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八”：借助水灾？
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从神州大地上才刚刚过去，民众灾後重建的艰巨工作也
才刚刚开始，中共当局却已经迫不急待地宣称“抗洪救灾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更甚者，虚荣心极重的江泽民在会见外宾时，还频频声称“坏事变好事”，“
灾後重建有利於刺激经济增长”，“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的目标有望实现”，
云云。若干御用文人也奉旨舞文弄墨，称“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长江防洪工程经
济效益巨大，为投入资金的十一倍！”肉麻十足地为现政权涂脂抹粉。
殊不知，就在他们大言不惭之际，湖北省一百六十七万灾民正无家可归，一
百九十七万人缺粮挨饿；占安徽省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灾民也正在挨冻挨饿；江西
省的灾民因饥饿难当而公然哄抢为数有限的赈灾粮；东北地区部分群众因为饥寒难
当而与当地干部频生冲突；除此之外，水患後引发的瘟疫也正在一些地区蔓延；而
局部地区的水位仍在警戒线上，被长期浸泡的堤坝有的依然危如累卵。不错，特大
水灾的发生，并不全都是坏事，它至少让人们认清了若干痛心的事实：多少年来的
乱砍滥伐，乱造耕地，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荒山处处，泥沙淤积；加上官僚
们贪得无厌，大肆侵吞和挪用防洪物资，忽视堤坝加固，降低防洪标准，致使许多
处江堤薄弱成为隐患，今年九江决堤处，竟然爆出事先以竹筋代替钢盘的惊人丑闻
，足见地方干部的贪污腐化到了何等不可救药的程度！特大水灾之後，人们终於开
始认识到“天灾八九是人祸”的道理，而这些天大的“人祸”，都是在共产党的领
导，乃至“号召”下闯出来的。
“大跃进”大炼钢铁，狂砍森林；“学大寨”毁林造田，越垦越荒；而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奸商与贪官相勾结，连直接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江堤建设工程也不肯放过，处处偷工减料，疯狂挪占吃用，由此酿出一次又一
次洪水泛滥，家毁人亡的历史性悲剧。
所谓“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长江防洪工程经济效益巨大，为投入资金的十
一倍”的天文数字，不知是怎样被那些媚骨的、反动的文人们造出来的？成千上万
的生命死亡，难以计数的经济财产损失，在这些只管领取共产党俸禄、而丝毫不顾
人民疾苦的所谓“专家”们看来，又该如何计算？敢说也是“经济效益”。
至於“灾後重建有利刺激经济增长”，因而“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实现”之
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无稽之谈，不错，如果只算产值，而不计成本，投入愈多
，产值当然愈大；照此逻辑，灾害愈多，则灾後重建和投资愈多，产值愈大，只要
灾害不断，8%的增长率目标岂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天灾人祸岂不都成了“天
赐良机”？如果到今年年底，中共当局公布出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8%时，可以想
象，其得意忘形之态将怎样地溢於言表；然而，人们啊，看清楚，其中，“灾後重
建”的庞大耗费，将会被厚颜无耻的当政者计入多少？
事实上，灾後重建，首先并不是增长，首先却是损失，双重的损失：一重是
灾害发生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一重是灾後重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
大投入，如果不发生灾害，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本来应该投入到可以产生巨大经济效
益的新项目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泽民在会见外宾时，还不忘自我夸耀说：自从当上军
委主席以来，今天才真正带兵“打了仗”，是最大的战役；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也声
称“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十三万官兵，还有二百多万民兵，这是解放军四九年
渡江战役以来，中国军队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好一场“内战”啊！殊不知，在这炫耀性词句的背後，所有开销，都动辄以千
万元人民币计，时至接近於二十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军人依然要靠“手拉手，肩并
肩”的人肉盾牌，来抵挡滔滔洪兽，真不知“四化”建设的成就何在？
天灾人祸後，应该是清醒的反思，痛定思痛，避免悲剧的重演；一些领导人
却惘顾数以千计的水灾死难者，趁机忙於标榜个人政绩，为自己树碑立传，此等恶
劣风气和丑陋行径，误己误人，更祸国殃民。
企业价格战：何日是止境？
众所周知，自从九三年当局实施银根紧缩政策之後，中国经济活力大减，按
照商界的抱怨，是“生意不好做”。过热的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过冷；通货
滞胀代替了通货膨胀，突出的现象是，物价不升反降，今年头三个季度，全国商品
零售物价指数又下滑了2.5个百分点，仅九月份，该指数就比八月份下降了3.3个百
分点，物价低，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也是“好事”，其实却反映了整个宏观经济形
势的灰暗，需求疲软，老百姓宁愿将钱存到银行，而没有购买商品的热情。低物价
，使企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因资金短缺、产品积压而处境艰难的企业，为
保住市场份额或挤占市场，还继续竞相降价、甚至低价倾销。这种价格大战，一方
面导致物价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也导致企业亏损加剧，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形
成低物价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4万零800户国有工业企业净亏损达67亿元人民币，
与去年同期盈利253亿元相比，减利增亏321亿元，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承认，这
种状况与企业同价格大战，低价倾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愈演愈烈的价格大战，
是导致当前国民经济效益不断下滑，国家税收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这一恶性竞争局面的形成，也在於多年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一些行
业生产能力过剩；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人民币死守价位，导致外贸出口减少
，更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削价倾销，还因为企业难以应付沉重的税费负担，不完全的统计显示，目前
经国务院和各部委批准的各种收费和基金，加上地方政府的各类收费和基金，就达
到了二千多种，总额相当於财政收入的40%以上，这一指标，使中国企业的税费总体
负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到30%，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企业背负
的沉重税费，和强加於广大农民头上乱摊乱派费用一样，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各
级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
企业不堪重负，转而嫁祸於企业的员工，除了裁工裁员，还裁减工资，甚至
拖欠工资，以广东省为例，仅今年上半年，各类企业拖欠员工的工资总额就达到两
亿一千二百多万元人民币，追讨後，仍然积欠六千九百多万元，因拖欠工资而引发
的工人闹事，在该省各地频频出现。去年一年中，广州市政府劳动部门收到的劳资
纠纷案件共两百二十一起，因拖欠工资引发的就有一百九十二件，占纠纷案件总数
的86.9%，足见该市企业拖欠工资现象的严重。
广信事件： 中国金融“黑洞”再曝光
日前，赫赫有名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破产倒闭，由中国人民银行收
缴了该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和经营外汇
业务许可证，停止其一切业务经营活动，中行还组织成立了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
关闭清算。
规模庞大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240家信托公司中堪称最有实力的
一家，是中国五大信托投资公司之一，其业务量仅次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是中国排行第二的外汇债券发行公司，矗立於广州市环市路的一栋六十三层超级
豪华大厦，是其威风一世的标志。
广信问题的暴露，源自其深圳分公司的资不抵债，其实，整个广信集团早已
百病丛生。广信集团自成立以来，共发行企业债券十七次，其中九次已到期，其余
大约十亿美元债券分别在2000年和2016年到期。到九七年底，该集团公司的总资产
为230亿人民币，而各项债务却高达到300亿人民币；广东全省的外债38亿美元，约
占去年底全国外债规模的3%，其中，仅广信集团公司的外债就高达20亿美元，短期
外债至少5亿美元。
广信丑闻早已败露，北京央行方面对它的调查也於年前展开，然而，却一直
对外封锁消息，关键的难题，在於广信事件触动了太多的权势人物和利益集团，众
所周知，广信集团的後台老板是广东省政府，广信一直号称广东省的第一扇融资窗
口，其所欠外债中，80%都用於省政府支持的项目。一年多来，因官官相护，调查人
员面临着重重困难而无从下手，如果不是因为该集团无法偿还美国、欧洲和日本等
西方国家的债务，广信无疑还将继续招摇撞骗。广信除发放了大量质量低劣的贷款
外，还开出不少信用担保，并为广东省多项大型基金项目做担保人，开出的保证揭
盖范围之广，令香港各银行在广信倒闭後，近期均疲於奔命，到处向香港企管局、
新华社等机构救援。
一年多的时间里，官僚们互相掩护，神秘转移，将那些真正造成企业严重损
失的责任人和管理者，推得一干二净，相安无事，而没有人知道，广信通过发行十
七次债券所筹集的上百亿美元到底去了哪里？外界盛传广信集团总经理麦智南被扣
，结果相反，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最大问题人物的麦智南，至今仍然在“奉命”负责
管理广信集团的非金融业务，到是与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有过结的“广东帮”
核心人物、原广东省副省长於飞为此被开除党籍和监视居住，其在香港经商的子女
被罚以巨款（还有多少“高干子弟”该罚？），使人们极容易联想到江泽民借机进
一步整治“广东帮”的良苦用心，使所谓“反腐倡廉”又一次重叠成为权力斗争的
代名词。
所谓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本身就是以“太子党”为背景和权钱交易结合而生
的怪胎，以政府支持的名义对外举债，涉及的外币债务数额到底有多大，历来是未
知数，现在看来，这一巨大的财务黑洞，足以抵销表面上庞大而坚挺的中国外汇储
备实力。
曾几何时，连广信集团的普通主管或职员，都能以个人名义到处购楼置业，
并能将阵地从广州、深圳、，一步步转移到香港，据其内部人士揭露，“九七”香
港回归前夕，广信成员们，在香港上市的上市，买楼的买楼，而且还是非上环、非
中环、非上亿港元的楼宇不逾，香港的主管或职员尚且如此，更遑论“上头”的大
官，和“上头”的“上头”。
广信倒闭事件，是继较早前中创集团和海南发展银行破产之後，又一起大型
中资金融机构倒闭破产大案，三起大案，都符合权钱交易和官僚腐败的模式，人们
不禁要问：全国二百多家信托投资公司中，类似的模式还有多少？事实上，中国金
融界早已腐化成风，帐外经营，小金库、高息揽存、恶性信贷竞争、主观任意经营
，有的贷款甚至不需要合同……
於是，当人们一度津津乐道地谈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时，却发现，中国金
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改革问题，而是整顿清理问题，呆帐坏帐堆积，银行信用
降低，信托投资公司负债累累，广信丑闻的曝光，举世震动，人们不得不问：中国
金融体系中的“黑洞”到底有多深？
打开中国金融黑洞，企业骗汇问题是又一扇门，外汇管理局於十月七日公布
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累计骗购外汇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下,能主动交代问题的企业
予以从轻处罚的决定》。在规定的48小时期限内，一批企业果然向外汇管理局主动
坦白了骗汇问题，到十月九日，两天之内，全国已有344家企业承认骗汇，骗汇总额
达7亿7300万美元和465亿港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骗汇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企业
，行内人士普遍估计，所谓“主动交代”的骗汇企业，充其量只占骗汇企业的10%以
下，也就是说，有大量骗汇行为仍然处於隐蔽状态。
继广信集团倒闭之後，国际信贷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和穆迪均表示，可能调低
五家受地方政府支持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评级，包括福建、上海、天津、深圳和山
东等地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企业，也属於兼有大量坏帐和外债的“广信模式
”。这两家颇具权威的国际信贷评级公司的评论，无疑沉重打击了中国金融体系的
国际信誉，中国企业的对外举债能力势必大打折扣。
今年二月，当时仍担任“总理”的李鹏在外访时曾大言不惭地声称，中国的
外债大多属於中长期贷款和项目贷款，极少短期外债，加上外汇存底厚实，中国绝
不存在象东南亚国家一样的金融问题，广信破产事件，直接推翻了李鹏的谎言或无
知；广信集团由八六年开始，即发行海外债券，而且借了大量短期外债，该集团向
人民银行备案的外债数目，仅占其总数的一小部分。
中国经济能暂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幸免於难，其唯一法宝和最後防线，就只
是因为资本帐不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旧体制犹存，否则，发生更多像广信
集团这种依靠大量借贷短期外债进行长线投资的事例，就足以令人民币币值崩溃。
前有信托公司，後有地下钱庄；上头是腐朽没落而无可救药的政治体制，底
下是无官不贪的大面积腐烂性腐败；周体病毒的中国金融体系，如果不大整特治，
难免随时引发如东南亚国家一样的灾难性金融危机。
农村政策：江泽民保守思想暴露无遗
水灾过後，中共高层召开了一个“十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农村和
农业问题，经过冗长的官样文章，公布了“决议”。决议的主要点有三：一是肯定
农村一级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二是强调各级政府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三
是坚持继续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
会议结束後，中国官方大吹大擂，强调该会的历史意义，甚至企图与一九七
八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一些海内外人士也以为中国
农村政策果真有重大转变，而寄予极大幻想。
回顾一九四九年以来，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已经有多次大的转折，最初是土地改
革，似曾也宣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们短暂地尝到分田分地的快乐，但好景不
长，大规模的公有化政策，很快将农民的美梦席卷一空，农民们重新丧失了土地的
主人翁地位，非但如此，毛泽东仿效斯大林、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实施工业品和
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政策，农民被迫低价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而高价购买工业品，
无地无权无利而倍受剥削的中国农民，因此在数十年间沦於极端贫困交加的境地，
一直到了一九七八年，万里、赵紫阳等人良心发现，在安徽、四川等地率先试行土
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开始让农民稍喘一口气。在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扩大实施，农产品价格大幅提高，
农民收回了更多实惠，但到了一九八四年之後，通货膨胀使工业品价格重新急剧攀
升，与农产品剪刀差再次扩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又大为削弱，更为严重的是，农民
头上的苛捐杂税陡然增加，共产党基层干部横征暴敛，大肆向农民乱摊乱派，使广
大农民负担超重，不堪其苦，三亿多农民仍然没有脱贫致富，除此之外，两亿多农
民成为过剩劳力，一亿三千万农民背井离乡，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农村社会问
题。
事实上，稍加剖析，便可以看出，所谓“十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是新装
旧涵，内容了无新意。其一，村民一级的基层选举和民主自治，是一九八七年从赵
紫阳执政时就开始实行，经实践证明是可行而比较成功的政策；既然经过十一年的
实践，表明农民们有能力自主安排他们的村一级领导机构，而没有出现一些令人忧
心忡忡的所谓“大乱子”，那么一贯被共产党认为“素质不高、不能实行民主”的
广大其他阶层民众，也应该得到他们天赋的自由表达和民主选举的人的权利。该次
全会，不但没有象外界所预期的那样，扩大民众民主自治的范围，比如，将村一级
民主选举扩大到乡镇一级或县一级，反而在原地踏步地勉强肯定村一级选举的同时
，又加重强调“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其二，宣称尊重农民自创精
神，其意义却很快被同时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所抵销，因而完全是一句空话；
其三，土地承包责任制，是早自一九七八年万里、赵紫阳等人就开始主张实行的一
项还地於民的政策。而“十五届三中全会”公然宣布延长该承包责任制三十年，说
起来，农民天经地义是土地的主人，“耕者有其田”，乃自古天理。又哪里用得着
靠共产党来施舍？又哪里谈得上什么三十年还是一百年？对共产党而言，说到当务
之急，应该是将半个世纪以来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老老实实地还给农民，并对农民
们遭受的损失和浩劫加倍补偿。
比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肯定地说，由江泽民所主导的“十五届三中
全会”，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走过场的、毫无建树的“全会”，那些寄望於江泽
民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人，是又一次该梦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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