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基本物质生活
（一）食
衣、食、住、行乃是一个人生存於世的根本，按其重要性,这里食应是首位。
“食、色，性也”。食是维持自己存在所必须，色是延续後代所需要。这很简单，
任何一个生物体想维持生存，必须进行新陈代谢，从外界吸收物质，排除体内废物
，自身才能存在下去；对於两性繁殖生物，色必存在，否则无後代可言，也就没有
今天的人类。所以我们祖先，即使没有衣穿，“进口”问题也必须解决，故有茹毛
饮血。而古人才有“民以食为天”之说。也因此在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
在家庭消费中，食品消费永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民存在至今，一直被粮
食问题困扰，历史上只是有时解决得比较好，有时比较差的区别。但除了战乱和特
大自然灾害，一般都还过得去。从没有象毛泽东统治时，二十多年的和平“建设”
时期中，无特大自然灾害，既无内乱又无外敌入侵，粮食总是觉得短缺。年年统购
统售，把农民的粮缸翻了底朝天，发了二十多年的粮票，全国大多数人总觉得吃不
饱，有的年份还是处於半死不活的状态。在二十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中国大陆许
多贫穷农村，例如古称天府之国四川，用几十斤或一、二百斤粮票就可以换到妙龄
少女，处处可见。更有许多贫穷和饥饿的农村已婚妇女逃荒，做有余粮农民的临时
妻子。中国大陆，有的年份，更是创造了中外历史上最大的饿死人绝对数。生活中
头等重要“食”字，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究竟如何写？同三十年代相比，人们食的状
况，肚子鼓的程度，营养水平如何？我们用统计数字的比较来说明问题。先看５０
—６０年前和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中国人民的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再比较当时调
查的一些统计数据。
中国大陆人口在１９５０—７８年间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比较准确。但５０
—６０年前，由於无普查资料，不同的人估计出入较多。据已知资料，从１９１１
—１９４９年间，当时共有一百零四个全国人口估计数，每年估计数最少的年份也
有２—３个，多则有７个。五十年代後估计那期间的全国人口数更多了。据陈达在
《现代中国人口》（一九八一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７页）引用王士达估计，一
九三三年中国人口四点三亿为那一时期的最高值；而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号《中国人
口报》“中国人口变化略表”称中国人口数一九三一年为４.２１７亿，一九三七年
为４.３８４亿；赵文林、谢淑君在《中国人口史》（１９８８年 人民出版社 第
４８１页）中则说一九三一年人口为４.６８８亿，一九三六年为４.６９６亿。我
们这里采用《中国人口报》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７年全国人口数据，并取全国人口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平均数为４.３亿，而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全国人口分别
大约取为４.３４亿、４.３６亿，以後无特殊说明，即以此作为本文统计计算的基
础。
根据蒋学楷《中国粮食的新估计》（１９３７年《统计月报》ＮＯ：２７
第１４—１５页）一文所给的资料，１９３１—３５年间，国内二十二个省即（除
吉林、辽宁、黑龙江、热河、内蒙、新疆、西藏、台湾外。後文无特殊说明，国内
二十二省即此处所指的二十二省）粮食平均年产量为：
稻谷：１０２６０１１０００担
小麦： ４４６３３９０００担 共计：２５５１８３２０００担
杂粮：１０７９４８２０００担 约合：１２７５９１６００吨
五年中从国外进口每年平均：
稻谷：２６４４９１１６担
麦：２２５８８９０７担 共计：４９１７４８４７担、约合２４５８７４２
吨
杂粮： １３６８２４担
在这期间有小量出口，略而不计。据蒋学楷在文中引用当时的张心一的调查，当
时一般乡村男人每年需消费米５００.７８斤，女人每年需消费米４３８斤；城市男
人需米３８５.２斤，女人需米３４０.１斤（一般来说，一百斤稻谷能出七十斤米
）。在文中蒋氏引用侯厚培的估计，成年男农民每人每年的麦的消费量为７.４４８
担，而他本人估计男农民杂粮的消费量四担左右。据作者估计这五年内平均每年粮
食供求差距如下：
稻谷： 产：1026011000担 消费：959672000担 余：66139000担。
小麦： 产：446339000担 消费：462435000担 不足：16096000担。
杂粮： 产：1079482000担 消费：887912000担 余：191570000担。
由这个估计我们可以看出，１９３１—３６年我国粮食就当时供求要求看，基本
上是满足人们食的需要。另外，据当时“满铁”调查（王天觉《东北资源与日本在
东北之经济势力》１９３４年《中国经济》二卷三期 第２页），１９３２—３３
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稻谷、小麦、玉米、杂粮等共计生产２
０５７０１４００石，大约合一千多万吨。另据孔经伟在《东北经济史》（１９８
６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４４５页）给的资料计算，东北的大豆、高梁、谷子、
苞米、水稻、小麦总产量１９３２、３３、３４、３５年分别是：１３４０、１４
６０、１１０９、１３７６万吨，１９３２—３５年平均年产上述粮食１３２１万
吨，不包括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等省的产量。依上述资料，１９３１—３５年
，全国粮食产量这五年内年平均应在一亿四千万吨左右，按当时全国年平均４.３亿
人口估计，人均粮食为６５１.２斤，按赵文林的人口估计，１９３１年全国人口数
为４.６８８亿人，人均粮食为５９７.２斤。以《中国人口报》估计值４.２１７亿
人（３１年）４.３８４亿人（３７年）可得人均粮食在６６４.０—６３８.７斤。
估计１９３１—３５年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６５０斤左右较为合理。当时这些
平均不包括进口粮食消费，如果考虑到进口消费和扣除少量出口，每人粮食消费还
可以增加十斤左右。另外，由於上述粮食计算中没有新疆、内蒙、西藏、台湾的产
量，如扣除这部分人口，人均粮食还可增加１０—２０斤。因此估计当时全国人均
粮食实际消费量在６８０斤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第１８５页）１９３６年粮食产量为１
５０００万吨，棉花８４.９万吨，水产品１５０万吨，１９３４年猪年底头数为７
８５３万头。根据《中国昨天和今天》（第２６５页）除东北和台湾外，１９３６
年油菜仔、芝麻、花生的产量为６０４.６万吨（原文单位是千市担，这里折算为万
吨）。另据成嘉玲主编的《我国经济的发展》（１９８１年 台湾 世界书局 第
２０页）一书引用的资料指出，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时估计抗战以前我国农
产品年均产量如下（原文是千公担，这里折算为万吨。原文粮食为１２０６１.０４
万吨，其中稻米为成品粮，以下是依作者所列各项计算出原粮产量）：
稻米：３７９９.４７万吨（按７０％出米率计，折成稻谷５４２７.８１万吨）
小麦：２３２１.１３万吨
杂粮：５９４０.４４万吨
豆类（大豆、豌豆、蚕豆）：１６８７.１２万吨
共计原粮约１５３７７万吨（这个数据比《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上数据多三
百多万吨）。
植物油：２６４.９１万吨 棉花：９６.７２万吨（比前述年鉴数字多十多万吨
）。
麻类：３６.１５万吨 蔬菜：４２８４.６５万吨 蔗糖：３４万吨
另根据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１９９１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第２５１页）所引用的材料，抗战前年产蔗糖３６万吨，自给率仅４０.４％
，因此当时蔗糖全国消费应是８９.１万吨，人均超过４斤；棉纺织品生产７７.８
５万吨，自给率７９％，全国应消费９８.５４万吨。
根据上述和农产品的数据，表１.６中１９３６年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以如下
方法取值：
全国人口：１９３６年取４.３６亿， １９３４年取４.３２亿，东北和台
湾人口合计３５００万（可能偏低些，１９３３年东北人口超过三千多万，而１９
３３年台湾人口是５０６万）。１９３６年：粮食取１５０００万吨，人均６８８
斤（若取１５３７７万吨，人均７０５斤）；棉花取９６.７２万吨，人均4.4斤；
油料取６０４.６万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所以人均数是扣除东北和台湾人口数後
所得）：人均３０.２斤；肥猪因无１９３６年数据，取１９３４年数据为７８５３
万头，人口数取１９３４年，人均０.１８头；水产品取１５０万吨，人均６.９斤
；猪、牛、羊肉因无全国统计数，取表１.７中调查农民数据，人均２３.７斤，不
包括鸡、鸭肉。另外，１９３６年植物油人均为１２.２斤，蔬菜人均１９７斤，麻
类１.７斤。上面各类人均数据没有包括进口的农产品（１９３６年油料作物中花生
、芝麻出口约占总产２—３％，植物油中豆油出口多些但也有限，可略而不计。粮
、棉进口相抵後，多数是入超很多）。顺便指出许道夫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
贸易统计资料》（１９８３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３３９—３４１页）说，１９
３１—３７年间谷物平均年产量为２１９５４８.６万担，不到１.１亿吨，而１９
２４—２９年谷物平均产量却为２５４９４７.４万担，多於１.２７５亿吨。差额
近二千万吨，不可想象。这二个时期豆类和甘薯产量相近，作者都没有把豆类和甘
薯计入。计入後，作者给出１９２４—２９年人均粮食６９１斤，而１９３１—３
７年人均粮食只５６３斤，相差１２７斤，以全国四亿人口计，差５０８亿斤。除
了１９３７年，这二个期间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和耕种面积变动不大，年平
均粮价按作者所给的材料（该书第８９页），平均每担米价１９２６—３０年为７
.０９元，而１９３１—３６年只５.４３元。如以１９２６年为基期１００，１９
３１—３７年间粮价指数，除了１９３７年因抗战开始，３１—３６年间各地粮价
年平均指数多是低於１００。若扣除１９３７年，粮价平均指数後一时期与前一时
期相近或还来得低（地区不同有差别）。从供求的经济规律看，年平均产量相差近
二千万吨，粮价竟然相近甚至还低，这也不可能。作者没有提供如何计算全国总产
量，据我所知，它比任何提供的当时全国（包括东北等省）统计数据都低，肯定有
误。因此，他给的１９３１—３７年间人均粮食产量５６３斤应有错。
表１.６给出了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为止的中国大陆人均主要
农产品产量。其中粮食部分，把毛泽东统治时期与１９３１—３５年年平均人均粮
食产量及１９３６年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对比，可以得出结论：１９４９—７６年，
长达２７年时间中，毛泽
表１.６ 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９—７８年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
东统治时中国年人均粮食平均产量，从来没有超过１９３６年水平（无论是赵文
林估计的当时人口数还是王士达的当时人口估计数，还是《中国人口报》给的估计
数）。如果以１９３１—３５年全国人口估计数不超过４.３８４亿计，则在毛泽东
统治的整个时期，中国大陆人均粮食年产量从没有超过１９３１—３５年间人均年
平均粮食产量。在毛统治期间人均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１９５６年（６２０斤）、
１９７５年（６２１斤），比１９３６年人均粮食产量还少６６—６７斤。一九三
六年油料作物的人均产量更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的人均产量的２—３倍。
在毛泽东胡作非为、瞎指挥的“大跃进”年代的後果是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中
国大陆人均粮食产量（原粮）竟然只有４３０斤、４４６斤，仅只１９３６年全国
人均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二。而在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压低农
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中，第一条即是：一、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
河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３６０斤，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
丰收地区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过原粮四百斤。淮河以北地区，应当压低到
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高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各省的重灾
区则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二、城市的口粮标准必须相应降低。除高温、高
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
标准二斤左右（商品粮）。这就是“大救星”为中国大陆人民所谋得幸福——在他
统治的年代中多数人民是勒紧裤带过日子，而在有的年份，不少地区的人们只有等
死的份。大家想一想，原粮三百斤（由於高征购，实际上许多地区生产队因库中无
粮，能给的量比三百斤还少得多），一般来说只能合商品粮２００—２５０斤左右
（纯稻谷或小麦，可出二百一十斤左右的米或面粉），一天六—七两粮，一顿饭二
两多，并且在原粮三百斤以下，无其他副食可佐餐，是不是应当等死？占中国人口
８０％以上的农村人口。１９４９—７９年，毛泽东以统购统销和工农业剪刀差形
式从他们身上刮走６０００亿（请读者注意，这是当时的币值。自１９５０—７６
年，全大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才６５０５亿），巨大的剪刀差令农民连进行简单再
生产都难维持。毛泽东靠着帮会组织形式的党和军队，控制了人们的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加以奴化教育和宣传，以户籍制、血统论和阶级斗争棍子，把农民绝大部
分长年固定在农村种地，残酷压榨，榨干每一滴汗。在统一指挥下该种什么，怎么
种，怎么收获，怎么分配，自己能留什么，留多少，只能吃多少，以什么价格被收
购。由人家任意安排、规定。种田人不可以有不同意见，更不能随便离开农村，谁
有越轨的举动、想法或行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阶级斗争新动向，毫不留情地打
击、镇压，无任何自由可言。最终还安排种田人挨饿和饿死的份。这就是毛泽东带
给人民的“生存权、享受温饱和不挨饿权”！也就是某人所说的“大手笔”！下面
所列的表是一九三六年与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农民粮食消费更具体的数据。
表１.７和表１.８是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国农民粮食消费和毛泽东统治时期的
若干年份抽样调查资料。表１.７、１.９是根据原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农业经济科编的一九三七年《农情报告》五卷六期《我国乡村人民常年食粮消费概
况》（第１９３—２００页）一文材料整理。原文是根据当时二十二个省１００９
县农情报告员填写的２９９９份调查报表整理出。寄回调查表最少省份：宁夏，５
县；青海，９县；察哈尔，１０县；绥远，１１县；甘肃，２６县。其余都超过三
十县，最多的是河北，１１６县。调查表寄出的时间是民国２５年５月。表中的合
计１是各种粮食人均总和，合计２是把甘薯、马铃薯、芋头以四斤折稻谷一斤计。
表１.８的资料是取自《中国消费结构学》（第１６０，１８６页）和《中国统计年
鉴—１９８８》（１９８８年 第８２５页）。因无一九七六年资料，取一九七八
年为一九七六年的参考值。从表１.６看，一九七八年中国大陆人均粮食产量比一九
七六年高二十斤以上，而城镇居民口粮定量未变，且一九七八年农村自留地较多。
所以估计一九七八年农民人均粮食消费至少比一九七六年实际消费量偏高２０—３
０斤以上。
表１.７ １９３６年左右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情况（单位：斤）
表１.８ 毛泽东统治时若干年份农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原粮）
上表给出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国大陆农民粮食实际消费数据。自然，由於地区
差别各地农民粮食消费情况会有较大的差别，我们这里只是给出全国平均数。从表
１.７中所给的数据，扣除每年消耗种子数，可以得到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国农村人均
粮食消费量（原粮，包括禽、畜等用粮）为６３６.５斤。平均一个农家五口人，二
个小孩一个老人加上夫妻二人，有粮食３１８２.５斤，如是稻谷可得２２２７.７
５斤米，平均起来就符合张心一调查农家所需的粮食。虽然我们缺少毛泽东统治时
期大陆农民各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的调查材料，但从上述分析，参考表１.８，至一九
七六年止，在毛泽东统治的整个时期中，中国大陆农民人均粮食消费，比一九三六
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至少少１５０斤左右。在不少年分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
原粮）都在四百斤左右或低於四百斤。在南方，多是稻谷，折成成品粮米，仅２８
０斤左右。与三十年代张心一调查的一般乡村农民男的需消费米五百斤左右，女的
需消费米４３８斤相比，差额在１／２—２／３之间。在多数年份，农民的生活比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还苦。请看谢觉哉笔下的描述：过草地时每天“只吃一斤炒面
（等於每天１.４３斤麦子，一年５２０斤麦子—引者），有些不足，但尚不能挨饿
。不错，是苦，但苦到难以忍受则不然”。当然过草地倒毙者也有，那“是病弱和
缺乏准备的”，挖野菜、煮皮带也有，那“其实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事”。单从粮
食消费看，中国大陆农民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生活就是“苦不堪言”。
上面是就主食问进行历史纵向比较。表１.９是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国农民生活
中副食消费情况。表１.１０是根据《农情报告》四卷八期（第２０１—２０３页
１９３６年）资料整理，原材料是由全国二十二个省六千多个农情报告员填写，寄
回２４５１份表整理出，调查表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发放，据陈正谟等在《我国人口
之研究》（第８页）一文中给出的当时乡村每户人口平均数５.３５人，
表１.９ １９３６年中国农村人均鱼、肉、鸡、鸭、蛋消费情况
（单位：鱼、肉类，斤；鸡、鸭蛋，个。）
表１.１０ １９３５年左右中国农村每一中等农家需用日用品数量（单位：斤）
可以计算出一九三五年时，中国农村人均年消费量食油为８.８２斤（从表１.６
看，一九三六年人均油料作物３０.２斤，这个数据是可信的）。洋糖为１.２７斤
，这里没有计入土糖消费量，而当时农村糖类消费中占相当部分是土糖。按上述杜
恂诚引用的材料，如考虑农村土糖消费，蔗糖消费２—３斤以上应无问题。当时调
查没有把蔬菜及酒年消费量列入。由於资料短缺，表１.１１只列出毛泽东统治时期
若干年份农民副食消费情况，所给出年份的数据还是毛泽东统治时期农民生活相对
较好的时期。数据来源同表１.８，表１.１１中食油包括动、植物油，肉类包括猪
、牛、羊肉及家禽（一九七八年农民平均年消费家禽０.５斤）。由於表１.９、１
.１０中没有蔬菜及酒的数据，无法进行二个时期数据的比较，所以我们在表１.１
１中没有把蔬菜及酒的年消费量列入。原文数据单位为公斤，为了比较方便这里采
用市斤。因为没有一九七六年数据，这里把一九七八年数据作为一九七六年的参考
数据。
表１.１１ 毛泽东统治时期若干年份大陆农民家庭每人年副食消费水平（单位：
斤）
我们把上述年份和１９３５—３６年调查所得的乡村鱼、肉、家禽、蛋（按
十一个蛋折一斤计）的消费量总和进行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带给大陆农民
是什么“幸福”。下面我们顺便也列出粮食消费量（已扣除种子消费）。
表１.１２ 中国大陆农村１９３６年左右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
原粮）及鱼、肉、蛋消费量的比较（单位：斤）
从上表和前面几个表可以看出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农民肚子里基本是无油水
可言，油、鱼肉、蛋消费量比一九三六年左右差一倍以上。这个数据应是可信的。
油类从一九三六年同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全国人均油料数量的数字比较（大约是２—
３倍）就可看到。肉类从下面几个考虑就可以看出它的正确性：
１、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肥猪人均拥有量至一九六五年止比一九三四年人均拥
有量还低，１９６５—７６年间肥猪人均拥有量才与一九三四年相近，而在毛泽东
统治时期外贸出口中占相当比例（一般在１０％—２０％范围）是猪、牛、家禽类
活畜及其肉，用以换汇，加上保证城市居民一定量的肉类供应，只能从农民口中夺
“肉”，农民消费肉类自然就少了（根据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１７８页
和第３９８页，除１９６０、６１、６２年外，自有统计数字的１９５２—７６年
间，肥猪收购量均占肥猪出栏数的５０％以上）。
２、一九三六年农民肉类消费中猪肉人均消费占１４.６斤，仅为肉、蛋的总
消费量的４６.３％。而一九五四年农民肉类消费９.１８斤中猪肉占了７.４０斤，
蛋仅消费１.６４斤，猪肉消费占肉类的消费量的８０.６％。而在情况较好的一九
七八年，农民每年人均家禽消费量也仅是０.５斤，蛋也只有１.６斤。如此低的牛
、羊肉、家禽、蛋的人均消费量，原因除上述第１点的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他不但打击人们养自留畜，连家禽也不让人们
多养。再加上人们自己口粮还不够吃，自然家畜、家禽的食料就没有或很少。这样
农民饭桌上肉类成为少见的物品就不足为怪了，家禽、牛、羊肉更是鲜见物。
上面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九三六年左右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占中国大陆总人口８
０％以上的农村人口的食物消费量和构成，从中可能看到，以全国平均水平论，毛
泽东统治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消费中主要部分—食：粮食部分年人均消费大部分年
份只及一九三六年左右的农民人均消费的粮食三分之二左右，鱼、肉、蛋总和则不
足後者的一半；由毛泽东造成灾难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农民的粮食人均
消费量只及一九三六年左右的一半。这就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伟大功绩”之一。
无论从数量方面说，还是从质量方面看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农民物质生活中最主要方
面—吃的条件都大大地降低了。所以中共中央付主席陈云一九六一年夏在他家乡上
海青浦小蒸镇调查时，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
但是吃粥”。１９５９—６１年中国大陆出现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因饥饿而导致
二千多万人死亡的事件。应当说明的是，同现在一样，一九三六年时不同地区的农
民粮食、肉类的消费量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差别，南方和北
方的差别，平原和山区的差别，等等，这是正常的。当时，另有一部分富有的地、
富，粮食、肉类等消费比一般农民会相对多些，但因为地、富的人口有限（不超过
农村人口的１０％），非地、富的全体农民粮食、肉类等消费的平均值或许稍低些
，但估计不会低过上述平均值的５—１０％。这在经济发展中是很正常的现象。
一九三六年左右城镇居民的粮食、肉类消费量，虽然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调查
数据进行讨论，但我们可以有个下限估计。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看，除特殊时期
，在正常情况下，同一地区同一等级的工人吃的平均水平一般都不比农村的贫雇农
的平均水平差。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比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高，是农村农民大量进城打工经商，农村城市化的主要原因。世界是
这样，三十年代的中国是这样，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中国更是这样。这也可由表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中的工人和农民间的生活消费结构差异看出。也正因此，才
有消灭“工农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之一。这二个时期中，除个别例外，中国
大陆的工人和农民，在消费结构中，工人花在吃上百分比均比农民低，可见从全国
平均看，工人比农民食的压力小。另外从前文所提到北平工人、农民在食的实际费
用对比上，也可看出工人的食的水平不会比农民差。可以断言，在本世纪２０—３
０年代，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粮食、鱼、肉蛋数量绝不会比农民少。这由鱼的消费
就可以看出。按表１.７，全国水产品人均消费为６.９斤，而表１.９给出农民人均
只消费０.５斤，当时农村人口至少占８０—８５％以上，也就是农村消费水产品不
足１０万吨，占总人口不到２０％的城镇居民消费了１４０万吨水产品，人均３２
斤以上，等於农民的鱼、肉、蛋的消费量总和。可以断定，当时城镇居民的猪、牛
、羊肉、鸡、鸭及蛋类的消费不会少於农民，这从前文张心一的调查乡村男人需米
５００斤城市男人需米３８５斤可以判断城市人副食消费比农村多。所以当时城镇
居民的人均鱼与肉类、蛋的消费总和超过６４斤。食用植物油，全国平均１２.２斤
，农民人均消费仅８.８２斤，扣除有限的出口，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可达２２—２４
斤以上。糖类更不会低於上述的人均平均值４斤。当时是市场经济主导，粮价除季
节原因波动较大，年平均粮价变动不大，进口有限，可见粮食可以保证供应。从上
述城镇居民副食消费量也可看出，当时城镇居民主食粮食足够吃才有余力多购副食
。菜类因无资料，以全国平均计为人均１９７斤。
表１.１３是毛泽东统治时的工业职工（包括工程技术人中、职员）家庭１９
５６、５７、５８年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资料取自《中国消费结构学》（第８８
—８９页），表中重量单位改成斤，蛋类计数是个。把表中猪、牛、羊、鸡、鸭肉
、鱼虾加上蛋（第１１个折成１斤）的总
表１.１３ 毛泽东统治时若干年份工业职工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单位：斤）
和和人均消费１９５６、５７、５８年分别为３８.７６、３９.１８.３７.３０
斤，低於上述一九三六年城镇居民的最低消费量的估计，扣除鱼虾消费，这三年的
各类肉类和蛋的消费为２２.５４、２４.０２、２２.１斤，低於上述农民在一九三
五年左右的消费量。油类仅一九五六的比一九三五年中国农民消费多一两，５７、
５８年比农民还低，与上面估计的１９３５—３６年城镇居民消费低一半还多。在
一九五九年後，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消费产品或是无货可供给或是凭票供应，特别
是鱼、肉、蛋。绝大多数县以下的城镇货架上是空的，无所谓供应，只是过年过节
有所妆点。毛泽东为了妆面门，特大城市北京、上海供应稍好些。特别是北京，保
证首都供应是当时的政治任务（给外人物资供应充足假象，弄虚作假是毛泽东从小
就擅长）。但即使如此，过年过节松些，平常鱼类、鸡、鸭供应少见，牛、羊肉主
要供应回民等少数民族，粮食、肉类、蛋限量供应，油每人半斤（其他省份有的城
镇每月只供应２—３两油），与５６—５８年无法比，更无法与１９３５—３６年
时城市居民消费相比。除了北京，上海，等而下之天津以至各省省会供应就差远了
，更小的城镇如前述所讲，多半是有时有货，有时无货可供状态。由於当时城镇自
由市场基本上不开放或开放极有限（６０年代初较松些），城镇居民主要是靠国营
商店供应。从全国城镇居民生活平均消费品的消费量水平看，１９５９—７６年间
不会比１９５６—５８年供应好，其供应不足的重要标志是，城镇居民的各种牲口
供应票证越发越多。许多地方发了票证也无东西可供应。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
整个毛泽东统治时期，城镇居民食的水平远不如１９３５—３６年城镇居民食的水
平。从上面的比较说明，就全大陆范围平均水平而言，更是今（毛泽东统治时）不
如昔（抗战前中国）。如果不考虑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少数人特殊情况等等（这
些在毛泽东统治时也都存在，有的更严重，如工农差别，诚如梁漱溟所说的“九天
之上”，“九地之下”）。我们可以说１９３５—３６年全国人民平均食的水平可
以满足人们基本营养需要，这从当时食物消费没有发放票证，限量供应而物价基本
稳定就可以判断。而毛泽东统治时却无法满足人们的平均营养需求。单就人们食的
需求看，在毛泽东统治时以“少食”二字来描述并不为过。
（二）衣
唐伯虎的《不知足歌》头二句是：终日奔波只为饥，腹方一饱便思衣。现在
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民的衣着。从整体地看，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和毛泽东统
治时期的中国人民衣着比较还谈不到面料、款式、色彩等美观要素和穿着舒适，仅
是在能提供给人们穿着，能御寒的布料的多少进行比较而已。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
国大陆，特别是农村，讲究的是衣着结实耐用，基本上衣着还是口头禅所描述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由於在本世纪的２０—３０年代，中国许多
农村地区还是处於自给自足的或是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前已述及，至一九
三五年调查全国二十二个省还仅有２９.９％农户购买洋布。注意，这里仅是购买，
在购买洋布的农户中许多人可能只是购买全家所需的布料一部分。因此，占中国人
口８０—９０％左右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还是用有别於工厂产的、现代织机织的洋布
—土布，这些土布是由世代相传的织机织出，或是个体生产（包括自家纺织机自用
），或是工场式生产，多是结实耐用。据陆仰渊等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１
９９１年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３７８页—３７９页）“边远省区或内地各省的山
岭闭塞之地，农民对衣着原料，多保持自给，只要土质可以植棉的地方，农民大部
分自种棉花，自纺成纱。即使绝对不宜植棉的区域，他们也能输入棉花来纺纱”“
一九三四年广西七十八个县农民自织布匹占全人口的４０％”“根据严中平的估计
，手纺织三十年代中期约有一百万公担，在全国总产量５９３.７万公担中，约占１
６.８％。在全国总用纱量５７８.７％万公担中约占１７％。”“据日本人调查，
一九三一年中国境内的棉纱生产额每年约２５０万包，其中十分之一为输出品，十
分之二为工厂自己用，其余十分之七均为中国内地的家庭工业式的木制织机所用”
。另据中华民国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救济棉业提案”（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５日）
所说，当时，“全国约有土布织机四十多万台”。因此，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土布
用量是相当大的。当时还向东南亚出口一些土布，主要是当时一些从中国农村漂洋
过海的苦力工人所用。中国农村和城市平均每人年消费布料多少，没有找到当时具
体统计数。但由上述资料大致可以估计出其上下限值。
一九三六年全国布的产量为２７.９亿米（《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第２
７９页），这里没有说明是否包括土布产量（工场式生产和个体为市场出售而生产
）和农家自纺自用的产量。因为该产量是放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
量比较’一栏中。当时的统计方式，分类指标资料没有找到。估计这里没有把农家
自产自用的土布（未投入市场流通的）生产包括进去。我们只能根据当时棉纱用量
估计布的实际产量。当时工业刚起步不久，工业规模很小，工业用的棉纱较少，针
织成品也不多，它们的用纱量略而不计。出口有限，与进口相比，几不足道。前已
提及，依杜恂诚引用的材料，当时棉纺织品生产７７.８５万吨，自给率为７９％，
全国消费为９８.５４万吨。在三十年代多数年份纺织品进口数量不小。当时政府关
於棉布生产的统计资料中也无法统计进农民自产自用的数量。所以我这里采用严中
平的估计值，三十年代中期全国（严中平估计值中是否包括东北、台湾，不清楚，
我这里取它为包括东北、台湾的全国值）总用纱量为５７８.７公担，全用织布。当
时白布，宽０.８尺，长２４尺，重１斤；宽１.２尺，长４８尺，重２.５—３斤。
洋布幅宽比土布大。因为布的厚薄不同用纱差别较大。不过平均起来每磅纱大约能
织３.３３码标准宽度的洋布，约每公斤纱能织６.７１米，上面的土布如以１.６尺
计算，每公斤能织８米土布。我们平均以每公斤纱织６.７１米布计，５７８.７公
担能织３８.８３亿米。就我国抗战前三十年代中期状况，我国工业和非人民生活消
费用纺织品及其有限，所以我们把它略而不计。把上述生产数除以４.３６亿人口，
人均８.９０米（如除去台湾人口则人均可达９米）。按７９％自给率，加上进口布
料，全国人均消费布料１１.２７米。如按全国消费９８.５４万吨棉纺织品计算，
人均消费纺织品４.５２斤，折成布１５.１６米。纺织品面对东洋鬼子倾销。价格
步步下跌。有钱就可以购得。可见当时布可以满足人们需求。上面计算和表１.１４
没有包括丝绸、呢绒、麻类、针织内衣裤等织物。
根据《中国消费结构学》（第９１页和第１８６页）引用资料，１９５６年
、５７年、５８年，中国职工家庭年人均棉布和棉布衣消费量分别为１３.６７、８
.５２、８.９６米，呢绒、绸缎人均不足０.２—０.３米；１９５７年农民消费棉
布５.６６米，１９７８年每个农民消费棉布５.６３米，化纤布０.４１米，呢绒绸
缎不足０.２—０.３米。中国大陆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直至毛死时，布的供
应是按人头供应。南北方由於气候差别，供应不同。表１.１４是毛统治时代的人均
布消费量。其中１９４９—５１年是根据布的生产量除以全大陆人口数，１９５２
—７６年是根据布的商品零售额除以人口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尽管国内供
应不足，但棉纺织出口量已不小，到６０—７０年代纺织品出口量更大，我们只以
布的零售额来计算人民消费布的水平，这里的布包括化纤布。这里计算出来的数字
比《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４》第２５７页所裂的几个年份的人均布消费量少０.０
４—０.１８米，因该处只列几个年份，所以我这里以上法计算给出）。由於毛统治
时自一九五二年起棉花收购量除一九五四年外均占去生产量的８０％以上（仅１９
５４年为７７.９％），不少年份收购量都在９０％以上，农民留下的一些棉扣除棉
絮用棉外，家庭纺织有限。因此，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不会太多
。在１９４９年—５１年农民家庭自己纺织自己用会多些，但内战刚结束不久，棉
花产量不高，收购一部分後，所余不会太多。因此土布生产应是有限。由於无资料
，无法计算。不过，可以估计到，１９４９—５１年间，加上自产自用的土布产量
，当时大陆人均年用布量也不会超过５２—５７年间水平，这一点大概可以确定。
从表１.１４，我们不难看到毛统治整个时期（一九四九年是大陆统治易手的交接期
，列於表中只是参考用），只一九五九年人均布料消费９.４９米，其他年份人均布
料消费水平都在８.５０米以下，比前述三十年代中期的人均布８.９米（不包括进
口）低。如
表１.１４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人均布消费量（单位： 米／人）
考虑三十年代进口的棉织品，在毛统治的多数年份中，每人消费的布料只及三十
年代中期人均消费的１１.２７米的１／２—２／３。由於三十年代人均布生产８.
９米左右尚需进口才能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毛靠专制手段，人民人均消费布比上
述数字低得多还出口。可见，在毛统治整个时期，从平均水平说，人民的衣着是可
以以“缺衣少穿”来形容的。表１.１４表明，１９６１、６２年人均仅２.８５、
３.６６米，一年都够不上做一套衣服，仅够一件多衣服。难怪沈醉在《战犯改造所
见闻》（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第３１３页）说：“我在１９６０年特赦後从西安
乘汽车去兰州看到平凉附近一个村庄许多人在地里劳动，一看到我的汽车经过，不
少人赶紧蹲了下去，我还以为这些人要在地上拾砖头砸我。随同我的一个在甘肃工
作的旧部告诉我，这些人蹲下去是因为她们没有穿裤子。我不相信，停车一看，果
真不少是十几岁的姑娘，全身晒成棕色，都一丝不挂在劳动”。由於布是凭证供应
，布票如粮票一样，除了毛统治初期不发这两票，终毛死去，在毛统治中国大陆的
绝大部分的时间中，这两票实际都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做为有价证卷使用，更有不少
人以倒卖两票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人民在衣食方面都短缺得厉害。
应当承认，由於工业的进步，机织布质量比手工织布质量高。但这是世界科
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从穿着温暖角度和每人布的年消费多少来衡量，由表列数据比
较表明，中国大陆在毛统治时人民布的消费显然比我国三十年代中期差得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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