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来自中国大陆的坏消息之最，应推水灾。八月十七日中国新闻社
的一个报导对有着多年教师生涯的我，震撼犹为强烈：在江西九江，受灾学校近千
所，有五百零九所中小学还浸泡在水中，二十九万学生面临秋季开学困难。一个中
等城市如此，全国性的损失又是如何?最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中国副总理兼防汛抗旱
总指挥温家宝八月二十六日向九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报告的数据：二十九个省、
市、自治区受洪水影响，灾民达两亿两千三百万人，死亡三千零四人。被淹没的农
田为两千一百万公顷，被洪水摧毁的房屋有五百多万间，经济损失超过一千六百六
十六亿元人民币(相当於两百亿美元)。即使上面这些灾情数据是被“修饰”过的，
情况也够严重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洪水的直接威胁基本消除，已经到
了通常所谓“总结经验”的时候。对今年洪水的原因，人们可以说出很多，但是，
有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就是中国生物圈的保护问题，这是形成特大水
灾的重要的生态学因素，也是自一九四九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直到当代经济改
革深入的时候，治国者们一直没有予以应有重视的一个方面。
(一)中国自然界早已不堪负荷
一九八九年三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外普希诺科学城
举行了“人与生物圈”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议上有一个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
的生物圈保护问题”的报告(後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生物圈保护问题以及全球生态
文化观”为题发表於《复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四期)。报告主要试图说明的是中国
经济改革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在生态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後果。报告
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在人类生态和保护生物圈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第一是过度
地索取自然资源；第二是自然环境受破坏，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第三是“人口过
剩”，给自然界造成了巨大压力。三个问题互相关联，集中在一起，就是中国自然
界已经处於一种“超负荷”的危机状态。
由於中国经济基础原先就比较薄弱，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影响，造
成了严重的落後状态。因此，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了全体人民和国家的迫切愿望
。中国经济改革固然反映了这种合理愿望，但是，由於人们心理中较普遍地存在着
一种急於求成、希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落後状态的情绪，在经济活动中（乃至在
非经济的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中）就相应普遍地存有一种被称为“短期行为”的现
象。这种短期行为，从企业到政府，从个人到集团都有，它只重视近期内取得可见
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考虑未来的後果。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就是只
注重於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财富（甚至只注重於从流通领域或
社会再分配的调整中取得货币——并非增加现实的财富）而忽视了或忘记了自然界
资源的有限性及人类与自然界应有的伙伴关系。五十年代毛泽东发起的全民大炼钢
铁运动以极其愚蠢的行为破坏了自然界；在七八十年代，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没有重
复当年的错误，而是以比较聪明的即过度开发的方式损害自然界。
我在报告中依据当时的数据提出，中国的森林，矿物、能源、渔业、淡水
资源都受到了过渡的开发。以森林为例——森林可以说是生态平衡的核心，中国森
林覆盖面本来就少（占百分之十二点七），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在全世界占第一百二
十位。但还在以每年两千万亩即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速度在缩小。以中国以前被称
为“绿色宝岛”的南方大岛海南岛为例，原有一千多万亩热带森林，七、八十年代
里被砍掉四分之三，许多人在岛上开矿、淘金、烧山种橡胶，砍伐木材。森林资源
被过度开发是自然灾害(包括水灾与旱灾)的一个基本原因，海南岛自一九八六年以
来连续二十三个月的大旱灾就是森林被过度开发所导致的。此外，我还提到了广大
农村水土流失，沙化面积扩大，可耕地每年约减少五百万至六百万亩的事实。
一方面是人们向自然界过度地索取资源，另外一方面是向自然界过度地“排
泄”高熵废料。由於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追求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造成了对环
境的重大损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环境污染的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中
国城市化的加速所造成的“城市病”主要是住宅紧张和环境污染。除了原有的大工
业城市外，中小城市和乡村间崛起的乡镇企业（当时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多万个）
更加不注意防止环境污染。它们把本来只存在於大城市的废气、废水、废物的污染
扩散到广大农村。主政者们津津乐道於这些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收入，（当时其产
值占整个农村社会产值的一半，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却几乎没有看到
它们同时带来的现实生态损害和潜在环境危机。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得自然界不堪负担。根据包括现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
内的中国专家的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为七至十亿(详见宋健、于景元：《人
口控制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但在一九八九年中国人口已达十一亿
。联合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发表的世界人口图表预计到本世纪末年中国人口将达十
二点八亿，可是在一九九八年已经提前到达这个数字。由於每一个人都要吃，喝、
穿、住、用，都在把周围自然办成人的身体。所以，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重对
这一部分人口所占的自然的压力，必然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所以说过
剩的人口本身就意味着生物圈被破坏，自然环境被破坏。
(二)特大水灾的生态学原因
至今九年，上述三个问题在中国大地愈益严重，终於构成今年特大水灾的重
要的生态学原因。
第一，大河流域森林被恶性砍伐，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国家防汛总指挥部、
国家环保局官员及专家在分析今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原因时均指出，除开中上
游地区强降雨量这个因素外，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差是一个基本原因。上游地区的岷
江、嘉陵江流域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吸纳雨水能力减弱，大量雨水直泻江河
。数十年间，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每年有十六亿
吨的泥土被雨冲进长江及其支流，沿岸耕地以每年一百万亩的速度丧失。水土流失
导致泥沙俱下，使得河道淤泥严重，河床抬高，即使洪水水量不大，也会形成高水
位。这样，尽管今年长江的洪水绝对水量远不及一九五四年洪水一千多亿立方米的
超额洪水量，但造成的灾情却十分严重。
新华社记者熊小立、黎大东八月十九日发自四川攀枝花的电讯为此作出了最
具体的说明：长江上游地区大片森林至今仍在遭受数千把斧头和电锯的砍伐。这两
位记者近日随世界银行组织的十四名生态、环保和人类学专家考察了雅砻江下游二
滩水电站库区生态环境，见到江面漂浮着上游运下的“上万根三四米长、脸盆般粗
的木头”，“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几百米宽的江面”。攀枝花市一位林业人员说这还
只是雅砻江沿岸近期砍伐树木的很少一部分。因为水电站关闸蓄水拦住了漂木的去
路，大量木头在上面几个水运站就捞上岸运走了，漂下来的只是“漏网之鱼”。沿
江国有森林工业企业今年至少砍伐了三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於砍光了五万亩原
始森林。而流域各县乡伐木企业的砍伐量更大。世界银行专家组成员、四川省林业
科学院研究员刘仁俊指出，四川宜宾市以上的长江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
两岸的森林早已所无几。全长一千五百一十七公里的雅砻江主要流经人烟稀少、交
通闭塞的横断山脉，现在其两岸的森林资源也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
第二，与湖泊、河道争地，降低了蓄洪能力。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人员指出，
长江流域承担蓄洪重任的八大湖泊面积比五十年代初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减少面
积达五千五百多平方公里。这里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一是前面所说的上游水土流失
严重，抬高了中下游河床，也灾及湖床，缩小了湖泊面积，降低了湖泊的调水功能
。据统计，每年流到洞庭湖的泥沙多达一亿多吨，四十多年来洞庭湖底每年平均淤
高三点七公分，目前的泥沙淤积率达百分之七十五；鄱阳湖泥沙淤积率达百分之四
十九；二是与湖争地，与河争道，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期间大规模“围湖造
田”的革命行动。原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近年来面积已缩小为不到三千
平方公里；现为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面积也从五千多平方公里缩小为不到四千
平方公里。一九五零年湖北省尚有一千零六十六个湖泊，到了八十年代只剩下三百
零九个。中国生态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八十多名专家不久前在公开信中指出，
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都与湿地的围垦和退化有关。全国因围垦湖泊
失去调蓄库容达三百二十五亿立方公尺，相当於一个半三峡大坝的蓄水能力。鄱阳
湖因围垦损失库容四十五亿两千万立方公尺，相当於损失了一个荆江分洪区；洞庭
湖五十年内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库容；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湿地也在大面积消失。
第三，人口压力与水灾的直接联系有时难以看出，但是前面所说的围湖造田
与沿河建垸，基本的动因还是人口太多。中国历来耕地不足，迅速增长的人口为求
生存，造成大江流域居民与湖争地，与河争地，人们造田建屋，导致湖泊及河道原
有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许多干流支流的堵塞也与人类的各种排泄物(包括工业和生
活垃圾)增多有关。再有，在一些原先作为大水来到的应急措施的分洪区域，由於人
口的增加使得分洪难以实现。前水利总局局长李锐一九八六年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就
指出“荆江分洪区人口剧增，难以分洪。”果然，现在荆江分洪区建有大面积的居
民点和工业厂址，许多沿江低洼湿地也由於连年开垦，人烟稠密，已经不能再作为
分洪区使用。
这样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内的专家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主任克劳斯·塔佛八月二十五日指出，人为破坏环境是造成这次严重水患的主
要原因。为了经济增长，毫无节制的水土开发、林木滥砍加速了水土的流失。持同
样观点的还包括美国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环保专家布朗和世界观察研究所
研究员、水资源专家哈威尔。
(三)自然界是人类的家园
在一九八九年的报告中我曾经尝试分析过造成这类生态问题的原因。不可否
认，这些问题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行为的积累，将它全部怪罪於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来的主政者或者归咎於当代经济改革是不公平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三面
红旗”和文化革命对中国自然界的巨大破坏早已有目共睹，而近二十年经济改革也
确实没有消解或者缓和这些矛盾，反而使它们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变得更为
尖锐。从人的主体方面，在中国至少有这样三方面基础性的原因：
第一，在理论上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没有注意对自然生产力的保护；
强调了对自然界的“索取”，而没有很好注意对自然界的“给予”和对生物环境的
修复;过度地夸大了人的力量，认为只要人努力生产，自然界就会奉献出无穷的财富
。
第二，在实践上，没有制度相应完善的保护生物环境的法律。有些领域虽然
有了法律，但是并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森林保护法”已经生效多年，但森林
地区不少人还是视法律当儿戏，破坏林木，甚至殴打护林人员。
第三，相当数量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缺乏相应的“全球问题”的观念、保护
自然界的观念和生态学知识。在经济改革中，许多领导人有能力保证企业完成产品
、产值、利润等指标，但是不懂得或不大懂得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更不
会从全球眼光看待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地方明知一些工厂对空气、水域环境造
成的污染很大（例如近年来兴起的不少乡镇工厂、化肥厂、农药厂等），但是只因
为其每年创造的利润高，产品供不应求，所以也就听之任之，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收
取一些罚款。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也没有严格地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作为考察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的尺度；社会上也没有把具备必要的生态学知识和全球问题
观念作为对优秀企业家的要求。
中国历代执政者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观念使得他们总把自然界同样看作是
自己的奴役对象，具有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在他们眼里，这辽阔的疆界之内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甚至阳光与空气都属於他们所有，归他们支配。他们是子民
百姓的主人，也是自然界所有动物、植物，生物与死物的主人。他们可以不顾自然
法则地为所欲为。这种观念或潜或显地延续到现代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身上。当他们
强调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时候，强调“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是把人类赖以生存
的自然界当作征服与斗争对象的。在中学、大学经济学或哲学教科书内，“生产力
”概念的定义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自然界成了人的被征服者和被改造
者。其实，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的伙伴，是人类的家园。正因为如
此，本世纪初开始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科学研究领域的生态学——ＥＣＯＬＯＧＹ，
其词义就是研究“在家中的”生物。可惜现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很缺少这种知识。毛
泽东、邓小平不必说了，即使作为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的胡耀邦与赵紫阳，也未对
中国大陆的生态保护有什么建树。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胡、赵二人主持政务时於历届
党代会、人代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他们巡视大江南北的谈话，
几乎难以找到关於环境生态方面的论述。深受民众敬仰的胡耀邦曾经风尘仆仆实地
考察过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可惜也未听到他对日益严重的污染发表意见。一个偶然
的机会，我曾去过当年胡耀邦亲临视察并题字的一个农药厂，望著那棕黑色的污水
从几十厘米口径的管子中哗哗流入运河，不知这位总书记当时作何感想，为什么不
就这类普遍问题作一些“指示”——党的领导人的指示历来比环境法规有效得多。
未来中国需要的政治领导人，应当同时具有保护中国自然界的生态意识，这是
现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百姓的热望。
(四)重视经济增长的自然基础
写到这里，看到了新华社关於朱熔基在东北考察灾後重建工作时的讲话。朱
熔基承认今年中国特大洪水的原因也与“森林过度采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泥
沙淤积，行洪不畅有关”。遗憾的是他又说“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植树造林
、水土保持工作，但是这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在这里，“历来十分重视”的
说法言过其实，“还不够好”也是一种带有掩饰性的官话。
使我感兴趣的是朱熔基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江泽民不久前曾经引用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话告诫干部们：不要过分陶醉於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果又消除了。他还提到
了恩格斯当时就提及的美索不达米亚、小亚西亚、阿尔卑斯山南坡毁林垦田，最後
成为不毛之地的“教训”。
大灾之後用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来教育共产党干部，也无可厚非。不过需要指
出的是，恩格斯这个言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理论中间，还是比较浅显的，至
少不是属於其精彩的核心部分的内容。因为在这里，基本的出发点还是把人类与自
然界看做两军对战的双方。人类战胜自然，作为“敌人”的自然就会报复。
作为马克思自然理论的基本思想要比这深刻得多，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
统一。“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合理
调节”。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哲学著作中多次出现。恩格斯本人
也有比江泽民所引述的更为深刻的表述，他曾经表达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
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愿望。(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604
页)这种思想从整体上说与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现代观念是一致的。
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身体，那么，人就不应当以一种敌
对的掠夺者或征服者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人不甘愿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人也不应当
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奴隶。自然界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伙伴。人的主体性的弘扬
并不在於高踞自然界之上，而在於日益具体地扩展其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丰富性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非常丰富，不只是需求关系、功利关系，还有更加广泛的实践
关系以及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对於人来说，自然界不只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
审美对象，是美与美感的源泉，是人类许多崇高庄严感情的源泉。因此，这里也就
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对自然界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态度：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基本
人权，也要尊重动物、植物、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生
态学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而生物圈，就是人的自然界的作用圈。(详
细论述见拙著《自然理论与现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总之，在中国
，已经到了用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和现代生态学教育广大党政干部的时候了。
依据人与自然界统一的理论和现代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我以为现时的中国政
府领导人至少有以下两点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第一，适当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把今年原定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降低零点五
或一个百分点。降低部分主要消解在森林工业及与森林资源消耗性工业部门。在以
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对自然基础的保护。
就此而言，八月二十五日江泽民在会见美国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所表示的今年的经
济增长率略低一些也不须担心的态度是可取的，而国务委员吴仪九月八日在厦门面
对外国商人所作的“有信心达成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的表示，似乎不合事宜。
第二，全面禁伐林木，以进口木材用於民生及工业用途。在这方面，我们毕
竟也听到了一些使人欣慰的好消息。消息之一，是四川地方政府宣布自九月一日起
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森林采伐，关闭森材场，全面养护四川天然森林资源。十万森
林工人的安置也在进行。消息之二，是八月三十一日朱熔基在哈尔宾郊区会见中国
林业系统的老伐木工、劳动模范马永顺时强调，要下最大的决心，封山植树，退耕
还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马永顺一九四九年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产量纪录
，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在当林业工人的三十四年里，他共砍伐林木三万六千棵。
一九八二年退休後，他有感於森林资源过度采伐，水土流失严重，决心向大山“还
帐”。在近十六年时间里带领全家共计栽树四万六千五百棵。八十五岁的马永顺今
年六月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五百佳的光荣称号。朱熔基还说，国务
院从去年就决定对长江、黄河上游各省林区实行禁伐，封山育林，对东北林区也要
逐步实行减伐、停伐以至禁伐，下决心把砍树人变成种树人，把伐木职工手中的砍
锯变成种树的锹镐。
(五)江泽民与中国水灾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就“江泽民与水灾”这个话题再说几句。
在中国现代领导人中间，恐怕没有人比江泽民与水灾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一
九八五年八月中旬，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报导了新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芮杏
文、市长江泽民慰问受水淹之苦的上海市民的消息。此年八月初始，上海连续暴雨
，十一万三千户居民家进水，二百三十五条马路积水不退，最深处达零点八米。五
百七十多家工厂受淹停产，一百七十多辆公交车被迫停驶。市郊三万六千余亩农田
被大水淹没，市民生活和工作受很大影响，工农业和商业损失巨大。其时市长身披
雨衣，脚着高筒雨靴，在控江路双阳路慰问居民。望着一新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
等家具全在水口，江泽民十分感慨，此时离他到任上海市长不满十天，人们戏称这
是老天爷给新任市长的“下马威”。接近江泽民的人给他开玩笑，说他“浑身是水
”，给上海（又是海！）带来的水太多。江泽民也一再自嘲：也许是我的名字里水
太多了，江是“水”，“泽”也是水，让老百姓受苦了。
那时江泽民还是一个地方领导人，人们不能就全国性问题对他苛求责任。到
九十年代初华东地区特大水灾的时候，江泽民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可是水灾之後
，并未听见什么防治的下文，却看到了数年之後神州大地惊人的灾情。在今年洪灾
中，江泽民在危急时刻巡视灾区第一线的消息不断传来。这当然不错，可是国家领
导人的职责并非现场指挥护堤堵决，而是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灾害的发生。
论学历和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江泽民远胜於毛泽东、邓小平，也超过胡
耀邦和赵紫阳。能在此时此境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确实属於好事。来自
中新社的报导说，九月四日江泽民在江西视察时就水利建设发表的谈话中确认了长
江上游“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中下游河道淤积、泄洪能力减弱”等问题
，提及了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的影响，还就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提出了“实行
封山育林、防治水土流失，切实改善生态环境”，“禁止围湖造田”和有计划、有
步骤地“还林、还牧、还湖”的要求。这些都是适时的正确决策，问题在於付诸行
动。江泽民本人应当非常清楚，如果在这次洪灾之後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坚定有效的
治本措施，待到几年过後再来一次使老百姓家破人亡的大水患，哪么作为中国最高
领导人的他必定难辞其责，到那时再感叹自己名字中水太多也无济於事。在中国发
展的重要关头，如同在未来政治制度民主化进程中面临作出一个历史功臣还是历史
罪人的抉择一样，在治理中国的水患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上，“自缘身在最高
层”的江泽民确实面临同一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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