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十二月十日，我顺利通过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论文答辩。我
这个博士学位来的不大寻常。我是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後到美国的。在北大四年
，打下了良好的数理基础。同时，思想也成熟了许多，立下了“献身改革、振兴中
华”之志，并参与了民运活动。原曾想毕业後改读经济管理或者到工作岗位上磨炼
，但当时李政道教授主持CUSPEA考试招留美物理研究生，机会难得，我便报了名。
八二年秋，我凭着CUSPEA考试的成绩，进宾州大学研究院读物理，同时担任助教。
不久便发现，美国是自由天地，转学容易。进而想到，如果学文科，将来回国会对
改革更有用。给李政道写信讲这个想法，他回信劝我不要妄动。但我主意已定。在
比较了法、商等学科後，决定申请读经济专业博士。八二年底参加GRE考试，考的内
容是基本能力和数学专业(用以代替经济专业)，除英语语言部分外，成绩都接近满
分。八三年三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至庄教授请我去面谈。不久，普林斯顿正
式发来录取通知，除免学费外，每月有400美元奖学金，将就能养活一个人。
我来美前和所有大学生一样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外，只还读过萨
缪尔逊《经济学》的中译本。但到普林斯顿後，发现研究院的经济理论课并不难，
且很对胃口，适应得很快。八四年初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两
门基础理论课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令系里教授大感惊异。教微观经济的索纳善教
授(Hugo Sonnenschein)将我列为班上的“英雄”。教宏观经济的布兰德教授(Alan
Blinder)专门写条子给我说，以我有限的英语和经济学背景，能取得全班第一的成
绩实在惊人。许多人预期我会很快有经济学的建树。我於八五年五月顺利通过博士
资格考试，同年取得硕士学位。接下来，就该写博士论文了。
但我的梦想在中国。我记得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对三年饥荒的描述，记得社
会各界对文革的控诉。我深感中国之落後、改革之必要和我们这些幸运儿责任之重
大。中国有十亿人。在我的观念里，如果一个人能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有芝麻大的积
极影响，那他就功德圆满了，因为芝麻虽小，乘上十亿也是天文数字。为了给回国
打基础，我选学了最相关的领域：国际经济、发展经济、经济思想史。个人的兴趣
和相对优势，就统统靠边站了。但我仍感到所学与中国的需要对不上号，读书、做
研究的动力呈减弱之势。从八四年底开始，还为筹建和主持留美经济学会花了很多
心血。我也曾花精力与国内单位交流，并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章
。
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是严重打击。回国参与改革的梦想
，一下子变渺茫了。我不怕物质条件差，不怕在事业上一切从零开始。但我无法想
象直接、间接地为一个蛮不讲理、要求绝对服从的党工作。我从没想到过在美国长
期居留，现在又发现快要有国难归了。心理失去了平衡，不但打不起精神研究经济
学，身体状况也明显变坏，以至日常走路、上楼梯都气喘嘘嘘的。名义上是在作研
究，实际上有限的精力花在了读历史、哲学上。八八年达茅斯学院经济系聘我当讲
师，本是个重建平衡的机会，但“六四”的枪声不久就传来了，让我更难平静。“
六四”前，是对改革受挫的失望和无奈。“六四”後，讨还血债成了首要任务。
九零年夏从达茅斯学院搬回新泽西时，仍记着那部没写完的博士论文。但参
与民运是责无旁贷的。先是被陈一谘劝去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九一
年又在吴方城、伍凡等人的鼓动下竞选成功，出任第五届中国民联主席。任内取得
的成绩，使我感到欣慰。担任民联主席对我是难得的锻炼，也使我得以结交了众多
朋友。民联、民阵的许多成员，给了我宝贵的信任与支持。在九三年初的华盛顿大
会上，我在主席团选举中获得最高票。我对此很骄傲，把这看成是大家对我工作和
为人的肯定。任内当然也有挫折。最令我失望的，是未能制止住破坏性的内部纷争
。我是在八九年初民联分裂时开始过问民联事务的。由於深感内斗之祸害，我在竞
选民联主席时提出了组织内部“以爱代恨”的口号，出任主席的“就职演说”又几
乎全篇用来强调团结的重要。但对就职後见到的内斗，思想准备仍嫌不足。一些人
内斗的劲头之足，我至今感到不可理喻。华盛顿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当时主持的
《中国之春》以喜庆的封面为之祈祝，我自己则心想可以卸下重负去做几年学问了
。想不到，大会成了分裂的导火索。作为主席团召集人，我为挽救大会作了最大的
努力。对当时主持主席团彻夜开会寻求妥协方案的情景，我记忆尤新。但会还是开
砸了。会後不久，又为形势所趋参与创办《北京之春》并担任主编，一干就是三年
。
从事民运期间，许多师长、朋友，包括方励之、王军涛、陈一谘和《北京之
春》的同仁，以及海峡另一岸的焦仁和、陈一新、明居正等，都劝我尽早回普林斯
顿把博士论文写完。我在普林斯顿的同学杨小凯、李少民和在达茅斯学院的一些同
事，更是费尽唇舌。我知道他们说得对，但一直缺乏紧迫感，而且感到手上的民运
工作也很有意义。此外，离开学校多年，对回去也有点怵头。九四年儿子汀汀的降
生，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我意识到，养育後代的责任，可与报效祖国相提并论。将
来汀汀大了，给他讲爸爸怎样一心为振兴中华奋斗，他会懂，但不会很懂。给他讲
爸爸学术上有成，他也许会受到激励，多成功一分。和妻子讲到回普林斯顿的想法
时，她不但表示赞成，而且显出由衷的喜悦。这样，在妻子、父母的支持下，我在
交代了《北京之春》的工作後，於九六年七月回到普林斯顿。这时，我已通过博士
资格考试十一年了！
十年前，我曾做过一点有关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政策的研究。当时选这方面
的课题，是从回国参与改革的需要出发的。现在，自己早已名列海关限制入境的“
四十九人黑名单”，在可见的将来只能在海外发展了。选择研究课题，当然也就不
受局限了。我从个人的兴趣、擅长和就业机会的角度考虑，决定研究基本金融理论
。这方面的内容我以前接触不多，课是从来没修过。但经过几个月的苦读，很快就
入了门，并对有关arbitrage的理论发生了兴趣。我没见过arbitrage的标准中译，
这里姑译作“铁利”(铁定的利润)。金融市场上有铁利，就是说有不出本钱、不冒
风险白赚一笔的机会。这种机会当然不该有，所以“无铁利”就成了金融市场均衡
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条件意味着人们可从某些证券的价格推出其他证券值多少钱
。以状态值(state price)定理为中心的铁利理论是由现在任教於耶鲁大学的罗斯(
Stephen Ross)於七六年发明的。此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看是早晚的事。
早期的铁利定值理论是忽略买卖差价的。这几年有人计入了差价，但提出的
理论局限性很大。九六年十月我开始试着就这个问题写一篇论文，结果不到两个月
就写出来了。这篇论文提出“成交条件”的概念，证明在存在差价时用“成交条件
”可推算出比“无铁利”更准的证券价值。万事开头难。这篇论文开了个好头，扫
去了我刚回学校时那种灰溜溜的感觉。从九七年一月起，开始研究动态的有差价铁
利定值理论，时间坐标放宽为无限长。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券价格在什么条件下
会越炒越高，与基值脱节。这个问题数学上相当困难，但到五月初也被我攻了下来
。我的新状态值定理首次阐明了买卖差价引起的证券市场的质变。我证明，无差价
时单期无铁利意味着多期无铁利，而此结论在有差价时就不成立了。随後乘胜追杀
，又在九七年夏天连写出两篇相关论文，其中一篇研究限制空卖(short sale)对证
券市场的影响(这个问题与货币理论有密切联系)，另一篇研究差价幅度与证券均衡
价格间的关系。到九月下旬，由这四篇论文组成的一整部博士论文就已经成形了。
此後的两个多月，花在了小修小补、办理答辩手续以及准备找工作上。我的博士论
文总题目是Frictional Arbitrage Valuation。硬译成中文，可叫《有差价铁利定
值论》。
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博士论文如果是在通过资格考试五年後提交的，所在系
的全体教授要专门投票决定接受，学校才会安排答辩。我原以为这会是很大的障碍
。结果我提出这个问题後不久，系里就通知我说，票已经投过了，没有问题。我的
主要指导教授伍福德(Michael Woodford)，是个很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是麻省理工
学院的博士，以货币理论见长。他不但学问好，待人也特别好，称得上“诲人不倦
”。对我的四篇论文，他都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修订意见。後两篇论文的一些主
要思路，我是经他提示才想出的。能找到这样一位主要指导教授是我的运气。我的
另外两位指导教授琼斯(Charles Jones)和威伦(Paul Willen)都比较年轻，他们也
给了我很多帮助。邹至庄教授对我也很支持。他政治上的想法与我差距很大。八九
年“六四”後不久他就去见了江泽民，并为此遭到非议。(与他同行的三位美国教授
均拒绝与江会面。)但他能把政治和学术分清楚，在学术上一直对我很鼓励，并帮我
寻找各种机会。对普林斯顿大学和有关的教授，我感恩不尽。
回普林斯顿前，我在一篇题为“民运的光荣”的文章里，把民运比做灯塔(经
济学中的公共物品)，把民运参与者比做不计报偿的灯塔建造者。我认为民运参与者
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即使得不到相应的报偿和承认，也有理由感到自豪。我现在还
是这样看。想补充的是，今天在海外参与民运，个人要付出的代价还是有限的。我
因为参与民运耽搁了学业，但我没象王丹那样被关入大牢，也没象当年的方励之那
样右派一当就是二十年，最终还是有机会把论文完成了。我为此感到幸运，也愿在
此以自己的经历与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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