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中国民运策略的若干思考

（一）


      海外民运公信力的降低，尽管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
因应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却并未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一个战绩平庸的球队，是
不可能获得（更别说持续地获得）公众的喝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人们已
经提到过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诸如民运领导者的道德操
守外，更重要的，还应当从民运的基本战略、策略，从民运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等
等上找原因了。
      无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民运策略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胡平的
《中国民运的反思》这本书；凡是打算要与之严肃讨论中国民运的策略的人都会首
先想到胡平先生。尽管胡平书中关於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并不逻辑地直接引向否认非
法的地下斗争，但是，起码他的基本论述重心不在於此。
      胡平的那本书，至多也只是谈到了“本应怎样做”或“应当怎样做”，但却
没有去谈（忽略？未及？）“由谁来这样做”，或“只有由谁来做，才有最大把握
导致某种预期的良性（选择）结果”。须知，当民运的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
刻准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做与由临时凑合而成“菁英群体”去做，绝非同一码
事。换言之，胡平的书只涉及了棋谱而未涉及到棋手（队）。然而忽略了这後一环
节，与那种棋谱、棋手两个环节一概不讲就要上场去与“专业棋队”对抗的赛事，
就其对弈结局而言，并无什么两样。可见在一个人民的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均
被剥夺殆尽的集权社会里，对於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临时性指挥机构
的背後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强有力的影响和运作，其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俗称：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倘将此话中的“看”改为“干”，即：外行干热闹（干
得欢），内行干门道，那就可说是一语道破了八九民运进退失据的真谛。
      有人认为“胡平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其实，这个判断未免失之太笼统，
因为除非此结论被严格地限制於这样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意义，即：“在那种其背後
并无有力的民运组织活动其间、且因突发事件引燃的群众自发性民主运动中”。换
言之，在我看来，胡平的所谓“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并非一般地不可操
作，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平时就训练有素的坚强民运组织。然而倘若民运组织
的建立，只能是如多年来一些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所一再声明的那样要以“合法性
”、“公开性”为前提（其代表性主张可参看杨周“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分别
载“北春”九五年一月号和《中春》九五年十二月号），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这种“民运组织”在大陆就只能是“无”了；如此一来，即使历史再给我们十次
民运高潮的机会，运动都仍旧只能是大伙儿“跟着感觉走”，从而难逃失败的厄运
。
       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尽管人们已经论及了许多缘由，但当机遇降临时，以
一支临时凑成的业余棋手去挑战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棋手，恐怕应算一重要原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在大陆内部民运方面可说是并无专业棋手队伍，这当然与
中国民运本身在当时的成熟度有关。因此，相对於胡平的结论，我认为，八九民运
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恐应为：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
，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的“体制外”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合法斗
争这样的自觉程度（请回忆一下六四以後的流亡菁英们对民联的“疑虑”；更何况
，即使是民联本身，似乎对“地下组织”、“地下斗争”也不是毫无“疑虑”的）
。别说89年，就是在今天，大陆民运的主流部分难道对此就有所共识吗？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多年来几乎已成了时髦词儿的“民运低潮”，难道不可
以认为导致这持续“低潮”的诸种因素中也有民运自身的一份责任吗？难道不可以
认为正是由於我们被自己的那些个以为离开了干“建设性合法反对派”外便无事可
做的心态束缚了手脚、从而使民运失去了好些历史机会吗？其实，政治高潮＝客观
危机＋主观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运高潮是要靠民运组织积极有效地去促成才
可能到来的。因为尽管政治危机的积聚常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发则往往
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譬如八九年春，谁又能料及胡耀邦会猝然辞世呢？）。更何
况历史的机遇往往还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民运组织倘若没有靠平时多年积蓄、操演
练就的捕捉政治危机的敏锐素质，没有遍播於中国大地的民运种子，届时那就很难
做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後扼腕叹惜了。民运组织的这种
基本素质与形势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会又一次失
去历史的良机。远的不说，起码去年夏秋的保钓运动，多么好的一次本可大发动的
机遇，就因民运在国内其实并无有力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今天实际又只能以地
下状态存在──准备，我们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历史的机遇，对於有准备者和无准备者是大不一样。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
一下触发的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赵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
公共活动空间而所作的准备有关。然而六、四以後，中共也在作“中国专制的反思
”。从中它大概也总结出了个“八字诀”，叫做：剿灭萌芽，封死空间。问题的要
害并不在於中共控制的收紧，而恰在於，中国民主力量似乎只会跳一种舞步，它不
能及时地随着场景的转换而自如地改变步幅。但倘若民运再这样自我设限下去，即
使有一天中国突遇什么偶发事件，那么，我们仍有可能会象去年骤然升起的保钓运
动那样坐失良机的。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民运的排拒地下组织，最终导致了八九民
运因不能进退自如而失败的话，那么，倘九十年代我们再继续排拒地下组织、地下
活动，中国民运就很可能在大陆因既失公共空间又无秘密空间而难有落脚的根基了
。
      今天的中国民运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国外，民运都
倍感势单力薄、孤苦无援。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将其组织现今存在的意
义已缩减到“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万润南），或“三十七计撑为本”（徐
邦泰），就足见其窘境了。而另一方面，国内民众的自发地抗争则此起彼伏、延绵
不断。请看看大陆各地时有所闻的工潮、农潮、抗捐、抗税……，特别是今年五月
以来湘鄂皖赣连续发生的有五十万农民参与的抗争和四川绵阳以及武汉工人的大示
威，等等，都可说已在预示着另一波民运高潮之机的降临。然而，倘民运不去同这
些与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着相当广泛阶层的参与、且已发展到一定
的规模、已使中共焦头烂额的人民自发的抗暴斗争相结合，它又怎能获得大陆民众
的认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气不足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来，我以为甚至可追溯到与中国民运自七九
民主墙被镇压後就一直被一种“沙龙化”的倾向主导着有关。该倾向的一个最主要
特征就是鄙薄民众，傲视民众，尤其是视最下层的工农基本群众为群氓；只看到民
众盲动的破坏性力量，看不到民运本应植根於其中的深厚伟力。那些大声呼唤着“
中国应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朋友，似乎忘记了当年西方各国的那个与封建贵族
作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其实际上是背靠着比他自
身宽泛得多的第三等级，实际上是作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而叱咤风云的。因而
这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着自己的那同质性小圈子，盯着上层或国际，即将民运组
织的运作，多局限於知识分子群；将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过多地寄托於中共上层的
权争和国际民主力量的奥援，而忽略了本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作的对国内民众
之自发抗争的引导和升华。
      然而，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倘若自身没能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中共上层
的改革派凭什么愿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你几个如流亡小团体般的民运组织身上？同理
，外界（台湾、华侨、世界民主势力）又凭什么要向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可见
，中国民运得首先设法靠自己的力量立起来。自己都站不起来的人，别人是无法帮
、也帮不了的；没有相应的实力，也就谈不上有吸引同盟者的资本。那么若问中国
民运应该从何处去聚集起自己的实力呢？在我看来，除了那遍布中国大地的老百姓
，我们又还能从哪里去发掘到那既深且厚、能让中共专制势力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且可以持续地吸引到外界认可你、支援你的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民运要走向
高潮，就必须从“沙龙”的清谈中走出来，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去与国内工人的罢工
、农民的抗捐；与几乎任何公众场合都能听到的对中共官僚之控诉、声讨的“牢骚
”和“幽默”；与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对中共专制制度的自发
的不满与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才能造成应有的声势，才能对中
共当局造成足够的压力，从而也才有可能结出民运的果实。
      在我们的民运队伍中，并非无人明白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并且是较量的艺术
，但却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不进入地下就谈不上酝酿、
产生、保存和扩展民运实力；不用非法斗争去推动合法斗争，也就谈不上较量的艺
术。大陆民运要作长期的韧性打算，就应考虑以地下斗争为枝干、以合法斗争为枝
蔓；实行“长期潜伏、广泛交友、伺机而动、逐步推进”的方针，开始还应特别注
意防止急躁盲动。民运要结合各个阶层切身利益、思考方式而开展灵活多变的宣传
攻势，包括深入浅出、因地制宜地介绍非暴力抗争的各类技巧；要建立各个层次、
各种梯度的形形色色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外围组织；要抓住机会，用目标有限、范
围有限的罢工、抗捐、集会、示威、上访、控告、诉讼……等各类合法、半合法的
行动来争取中间的群众，包括党内健康力量；还要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决矛盾，
适时地抓住那些在一个时期内民众情绪、社会舆论的焦点，诸如对日索赔、保钓、
外资企业中的工会建立、地方差额选举、农村白条、苛捐杂税、严重环境污染……
等等，等等，去将中共的军，去遍地开花地与中共打一场大小不拘、范围不拘、层
次不拘、色彩不拘的形形色色的──如胡平所言──最终将积小胜为大胜的“有限
战争”。
      可见，我（们）与那些盲目崇拜“合法斗争”、“公开斗争”的朋友们的分
歧，绝非在於：要不要合法斗争，而在於、也只在於：民运是否应自我设限止步於
“合法性”、“公开性”。
      恰巧，今年第七期的《北京之春》卷首，刊有胡平一篇号召民运应积极投入
即将到来的新一届县区人民代表直选的评论，题为“展现民意 重建自信”。评论对
民运应自觉地抓住这种合法斗争的机会，“打破僵局，发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势”，
借以“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十分欣赏胡平的这种为
得大海、不弃细流的的认真精神及前瞻风范；对文中的建议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但
遗憾的是，与往常一样，胡平在此仍旧只论及“棋谱”而不去正视“棋队”。在文
末，胡平似乎也朦胧地意识到这点，他写道：除非我们事先广泛动员，否则选举活
动也很难搞出规模，搞出声势，很难取得什么成效。然而由谁去动员呢──“我们
”在此究竟指谁？在这个实在本该深入地大加议论一番、且当用大写字符醒目地标
出的“谁？！”的问题面前，作者却嘎然止步了。他笔头一转，所罗列出的各类具
体事项又多以海外民运为限。可是，海外民运毕竟只是“民运後方”，而中国民运
要获得成功，怎可能回避“民运前线”的有组织的力量这个大问题呢？时至今日，
我想，倘若民运仍旧不正视国内民运“专业棋手”队伍的建设，质言之，即不下决
心走入地下，组建民运的进退有序的地下斗争组织，那么，中国民运就很难说已走
向成熟；胡平们的号召，也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纸上了。

（二）

      常常有人问：在今天这个时代，建立强有力的地下民运组织是可行的吗？在
我看来，答案绝非是否定的。
      诚然，中国民运今天面对的是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一个专制堡垒，因此民运
要有意识地、自觉地转入地下，并自如地纵横捭阖於地上和地下、合法与非法两栖
世界，便除了要解决地下民运组织建立必要性、迫切性外，还不能不了解地下民运
组织建立之可行性和操作性。
      一般地说，无论控制多么严密的社会，它都有其薄弱环节，都一定有空子可
钻。特殊地说，今天的这个已遭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的中国大陆，可供地下民运组织
生存、活动并游刃有余的空间已较过去宽泛了许多，且这个势头还会继续下去。
      应当承认，中共对政治反对派、对民主势力、对任何异议运动的镇压是异常
残酷的。而且，随着国内民运地下活动的开展，随着中共专制与人民矛盾的激化，
其镇压的残暴性还极可能有增无已。不过，尽管中共近年来手中用於镇压的武器越
来越精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其不仅与过去毛泽东时代不能同日而语，即使与八
九年以前也难相提并论，然而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强化，却反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譬如，六、四後大批遭全国通缉的政治要犯一批又一批地
成功大逃亡，尤其是刘刚、王希哲竟然在中共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成功地出逃就是实
例。象这类“重大失误”，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绝难想象的。原因何在呢？其实就
在於今天的中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那“专政机关”以外的“人民专政”的外
围力量了。过去，它的基层党组织、团组织；它的工、青、妇；它的学生会、居委
会、乃至少先队，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其党警察的耳目；而今天呢，不仅这些其
名义上还继续存在的组织之“耳目”功能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且甚至在它的“专政
机关”的内部，从上到下，对民运的同情者也大有人在。中共今天对於社会的控制
，已是越来越仅仅局限於依靠其专门的特务部门了；已是越来越依靠利益收买而非
意识形态吸引力了。在基层，它甚至还不得不靠金钱去网罗一些地痞流氓来维持“
治安”。这便是中共今天无论扩充多少警察、武警、国安特务，无论进口多少高精
尖的特务器材，其控制能量仍大不如前的深层原因。
      从理论上讲，凡是中共社会控制的薄弱环节，便均可成为中国大陆异议地下
运动、民运地下组织所赖以生存的空间。事实上，这些年大陆的各类地下组织、地
下活动已空前活跃，有的甚至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且组织也颇为严密。即使一次
又一次地遭到中共的镇压、破坏，其仍然生生不息。可惜的只是它们多属宗教、行
帮、乃至黑社会性质。但这至少表明，那种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不可能有或很
难有地下组织、地下活动驰骋的天地的论断是十分肤浅的。问题在於：对於这诸多
中共已无法控制或无法彻底控制的社会空间，没有民运组织去开展工作，就势必会
有其它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诸如宗教、帮会等等去占领了；面对今日中国那昏天黑
地的官场腐败，面对社会底层那诸多叫天不灵的民间苦难，你民运不去伸出援手、
凝聚民气，给出答案、指出出路，那就只好让宗教、让帮会乃至黑社会去“替天行
道”了。
      诚然，海外民运中的一些朋友，之所以往往避谈开展国内民运地下斗争这一
议题，如下心态的困扰也是原因之一：自己身处安全、舒适的环境下，怎么好意思
鼓吹别人去冒风险、受苦难？！应当承认，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善良而可敬的情怀。
然而，我们的一些民运朋友因自己的种种主、客观原因──毫无疑问，这些原因都
是可以获理解甚至被尊重的──不可能直接投身於国内民运地下斗争的第一线是一
回事；而据此将这种“不可能”抽象泛化为一种民运手段的最佳、最高选择则是另
一回事。这些朋友们往往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无论国内国外，实际上都有着
一批甘冒个人的任何风险而铁心与中共专制政权作不屈斗争、包括地下的秘密斗争
的志士。因此，当我们的一些民运组织的负责人或一些知名民运人士有意无意地、
公开私下地无视、批判、鄙薄、奚落民运的地下斗争手段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不经
意地推开一支弥足珍贵的民运骨干力量。
      我同意胡平的下述论点：我们不能靠浪漫的情怀去过高地评估民众的政治风
险承受力，在涉及到有一定规模的民众的抗争运动中，应当注意将风险控制在一般
民众所能承受的限度内，以期保存民众的持续参与热情。然而，对此的肯定并不必
然意味着对民运组织、民运人士可以而且应当勇於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的直接否定
。这里的关键只在於：应当让行为人在充分意识到其行为之可能导致的危险後果的
前提下自行作出取舍。换言之，对於民运中的一些高风险工作，譬如地下斗争，当
采用自愿者机制。
      所谓自愿者机制是指：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将活动的目的、方式、手段、後果
、风险、责任、义务、利益……等等，事先毫无保留地告诉申请参与者；并通过适
当的程序确认其参与真是基於对上述各项的了解与认可，且纯属自觉自愿；然後在
此基础上形成队伍，开展活动。
      请看今天中国的一些地下帮会组织，尤其是一些跨县、跨省的地下宗教组织
，它们之所以能发展到那样大的规模，拥有那么多的“信众”，无论你说它是靠的
迷信也罢、欺骗也罢，但有一点你却无法否认：它对其成员的吸引力绝非来自钱财
利欲的力量。其实从中我们应当获得某种启示：即使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那些我们似乎已经久违了的非物质的力量，诸如精神的力量、正义的力量、道义的
力量、人格的力量、自我牺牲的力量、慷概赴义的力量，等等，在一定的范围内，
仍然是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不能将它们统统让给宗教、帮会。
      海外民运组织的“堕落”（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中国知识界的“痿化”─
─阳痿化──（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近二十年来我们在
吸取历史教训时，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实利主义泛滥，个体利益至上
；将个人奉献、个人牺牲一概归之於毛时代的愚人哲学，而对政治伦理、历史责任
则统统视之如敝屣。有人说，海外民运组织甚至还不如一些黑社会组织。话虽说得
重了点，但也值得我们反省。海外民运公信力的重振，喊了好多年，至今收效甚微
，就其原因，多属言不及义，即大都未去涉及问题的要害恰是整个海外民运界本应
大张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多年来，在中国知识界，犬儒主义、实利主义盛行
，而中国民运界也不能脱其俗。海外民运组织这些年来，之所以地盘（影响力）越
战越小，人员越战越少；不仅对国内外民众已锐减其感召力，而且对相当大一批异
议人士也毫无吸引力，在我看来，不能说与此无关。因为问题非常明了：在今天不
讲牺牲不讲奉献的个人或团体，明天人民又凭什么相信你们在政治舞台上会为他们
某利益呢？
      为了替这种犬儒主义辩护，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批“革命”、倡“改良”
；反“激进”、赞“缓进”的风潮中，从文天祥批到岳飞，批到谭嗣同，更批到孙
中山，几乎批遍任何一种“英雄主义”。我在此，绝非又要回到另一种极端，去反
“改良”、反“渐进”，而是想说明：即使搞改良、搞渐进，也少不了奉献、少不
了牺牲、少不了英雄主义！若这个问题不挑明，不解决，民运的地下斗争──它有
着更多的风险、更多的奉献、更多的牺牲──就当然无从提起。当各个民运组织的
内部，追逐有限的利益资源竟然成了一种“时尚”，这不仅构成对“奉献”、“牺
牲”精神的沉重打击，让民运界内外的有心人士望而止步，而且，该组织也就自然
丧失其号召成员去奉献、去牺牲；号召人民去响应、去支援的资格了。别说民运组
织现在手中已几乎被玩得没钱，就是有钱，民运也不可能单靠金钱去建立一支地下
民运队伍。须知，坐牢、杀头──这往往是地下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绝非用
金钱可买到；民运的队伍也绝难可以靠雇佣而形成！
      毫无疑问，面对当今之世最顽固的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中国的民运斗士们，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战，也无论其是从事合法的还是非法
的斗争，他们首当其冲要面对的便是自我牺牲的问题。小则牺牲时间、精力；中则
牺牲机会、钱财，大则牺牲自由、家庭、乃至性命。事实上，那些为民主自由而倒
在中共枪口下的英烈、那些为民主自由而至今身陷囹圄的志士，那些为民主自由而
在国内、在海外与中共专制正进行着不倦斗争民运健儿们均已经、或仍在继续地作
出自己或大或小的奉献和牺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每个人的生存压力也千差
万别，但是，既然你、我、他走到民运中来，那就应当是为奉献而来、为牺牲而来
的。民运人士当然也要吃饭，也须挣钱，也有家庭；因此他们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
产业、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助学（研）金，但是，当他们干民运时，
其决不应是将民运事业当作什么商业项目来作、决不应是将民运筹资当作自身的生
财之道、也决不应是将民运组织当作派发工钱的“老板”。其实，要挣钱，可以到
别处去挣，可千万别打民运的主意──这就如许多人礼拜天上教堂绝非是去图利、
而要图利则应到别处去图一样。
      因此，民运一定要高扬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大旗，要靠这面旗帜来凝聚骨
干、形成队伍。甘地是靠的这面旗帜而所向披靡，蔓德拉也是靠的这面旗帜而终成
大业。我们应当明白，民运决非一项产业，它的公式应是：民运队伍＝民主理念＋
奉献牺牲。
      在国内，民运组织应当向任何欲参与民运地下活动者事前说清楚：没有工资
、没有报酬、甚至也不保证有活动经费；但却有纪律的约束，有极大的风险；即使
民运日後成功，也不保证谁自然能“当官”──那得由民众来挑选；倘若因民运而
遭不测，民运毫无疑义将倾全力救助，包括其家庭。应当承认，这样去“招兵买马
”，条件是极为苛刻的。别以为这是目前民运几近无米之炊时而设的权宜之计，即
使有朝一日民运经费充盈，此条件也必须保持其必要的苛刻，原因很简单，民运要
的就是只接受这些苛刻条件者！
      在国外，民运组织要改变那种将大量民运捐款作为工资用到人头上的状况，
其日常运转得靠民运人士的义工来维持。民运捐款中的主要部分应当用於建立国内
民运人士及其家庭的救援基金；其次，则应用於国内地下斗争所急需必备的物资器
材。因此，海外民运应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吃民运饭，要干民运事！民运组织内从
“主席”到“清洁工”，其职务都应由义工来担任。能抽身出来为民运打义工者，
才具备参与竞选民运组织内各职务的资格。而且原则上应是所负责任越重大、职位
越高者，所干义工越多。各人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自己决定其每月或每周为民运
打义工的时间长短及其方式。民运总部或各分部办公室的工作之一，便是根据当地
民运人士们所预报的义工时间，参照个人的专业特长，结合民运的各项日常工作进
行安排调度。国外民运人士尽管没有国内同事们的坐牢、杀头风险，但也可用这种
方式来为民运组织所须臾不可或缺的有效率运转作出自己的奉献和牺牲。
      固然，人皆有邪气和正气。然而，海外民运这些年来的内斗，严格地说，与
其应主要地从个人品德上找原因，倒不如更应着眼於民运组织的运作模式、运转机
制上的问题。良性的系统机制，应当是让正气去竞争，而非邪气去逐臭。中国大陆
目前让一切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的通体腐败，固然当属後者，但是，倘若中国的民主
运动，不能带给中国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中国的民运组织，不能靠自己成员的自
我奉献、自我牺牲精神来作为今日腐败中国的消毒剂，那么，中国民运的成功将是
遥遥无期的。故我以为，质言之，在今天，只有将民运组织搞成一个於成员无利可
图的团体，海外民运才有可能根绝其多年不止的内斗；也唯其如此，中国民运才有
资格和可能成为对中共专制政权作战的正义之师！
      应当承认，中国民运在今天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尤其若与民阵成立之初其
所获之令人晕眩的巨大支持相较，反差尤为明显。若说中国民运辜负了海内外民众
的热切希望，我想此说并不过分。无须讳言，我们损失了不少时间、错过了若干机
会、浪费了很多捐款，至今还拿不出漂亮的成绩单！然而，历史是需要证伪的。倘
若中国民运中的“唯合法性”、“唯公开性”这条路走得通，我想大约今天也无人
来提这地下民运；倘若民运组织中那种把民运当作一种产业来做的方式还进行得下
去，今天我们大约也不会去向宗教组织借鉴其运作方式。这就如同倘若干“体制内
”可行，“体制外”今天也不会聚集有如此多的党内外英雄豪杰一般。
      当然，这种以自愿者、义工者机制来运作民运组织的模式是否可行，仍有待
实践的检验。对此倡议，有心者亦可评头品足。不过，我想指出，无论台湾、还是
香港的各类民间组织都有着较为成熟的调动义工机制；各国的宗教团体、慈善机构
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自愿者、靠义工来维持运作的，它们的经验，也值得我们
去整理、吸取。

（三）

      民运地下活动的运作，除了组织机制的问题外，还有秘密工作的许多技术性
问题。我们的民运组织，这些年来由於一个劲地强调合法斗争，故在这方面的准备
还几乎尚未起步；即使是必要的资料搜集整理，也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倘若
中国民运的主流已就在大陆开展地下活动、建立地下组织等问题取得共识，那么，
就应当尽快地弥补上这一盲点，并在必要时召开专门的会议详加探讨。这包括：中
共情治系统运作机制；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国府的情治战经验；各国的情治系统
；东欧民运中的地下斗争；西方情治系统在东欧巨变中的作用，当代情治活动的技
巧和特点，中国异议地下活动的经验教训，等等。
      眼下，起码可考虑尽快选择一个突破点，把地下工作开展起来，把民运的士
气鼓励起来。突破点选择的原则是各打各的长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我们实在
不要被中共当权者那表面上的气势汹汹、气壮如牛所吓倒，它已经不是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中共了：它已经渡过了它的上升时期；它已经耗尽了它的民意资源；它
已经没有多大的欺骗性；它已经是一只地道的纸老虎了！从表面上看，它的经济上
去了，军事也上去了，在国际上已开始学着摆出点霸权的架式来了，其实，它已是
风烛残年、弱不禁风。中共现在最大的短处是说话无人听、无人信；不仅老百姓不
信，就连它的党员、它的高级干部、它的核心成员、乃至说话人自己都不信。别看
它香港回归时搞得热热闹闹、歌舞升平，其实那不过是浮华表象而已，不过是中共
所惯於制作的“万民拥戴”之世纪末版本而已。君不见当初“公私合营”、“人民
公社化”时的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君不见当年“十年大庆”、“庆贺‘九大’
”时的不夜天？！我们都是过来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共还或多或少有
点如梦如痴的“恋党”情怀的话，那么，在今天则大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中共
硬要将他人的爱国之情作“爱党”来解，除了突现其自作多情的造作和强要人爱的
丑态外，还能有什么呢？
      尽管民运眼下似乎啥都比中共弱，且内部问题也不少，但最起码有一点我们
比它强，那就是它说理说不过我们，它根本就怕和民运辩论！民运可以在自己的刊
物上登中共的任何文章，它中共今天有这个胆量吗？昔日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共还
敢将苏共的文章一字不漏地公开刊出，可它现在还有这种自信么？别看邓力群们一
个又一个的万言书抛将出来，其实他们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是建立在邓
小平的理屈词穷、挂羊头卖狗肉的半吊子改革上的；实际上，即使按所谓经典的的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把邓力群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历史正义性”驳得体无
完肤：因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定要代替形形色色的集权专制制度，这恰恰是标准
的马克思主义！
      是的，若从表面上看，民运与中共相较，简直弱势得不成比例：中共有几百
万军队，它有武警、国安、公安，法庭、监狱，它已武装到牙齿，它有原子弹，连
美国都得让它三分；而眼下的民运，则不外几个秀才、一帮草民而已。但是别忘了
，中共什么都有，就缺民心。而整体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即使现在什么都无，却
有──可以有、将会有、一定有──民心！中共过去不是喜欢说“精神原子弹”吗
？是的，现在中国民运手中就有着人权、自由、民主、法制这四枚挟历史正义的雷
霆万钧之力的“精神原子弹”。我们就是要用民运宣传品的“精神原子弹”，去轰
炸中共，轰炸它的党、轰炸它的军、轰炸它的一切国家机器，摧毁它的所有专制防
线！
      过去民运不是没有作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京之春》、《中国之春》等民
运刊物，乃至香港的一些独立政论期刊如《前哨》、《争鸣》、《开放》等等，还
是有少量进入大陆的。但问题是：1）民运的主体并未将对中共的宣传攻势，提升到
战略进攻的高度；2）它在质上尚未形成纵深爆破，量上则未形成应有的规模；3）
尚缺乏针对不同阶层、不同的族群，譬如中共的基层党员、离退休老干部、现役军
官、离休将领、党政机关干部等等的鼓动性宣传材料，尤其缺乏直接面向广大中、
下层民众，诸如工人、农民、士兵、警员、市民、“盲流”……的深入浅出的鼓动
性材料。4）未将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全民抵制、全民不合作”技巧作为一专项战役
来打；5）由於无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强力运作，民运宣传品的传播范围极为有限。

      但是我们今天毕竟已处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传输高科技手段可说是
一切专制制度的天敌。中共若离开了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和封锁，它就一天也混不下
去。是的，他可以干扰短波电台、钳制卫星天线、截断电脑网络、查堵民运书刊；
而我们则可以用磁盘、光盘、传真、网络等一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撒“电子传
单”，与中共展开一场电子游击战。我们要通过国内外民运组织的有效配合，尤其
要通过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强有力运作，采取编发在外，复印在内的方式，以亲朋
之间互相传、一传二、二传四的接力、辐射途径，一步一步地把民运的“电子传单
”撒向全国各地、撒向各个阶层。我们的民运队伍中有的是电脑专家，我们就是要
在电脑网络上与中共玩“捉秘藏”、“打游击”，让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
      我们的民运宣传品，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现在网上现成的资料
已数不胜数，我们可一方面利用现存的网上材料，同时也公开征集，以类似过去国
内编辑古文精品的“中华活页文选”的方式，精心编选“中国民运活页文选”（电
子版），并偷运或传送到大陆去散发，向中共发起一场持续的电子宣传攻势。选编
的标准当然是以现在大陆的禁书、禁文为限。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到胡风的“
文艺上书”；从五七年右派的大鸣大放材料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从遇罗克、张
志新、王申酋、陈光第的遗稿到魏京生、陈子明、王希哲、胡平、刘宾雁、郭罗基
、阮铭……等人的华章；从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到现今海外的各民运、独立政论杂志
，从索尔仁力琴的《古拉德群岛》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生活回忆录》、从波兰
团结工会史，到东欧当年反对派们许多精彩篇章，…等等，等等，无所不包。同时
，民运还尤其应针对国内当前的现实，针对国内各界各层次人士，写一些深浅有度
、针对性强、情理并茂的“喊话稿”，并通过民运地下组织坚韧不拔地运作，逐步
地、“由点到面”地在国内推行对中共的“全民不合作”运动，以促使中共的分化
、促成其党内改革派的重新上台，从而迫使中共接受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一步地实
施宪政民主制。□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四稿於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