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诗人黄翔


  黄翔，中国著名现代诗人。在中国“民主墙”时期曾经是民间刊物《启蒙》杂志
和贵州民间社团“启蒙”社的主要创办者。在受到中共当局的长期迫害之後，一九
九七年十月与夫人张玲一起旅居美国。日前，黄翔在他纽约的寓所中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逆境中开始的诗化人生

亚：自从您来到美国之後，这里的民运活动中似乎多了一个“节目”，就是您的诗
朗诵。您的诗歌与激情的巨大震撼力感动了听众。人们希望知道您是怎样成为一个
诗人的。
黄：你说的“节目”这个词最好改一下，我觉得我的诗歌朗诵使得海外民主运动多
了一种运作方式。从“民主墙”时期开始，我就把我的诗歌创作与朗诵作为参与民
主运动的一种方式，这是文化运作方式，而不是文艺表演的节目。
  一九四一年底我出生在贵州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一九五一
年被共产党秘密枪杀於狱中。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得我从小倍受歧视。记得我九岁的
时候看到一口井中有一条死鱼，想把它捞上来，不料农会主任诬陷我“蓄意投毒”
，“想毒死贫下中农”。一九五二年我小学毕业後，乡村领导不准我考初中。当然
，这种独特的处境也使得我形成了与一般人在洗脑式环境中所不一样的思想，这对
我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从这一点上，我还得感谢我的父亲和我这样的
家庭。我父亲遗留下来一大堆藏书，这是我有一天在家中阁楼上偶然发现的。在一
个皮箱里，我看到了用红绸包着的“蒋中正先生委任状”。还发现一本文艺日记，
使我看到了父亲的诗人气质。日记中有许多人的语录，比如爱默生、惠特曼、华盛
顿、林肯、马克思、蒋中正的，还有老子、庄子的。其中尤其是惠特曼的诗句对我
的感动实在太大：“青春是美丽的，而老年是更美丽的。”我幼小的心对此很是敬
畏，从此朦朦胧胧地对智慧充满了一种崇拜。还有笔记本中那蔚蓝色的画——朦胧
的晨曦中一艘小船驶向对岸——下面几句诗，简直把童年的我激动得满面红光：“
……光明的追求者呀，你赶快往前推进吧，伟大的太阳正从深色的地平线上渐渐升
腾!”这是诗歌对我最早、最强烈的影响，诗歌的热球开始在我生命中升起和运转，
越滚越大。
  艾青的诗对我童年也很有影响。有一次我到县文化馆看到一本《艾青诗选》，里
面的“太阳、火把、黎明……”激动得我冒着胆子把诗选偷拿回家。还有，我考上
初中的弟弟也不断从中学图书馆为我借书。托尔斯泰、契可夫、屠格涅夫、肖洛霍
夫的小说、散文，普希金的诗选。後来又陆续读了政治哲学书籍，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休谟与贝克莱，还有尼采和叔本华。我倾向於尼采的激进，也不拒斥叔本华的悲
观，同样是生命意志，两者的综合才是完整的人生。我的诗化的人生就这样展开了
。

亚：特殊的家境导致了您自小就是一个“反叛者”。可是您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发
表的诗作最初却是发表在官方杂志上，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某些认同，您本人是不是
还加入过作家协会?对於这一点，您是怎样认为的。
黄：我参加过作家协会，是在一九五九年。但是刚参加没有几个月就被送去“劳动
教养”了。五十年代的时候我才十多岁，整个世界观还没有成熟，我的作品开始是
作为一种投稿。记得有一首诗是民歌，写的是“白云上面有人家，白云下面有庄稼
，万把镰刀刷刷响，喷香谷子从天下。”(亚：好象在歌颂“大跃进”。)还有写大
炼钢铁的高炉的，有“朵朵炉火映山红”等句子。这些小东西说不上是故意粉饰现
实，只是一种幼稚的摸索和极不成熟的习作，我後来也羞於提起这些，参加文学创
作会议和作家协会的事情我也羞於提起。

亚：您说的“劳动教养”，是什么原因?
黄：一九五八年我发表诗作的时候是在贵阳五金厂当车工。我当时觉得自己整个生
命变成了机械，梦幻般的热情在共产党的文化体制下无法适应，就想独自寻找自由
的天空，那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欢迎你到青海来”，於是
我就幻想到青海去当一个勘探队员，炼油工人，希望有一个穿红衣裙的姑娘在草原
上飘然而至来到我的身旁。青春的梦幻和冲动促使我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
全部留下，带了几本书，还有父亲的文艺日记，坐上火车，来到青海。但来到青海
不久，我就被从贵阳原来单位赶来的保卫干部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
，从此失去自由，又被押送回贵阳，在一个叫豺狗湾的地方劳动教养。因此我被作
家协会除名，从此我的作品也就开始受禁。

亚：您的创作也就从公开的、“地面上”的转入到“地下”?
黄：在中国，作为群体活动的地下文学是在文化革命的六十年代开始的，但是就我
个人来说，在一九五九年，在我被劳动教养之後开始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
。那时候就有一种“公社田”与“自留地”的说法，前者是地面上的，後者是地下
的——就是自己愿意写作，哪怕不能发表。说实话，如果让每个人作一个选择，都
会去追求出版和发表，但是为什么会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呢?人的反叛有性格上先天的
一面，但是主要是後天逆境的逼迫。“迫害出思想家”，“逆境出诗人”。一个人
如果得到官方的认可，可以不断发表作品，也许就会沿着这种道路发展下去；如果
受到压抑，长期处於被压制状态，就必然会起来抗争。这是无可奈何的被迫的选择
，有先天的反叛性格，但是没有天生的反叛者。自觉的反叛源於智慧的颖悟和思想
的提炼。我写诗也追求发表，也想成名，但是社会不容许发表我的作品，不让我成
名。我不能出版、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又有压抑不住的生命冲动和人生感悟需
要表达，只好承担不甘心被湮灭而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为什么後来在中国会有民
刊出现，会有民主墙出现，这是因为同样的道理。我最早的一首诗“独唱”，最能
反映我这种心情。就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气势宏大，但是在高山阻挡下谁也听不见
它的声音。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从“野兽”到“火炬之歌”

亚：就您的经历来说，一开始并不具有某种预设的政治目的，只是作为一个诗人对
艺术的追求或者一个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而已，而这种追求和向往却与专制制度发
生了冲突，於是您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
黄：对，您说得太对了。不过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诗人不仅是思想者，也确实应
该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不能回避社会现实，应当置身於社会抗争的前列，不能以
种种借口掩盖自己的软弱、妥协、退缩。诗人也是人，在极权社会里面，他的诗的
精神反叛和行动反叛是一致的。

亚：如此说来，在一个比较公平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中，也许就出不出好诗人了。

黄：当然不是绝对的。一般说来越是黑暗的地方，智慧越是深沉。

亚：六十年代您参与的文学沙龙的活动情况如何?
黄：劳教结束，一九六三年我流落到高山大岭中的湄潭茶场，那儿有许多从遵义、
贵阳来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些是文学迷，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大做文学梦。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自发性文学沙龙，他们中的佼佼者几乎都是出身不好而被发配的
饱读诗书之士。後来在“文化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中，这个文学沙龙的主要成
员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我被作为首犯严加监禁，手骨被打断，手掌被打裂，牙
齿被打落，至今遍体鳞伤，胸口有裂痕，脚上有因血管破裂缝针的伤疤。这种经历
促成了我一九六八年的一首诗“野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一个时代扑倒我
把脚踩在我的鼻梁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朝代的咽喉

亚：“文化革命期”间，当许多人还挥动“红宝书”，沉浸在“红海洋”之中的时
候，您已经在“火炬之歌”等作品中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发出了尖锐的抗议：“为
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郑义因此称
您为“先知先觉者”。可不可以回顾一下这个思想过程?
黄：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在贵阳一个废弃的天主教教堂的顶楼写下了“火炬之歌”
。那时我在贵阳针织厂当工人，没有资格参加文革，只是一个批斗对象。记得那天
教堂下面整条大街上都是戴藤帽、持长矛的“文攻武卫”的人流，我孤身在顶楼观
望：头顶上是燥热的天空，脚下是吼叫的人群。我像一头关在笼子中的野兽在房间
里面串来串去，突然有一颗火星在眼前爆开，我把窗子关好，打开用黑布围起的电
灯，让灯光在桌子上投下一个光圈。我挥笔写下了“火炬之歌”，一口气写来，刚
好一百行。坦率说，我写诗不仅用思想，用心灵，还用整个身体参与，於是有半个
月我都平静不下来，逢人便想朗诵。那时在诗人哑默家中有一个沙龙，他家原是大
资本家，保留有深宅大院。每周在那里定期聚会，来是都是省城青年中的诗人、画
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我取名为“野鸭沙龙”，因其主人在乡下教书
的地方叫“野鸭塘”，我强调的是野性的意义。那天我去沙龙朗诵，满屋子是等候
的人，我一去就把灯关掉，点燃自制的一根蜡烛，当火光在每一个人的瞳孔中飘散
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後来人们告诉我，所有听我朗诵的人此时全部的感觉是毛骨
悚然，又很过瘾，大家都被镇住了，朗诵结束了，很多人还沉浸其中没有“醒”过
来。哑默当时写了一首诗，凝成六句：“你不是诗人，你是暴徒；你不是诗歌，你
是生命的呐喊；一个人的血墨，写下了人类渴望之永恒。”我弟弟也随意吟出了两
句：“火炬百行诗朗诵完了，而眼泪却还在流着。”
  要说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够产生这种藐视圣灵，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写出包括“
火炬之歌”在内的“火神交响诗”组诗的原因。一个是我前面说过的出生在那么一
个家庭，在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痕；不过仅仅从我的家庭出身来理解，还只是一种表
象，更重要的是後来痛苦的人生经历，所受到的迫害使得我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深痛
的了解。还有是我所接触到的人类的智慧，那种不同於共产党规范的文化。所以当
人民三呼万岁，沉浸在一片红海洋里面的时候，我感觉滑稽又愤怒。文化革命中我
也挥舞过“红宝书”，跳过“忠字舞”，唱过“语录歌”，但是我总是想笑。在我
看来，毛泽东来自韶山冲，本质上是一个农民，满脑子是一种想当皇帝的农民意识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当做神一样?中国人最致命的东西是总要一个偶像来支撑自己，
而不能自己支撑自己，我觉得荒唐。

三上北京写《启蒙》

亚：您的老朋友刘青曾经说过，无论从七十年代民主墙运动的角度还是从诗人的角
度，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诗人的成长过程和作为专制制度反叛者的生活历程
在您身上是怎样和谐地交织起来的?
黄：诗人比较自信。我以为自己在民主墙和那一代诗人当中，不仅是重要的，还是
最重要的。我有一次在北京新闻学院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是谁最早表达了整个
社会意识的觉醒。并以诗的形式传达一代反叛者的声音?”我当仁不让地说是我黄翔
，这不能谦虚。从作为一个诗人的超脱性来说，我不愿意卷入名利的争论；但是作
为对历史的尊重，我觉得要承认黄翔实际的历史地位。诗人和反叛者在我身上和谐
的交织是因为我一直反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妥协性、依附性与软弱性，他们致命
的实惠人生哲学和对可能到来的祸害的恐惧，对权贵的顺从与对抗争的回避。我之
所以敢於抗争是我对人生虚无的解读。

亚：您是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的发起人，并创办了民间刊物《启蒙》，启蒙社
据说是民主墙运动时期第一个民间社团。请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黄：在前面说到的“野鸭沙龙”中，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
，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历届总统的就
职演说特别感兴趣。这种秘密聚会我们持续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粉碎所谓的“四人
帮”，大批人去北京上访，要求解决冤假错案。我当时认为，即使解决了个别人的
冤案，但整个社会体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又有什么用?重要的应该是提出和解决中
国的自由、民主、人权问题，首先应该反对毛泽东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否定所
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长期的思考中，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突然
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觉得一种瞬间已经出现，我要把它抓住!我马上铺下纸，把一直
不能发表的“火神交响诗”抄写出来，抄了一百多张。这个时候画家尹光中来了，
给我的诗插图，画了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我带上这一百多张纸，决定冒天下之大不
韪，约了朋友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一起上京张贴大字报。我还将自己动手刻印
的第一期民刊《启蒙》带上一起张贴和散发。行前我把手稿交付给哑默，拜托他关
照家属子女，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决心上北京。哑默说，你只要把第一
张大字报贴出来，让人看见就成功了，怕的是在你正在张贴和散发的时候，脖子後
面伸过来一只手突然把你的衣领提起来！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门前巷口和巷内两侧，
一百多张大字报一长溜排开。两个箩筐大的字《启蒙》在一支火炬的背景上出现，
跳入人们的眼帘。人们一下子围挤了过来。应人们要求我即兴朗诵了我的“火炬之
歌”等六首诗，总称《火神交响诗》。人们手挽手地将我围在中间保护起来。当时
有人挑衅地问：“你所指的偶象是谁？”这个人被围观的人群打得口鼻喷血。我带
的几十份油印刊物朝人群中一撒就没了影。我还领头高呼口号“现代皇权应不应该
打倒?”“应该!”“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撤除?”“应该!”当天晚上整个北京全城戒
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以为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後来贵阳宣传部的人告
诉我，我们四个人的档案用三叉戟飞机送到了北京。那时中共中央内部斗争还很激
烈，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有人要摆脱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巧妙
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民间的力量。

亚：作为民间组织的“启蒙社”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
黄：第一次到北京，我们以诗的煽动性使得毛泽东头上的灵光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这在平时理性的条件下是需要许多的政治清理工程才能做到的。当我们“闯下大祸
”之後，索性来到天安门广场，四条汉子全解开裤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泽东像撒
了泡尿。也许当时邓小平这个新独裁者在坐稳屁股之前还要利用民主墙，这样就为
我们继续留下了一些活动的空间，我们回到贵阳竟然也没有被抓。於是我们第二次
上北京，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告成立民
间民主社团“启蒙社”。我还爬上楼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一排木板钉成的墙
壁上刷下了两条大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这次“大逆不道”的行动还吓疯了我们一起上北京的一个伙伴。

亚：除诗歌创作，您还写过一些直接介入政治的文章，包括一九七八年的“致卡特
总统”的信。您的这些活动的出发点何在?
黄：我在地下沙龙活动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文件，这对我很有影响
，使得我对美国自由有一种向往。所以在我们第二次上北京的时候，我就以“公民
”的笔名写了“致卡特总统”和“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我之所以
与卡特谈中国人权问题，是想如果不把中国人权问题曝光到国际社会上，就不会受
到有效的监督和普遍的关注。後来我在中国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果然看到邓小
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卡特向他问过中国人权问题，邓小平否认中国有人权问题的消
息。“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一文则是直接批判毛泽东及其所发动的
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文强调指出毛泽东把历史拉向倒退
，特别是发动伪“文化大革命”的反作用。我的这些诗和文论收入了美国汉学家黎
安友教授所著的《中国民主》及司马晋教授等人编辑出版的《第五个现代化——一
九七八——一九七九中国人权运动》及《毛以後的中国》（均为英文版）等书中。
我们第三次上京已经是七八年年底了，北京已出现了魏京生、路林他们的《探索》
，任畹町他们的《中国人权同盟》，徐文立、刘青的《四五论坛》，王军涛、周为
民的《北京之春》，胡平他们的《沃土》，赵振开（北岛）、姜世伟（芒克）的纯
文学刊物《今天》等。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百多个社团，北京还成立了启蒙社北京
分社。魏京生写了“是民主还是新的独裁？”之後，我在民主墙前即兴写了一首“
民主墙颂”。

亚：八十年代在北京发生的“诗歌大爆炸”是怎么一回事?
黄：邓小平出於策略考虑，借助和利用民间力量扫清了自己的政治障碍；他一上台
就在全国大开杀戒，几乎所有民主社团的中坚人物都被捕，写文章直接批评他的魏
京生受害最为惨烈。启蒙社所有成员受到严密监控，最後我们只秘密派出一个人，
带上一幅横标最後一次去了北京，独自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巨幅横标“民主启蒙运动
万岁！”启蒙社主要成员在获得释放後全部被开除公职。贵州与北京及沿海城市不
同，消息被严密封锁，我们长期与外界失去联系。我後来多次入狱，外界也一无所
知。启蒙社的活动也迫不得已转入地下，从政治诉求转为对文化的关注。继《启蒙
》之後，我们继续创办和参与了《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
动》等民刊，以反文化专制对抗一党文化专制，以自由多元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消解
唯我独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从政治转入了文化和诗
学领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我在《崛起的一代》编务座谈会上发言，从更新民族
文化的角度向诗人艾青挑战，并陆续写了“致当代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致中国
当代诗坛的公开信”，发表在《崛起的一代》第二、第三期上。一九八二年我还就
艾青的“否定的艺术”一文写了诗论“艺术的否定”，在当代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大学首界文学艺术节”邀请我参加，并为我安排
一个文学讲座。但是後来我的讲座被官方取消了。我率领一批年轻诗人参加北大的
文学艺术节，即兴写作了“当代诗坛俯瞰——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说”，书写了黄布
大标语“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及诗传单“中国星体诗人大爆炸”和
“致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节——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节上一封未得以宣读
的信”。我还写了专题讲座的演讲稿“大爆炸!大爆炸!直面中国当代文化”。这样
我就率领一群诗人在文学节开幕前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分别举行了“诗歌大爆炸”。其实这所谓“爆炸
”活动只是一些诗歌朗诵演讲活动而已。但是这是官方所不容许的，而且还认为我
们这个大爆炸引发了这一年年底的学潮，於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将我逮捕，关押八
个多月之後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我三年徒刑。

并不朦胧的“朦胧诗”

亚：到了九十年代，您的处境似乎有所改善，比如一九九三年当局也容许您应邀访
问美国，在一九九三年、九五年、九六年在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中也收入了您的一些
作品。 
黄：在现代这个开放世界里，中国铁幕下的信息难免会露一些出来。我的名字被收
入英国和美国的《名人传记》之中。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十届
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期间还应哈佛大学邀请在那里举行了诗歌朗诵和演讲会，
我也是朗诵了“火炬之歌”，还有一首“梵高”，我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聂
鲁达”。当局容许我出国是为了争取奥运会的主办权而作出的一个姿态，不过回国
之後我仍然受到监控。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人都了解，共产党没有规则，政策多变，
而且在国际社会和人民反抗的压力下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共产党
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会作一些顺应潮流的事情。比如我原来一直在工厂锅炉房里面
干笨重的体力活，一九八零年在当时担任贵阳市委宣传部长的朱厚泽的干预下，被
调到办公室作“以工代干”的办事员，算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吧。在民主墙被镇压
之後，当局也曾经希望我“改恶从善”、“脱胎换骨”，接受“招安”，“重新做
人”。他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我的诗作，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原来“启蒙社”成员采访并组织座谈。《人
民日报》的特派记者还对我进行了专访，拟同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专访
文章，但这篇文章後来只在《内参》上发表。当时胡耀邦甚至还提出让原“启蒙社
”成员全体上京，搞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答复中外记者提问，事先让我写一份书
面文章表态，接受并拥护“四个坚持”。结果我出於傲骨，不识抬举，交上去一篇
“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坚持民主理念，不改初衷，从此又被打入地狱。於
是我只有继续秘密写作，十余年来完成手稿十余卷，其中包括不同时期的诗歌、诗
论、文论、诗化哲学、散文、随笔、长篇小说和回忆录等，包括《北京之春》曾经
刊登过简介的长篇半自传体小说《逃》。

亚：台湾出版的《中国大陆新诗评析》中收入了您的“火炬之歌”与“民主墙颂”
等作品，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这似乎不难理解。不过在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之间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相继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等书籍中，也收入了您不少民主墙时期的作品，不仅放在显著
的地位，还称您是“在黑暗与光明际会时刻的诗人的代表”。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
这种现象的。
黄：这些书籍的主编者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他还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以为民主墙时期所提出的那些社会理念和
对理想的追求，在这么多年之後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上面，而且还被放在相当重要的
位置上，并不是共产党文化政策或者专制制度有了什么变化，而是中国的思想界、
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理想和追求的一种认同，是有识之士的普遍觉
醒。当然，共产党也自觉不自觉地在意识形态上面有所放松，再要像过去一样禁毁
我几十年，在今天说来是不容易了。当我知道这个出版消息的时候我也很吃惊，国
家安全和公安部门知道消息想查封这些书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些书又完全是以一
种文化学术面目出现的。

亚：您认为文化界的这种认同，是仅仅在作品的思想社会意义上面，还是包括了对
诗歌本身艺术价值的肯定?既然放在“中国文学经典”之中，就是说从艺术的角度，
黄翔的诗歌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黄：对，应该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
》还是“写作艺术借鉴丛书”中的一部。我这样的诗人毕竟与被官方承认的共产党
作家不一样，对我从艺术上肯定，可能还好说一些。

亚：接着我要请教的是，为什么要把您的诗作归类於朦胧诗?我觉得您的作品一点也
不朦胧。
黄：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正想多说明几句。在民主墙整个被镇压之後，中共当局曾
经网开一面，在一定的时期里面容许所谓的“朦胧诗”出现，这是共产党想向外界
显示自己有政治民主与艺术自由，是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连得
这种以前闻所未闻似是而非的“朦胧诗”都可以出现。这是专制主义制度的策略和
意识形态导向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他们最早也找到我，试图在相对开放的情况下，
把民主墙时期的黄翔作为落实政策的一种显示。《诗刊》、《人民文学》、《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都准备发表我的作品。光是《人民文学》一次就准备发表十
七首。後来为什么又不发了呢，大概後来觉得我黄翔还是不能容忍的。朦胧诗可以
，反叛诗还是不可以。这样一来，也吸引了一些无聊文人大写“朦胧诗”。《当代
诗歌潮流回顾》等书的主编者把我称为“朦胧诗的先行者”，我并不赞成，我从来
不朦胧地对待极权主义，而且我的全部诗学也决非“朦胧”这两个字可以涵盖。也
许编者们这样做的考虑是减少公开出版的阻力，总不能出版一部“反叛诗卷”吧。
如果是这样我很理解，也感谢编辑出版者。

亚：三年前本刊曾经发表了您控告作家出版社没有按约出版您的诗学选集的来信，
请您再说一说事件的详情。
黄：正如我前面所说，对我这样的反叛诗人，共产党最终还是不能容忍的。一九九
五年我与作家出版社正式签约由该出版社出版我的诗学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
形》。开始出版社估计书的销路会很好，就答应出，印刷费还要我先垫上，待销售
後再给我。可是这本书在印好之後被当局下令禁止发行。我对官方明目张胆剥夺我
的言论出版自由，封杀我的书的非法行为表示抗议，上告法院，与作家出版社打官
司。开始法院也不知道政治背景，接受了我的起诉。後来我接受许多报刊采访，包
括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事情一下子公开了，弄得当局很恼火，法院在压力
下驳回了我的起诉，公安部门把我与夫人张玲一起半夜被秘密抓走，送进北京昌平
收审站，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备受摧残。张玲曾经两次绝食绝水，我也差一点死掉
，後来被押回贵阳。

诗是直接抵达生命之物

亚：作为诗人，您是否可以对中国诗学界作一个评论?比如谁是您心目中最有成就的
中国现代诗人?
黄：我觉得中国当代新诗界普遍存在两个弱点，从诗学的角度，多半是援引或者搬
用他人的思想和词语，没有自己民族独特的诗学体系。另外一点是诗人的社会人生
历程比较单薄，缺乏个人的精神体验和对生命的深层感悟。评价当代诗歌成就，我
只能说，诗人的作品要对社会历史进程曾经产生过作用，还要有诗人独立的诗学体
系，真正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大思想家，还应该有其他题材的作品，比如散文、随笔
、诗论等，不是仅仅几首抒情诗就够了。在中国当代诗人中，艾青是一个比较杰出
的，有自己完整的诗选，有比较饱满的思想。而在现代青年诗人中，我最早觉得最
有才华的是江河，这个人甘居清淡，很寂寞，现在正在一个角落默默从事耕耘和精
神的探索，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不工於心计，更不具有政客的手段。(亚：我知道
他躲起来很久了。)对诗人来说最要紧的是纯粹，最令人厌恶的是心计。对整个中国
诗学界或者对诗人个人作评价，都要把这个标准考虑进去。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似乎
才华毕露的是杨炼。开始杨炼也难免有一些故弄玄虚，但是在朝一个精神深化方面
进行探索。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诗人拥有很多读者，有很大的知名度。北岛的东西
精神容量比较有限，从一开始就似乎更加偏重於形式和技巧。有一些诗人只关注语
言而疏离生命，拒绝反叛和挑战，甚至觉得诗歌不是生命自身和诗人所处之时代的
外化或者表达，其实这不过是重复他人的论调。

亚：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还有一个可能使得诗人们听上去不太舒服的问题：就社
会精神或者文化生产的供求关系而言，中国的诗人是否太多了?
黄：(张玲:有人说中国的诗人要比读诗的人还多。)我早就抨击过这个现象。我以为
一个时代的诗人不会很多，美国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惠特曼，中国的诗人则多如蝗虫
，把生活的青绿都啃光了。我有一组文章叫做“伪文化批判”，有些人写的诗自己
都不感动，又如何去感动人家?特别是有些写诗的人偏要模仿外国诗人，朗诵的时候
作出某种姿态，这种生硬的造型传达不了生命内在的冲动。我认为朗诵是一种全生
命的投掷，不是一种戏剧化的表演。我现在朗诵的许多诗是几十年前的作品，但是
我一旦朗诵，就是全身的投入。而有些人从写作到朗诵，都在做作。

亚：您的文章中使用过很多所谓“诗的哲学”，“诗化哲学”等名词，可以解释一
下吗?
黄：诗化哲学相对於思辩哲学而言，以诗表达一种哲学的意蕴，融诗歌哲学甚至宗
教为一体。古希腊、罗马时期，诗是一切学科的通称。後来学科的分门别类发展得
很细致，文学中就有诗歌、小说、散文等题材的区分。我觉得现在任何一种形式都
无法表达现代人丰富的生活和感情，必须走向新的综合，这样，诗就不是原来文学
分类意义上的诗，而是一种“大诗”，是包括人体宇宙哲学、宇宙宗教在内的“诗
”。它消解了学科的分类，是直接抵达生命的新型的诗的哲学或诗化哲学。

亚：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您与您的夫人张玲(秋潇雨兰)之间的相爱成了一个浪漫
苦湿的故事，如果您不反对，请您介绍一下你们所经历的磨难。
黄：我原先结过婚，妻子朴实勤劳，我们育有子女。但是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
我们的生活平淡而麻木。一九八三年全国诗会在贵州遵义召开，一些人攻击我向老
诗人艾青挑战太“狂妄”。列席会议的当时贵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张玲遇到了
我这个狂妄诗人，认为是她“在想象中一直期待的那个人”。而我也遇到了自己真
心的相爱者。一个四十多岁的反叛诗人与十七岁红色家庭出身的纯情少女的恋爱故
事在中国只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於是我被作为刑事犯罪分子立案，关押在看守
所，甚至还准备“从快从重”处置。张玲被押回河南老家，公安机关要求她揭发我
的“罪行”。张玲不答应，从河南逃回贵阳，後来被大学勒令退学。我在关押半年
之後被释放，最後我与张玲终於生活在一起。

亚：现在流亡国外，您在诗的创作上有什么计划?
黄：这次出国我带来了在国内写作的作品，因为都是手稿，需要整理。作家出版社
曾经答应出版的那本书，我已经把所有当时被删节的地方补入，由“天下华人”杂
志出版，即将印好。现在我计划第一步把诗学和文论性的东西整理出来，第二是把
长篇小说整理出来，有一百多万字，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其中贯穿诗化人生和宇
宙宗教。也许我会到纽约庄严寺去感受人生新的东西，同时我也不会回避参加任何
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我不会参加任何派别，但是支持一切活动，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我把民主运动实际上理解成一种新文化
运动。文化是一种深层的政治，对我们民族的影响更加深远。

亚：所以您觉得自己从事的活动要比民运更宽广，更深刻?
黄：也可以说是更孤寂。

亚：谢谢了，祝您与张玲在美国生活愉快，并希望早日读到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