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曾经消失的自由撰稿人在九十年代迅速增
多。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成果大致可分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纯艺术作
品、纯学术作品、社会政治见解的独立表达。基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各不相同，受
到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制约。自由撰稿人虽然目前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用
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不应低估。
一、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消失与再生
自由撰稿人，英文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指未签约的自由作家。在当今中国
，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於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
又以写作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
本来，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自由撰稿人这
种称呼，但文人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入仕作官，二是在野为民。虽然士的普遍理想
是入仕，但隐逸山林的自觉者也不鲜见。还有不少文人入仕不成，於是舞文弄墨，
一吐胸中块垒。如曹雪芹、蒲松龄等人笔下的千古不朽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古
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在野文人买文为生的社会机制。曹雪芹文章写得那么好，仍然是
举家食粥酒常赊。
到了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发展起来
。於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人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
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
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现代商业书局和期
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吴福辉在一篇
讨论现代期刊的文章中谈到：“中国期刊的稿酬正式成为制度，据说始於《小说月
报》。该刊一九一零年创办时，即首订征文条例：‘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
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当时的
物价，查鲁迅最早一九二一年的日记，《李太白集》一部四册是二元，三人在广和
居吃顿饭是三元，到日本医院看病，初诊费是二元，比较贵的是洋行的领结一个六
角五分、进口皮鞋一以五元四角。可见商务的报酬，足够养育一勤奋的作家了。”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
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
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虽
有新闻检查，但毕竟从制度上没有否定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夏衍在他的回忆录
《懒寻旧梦录》里谈到，他当时从事的虽然是职业革命家的活动，但他自己的经济
来源却一直是靠自由撰稿。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领导成员後，被问及每月从组织
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五十代初起，政府逐步将一切有关新闻出版的机构全部控制起来，不容许
私人染指。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
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
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对於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
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门须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
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後才是他自身。政权通过
控制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感情表达方式。只有
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和称病回避编入单位的无名氏等极个别的文化的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单位人”的例外，但他们儿也不可能发表独立的思想见解。自由撰稿人这一
社会角色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完全消失。从延安时代起就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
小资产阶级来改造的毛泽东，取得政权後终於找到了一种从整体上驯服中国知识界
的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
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
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出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
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多的时间
便被官方严厉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
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农场、工厂等非文化部门，於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
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的写作当成了主业
。於是，产生了一批自外於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杨东平在《城市
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
、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
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
冬天返回北京之时，在众多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一
九七零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
是一九六五年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接触了
当时的现实，他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後来被打成反革命
。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
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金星的《历史哲学》，
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多少年之後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
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
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
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时期，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
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始於七十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
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义的撰稿人。这些自由撰稿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
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
、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於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
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的角色规定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
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他们甚至没有与民主墙、民办刊物中那些年青的自
由知识分子为伍的热情。因为他们是老师辈，後者在他们眼里至多是学生，并且认
为是不成熟的学生。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独
立意识。他们不再相信任何外在的承诺，而是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
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掌握，我的前途靠我自己争
取。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不归路
。
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了静悄悄的却是十分深刻
的变化。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纷纷实行企业化管理，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变成经营
文化的自负盈亏的企业。这些企业名义上有党政机关主管，实际上拥有独立的经济
利益。原先主要服务於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逐渐变成主要受市场指挥的经济细胞。
这样，一些报社、出版社的作者的关系，就成为采购与供货关系。即然是采购，主
要就看你生产的东西是不是适销对路。至於你是谁，便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你的
属名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效应，哪怕官方不喜欢你，市场照样对你表示青睐。
这样一来，一些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一下子成为文化市场的明星，身价倍增
。许多老人看不惯，也无可奈何。尤其是随着粮票证的取消，户口的意义急剧减弱
。一个文化人只要拥有了市场需求，他就可以不受单位的制约，甚至不要单位了。
自由撰稿人在九十年代迅速增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对文
化人完全包下来的体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呈大厦将倾之势。在朝着市
场取向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不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日益捉襟见肘。报社
、出版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被推向市场，自负盈亏，无形之中使一批文化人
服从市场的自觉超过了服从政府的自觉。而作协、文联、社会科学院一类没有企业
化的文化单位，继续靠财政拨款为生，大多十分拮据，一般的只能发放基本工资，
而无业务活动经费，有的连工资也不能保证。这些专门管理文化人活动的单位已经
成为财政的欲以甩脱的包袱。这样，政府就陷入一种两难困境：又想让文人听从摆
布，服从控制，又拿不出大量经费投入文化事业以稳定军心。这种局面同时使每个
文化人不得不思考一个十分现实、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皇粮”还能吃多久？於
是，原来的文化队伍呈现出一种飞鸟各投林的纷繁局面：一部分文人不甘贫困，下
海经商：一部分文人脚踩两只船，半文半商、或半公半私；恪守国家公职人员角色
，为政府舆论导向尽职，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为荣的文化人为已为数不多。在这种
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毅然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很自己的选
择。另一部分人，比如一些专业作家、一些大学教师、一些研究部门的学者，虽然
还在吃着“皇粮”，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主要精力投入方向、主要活动方式、主要
收入来源渠道，已经是独立撰稿，所以可视为准自由撰稿人。一旦皇粮断了，他们
马上会成为完全的自同撰稿人。由此不难预见，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取向的进一步深
化，自由撰稿的人行列还将进一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自由
撰稿人的催生婆。
二、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自由撰
稿人的
达空间的。当时的舆论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用当时的一句流行的口号来形容，那
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九亿中国人，只有一张嘴有发言权，其他都是留声机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进而否定了历史上多次左的错误，这就从深层上粉碎了现代迷信和个人崇
拜，民间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不是那个领导人可以任意关闭的了。从对现代迷
信的信仰危机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这
种背景下得以公开走上舆论舞台。九十年代初，曾力图将已经开放到一定程度的表
达空间重新缩小，但实行过程中已力不从心。过去一度统治精神领域的那种舆论一
律的格局，已经被觉醒的广大接受者所唾弃。不论是评价历史，还是评价现实，不
论是评价思想，还是评价艺术，都已无法退回过去的价值标准。如果说，五十年代
，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化上处於攻势，把一切异已的思想观点、学术思潮、艺术贝尔
格莱德和流派都一一打入另册，并吸引了相当多的文人主动地为这口诛笔伐，斗出
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局面；那么，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语话则处於守势。
其架式已经不是主动进攻，而是消极防范。比如限制报刊品种的增加，限制内部报
刊的发行范围，规定出版社书号的数量，等等。在内容上，也只以不公开反对政府
，不公开批评领导人，不露骨宣淫等最後防线为限。虽然也以口头打招呼的方式限
制新闻出版的内容，但因不便公开宣布，其约束力已经减弱。况且现代人的精神空
间何其广泛，限制者总是防不胜防。这就为自由撰稿人留下了足以游刃的表达空间
，在学术、艺术和大众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当然，在政治领域表达空间还比较狭窄
。
自由撰稿人群体之所以能够日益扩大，不止要依赖於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依
赖於一定的传播空间。传播空间实际上就是市场空间。据李桂海估计，全国现有二
千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一千二百亿字。”如全国有二十万从业记者，“一年也
只能写五百亿字的稿件，还有七百亿字要依靠社会供稿。”李先生归纳，社会的供
稿者大体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先约记者和通讯员，三是所谓的“
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场的产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现在江、浙
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小县城，现在条件好的大多已地临北京、上海、广州等信息灵通
的大城市。他们多以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新闻为主，对象以文艺体育明星为目标，有
的还购置了电脑，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较齐全的资料，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某一方面新
闻写作的权威和专家。他们一般一个月能写几万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较高，稿
费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报纸如果一年需
用外稿七百亿字，按千字二十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十四亿元，假如其中有十分之
一是自由撰稿酬人所写，是一点四亿元。按一个自由撰稿酬人一年平均三万稿费的
收入，可以养活四千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
万人的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从现在看，全国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计不足千人
，所以随着图书报刊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这支队伍还会扩大。”
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大众文化消费品、
纯艺术作品、纯学术作品、社会政治见解的独立表达。第一类以大众文化为基本取
向，後三类以精英文化为基本取向。
大众文化消费品的表达空间是虽然还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但他的传播空
间是和市场空间连意识形态话语也望其项背。由於作品的巨大市场效应，这些大众
文化消费品的生产者靠自由撰稿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因为接受者的空前广
泛，对意识形态亦有无形的消解力。
以精英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虽然并不狭窄，但其传
播空间和市场就不能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比肩了。目前，中国大陆以精英文化为主
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大致有如下几条表达渠道。
一、出书。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是拥有广泛读者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书虽然决
非大众文化，但在市场上仍可盈利，所以出版者积极性很高。自己撰稿者也能获得
相应的收入。
二、在精英文化圈子里的刊物发表。这些刊物虽隶属於官方认可的出版社或
群众文化社团，但实际上官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人刊物
的性质。
三、在报纸的副刊、星期刊、周末版发表。这些报纸版面本身的性质是大众
文化。但有一些有眼光的报社，哪《南方周末》，也辟出随笔专版或其他专栏，面
向知识分子，用精英文化提高自身的品味，这在无形中也给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
取向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传播空间。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许多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会的变迁，已
经使知识分子不再视在海外发表文章为畏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报刊和出版机
构也需要和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信息。一些自由撰稿人的文章由於超越了官方
意识形态的规范而难以发表但到国外刊物则较少障碍。挣国外的稿酬也成为一些自
由撰稿人衣食无忧的保障。
还有一些从事影视创作的自由导演，如张元、吴文光等，实际上也是自由撰
稿人。因为政府对影视的控制更严，所以影视界自由撰稿人还没有获得赖以生存的
基本的表达、传播和市场空间。
当然，在中国大陆言论出版自由尚无实质意义的情况下，大陆的自由撰稿人
不同於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中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在英语里是ＦＲＥＥＬ
ＡＮＣＥ，它主要强调的是不按团体的路线自由行动的人，是未签约的不属於任何
公司的哪些人这种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已经完全实现言论自由的民主体政内才可能出
现。中国大陆自称为自由撰稿人的知识分子目前还不具备这种外部环境，他们还需
要努力创造和争取。
当然，为市场写作并不等於自由。市场规律本身意味着另一种不自由。文化
产品的消费者有自己的口味，完全不照顾消费者口味的文化产品是没有市场的。因
此，为市场写作本身潜伏着驱使撰稿人媚谷的诱惑。有一位自由撰稿人曾这样表达
自己的选择：“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绝不愿意生产读者读了就迅速忘记或者根
本就读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写每一部小说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写，这是因
为我确实特别喜欢干文学，而且深深觉得文学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对文学不认
真，我就是彻底背叛自己了。我纯粹是要吃饭才写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饭，还要
靠写作养一个今年要读一年级的女儿，附带还要养老婆，因为老婆工资很低。所以
我很勤奋，必须每天写，都会有饭吃。我没有工资可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面对电
脑干出来的，哪里稿费高，我就往哪里跑。”金钱的压力会使许多自由撰稿人为了
赚钱，於不知不觉中放弃精神王国的跋涉，而滑入对大众文化消费潮流的拼命迎合
之中。这对於以大众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顺理成章，但对於以精英文化为
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却无异於失去自身。从目前来说，主要的自由障碍还是政
府对舆论的严密控制。有些文化产品即使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只要有某种不利
於统治者利益的因素，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查禁。但从长远看，对自由撰稿的制约
因素将主要来自於市场。
三、中国大陆自由撰稿人出现的文化意义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发展，有如一只报春的燕子。虽然他们在当
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第一，自由撰稿人主动挣脱单位和政府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於整个新闻出版
的变革是一种促进力量。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使官办舆论的从业人员有了潜在的竞争
对手。随着不断的实力较量，自由撰稿人的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将对官方舆论的从
业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民间的挑战可能促使政府对新闻出版的管理方式作出
改革或让步。
第二，自由撰稿人目前多是在政府控制力较差的领域运作，比如非党报刊。
这在无形中增强了非党报刊的影响力，无形中使这些以娱乐、消费、实用或某一专
业为宗旨的报刊家逐步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舆论的职能，演变成民间的传播媒介。在
一个严格控制舆论的环境中，自由撰稿人天然地将充当民间声音的代言人，因为他
不对某一具体单位负责，这种相对自由使他们有可能代表更广泛大众的声音，以对
公众和道义负责的精神表达自己愿意表达的观点，一些官方有意隐瞒的信息就有可
能通过自由撰稿人传播出来，从而结束舆论一律的局面。
第三，虽然目前自由撰稿人中有一部分是求职不如意的年青人，他们成为自
由撰稿人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个社会群体将发生变化，
被动的成员将转为主动，盲目的成员将转为自觉，一些有成就有名望的学者、作家
、记者和编辑也会主动放弃官方提供的待遇，而侪身於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之中。自
由撰稿人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正是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因而，随着社会的变革，
这个群体中很可能还将产生出一批新型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舆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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