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一九八九年之後，来自中国大陆从事中文写作的一批新人在海外崛起。定居法国
巴黎的安琪女士是其中的一位。多年记者生活的背景，曾经全力投身民运又不是任
何民运组织成员的身分，勤奋笔耕但并不以此谋生，充满六四悲壮情怀却对“民主
玩家”一直予以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评，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新闻自由
、生活真实的钟情，构成了她独特的个体。在安琪即将离开欧洲大都会巴黎前往东
南亚一个岛国开始新的生活之前，她接受了同行的采访。
苦难中的求知
亚：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後许多原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来到海外，其中一些成了出色
的自由撰稿人，你是相当突出的一位。我想即使没有发生去年你被中国当局驱逐出
境的事件，读者们对你的经历也是很感兴趣的。可不可以先请你作一个自我介绍?
安：我祖籍浙江，生於甘肃兰州。小学毕业时正好是文革开始。由於家庭关系，我
的整个中学时代苍白无声，我每天处在担忧和惊恐中。我的外公是甘肃礼县著名教
育家，三十年代北大毕业後，硬是骑着毛驴回到礼县，致力当地教育。也因此成为
共产党政权的第一届甘肃省政协委员。跟很多同期的民主人士一样，外公在一九五
七年的大鸣大放中成为被“引出洞”的蛇而打成右派，文革中身体更受摧残。虽连
遭厄运，外公却终身以“老庄”为伴。一九七七年外公闻讯自己获得平反时中风瘫
痪，他那满腹经论至死也没有帮助他解开“罪之谜”。外婆是一个温婉淑雅的传统
女子，也在饥饿中死去。大姨因同在礼县工作，深受连累，抑郁致病，死时年仅三
十六岁。原为高材生的两个舅舅被贬为“贱民”，历经磨难。我父亲曾参加过国民
党、又有涉外亲属，在文革中自然受到冲击。我目睹了父亲受批斗挨打、被抄家的
情景和外公一家的凄惨变迁，深切地体验了家境的艰难，也感受到学校中本来单纯
的同学关系被不同的家庭出身所扭曲的不公平。
亚：真是非常抱歉。我的采访经常会触动被访问者人生中痛楚的回忆。似乎在不同
的年龄层次的人中间，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在我们中国的过去，整整有好几
代人被痛苦的历史所笼罩。
安：沉重的精神压抑使得我较早开始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一种成年人式的思考，我在
繁重的家务以外可能地读书。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後我待业在家，读了大量中国古
典文学作品。历史人物给了我很多精神滋养，当时背得最熟的是屈原的《离骚》和
司马迁的一些人物传记。期间断断续续地当过临时工。七六年分配到兰州市安宁中
学校办工厂，後来经过考试被重新安排担任了中学语文教师。这一段经历基本上奠
定了我的信仰基础，包括面对苦难的态度，亲情、邻友间的相互体谅和关切，对人
性善恶的敏感。一九七七年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俄罗斯
文学、法国文学和英美文学，也接受了许多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九八二年毕业
，进入《兰州青年报》当编辑、记者。八四年参与创刊全国第一家《青年晚报》，
八五年创办《西部晨报》，八六年调入《甘肃日报》，八八年进入深圳《蛇口通讯
报》。一九八九年参与民运之後被迫流亡法国，长年居住在巴黎这个人文色彩浓厚
的自由之乡。一九九二年进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从事新闻研究，获硕士学位
，现在是博士候选人。
亚：对很多人来说，大学生活常常是最有波澜的阶段，何况你当年还是一个出色的
运动员。请你把读中文系时创办《求知》杂志的事情再谈一谈。
安：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年高考的政治试题是根据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内容出的，我的成绩是当时的最高分九十五分，以致很久以後还为一些人所谈及。
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正是由文革向改革开放的过渡期，我整个大学时
代都处在这样一种反思求变状态中，其中交织着兴奋、紧张、惊喜和忧患。《求知
》杂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这是一个学生刊物，我们组织一些跨年级学术讲
座，请有关教授做专题报告，之後整理成文字在《求知》上发表，同时也刊登一些
学生的习作。杂志是油印的，非常粗糙。刻印出版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内容很受欢
迎。当然不久《求知》与所有的大学生刊物一样被迫停刊。我想，我当年办刊物的
冲动和我後来选择记者工作的原动力是一致的，就是想参与社会和干预生活，有很
强的理想色彩。
从黄土地到阳光带
亚：你在大陆的新闻从业生涯时间不长，却历经磨难。刘宾雁先生还曾经赞扬过你
创办民间报纸《西部晨报》的壮举。
安：我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刚好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可以说，一九七八年
的 “民主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启动了中国的新闻自由，拓开了在共产党严密控
制下民间争取新闻自由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共青团系统主办的青年报刊充当了
开路先锋，成为中国新闻改革开放的主流。当时，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的胡耀邦出
任中共党的总书记，一些在团系统工作过的人也被选拔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工作
，青年团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团的宣传工作开始活跃起来。到了八五年，
各种特色的青年报就从文革後复刊的三家(《中国青年报》、《天津青年报》、上海
《青年报》)发展到了三十家，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青年报刊的最高记录。《西部晨
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刊的。从地缘上说，甘肃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一个发配流
放之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治罪的人，很多都被下放到甘肃和
西北其它边远地区，而这些人大都是读书人。因此，在甘肃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
象：文化思想意识的“超前”和经济发展的落後之不平衡。八十年代初甘肃出现的
几种有特色的刊物如《当代文艺思潮》、《读者文摘》以及後来的《青年晚报》、
《飞碟探索》，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当代文艺思潮》是全国四
种重要的文艺理论杂志之一。
亚：这些内容对我来说颇有新鲜感。不过《西部晨报》与青年报刊又有什么关系?
安：《西部晨报》的前身是《兰州青年报》，它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改革的意味。当
时新任兰州团市委书记决定在报社实行 “总编负责制”，采用“招标“的办法招揽
人才，以改变层层任命的传统组织结构。经过投标竞选，原《兰州青年报》代理副
总编成为《西部晨报》总编，我作为一名非党员，当选为副总编。《西部晨报》无
论在思想意识的开放程度上、还是在版面安排和报道内容上都有改革和突破，比如
将批评文章上头版头条就是一例。《西部晨报》诞生的时候正值一九八五年的反自
由化运动。这看来优点奇怪。实际上这是由於甘肃的地理位置远离政治中心造成的
，因此在执行中央政策时甘肃常常“慢一拍”。例如其它地方早已改革开放了，甘
肃还在“左”的圈子里打转。 而当人家改革偃旗息鼓而“反自由化”时，甘肃的改
革才刚刚铺开。也因为这样，《西部晨报》的改革新面貌恰好碰上了全国范围内反
自由化的浪潮，被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参”了一笔，而胡乔木恰好对这篇“内参
”有“兴趣”，於是便决定了《西部晨报》的悲剧性结局。《西部晨报》从正式创
刊到被迫停刊，仅仅发行了四期，只有一个月，创造了共产党执政期内寿命最短的
报纸记录。记得那年我在厦门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报年会，前一天与会的各青
年报负责人还请我介绍《西部晨报》的经验，为我们感到振奋，第二天我就得到了
报纸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情况不妙，散会时个个心情沉重。回到报社，等待我
们的是长达六个月的“学习班“整顿。最後，总编辑被一纸公文逐出甘肃新闻界。
报社宣布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也许因为有《西部晨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典型在前头，《青年晚报》和《当代文艺思潮》才得苟延，但也没有逃脱两年後的
另一轮“反自由化“运动。
亚：你後来去中国改革的“阳光带”特区办报了。
安：我去特区之前在《甘肃日报》文化副刊工作。这是省级报纸，从福利待遇上讲
，省报条件要比青年报好得多，但是办报的自由度要僵化得多。还有那种森严的等
级制度，人事制度。象我这样从《西北晨报》出来的非党人士，惯常被人称为“开
放型”的。“开放型”在这里是入“另册”和不予重用的。现在说来也许会令人发
笑，在那个年代，这种“标签”给予我的唯一“特权”就是我的衣着和行为方式可
以“与众不同”。环境令人窒息。一九八七年深秋的一天我在河滨散步，凝视奔腾
的黄河，思绪万千。就在一刹那，我决定走出甘肃，南下求职。次年夏天，我利用
刚刚开始实施的干部休假，来到《蛇口通讯报》。试用期满後，於年底正式调入蛇
口工业区，任《蛇口通讯报》的编辑、记者。
《蛇口通讯报》创刊於一九八四年，当时蛇口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改革
中所遇到到各种问题的交锋日趋明显，因此《蛇口通讯报》一出现，就成为蛇口人
的论坛。它所实行的“总编责任制”确立了该报具有的独立性。《蛇口通讯报》所
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讲的一句话：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搞人身
攻击，什么声音都可以容纳。这句话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专制意味，但是比较
“四个坚持”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由《蛇口通讯报》主办的每月一次的蛇
口新闻沙龙，既是蛇口决策层接受民众舆论监督和批评的对话场所，也是蛇口人对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思想阵地。
蛇口风波——亡命天涯
亚：所谓的“蛇口风波”，是否发生在那个时候?
安：就是在新闻沙龙上发生的。一九八八年初，中宣部树立的曲啸、李燕杰等所谓
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进行学习雷锋的政治说教，在新闻沙龙上与蛇口青年对话，
因态度专横而激起青年们的反感，致使会场出现僵局。《蛇口通讯报》如实报道了
这一内容，在全国新闻界、思想理论界引起了讨论。“蛇口风波”的意义在於报纸
第一次对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思想教育提出质疑，对雷锋这一榜样提出质疑。对此《
人民日报》记者曾宪斌以《“蛇口风波”答问录》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人民日
报》开辟了《关於“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引起广泛争论。同年底，该报记者
马立诚将一千五百多件信 稿和各报刊有关文章，编辑成集，以《蛇口风波》为名，
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我从内地党报到一个开放地带的开放报纸，感到一种前所
未有的轻松感和解放感。这是我思想碰撞最多，工作非常投入，压力最大，成效也
最大的一段时期。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有限的新闻自由，大
家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不惧怕冒政治风险和失去工作。这与後来新闻界
引进商业机制以後的一些庸俗情况相比，就象来自另一个世纪的童话了。
亚：能不能说一说你是如何介入八九民运的?你曾经说过自己那时“从沉湎於个人享
乐的圈子里面冲出”，进入了这个历史事件。
安：客观地说，我是与《蛇口通讯报》、与蛇口人一起介入八九民运的。我所说的
“从沉湎於个人享乐的圈子里冲出”，也包括我的同事和蛇口人在八九民运期间在
个人享乐与支持绝食学生、伸张正义之间的所作的选择。具体地说，我是八九年四
月刚刚买到座落在海滨的蛇口福利房，五月份在装修期间就有一个现在看来十分天
真的想法：如果逃亡学生过来，我要帮助他们躲藏并且保护他们。我非常自信地知
道，假如我发出某种信号，我的报社同人、蛇口人和蛇口边防军人都会支持我的。
当时我们天天收看香港电视关於天安门广场的实况转播，有的朋友还专门做了录
像。五月十七日，北京学生绝食的第五天，正当我和几个朋友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起
游行募捐活动时，报社总编决定和我们一起行动。当天下午《蛇口通讯报》全体成
员和蛇口人一起上街游行募捐，晚上在蛇口最大的阶梯教室举行新闻沙龙，声援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发言内容有对现政权的批评，有对官僚腐败的痛斥，
也有对邓小平老人政治的点名批判，可谓群情激昂。我一向不善演讲，但我当时所
作不到五分钟的发言，几次被掌声淹没。当天我们就募捐了十万元人民币，派专人
送往北京。募捐过程中，七八年“民主墙”老战士的慷慨与理解的目光，让我深为
感动，至今难以忘怀。五月十九日，与李鹏发布戒严令同时出版的《蛇口通讯报》
，以整张报纸的四个大版面报道了蛇口的声援活动和理论文章，题目赫然，如“蛇
口人与北京学生心心相连”、“政治民主离不开新闻自由”、“护我国殇”、“只
有新闻自由，才能长治久安”、“民心向背兴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间”、“民主运
动宣告人治步入穷途”；还有杂文和募捐游行的图片报道，以及声援北京学生的新
闻沙龙记要。报纸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亚：在“六四”惨案发生之後，你还在《蛇口通讯报》抨击过当局。
安：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蛇口通讯报》的第四版杂文专版是我主持编辑的。
这些杂文以引喻或半引喻的手法谴责了六四屠杀。其中有题为“猫的屁股摸不得”
、“为啥不刮骨疗毒”、“法律不是儿戏”的杂文，再配以毕加索反法西斯主义名
画为刊头，寓意非常明显。这期报纸一出版就被当局从邮局收回不准发行。《蛇口
通讯报》尽最大的勇气争得了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却无意间违背了“不反对共产
党”的老原则。按一般逻辑，批评并不等於反对。但是在共产党的历史里，批评党
一向以“反党”论处。最後，《蛇口通讯报》也未能逃脱被查封的命运。《蛇口通
讯报》争取新闻自由的角色是通过新闻沙龙来实现的，而新闻沙龙最终也使得《蛇
口通讯报》遭灭顶之灾。六月十二日的报纸被收回不久，特区也开始了政治清查。
几乎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在对我和报社同人表示敬意和支持的同时，要我多加
小心，注意安全。有的人还告诉我，我们声援北京学生的新闻沙龙上有便衣警察，
公安局有我的照片和发言录音。我也注意到在我们的居住区出现了武装警察，报社
也开始内讧。种种迹象显示大清洗就要到来了。这时正好我报兼管的招商局杂志轮
到我任责任编辑，要到香港招商局采访。我当时也有过离国出走的念头，但是并不
坚定。真正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流亡之路的，还是另外一个“插曲“。
亚：这个“插曲”从未听你讲过，现在可以谈吗？
安：我想应该可以。现在此事的“主角”都在国外，与此相关的香港“黄雀行动”
也早已在报刊上公开，这一个历史“插曲”算作是“黄雀行动“的又一个证明吧！
六四之後，我一边密切关注北京的情况，一边与兰州的朋友保持“热线”联系。一
天，朋友告诉我他那儿有两个北京来的客人，他正在设法安排住宿。我马上明白了
这是两个逃亡者。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很为他们担心。在得到去香港采访的机会
後，我立刻打电话给兰州朋友，让他想办法将那两位北京人的情况介绍给我，我好
在香港找人救助。朋友非常激动，将此视作生死之别而叮嘱再三。一星期後我在广
州见到了兰州朋友的委托人，也是我的一位同学的丈夫，他带来了朋友的信，上面
写有那两位北京客人的名字和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就是我後来熟
识的张伦和老木。我把信里的要紧内容背下，将信烧毁，当晚返回蛇口准备行程。
在我动身之前，同事和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心理支持和鼓励。深圳朋友还帮我策划了
可能发生的种种细节和应对办法。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我仅带了一只透明的红
色丝绸挎包，里面装了极为简单的洗嗽用品和两份集中报道声援北京学生活动的《
蛇口通讯报》就上路了。深圳朋友告诉我这种装束容易过海关。在同行的七八个人
中，我通关果然最顺利。
亚：想不到一直与纸和笔打交道的柔弱女子，还有这番侠义经历。
安：回想这一段经历，有时连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在
招待所安顿下来，我便找地方打电话。当时香港有八号风球袭击，行人稀少，商店
全部关门，加上语言不通，站在街头四顾，可谓寸步难行。想到国内朋友的安危指
望於我，内心的激荡如肆虐的风暴，我孤注一掷地开始了行动。香港一些素昧平生
的朋友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帮助，远在美国的相识或不相识者也伸出了援手。因为当
时很多外电报道老木已经被捕，香港方面十分谨慎，我也因此在香港滞留了一个月
。大概由於精神高度紧张，我的记忆出现短期断裂，很多朋友甚至我家人的电话、
地址都记不起来了，直到後来在巴黎才逐渐想起，有时出现在梦中，惊醒後马上写
下。回顾这一些，我相信在“六四”的悲壮情怀下，在那样一种与共产党专制彻底
决裂的决心下，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会毫不犹豫地迈出这一步。事实上，包括我
在内的每一个八九流亡者的背後，都有很多人的相助、奉献，有的人还付出了坐牢
的代价。参与此事的罗海星就是在之後救援陈子明、王军涛时被捕入狱的。当时大
家无言的默契就是：生命已经不属於自己。“六四”屠杀使共产党政权走到了反人
类的极端，中华民族在这一刻显示出空前的团结精神和道德勇气。尽管十分短暂，
但它却永恒。正是这种精神留存，支撑着我的信念，激励我渡过了流亡中最艰难的
岁月。
新闻自由——一普遍的诉求
亚：在流亡海外的几年中，你一直没有停止过记者职业的采访活动，海外民运圈又
是你采访的主要范围。你成了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在这一方面，你有什么主要
的体会?
安：在很多人看来，以我流亡记者身份，对中国海外民运的报道应该是“报喜不报
忧”的，直白地说，应该是海外民运组织的“喉舌”。从社会应有的角色来讲，我
认为新闻记者既不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喉舌”，也不是民运组织的“喉舌”。新
闻媒体和记者应该具有独立立场和舆论监督功能。多年来共产党以“舆论一律”的
原则强制新闻只能有一种声音，海外民运的一些人则拉民主大旗来拒绝新闻批评和
舆论监督。八九民运期间数百万人上街游行，提出的是反腐败和要新闻自由等诉求
，同样是现在海外民运队伍中的普遍诉求。就我个人体验而言，就经历过“因言若
祸”与被孤立、被围堵的过程。我的体会就是海外民运如果没有新闻监督，没有民
意表达，也没有权力制衡，有的只是大牺牲换来的少数人的辉煌和捐款堆起来的所
谓实力，或者让几个吞噬民运资源的人在暗处攻击在明处的独立记者，那是骇人听
闻的。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那么我尽毕生精力要做的就是阻止这样的“
暴政民主”在中国实现。我并非要指责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而是想重申新闻自由的
重要性。呼吁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记者权利的尊重。说到底还是民主政治的文化
机制、包括批评机制的建立问题。没有这种机制，什么民主都是假的。在此，我真
诚地希望海外从事中国民运的组织和朋友，有理想、有远见的民运领导人，尽快地
将新闻自由提上民运的议事日程来，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在反抗共产党一党
专制的同时，警惕民运队伍中的“集团专制”和个人独裁。
亚：十年前你在采访民阵成立活动的时候就以“痛苦的民主”为题，提出了诸如“
英雄残废”、“玩天安门情节”、“程序问题”、“精英民主”、“人事怪圈”、
“派别竞争”、“联合与内斗”、“财务透明”、“共产党文化”等问题。有趣的
是，十年来的民运历史中存在的问题，竟然基本上没有超出你当时列出的“令人困
惑”的范畴。不知道你是这样看待这个历史的。
安：民阵之初，我以《痛苦的民主》和《逃亡自我》等为题，写了一些分析批评性
文章，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报道客观真实。要说精神支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要辱
没八九民运和“六四”死难者。很多人对於我在国际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的“直言
”表示了很大的认同和支持，也有人将矛头对准了我这个毫不设防地公开发出批评
意见的记者。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海外民运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和
视觉。从海外民运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中，仍然可以看到共产党极权对人的精神的挤
压和扭曲。说来话长，这里仅从一个角度切入。如果我们以文革作为参照，分析海
外一些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运作手段和行为，就会看到，这些手段和行为与文革
红卫兵、造反派有着惊人的相似，包括语言和激情的表达也是同样的模式。文革中
各红卫兵团林立，海外各民运组织林立；红卫兵拉山头、搞宗派，海外民运也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拉圈子、分派别；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置人於死地，海外民运
也大有人假民主之名不择手段地对待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意见相左的人；
红卫兵以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疯狂，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他人的尊严，海外民运
也有人以辱骂和恐吓为武器，诋毁和侵犯个人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清理共产极
权的精神遗留，应该是中国实行民主化过程中的一项艰巨工程，是中华民族文化重
建的首项任务。这种清理不仅仅是结束极权专制，更重要的是清理极权政治影响下
的病态心理和非正常行为。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亚：在有些人看来，你对民运队伍内部负面事务的揭露与抨击非常尖锐和不讲情面
。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尽职的记者忠於事实的要求?
安：你说得对。我想这是一个记者应尽的本分。我不能忘记记者的权利，我只能服
从我内心的真实的声音。我想提及的是，我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是署真名发表的，任
何人有不同意见都可以与我直接展开讨论商榷。可惜没有，除了有一篇是被批评的
当事人安排的匿名反驳文章外，其它攻击都是以非正当的形式出现。这种不能展开
正常的批评讨论的现象在海外民运中并不孤立。最近在网络上以匿名的形式出现的
辱骂式的批评泛滥，已经严重地损害到民运本身了。
心的诚实与笔的真实
亚：有人把你比作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式的人物，你是否同意?当年法拉奇对一些大
人物的采访，曾经使得多少中国新闻工作者惊讶不已
安：这是一个让人轻松的话题。我很高兴有人把我比作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做一
个法拉奇式的女记者，是我二十年前的理想。这种说法至少可以满足我青年时代的
虚荣心(笑)。的确，当年我很崇拜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在那个封闭年代，能读到法
拉奇充满挑战的问题性访问，感到非常兴奋。在《兰州青年报》举办通讯员学习班
时，我的讲题就是介绍法拉奇。我认为法拉奇是一个天才记者，思想深邃、问题尖
锐，她对一些世界超级敏感人物的访问非常出色。我的一些访问模式应该说受了法
拉奇的影响。当然，法拉奇是在一个享有充分新闻自由的民主社会里当记者，可以
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选择她所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她只要对报道
的真实性负责，而不必在乎是否得罪她的采访对象和她所容身的社会。从这方面来
讲，你、我、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中国记者同行，远没有法拉奇幸运。正如我上述
所谈到的那样，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新闻机制的地方，任何一个有思想、坚持真实的
记者，都是“带伤作业”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新闻环境自不待言。即使在海外，独
立记者的处境也很不易。很难想象法拉奇会遇到我作为一个女记者所遇到的困扰：
因为你批评某男性民运领袖，就会变成“女性的报复”；假如你批评的对象是个女
性，那么你的批评也可能被演绎成“女人之间的战争”。另外，在国外以中文写作
的自由撰稿人虽然选择性相对大了一点，但是代价也不小，最现实的考虑就是得谋
生——这可能也是无法与法拉奇相比的。我将记者活动作为一种事业来做，这与将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来做相比，可能更能满足我在记者层面的需求，可以比较自由地
选择访问对象和问题，而不必违心地服从什么压力。这一点倒与法拉奇比较接近。
亚：不过，当有人说他是从你的采访中知道有些民运领袖“也同毛泽东、邓小平一
样，是把听不听自己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
安：我想任何人有权从我的采访中读出他要读到的东西。我所关心的是我作为记者
心中的诚实与笔下的真实。
亚：就你的采访涉及的社会和学术的内容而言，范围很广泛，有经济发展、金融危
机、国际政治、文化差异、民族主义、新闻自由和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其中，你主
要的兴趣或关注点何在?
安：从新闻性上讲，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变化，基本上都是我关心的问题
。主要范畴还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
的。具体地说，我的基本选题是专题采访，例如八九以来的民运专题，包括了这十
年来的各种人物专访和述评、言论；中国九十年代的思潮与政见专题，这个专题范
围比较广泛，包括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经济发展、政治机制改革、新闻自由和知
识分子等问题。我的做法是，先研究问题，再根据不同内容采访有关方面的专家学
者，做出比较深层的报道。当然，记者不是学者，记者工作会受自身规律的限制。
从记者角度，我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问题，并且提出问题。从长远来说，新闻自由问
题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
亚：新闻自由是你经常讨论的话题，你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课题是关於新
闻学方面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新闻自由”。不知道你对中国新闻
自由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安：新闻自由问题是我到海外才开始研究的。因为我在国内曾先後在青年报、党报
、特区报等多个报社工作，又经历了八十年代开放与反自由化交替的年代。我一直
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还到印刷厂校正清样，签字付印。这样一种锻练，使我熟悉
报纸的各个程序，既能比较灵活地选择新闻，同时也清楚地知道怎样争取新闻自由
的最大可能性空间。回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大陆新闻特征，八十年代是理想型
的年代。中国新闻从业者试图按照新闻规律为新闻正名，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口。一
大批有志之士在这方面做了艰难而有益的尝试。例如关於党性、人民性的讨论，关
於新闻自由的讨论，新闻立法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後期
的新闻理论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健康、最活跃的时期。这种情况持续到八
九民运，并在八九民运中发展到高峰。中央报刊记者上街游行，表达新闻自由的诉
求，从中央到地方对这场运动的报道，全国上下出现了五天的新闻自由，非常有特
色，完全是一种新闻自由意识的表达，是一种新闻从业者自由精神的表达。“六四
”以来，改革开放十年之久所开创的有限的新闻自由空间在精神、思想上受到扼制
。经历了近两年的窒息以後，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经济改革，中国新闻在市场经
济的冲击下再度复苏，走上了一条没有政治自由，其它什么自由都有的无序的“新
闻自由”之路。但是，政治上的严控和经济上混乱无序的新闻自由，使新闻的重心
向着商业化的实用主义方向倾斜，影响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出现了报纸等同於
商品，报业等同於企业的现象。例如，政治上除了指令性报道以外，其余严令禁谈
；中心政权牢牢掌握着三大控制权——重要的新闻发布权、重要的政治评论权、重
要的理论观点研究权。制订新闻法问题被搁置，人民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
。新闻被剥夺了参政、舆论监督等核心功能，其商业化自由也要受制於旧的体制，
例如银行亏损、金融面临危机的真相就很难见报。即使有所披露，也是打了很大折
扣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处於一种既没有竞争实力，也没有法律保证，又没有市
场秩序的尴尬境地中。同时，国家削减报业开支，报纸自负盈亏，为了求得生存，
报业只能在非公平竞争中找出路，免不了出现违反新闻规律的“有偿新闻”和广告
新闻化，新闻成了消费文化的一种，企业出高价为自己的产品做假广告，记者利用
手中职权私下收红包，直接後果，就是社会舆论标准的逐渐消解。比如假新闻、假
报纸，甚至出现了批评文章见报後，被批评者出钱买新闻，刊登与批评稿有针对性
的表扬文章以挽回影响，严重败坏了新闻的公信力。这样一种单一的新闻商业化自
由，我将它称作“脑体分离”的新闻自由。是“六四”悲情、极权专制、市场专制
下的怪胎。中国新闻业怎样才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只有引进民主政治
机制，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民营报业公平竞争，才能使新闻“脑体合一”，形成
有序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新闻自由。其二，同步制订新闻法也是当务之急。否则“无
法可循“的混乱状态将会继续。第三，就是新闻文化的建立。这是一项非技术性的
但却最复杂、最艰巨的工作。共产党近五十年的专制统治，摧毁了中国传统几千年
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底线。一方面，新闻业作为共产党的严控对象，先是被异化为共
产党的“传声筒”、“喉舌”，近年来又被经济利欲所左右，许多新闻从业者丧失
了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新闻业也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尊严和社会公信力。另
一方面，整个社会普遍对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缺少常识性了解，参与意识比较弱。
建立新闻文化，包括建立新闻的监督机制，广泛进行新闻自由知识启蒙；也包括重
树价值观，再建职业精神等等。这一系列“软性”工作做好了，才能保障前两项的
有效实施。
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非常关注“新闻法”的问题，希望在中国早日出
现一部“新闻法”或“新闻自由法”。在这一点上我想请教的是，在西方社会，至
少在美国，并没有“新闻法”或者“新闻自由法”，保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
内容，已经全部涵盖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修正案中了。在中国宪政民主的
进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於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保障，还是一个具
体的“新闻法”或“新闻自由法”的制定?
安：我认为“新闻法”本身就是保证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统称“新闻法”。在任
何一个民主社会，新闻自由都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关於制订“新闻
法”问题，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当时提出制订“新闻法”，明显是针对中国
没有新闻自由的现实，是当时新闻界寻求新闻改革的一种有效尝试，也是一种比较
策略的“拨乱反正”。“六四”使这项工作搁浅，现在国内有人重提“新闻法”，
仍然具有与当年同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指标。根据中国的新闻现状和社会各界
对新闻的理解差异来看，中国不仅在政治转型期需要一部“新闻法”，即使在你所
说的实现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仍然需要一部独立的“新闻法”。宪法中当然要有保
护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条例，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有比较详尽的专门
的“新闻法”。这个法是不介入政党政治的、符合新闻发展规律的法律。可以订的
很细，包括针对政党政府方面可能妨碍新闻自由所应采取的抵制措施，包括舆论监
督功能的实施保障细则，也包括对新闻诽谤和有偿新闻、广告新闻的具体约束措施
。在这方面，法国的“新闻法”及公民(包括总统和公众人物)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
权的保障程度，都是值得借鉴的。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亚：关於中国知识分子，你也发表过许多意见。在“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中你
对缺少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应有的社会责任作出了
强烈的批判。这里我想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个是五十年来中国极权
制度压制下出现的知识分子普遍和深刻的奴性，与这种奴性反过来烘托和支撑极权
制度的关系究竟如何——你对极权制度压榨的可悲的产物的批判似乎超过了对极权
制度本身罪恶的申讨；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总
体表现归结为“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是否有充足的根据。
安：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尚未发表，还在我的思考中，我是从对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反
思的角度谈问题的。侧重点在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以及造成中国知识分
子今天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当然涉及到对极权制度的批判，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所以说在这里做出对谁的批判更为强烈的比较也许不合适。其实对中国知识分子
的反思，本身就是以对极权制度的否定为前提的。对中国极权制度的罪恶必须声讨
、批判，而且要将此作为“国耻”纳入历史教科书，让我们的子孙後代永远铭记。
应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极权制度的批判
不能取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反思。首先，共产党极权制度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的一个
异物，它有一个自身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共产党之初，是很多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
向往、所投奔的理想所在。一些共产党人投身革命的纯洁性和牺牲精神，甚至是今
天的很多民运人士所欠缺的。准确地说，共产党权力的腐败是在获得“革命果实”
以後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共产党、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参与了与
共产党政权“分享革命果实”的喜悦。包括在共产党权力机构担任某种职务後，或
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党同伐异；或者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中国
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依附性和对权力的迷恋所表现出的谄媚和内心分裂，是对共产
党走向极权的一种间接鼓励。最近出版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韦君
宜的《思痛集》，真诚透析了她作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异化和被异化的人生轨迹。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在有些人那里“共产党”变成了一种万能的“护身符”，不管什么层面的问题，
凡是该批评、该批判的，只要往共产党身上一推就万事大吉。正是这样一种对问题
本质的混淆，繁衍了谎言和不义，成为一些人不择手段地宣泄个人报复、以一种冠
冕堂皇的政治符号满足个人私欲的保护层。是的，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所有灾害
，根子都在共产党身上。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共产党由数千万具体的人组成，
这些成员渗透在中国亿万家庭之中。客观地说，其中不乏优秀的个体。是这种极权
制度本身诱惑了人性的弱点。为什么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在内
挨整後又扮演整人的角色？为什么匿名信和告密者比比皆是？为什么文革中有的红
卫兵下得了手，将棍子击在自己老师的头上、身上？为什么今天在海外、在西方自
由的土地上，一些从事民运的人会丧失基本的诚实和价值底线？为什么有的知识分
子也会为“五斗米”折腰，包括轻易地背叛自己的学术立场而去迎合有美元包装的
“学术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亚：还想请你介绍一下在巴黎寓所主持“自由谈”沙龙的情景，这一定很有意味。
安：巴黎“自由谈”沙龙是一九九六年四月发起的，主旨是“了解世界，交换看法
”。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想组织一种思想聚会，使我们这些旅居巴黎的中国学人有一
个激活思路、自由讨论的场所。我这个想法和几个朋友一谈，大家一拍即合，作为
共同发起人，支持并成立了“自由谈”沙龙。两年多来，沙龙平均每月活动一次，
先後举行了近三十场专题讲座，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
面的内容。例如台海风云与香港回归、台湾政治转型十年、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邓後中国政情与社会多元化、中国和苏联改革的比较和启示、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中国早期电影与现代都市文化、中国地下文学和转型期的文学写作、文革与“一打
三反”、西方宗教与中国家庭、独立工会与中国社会发展、民运发展前景与建立民
运文化、知识与道德、大陆反对派和知识分子参政的角色困惑、从全美学自联比较
欧美中国留学生之异同等多种专题。主讲者包括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
作家、记者和民运人士等。基本方式是先由主讲人介绍自己的专题，然後大家进行
提问和讨论。整个过程有录音记录。沙龙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只谈问题不论是非，以
保证学术讨论的氛围和环境。一般来说，如果不是临时性安排(如国内或国外来巴黎
作短暂逗留的过客)，我都会提前几天通知参加者，以便在这方面有所准备，使讨论
比较深入。活动人数限制在十到十五人之间，参加者根据个人爱好和专业，每次也
会有所不同。从到目前为止的效果看，《自由谈》沙龙保持了自己应有的学术氛围
。其中大多数专题，通过沙龙活动被与会的《欧洲日报》记者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记者做了特别报道。基本上达到了低调做事、有效讨论的目的。一位沙龙活动的参
加者对我说，法国高等社科院某教授听说我们有这样的学术沙龙，羡慕之余，还生
出一种对法国沙龙传统的怀念之情。
亚：你说过“成为流亡者纯系偶然”。在你即将出版的著作单中《逃亡自我》是其
中之一。我想一定有对多年流亡生涯的切肤的感受和深刻的洞见。可否叙述一、二
?
安：谈到感受，我想讲一个细节。一九九四年，我得到法国护照後第一次回国。我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叫了一辆车，本来是要去东单办事的，但是一上车就不由自
主地改变了念头，请司机沿着八九年军队进城的路线走一圈。司机一楞，二话不说
，拉着我就走。一边走一边转过来给我讲述当时他亲眼看到的情景。在整个过程中
，我的眼泪汹涌，不能自己。在那一刻，流亡的所有沧桑都显得悲凉、凄美。我再
次验证了八九流亡的意义，这就是与制造“六四”屠杀的法西斯政权的彻底决裂，
与极权专制的彻底决裂。
《逃亡自我》其实是我近十年的流亡日记。因为所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出於多
种考虑，迟迟没有出版。我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审视这十年，从人性的角度，从生
命的角度去解读这一段历史中的人和事，让自己尽可能地跳出角色的困惑，使作品
更具超越性。所谓“逃亡自我”，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一种内在的流亡。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都在流亡，例如个人不敢面对自我的逃亡，在自由中对自由本身的逃亡
，对苦难的逃避，对责任的逃避等等。
亚：在悲壮的流亡生涯中坚持诚实的批判态度，於纷杂的社会角逐里维系知识分子
的独立人格，面对生活的真实，追求新闻自由，这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讨论话题。希
望以後还有机会继续与你探讨。
安：我很愿意。说到底，还是以一个人的本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诚实勇敢
地面对生活，真实地感受生活。我的格言是：一个人永远也只能面对自己。
亚：谢谢你接受采访。祝你未来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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