤成品粮，按市场价约１００元左右，加上非主食花费，食物
费用更高。这就意味着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结构中可占７０—８０％以上。
２、表１.１所列的数据是２０—３０年代的调查数据，当时大多数的中国农
村农民生活还是处於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农民从市场购入用品
有限。如根据一九三五年全国二十二个省调查（除东北各省、新疆、西藏、内蒙、
台湾外），全国仅有２９.９％的农户购买进洋布，３４.１％农户购入肥皂，肥料
也只２６％农户购入，甚至煤油购入也才５４.２％的农户（见《农情报告》１９３
６年四卷八期 第２０１、—２０３页和马宇平等编的《中国昨天与今天》１９８
９年 解放军出版社 第２９８页）。注意，这里许多农户购入数量仅是补充自产
用口或代用品的不足，有的则是补充当地市场的土产品不足。可以肯定的是，二十
年代中期，农民自给的程度更高。也因此较少受到商业利润影响和工农的剪刀差。
更何况当时是市场经济，许多工场式的土产品价格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工农业剪刀
差较少，当时的生活消费结构基本上是在合理的价值规律范围内计算出。而在毛泽
东统治时期中国大陆统治者以国家垄断方式把农民生产的各类农副产品以超低的价
格用统购统售形式搜刮走，如棉花、油料、糖料、粮食等；经过加工，加上其他日
常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用品、工业品以及超高的价格售给农民（这些只要比较一下
当时的国际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就可知，也正因此工业生产才有超高利润上交国库供
毛胡来）。此种差价实际是“隐税收”，这种极高的无形“隐税收”把农民的劳动
血汗榨干净，生活只能徘徊於维持生存水平附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可以回顾一下
，二十多年中，农家几乎家家家徒四壁，多数农户年年超支，家中几无存款可言。
至一九七六年全中国大陆农村农民人均储蓄４.７７元，是毛泽东统治时农民人均储
蓄的最高值。至一九七三年为止，大陆农村人均储蓄额没有超过四元左右（国家价
格）或１００斤不到（黑市价格）。衣、食、住以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而表面上似乎对农民没有什么税，甚至反过来却称对农业作了多少多少投入。由於
长年劳动而衣食尚且有虑，这是农民不愿在农耕地里卖力（包括技术投入），年年
抓农业，年年农业上不去反而萎缩的主因之一（其他因素有毛式集体化等）。据统
计，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４０—７０％（不同年分百分比不同
）就是来自农民的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由於有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这个隐税收收益
，农民已被刮得差不多了，公开的农业税越来越无足轻重（一九五零年，公开的农
业税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２９.３％，一九五六年１０.３％，至一九七六年仅３.８
％），外表看似乎农民负担很少。也因此，上述的生活消费结构中，如按中国２０
—３０年代相对真实的市场价格给出的生活消费结构计算，其生活消费结构中食品
消费的百分比更高，至少应高出５—８个百分点以上，即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中
食品消费率在毛泽东统治多数年份中应是７３—７６％以上。由於剪刀差的作用，
消费结构中的衣服等商品费用杂项的费用也就应更低。
表１.３中职工生活消费结构同农民一样存在同样的问题，农产品价格偏低（
因此才能维持职工的低工资）工业品价格偏高，因而消费结构中食物消费费用显得
低，实际比例应更高。而表１.４中１９６２、６３年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
突然降低，燃料消费上升。一方面是因为１９５８—６０年毛泽东搞的人灾造成的
食品短缺还未恢复，无太多食品可消费，食品消费受到抵制。从後面表１.７可看到
，１９６０—６３年全国粮食人均产量不及五百斤，农民消费更少得多，不少人在
这期间因缺粮而丧命。无粮食可吃，粮价又以国家价格计算，自然食物费用支出下
降，这不是恩格尔系数所说明的是人民生平提高结果，而是中国式专制制度的怪胎
；另方面大跃进时大砍树木炼钢，各地多是光秃的册头，农村燃料奇缺，其费用自
然上升，这也是为吃的结果。直到毛泽东死後几年，新的领导给人民以生息，人民
生活逐渐好转，一九八五年中国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才与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
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水平相当。与毛泽东统治时的工薪阶层的生活消费水平相近
。表１.５是毛死後的几年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毛死後，大陆农民的生活变化。我们
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如果不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农民至今还得过着瓜菜半年粮的
生活，而不是现在不到５％的贫困人口。
表１.５ 毛泽东死後若干年份中国农民家庭消费结构
（全年每人平均，单位： 元）
当然，这里只是生活消费结构的比较。这个比较的结果是：毛泽东在中国和
平统治二十七年，中国人民的家庭生活消费结构比本世纪的２０—３０年代，即近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没有改善，反而变差了。在家庭消费支
出中，每个家庭比以前更重视肚子的温饱问题，更多的钱花在食品消费上。在这里
我们仅进行生活消费结构的比较，对一些读者可能比较抽象，後面进行更具体的物
质生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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