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适合所有人吗?
(瑞典)阿马克 金忻译
在上个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坚信他们负有神圣的使命去强行“教化”那些蒙
昧的民族。殖民主义列强凭借其文治武功而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认为低等民族必
须向他们高贵的主人学习。
通过提高殖民国家的道德标准和知识标准，殖民国家的人民也在自己国家的
事务上逐渐被给予了更多的发言权。不过，这并不妨碍殖民统治司空见惯的残酷。
帝国主义的理念之一就是:民主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作好了
实行民主的准备。
按照今日西方的说法，我们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权享有自由，有权实行自治
。但是，这种信念究竟有多深的根基呢?
从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在瑞典就此一问题展开了争论，我写了一本书参
与争论。在这段时期，瑞典的观点反映了不少西方国家的共同态度。最令我惊讶的
是他们对独裁制度的容忍。
且以对毛泽东政权的态度为例。我国的若干意见领袖们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眼
花缭乱，对之心醉神迷。中国的文革是一场暴力的浩劫。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被
流放，成千上万的家庭被分裂。知识分子到处被红卫兵批斗。
再说文革前的中国，从1958年到1961年!许多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对所谓中
国经验称颂备至，他们说由於共产党政府的智慧与计划，中国已经克服了饥馑与灾
荒。现在我们知道，就在这几年间，由於毛泽东发动所谓大跃进，三千万中国人被
活活饿死。
类似的情况也见之於三十年代，那时候，一些著名的西方作家们告诉全世界
，说苏联正在建设光明的未来，苏维埃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人，创造一条崭新的经
济增长之路，取代既不公平又没效率的资本主义。就在他们对苏联的成就称赞得最
起劲的时候，也正是斯大林及其仆从们大屠杀最残酷的时候。
再以他们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为例!他们根本不管在古巴的监狱里拘禁了多
少异议人士。还有东德，他们称赞昂纳克给他的人民以稳定和经济增长。当一位瑞
典政府领导人在1975年和1984年正式访问古巴与东德时，他对那里的压制迫害只字
不提，却大讲特讲为了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与共同斗争。
换言之，这些在政界、艺术界、新闻界和著作界名重一时的知识分子们，一
直在称赞极权主义政府或原谅他们臭名昭著的罪行。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那时，反共被许多人视为反动，被视为战争饭子的宣传。反共被认为是对
“进步”事业不理解，被当作麦卡锡主义式的危险蛊惑。
反反共主义(anti-anti-communism)使得许多人——不仅仅是左派——对共产
党的暴行采取了容忍、赞扬或视而不见的态度。
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解释。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时，我们常常
听到一种论调，说我们必须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说法去接受这种政权。他们说，那些
国家本来就有严厉治理的传统，他们的文化是建立在和我们不一样的价值之上的。
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是不公正的。
恰恰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和十九世纪殖民主义哲学类似的观点。他们极
力坚持的一点是，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作好实行民主的准备。
当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杀害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时，一位著名的瑞典作家在谈到
波尔布特时说，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这就是说，如果在欧洲发生了这样的大屠杀，那当然是悲惨的，是该诅咒的
，但要是在柬埔寨发生了这样的大屠杀，那就不是那么悲惨，不是那么该诅咒。我
们必须对别人的意识形态信条抱宽容态度。这样的“理解”实际上造成了可怕的偏
见。按照这种观点，当中国的、柬埔寨的、古巴的、阿拉伯的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屠杀了千千万万本国的人民，我们也无权谴责，因为我们不应该按照我们的标准去
评判别人，我们必须用他们的标准去对他们的行为加以评判。
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倒过来的种族主义。这种观点貌似对其他民族格外尊重
，其实却是对其他民族充满蔑视。它装出对别人的价值格外同情的样子，其实却是
对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人权置若罔闻。
当然，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流行的宽容暴政的态度和过去的殖民主义是有所不
同的。但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对遥远国家的独裁专制表示接受或认可。欧洲
的帝国主义者认为，这些独裁统治者属於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属於他们自己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压迫者属於他们压迫的人民。可是，当他们对
那些独裁政权表示谅解时，他们都涉及到非民主的传统问题。他们都拒不承认存在
着某些普遍的目标，例如法治，尊重生命，自由选举，言论自由。
那些赞扬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昂纳克的西方人并不希望引进共产党的恐怖政
策。谁要是想在西方国家引进哪怕是最轻微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谁立刻会遭遇到
强烈的抗议风暴，而这些抗议者们却很少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言论自由表示关心。
这就是说，压迫别人是可以的，压迫自己却绝对不行。独裁制度适合於别人，但不
适合於自己。
当然，我承认，有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很可悲，以至於几乎无法实行民主。但
是，这决不能构成为专制辩护的理由或借口。因为导致动乱的罪魁祸首常常就是专
制独裁自身。
最後，让我提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中，究竟有多少无辜的
生命死於冷血的专制统治者之手?根据一位学者的统计，在本世纪的前八十八年中，
共有大约一亿七千万人在非战争状态下被专制政权故意杀死。这是同一时期的战争
中死亡人数的五倍。其中，杀人最多的政权是苏联、中共和德国纳粹。
也可以把问题反过来提:可曾发生过一个民主国家反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战争
么?通过对两百年来上百场战争的分析，历史学家们一致确认，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
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如果你以为民主对第三世界国家不重要，那么，请考虑如下的问题:在任何地
区的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可曾有过闹饥荒的事例吗?经济学家阿马亚.森(A
martya Sen)回答说: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
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
，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
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
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的，没有广泛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证明了民主对於发展中国家是何等重要。在讨论“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承认有些价值是特殊的，但人权不在其内。民主对
一切人都是普遍适用的。□
(本文作者阿马克(Per Ahlmark)曾任瑞典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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