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住现实政治的意大利牛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和他的社会批判
你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样一位诺奖得主：
他把朵朵鲜花抛向空中，挽着他心爱的盛装的太太，单脚跳立在舞台上，
以身体语言庆祝他刚获得世界性的大奖。
七十一岁的老顽童毫不掩饰他的欣喜若狂和他道地的演员本色。他在自己
设计的表演庆祝宴会上大声宣布：
“我将这个奖与一切鞭笞和戳穿权威的奋斗者分享！”
祝贺和欢笑从全世界涌来。只有意大利官方保持冷冰冰的沉默。穿小丑服
装爱拿政治家开玩笑的达里欧·佛“严肃”地向欢乐的人们宣布：“市长致电给我
，说他没有时间参加这个宴会，因为他被迫驾车赶回去换内裤。”
文学奖成了政治炸药
高贵的瑞典皇家文学院不知是否预料到，他们选择达里欧·佛作为本年度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这无异於选择了一包政治炸药。这包炸药在意大利引起巨大
的爆炸。
瑞典驻意大利大使馆收到了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抗议信。对於来自
斯德哥尔摩的冲击，意大利上流社会也是一片愤慨、侮辱、嘲弄之声。不仅是资产
阶级右派对一贯用戏剧反抗他们的超级老敌人发出狺狺吼叫，就是左派中的一部分
人，也只装模作样地拿出一只手来为达里欧鼓掌，因为达里欧对左派共产党的批评
挖苦不比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得轻松。
梵帝冈教皇的报纸指责达里欧·佛犯了宗教破门罪，右派党宣布这个获奖
是一个“羞辱”，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意大利科学家假装不知道达里欧·佛是何许
人也，而年轻的文艺评论家的言论则是优雅和意味深长的：
“这个颁奖是一个来自外国的强烈信号，它表示人们对九十年代的意大利
文学的认识是多么地贫乏不足。”
意大利“爱国”文人们无法掩饰达里欧获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他们的拈
酸吃醋的言论随处可见。如诗歌评论家基喔瓦里愤怒地说：“人们可以怀疑，由斯
德哥尔摩的法官们给
予意大利的意想不到的姿态是奇怪的，这并不完全是对我们国家的赞赏：似乎我们
国家不再是神圣教皇、航海家和诗人的国度，而是由一些盗贼和蠢货组成。”
在已有二十年未获诺奖的意大利， 无数生活在底层无权无势的小百姓却在
为他们自己的剧作家的获奖雀跃，他们由衷地欢笑着说：“多么令人高兴的惊奇！
多么美妙的消息！让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失望去！”
属於人民的剧作家
达里欧·佛本人很清楚他的获奖使意大利文学精英们大为光火的原因，他
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而做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正是他自觉的文化选择
。这从达里欧的自
我表白中可见一斑：“我不是阿斯匹林，不是那种人人为了抑制片刻的头疼都可以
去取的头疼药。在某些方面，我根治头疼。而在另一些方面，我想要显示它们。”
“在文化上我站在普罗大众一边。我曾经与玻璃工人、渔民和走私者紧挨
着住在一起。他们所讲的故事对权势者和中产阶级的虚伪，对政治家、律师和教师
的双重人格含有尖锐的讽刺。我天生就有政治洞察力。”
这是一个出生於意大利北部湖滨小渔村的孩子，他在给贫苦渔民抬渔网时
，发现那些古老的故事的珍贵，也认识到人民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把那些渔民
和流浪艺人讲的
故事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也许就是这些童年时代的故事，决定了达里欧一生的激烈、鲜明、不妥协
的政治立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少年的达里欧和介入抵抗运动的父亲
一起，帮助偷渡美国、英国战俘运去自由的瑞士。
与拉梅结为夫妻是达里欧人生中的最大幸运。拉梅是流浪演员的女儿，她
刚出生八天就被父亲抱上舞台充当哇哇大哭的婴儿演员。不论在政治立场上还是艺
术追求上，他们志同道合，带着他们永不衰退的激情和非凡的艺术才能，为平凡的
小百姓而写作、表演，为他们鞭笞现实，为他们发出含泪的笑声。因此，他们夫妇
几十年的历程伴着拘捕、禁演和人生迫害。
然而就是这个来自下层的达里欧终将穿上燕尾服和瑞典国王陛下享受盛宴
，瑞典戏剧界已经一片欢腾，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瑞典皇家文学院只不过是顺应
了人民的所爱。
他的长鼻子直指一切
达里欧在舞台上高举起他的长手指，他的长鼻子直指一切与人们有关的存
在，一切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在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对抗
。
他的小丑般的喧闹嘲笑是一声声爆炸，在意大利沉寂的政治空气中响亮地
爆炸。不仅天主教会成为他讥讽嘲弄的对象，对整个巨大的社会建制，他也时时投
去犀利的目光，即使是意大利的法律机器，在他眼中也只是一出笑剧。他永远让社
会问题成为决定戏剧的主题，如意大利的腐败、毒品乃自堕胎和妇女问题，他无一
不在嬉笑中插进理性的钉子，把这些社会问题深挖出来。他提供的爆炸性的笑料让
人们从乏味被动的日常生活暂时解放出来，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带有苦味的深思。
正如瑞典文学院的授奖颂词中所称：
“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以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其作品上演之次
数，可能为当代剧作家之最。他对‘弄臣’（gyclare)一词的真正含义的领略比任
何人都要深刻。他亦庄亦谑，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眼睛看到社会的不公
和不义，在作品中展现了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
社会的不公不义几乎无处不在。意大利的贫富悬殊，就如达里欧说的，“
我们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总是表现得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愚蠢一些”。具有
草根性的达里欧很自然的在他的青年时代成为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持激烈的否定
批判态度。如翻译成多种语言脍炙人口的· 我们无力付帐，我们不想付帐· 即是
描写意大利南部贫苦消费者的联合
抵制行动。
六十年代，由於意大利资本家只顾利润而忽略工人的人身安全，有关工伤
事故的报道接连不断。达里欧·佛在愤怒中产生灵感，他在一个电视戏剧小品中半
真半假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罐头厂一个工人的姑妈是个大胖子，有一次她到工厂
看望侄子，一不小心掉进正在转动的大绞肉机里，可工头却以不要影响生产为由不
准关闭绞肉机的电闸。结果，这家工厂的肉罐头产量增加了一百五十罐。
达里欧的这个小品，无疑是用残酷的幽默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人民的绞
肉机”，使人想到马克思关於“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
著名论断。 他为这个讽刺资本主义的喜剧小品所付出的代价是：由於意大利所有的
罐头厂及其他工厂的强烈抗议，意大利广播电视台对达里欧·佛禁演了十四年。
三十多年後，类似这种“绞肉机”式的讽刺小品却在打倒资产阶级之後的
共产党国家翻版上演，人们很容易记起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里深圳工人被集体烧死的
真实惨状。历史比达里欧的讽刺小品更讽刺。
与腐败的意大利共产党决裂
在青年时代相信共产党的人，往往是一些热情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何况达
里欧当时加入的意大利共产党还不错，他们至少在口头上尊重多党制民主社会，尊
重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曾经致力於反法西斯的斗争。
然而在七十年代左右，意大利共产党一度在国内三个重要地区大权独揽。
掌权後的意共开始腐败，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并且和意大利黑社会勾结。
作为以真实反应现实为己任的剧作家，达里欧的作品开始了对掌权的共产
党的官僚主义的抨击。他的剧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背景是1969年米兰
农业银行的炸弹爆炸事件，当时人们把造成十六人死亡、八十八人受伤的严重罪行
归咎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头上，一个无辜的铁路工人被当成嫌疑犯，据说他在接受
审讯时从十五楼的窗口跳下去。但後来的调查证实。此人实际上是被有共产党背景
的警察推下去的他杀。
达里欧·佛本人在此剧中亲自扮演主要人物。此剧的主人公在节目表上只
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狂人”，剧情主要围绕这个狂人如何先後化妆为一个法官、科
学家和主教闯入米兰警察局，与警官辩难诘问，不断推翻警官解释这一案件的漏洞
和逻辑混乱，企图诱使警官承认他们的罪责。
该剧的演出，受到了意大利官方的重重刁难，首场演出只得在一家工厂的
简陋仓库里开长，结果场场爆满。剧作家却因此受到共产党内部的批判，达里欧被
说成是“有意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国际上对此剧的普遍评论是：“意图使意大
利共产党名誉扫地，挖掉它的普遍基础的墙角。”曾经坚信过共产党的并且用通俗
歌曲形式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达里欧，不得不在共产党掌权腐败後与它决裂
。
这个使意大利共产党名誉扫地的剧本，却由於其内容的尖锐和形式的独创
，引起了国际剧坛的高度重视，十几年来演出不断，直到1996年还在英国爱丁堡节
上演。
达里欧·佛在该剧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说：“该剧的巨大的挑衅性的撞击，
是由它的艺术形式决定的：这出根植於悲剧的喜剧变成了一出笑剧棗权力的笑剧。
”
为什么把诺奖颁给小丑作家
当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启开一个历史性的大门，人们一时怀疑自己的眼睛
：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否有错？为什么高雅的文学奖颁给一个演小丑的剧作家？
世界大部分文学精英一片惊谔，因为诺奖通常都是颁给长篇小说作家和诗
人。睥视这个平民戏剧家的意大利文化人更是出言不逊：“这是拉尿拉在尿盆外，
达里欧·佛与文学何干？”
这意味者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头脑中许多有意无意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行反
思： 戏剧文学难道就不是文学？戏剧和文学虽然属於不同的类别，但它们却由诗歌
和剧本相连。戏剧属於用身体说话的文学。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鉴赏好的戏剧，
学会阅读身体语言。
达里欧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他的写作方法很特别。他很少坐下来写作
，而是通常去街道上去广场里，聆听公众的声音，然後在舞台上“写”出来。他的
写字桌是舞台，他的作品属於他和赋予他灵感的太太以及演员朋友们的集体创作。
其剧本在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四百多个剧院上演过三千五百场次的达里欧
获奖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达里欧能够打动当今瑞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的社会
关注和甘冒风险的无畏精神，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信念：小丑艺术是来自人民的艺术
，对於社会问题，嘲笑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达里欧本人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选择他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这只是表
明，今天的瑞典皇家文学院开始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文学和戏剧。
达里欧一贯的艺术观点是：“没有什么能像讽刺艺术一样深入人的心灵和
理性。”他不是为戏剧而戏剧，舞台只是他的工具，他想用他的戏剧去影响观众。
他的作品生根於民间艺术 传统中，在古代欧洲走江湖的流浪艺人和游吟诗人及十八
世纪意大利通俗戏剧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民间的流浪艺人往往以俚俗歌曲、滑稽小
品和短剧默剧逗乐农民村夫，讽刺地方伪善的神职人员和权贵名流。向民间艺术学
习的戏剧家因而成为无可争议的艺术大师。
运用反语进行反讽是达里欧的拿手好戏，他尖刻的舌头如利剑，戳穿了一
切假面具。比如他把意大利红白绿三色国旗指为官方用来掩饰“偷窃、私人利益和
无辜者的鲜血”的布条。笔者这里译出他的一句精彩名言以飨读者：
“英国人、法国人和诸如此类的人，让他们自己垂头丧气好了，但我们意
大利人必须高高扬起头颅，因为我们坐在险些盖过脖子的粪便上。”
这些讽刺意大利社会腐败的言论可以说是恶毒之极，算得上崇洋媚外，一
点也没有同处在腐败社会中当今中国人的“爱祖国”（爱面子？〕的“民族情怀”
。
还有一点原因，旅居瑞典的笔者实不相瞒：达里欧之所以获奖，和他的剧
作早就被成功地译成瑞典文（一种欧洲小语言，但却是诺贝尔奖评委们的母语〕不
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瑞典除意大利之外第一个上演达里欧戏剧的外语国家，他的一
些著名的剧本甚至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瑞典首演。从六十年代起，达里欧的瑞典同
行们便把他的剧作搬上瑞典舞台，至今已上演一百多场次，广受欢迎，好评如潮。
对於达里欧的获奖喜讯，瑞典剧坛比他本人还高兴，男女演员们呼喊着达里欧的名
字，一跳三尺高。这个奖是给予在高度现代化国家已经衰退了的戏剧事业的一剂振
奋剂。
此奖只颁给理想主义者
诺贝尔先生在去世前一年给後来的文学奖评审委员们留下一个伤脑筋的难
题，他在遗书中规定：文学奖要颁给在文学上朝向理想主义而有最优秀作品问世者
。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可怜的评委们不得不在这个理想稀薄的星球上遍寻理想
主义的作家。虽然对“理想主义”的客观标准不易把握，因而争议很大。外界的激
烈批评且不论，即使是令人尊崇的评委们内部，听说也争吵到摔杯子摔笔闹辞职的
地步。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竭尽所能。
於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长长的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获奖作家名单。
笔者在这里略举近年来的几例。
一九九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一位政治倾
向十分鲜明甚至激进的作家。她的代表作· 爱· 是迄今为止对奴隶制度最有力的
控诉。尽管有少数评论家批评她的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为了传达某个政治观点”，
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在获奖评语中盛赞她：“赋予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生命。
”
一九九四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被认为是“日本最尖锐的社会批评
者，从不认同日本官方和传统形象。”众所周知，他的破天荒的壮举是声称自己是
“战後民主主义者”从而拒绝日本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他在瑞典获奖仪式上
指责“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因而招致日本国内右派人士在他住宅旁
砸窗户的示威抗议。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六四”事件後一直坚决地表示他对中国民
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席莫斯·奚尼是获一九九五年诺奖的爱尔兰诗人，在他优美的浅唱低呤中
，充满了对祖国悲剧性的政治现实的关注。目睹爱尔兰现实的暴力和疯狂，席莫斯
把他悲壮的关怀之情投向全人类，他因而成为人权组织棗大赦国际的忠实赞助者，
并在其诗中把致力於营救政治犯和死刑犯的大赦国际组织喻为“良心的共和国”。
一九九六年的诺奖得主波兰诗人辛波丝卡似乎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完全孤独
的老妇人，但是政治却不断地来“问”她。她的早期诗作因其低沉的抒情调子而成
为“共产主义”文艺批评家的批判靶子，她一度被迫自我调整以适应官方的政治倾
向。但真正的诗人无法被教条理论所长久束缚，辛波丝卡在波兰文学“解冻”之後
，坦承自己一度相信共产党统治集团，从而犯了同谋罪，对不起那些无辜惨死的人
们。後期的辛波丝卡虽然在信仰上向天主教回归，但她的诗作中充满政治讽喻。在
她看来，文学想要完全摆脱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朝向理想主义”的作家，他们的理想其
实很平凡，一言以蔽之：基本人权而已。
他将把巨款塞进荷包？
七百五十万瑞典克朗（约一百万美金）的奖金，老顽童达里欧将拿来作何
用？这是我们这些好奇又爱钱的凡夫俗子们很想知道的的。瑞典剧坛的同行们推测
，达里欧的剧团早就筹备环球巡回演出，一直在为经费发愁，这笔来得及时的巨款
会帮助他们剧团实现其计划。
但是达里欧说：“我必须用这笔钱帮助 Sofri 和他的同志出狱。”
Sofri 是七十年代意大利学生运动的暴动者，他被意大利当局处以长期监
禁，被认为是对其他以革命的名义犯罪的人的一个警告。 二十多年来，达里欧·佛
一直竭力帮助他们。为了凑足钱给这些未经审判就遭监禁的的年轻人请律师辩护，
他曾经跑遍欧洲募捐。我们瑞典大赦国际分部棗世界上最好的分部之一，就曾经主
动邀请过这位热心帮助政治犯的戏剧家来瑞典访问。
“ 敲门，敲门,谁在这儿？警察”是达里欧嘲讽意大利警匪一家搞恐怖活
动的舞台剧。由於这类谴责国家犯罪的批判锋芒，支持警察的法西斯分子扬言他们
夫妇的命。一九七三年春天，拉梅被法西斯匪徒绑架，遭到残酷毒打，无权无势的
达里欧求告无门，几天後匪徒驾车将拉梅从车里扔出来，她还在血流不止。後来达
里欧本人也在剧院彩排时被警察骚扰一度被捕。在全国民众的抗议示威下，官方才
被迫释放了他。这样的灾难从未使他们夫妇屈服。 就因为达里欧是左翼的
支持囚犯组织的成员，他不仅在意大利国内承受政治压力和迫害，而且据说因为这
个原因在一九八零年申请美国签证被拒。
在经历了几乎是整个人生的艰困的抗争之後，达里欧终於赢得了崇高的荣
誉。但获奖并不会使他成为官方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不会像中国传统的穷秀才中状
元之後跻身龙门，他仍然要作下层人民的代言人，绝不解除他的武器棗无情的嘲笑
。
能够藐视和不能藐视的
“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这一直是多年来中国人的一个老问
题。今年诺奖名单公布之後，海内外中文媒体反应寥寥。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界
对这位意大利戏剧家了解甚少，（达里欧的作品很少译为中文），而且也显示中国
人想获诺奖的急切心理已平静下来，并开始以平常心看待诺奖。
笔者犹记得当年旅德中文女作家龙应台在访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棗瑞典著
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之後，提出：“视大奖，必藐之”的观点。正如积极译介中国
文学的马悦然先生所说：“它（指诺奖）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
而已。”
中国作家何时何月获诺奖，实在不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源远流长的中国
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传统，因此对十几个虽然富有学养却仍然习惯於欧美文学表
现方式的瑞典人给的奖，从艺术上看，要说“藐视”也没有关系。但这个奖里却有
着一些决不容我们中国人藐视的东西，那就是达里欧·佛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知识分
子对社会与现实政治问题的普遍关心和参与。这种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不缺少
。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理想主义者的劫数，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注定要被他
所关注的社会所漠视和扼死。於是我们许多的中国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排着长长的
队伍，走出了关心现实的行列。就连八十年代初期崛起的一代名诗人，也转变成以
描写小猫小狗、女有三丑为己任。 这里还有著名美学家的“理论
”指引的功劳，如青年导师李泽厚先生呼吁：“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政治？”“我认
为经济发展已使各个阶级、阶层得到了利益。” 区区“利益”二字，足以使中国知
识分子放弃所有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末？
感谢瑞典皇家文学院作出的这个勇敢的决定棗他们把诺贝尔花环抛给南欧
的一个“小丑”。在这个理想和真诚被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所嘲笑的时代里，这个
扮花脸、荷长戟的小丑成为一盏精神的传灯。
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把雅典喻为一匹懒散腐败的骏马，把自己喻
为鞭笞激励骏马的牛虻。两千年之後，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中海傍，发现一只遗传
下来的、始终叮住现实政治不放的意大利牛虻。□
(1997年12月於瑞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