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内控”

                   ——一个大陆作家刑满释放後的悲哀

      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之行，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直播克、江记者招待会，一些
人欢欣鼓舞，认为中国民主呼之欲来，中国马上会大变样。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
且不说继续逮捕异议人士，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即使中共现有的法律也未能付诸实
施，认真、表里一致地执行，而是搞两面派。如法律规定“犯人”刑满，便享有公
民权利。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对政治犯，你仍被“内控”。

      这方面我有痛苦而切身的体验。

      对大陆的政治犯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於它把你投
进监狱後你会受到种种不人道的折磨，还在於你即使从铁窗里被放了出来，表面上
“恢复”了自由，又成了一个可以享受公民权的合法公民，而实际上你仍被列入另
册，仍会受到种种令人心寒的不人道的对待。有期徒刑尚是有期的，笼罩在你头上
的阴影则让当事人惶惶然了无终日。

      九三年十月，当我携长篇纪实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前往深圳参加
９３’全国优秀文稿拍卖会时，在上海火车站被一伙特殊身份的人以绑架方式抓了
起来，投进看守所关押九个多月，然後以所谓“泄密罪”判处“缓刑”一年。

      我撰写的《文坛内幕》，取材於前些年我在上海市委供职时跟本市文化界打
交道的经历，多为文坛上的一些遗闻逸事，间或对上海的官僚主义也作了点批评，
也许正是这一点触痛了某些仍在台上的人，为自己招来了这场牢狱之灾。不过，文
章还没发表就以“泄密”治罪，也可算是九十年代的一大奇闻了，此事海外媒体报
导过。

      九五年八月，一年“缓刑”期满，也就是说，我又成了一个合法公民。我并
不奢望我遭遇的这场文字狱能得到平反，但至少，我又可以象正常人一样过一种正
常的生活了吧？我的这种天真的愿望很快就落了空。须知，你虽是个公民，但你是
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尤其是一个吃了政治官司的刑满释放分子啊！在中国，你
一旦戴上“刑满释放”这顶帽子，你就必须处处比别人矮三分。

      首先，你原来的饭碗不让你再端起来了。我被关押判刑前拿的饭碗，是上海
画报编辑部的采编，虽从市领导机关调到这个位置上时间不长，业务上还是在行的
。刑满後，口头上也说在工作“安排”上不会岐视我，但就是不让我再回画报编辑
部重操旧业，理由是人员已“满”。我据理力争，争了几次，最後单位一把手压低
声音向我摊了底牌：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只是执行，你犯的是“泄密罪”，上头
不准你再干画报采编工作！喔，原来如此。上海画报双月一期，公开发行，莫非为
画报拍几张照片、写几篇报道还会“泄”什么“密”不成？但既然已摊了牌，我自
无话可说，或者说，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我在吃官司期间，旁人都“普加”了一次工资。一年又九个月的官司吃完了
，虽不敢企盼也跟旁人那样“普加”，至少，维持个原来的水平吧？哼，你想得倒
美！刑满释放者，“行政降两级”！还拿出什么条文给我看，以表明这是国家的“
政策规定”。

      我进班房前，画报采用过我拍的一些照片，按例要给作者一定的稿酬。吃完
官司後，我要单位兑付尚未给我的几百块钱。说要“研究研究”。研究了好半天，
回答说这笔帐早就结掉了，过期作废！稿酬赖帐，未必有“上级指示”或“政策规
定”吧？明知是有人故意卡你，你也只能忍着。虎入平原被犬欺，谁叫你是个吃过
官司的政治犯呢！

      九三年十月我在火车站被绑架的同一天，一批训练有素的人闯进我的家里进
行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一张小纸片都不放过，装走了满满几麻袋一个公民家
庭的私人合法财产。抄家者想从中挖掘出《文坛内幕》作者“里通外国”与“出卖
情报”的罪证来吧？可他们最终大失所望。

      从看守所出来後，我要求归还被抄去的私人合法财产。“文革”後还有个“
落实”归还抄家物资政策呢，凭什么“文革”过去十几年了，青天白日之下还有人
想抄谁家就抄谁家想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迟迟没人理睬。

      有一天，忽然让单位通知我，说要归还部分抄家物资，叫我去看守所领。

      大部分私人信件、文章底稿、身份证件、照相机、胶卷、电脑等是还给了物
主。

      可还有不少信件、底稿、日记、写作素材等等不还。在抄去不还的文章底稿
中，有一篇是我妻子写的《瞄咪》，主人公乃我家的那只大白猫。佛教大居士丰子
恺先生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篇《阿咪》，还配了画，结果一帮专搞阶级斗争的圣斗
士定上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时过境迁，天子早已不姓毛了，莫非有人
从《瞄咪》里又发现了什么新时代的犯罪踪迹不成？

      还来的那台电脑，我请电脑商店的行家作了检视。打开机箱，只见机内比较
值钱的内存条已被拿走，硬盘等主要部件已被电脑高手彻底破坏，电脑实际上成了
一堆废铜烂铁。这种比强盗还野蛮的行径，真叫人没法理喻。我在九二年购置这台
２８６电脑时，花了四千元钱，这相当於我当时两年工资奖金津贴等全部收入的总
和。我虽在上海最高领导机构供职多年，却是真正两袖清风，全靠一点比较低的“
赤膊工资”过日子，我不食烟洒荤腥已有多年，夏天从不吃冷饮，每月工资除了买
几本书，很少花钱，偶尔买一件最便宜的衬衣要穿好几年。可是，我省吃俭用勒紧
裤带好不容易才买下的一台电脑，却被人说搬走就搬走！到时候还“还”给你一堆
废铜烂铁！天底下还有没有最起码的公道德与良心？！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当官的
巧取豪夺、大捞特捞，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的世界最先进的手段去查查这些人贪脏
枉法、鱼肉百姓的卑劣行为，却要对我这么一个无非写文章批评了一点官僚主义的
正正派派的守法公民如此无情？！

      我要求抄家者赔偿我的损失，可几年来根本没人理会一个刑满释放的政治犯
的哀泣……

      为了度过我目前经济上的难关，我搬到老母家里同住，把我已购下的产权的
私房暂借给别人，每月可有点收入。不料，在九七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中共召开
“十五大”的第四天，一伙民警和“联防”队员在凌晨三点和五点闯入我的屋里，
气势汹汹地盘问我的房客，还擅自打开橱门检查物件。里弄里议论纷纷，说我家又
“出事”了。我的房客受不了警察骚扰和邻居的风言风雨，吓得当天上午就从我屋
里搬了出去。

      第二天，我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封挂号信。我在信上说：


      我把私房借给别人暂住，并不犯法，警察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我的住房，直
到把我的房客逼走，究竟是为了什么？虽然我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可我的公民
权已经恢复，难道对“刑满释放分子”就可以随便侵犯他的公民权利吗？

      本来我已不想再写信给您了，写了，你未必收得到，收到了，也未必会过问
。在中国，吃冤枉官司的并非我一个人，平反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我运气不好吧，
只要还勉强过得下去，也就算了。可现在看来，有的人似乎不把我逼上绝路，不会
甘心。……我请求您，讲一句话，叫有关部门不要再骚扰我和我的家人了，行不行
？


      这是我遭遇这场九十年代的文字狱以来写给江泽民的第三封信，要求已越来
越低。本来，已不想再写，因为写了也没用。但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天苍苍，地茫
茫，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不知还有谁能救我。“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凌驾
於民主和法制之上，为所欲为，太可怕了。我个人即遭非死亦不足惧，作为一个佛
门弟子，相信人死後无非转世换个活法，没什么大不了，但我不忍让我的家属老是
跟着担惊受怕，前年我的妻子已因惊骇过度而大病一场，住了几个月医院，直到现
在也常会产生一种无端的恐惧感。

      新的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来。前两天，忽接西北某出版社来函，决定中止
他们跟我签订的一本书的出书合同，理由是该社近几年积稿较多、对明年选题做了
较大调整云云。我马上意识到，他们一定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不
然，决不会干出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

      九五年八月，我“恢复”自由後，即向单位请了两个月事假，前往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到我早已心向往之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去学习采访。那儿真是一块神奇
的佛学净土，在海拔四千米的青藏高原上，有数千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众弟子，在晋
美彭措大法王的传承下修学密宗宁玛派大法，他们中有大学讲师、政府官员、公安
干警、艺术名流、电子专家、公司经……

      回到上海，我根据自己这趟赴藏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创作了长篇纪实文
学《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凡看过这本书（软盘）的人
，都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可读性和社会价值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为了让这本书能在国
内顺利出版，我写作时尽量避免了任何可能刺激当局的文字。

      半年前，我曾将《宁玛的红辉》主要内容请上海佛学书局有关人员看过，一
位经办人对出版此书很有兴趣。可是，等她向市宗教局汇报之後，不得不带着遗憾
告诉我：“作为我个人，确实很想把这本书推上去，可是上头不同意，他们都知道
你，你是不是在市委办公厅工作过……”

      据说九四年上海曾发过一个对我开除党籍的通报（至今没给本人看过）。既
然已经上了黑名单，我一开始就没指望上海哪家正规的出版社敢出版我写的书——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作家，我写书、出书是完全合法的行
为。但是，象佛学书局这种似乎是纯出版佛教类书籍的半民间性质的团体，也如此
受掣於党的鼻息，却是始料未及的。我想到外地去碰碰运气。九七年夏秋，我再赴
青藏高原学习采访。重访五明佛学院，副院长丹增嘉措活佛仔细审阅了我带去的稿
件，并以密偈为我的这本书题写了序言。法王也对我的这本书给予肯定的评价。我
用佛学学院里的电脑重新打印了一套根据活佛和堪布意见作了些修改的稿子。

      到了西北某地，我毛遂自荐，把《宁玛的红辉》交给了当地人民出版社老资
格的编辑室主任孟先生。孟先生认真读了我的稿件并向社会作了推荐。这家出版社
对出版这部书稿很有兴趣，对书的发行前景十分看好，不仅社务会议一致通过，而
且一位省出版局副局长自告奋勇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出版社很快跟作者签订了正式
合同，确定半年内出版发行，稿酬优惠，按一定比例版税计。副局长还向我保证，
一定会以最好的质量印这本书……

      可是，忽然一个晴天霹雳，将你充满希望的努力击得粉碎……作为一个作家
，没有比不让你的作品跟读者见面更严厉的惩罚；作为一个佛门弟子，没有比不让
你宏法的声音被听众听到更不幸的悲剧。

      十五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至上海市委工作时，曾看到过一份上海“民
主分子”的“内控”名单，列着傅申奇、李建明等几十人名字。上了名单的人，他
们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受到监视，时不时还会受到点骚扰，而且，除非你後来得到某
强权人物的赦免和庇护（这往往只是一种例外），否则，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种
被“内控”的可怕境地。

      现在，我也尝够了被“内控”的滋味。关押判刑期间，不用说了。刑满释放
後，我的行动被监视，我的住宅电话被窃听，我与国外的通信被重点检查（好几封
信件莫名其妙地被“遗失），我的私房被骚扰，我的出书合同被撤消））

      我不知道，文字狱到底有完没完？我不知道，我这个合法公民哪年哪月才能
从“内控”的阴影中被解脱出来？我既不从事民运，也不过问政治，对我尚且如此
，对那些民运和异议人士又将如何？不敢想像。

      天色阴沉，阴雨连连。但我仍相信，改革开放、健全法制的大趋势乃是民心
所向，不可逆转，乌云一旦散去，天空就会晴朗。想起了唐代高僧寒山与拾得的一
段对话：

      寒山问拾得云：世人谤我、骂我、轻我、辱我、欺我、笑我、骗我，如何处
治？拾得云：只得忍他、让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等几年，你且看他，有
他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