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商界大老、“特命全权大使”辜振甫访问大陆，再次把世界媒体的焦点集
中到了台湾海峡的两岸关系上面。不过人们在庆幸辜振甫与大陆方面的汪道涵达成
四点共识的同时，也不能就此忘记，前几年北京当局对台湾采取的试射飞弹等大规
模军事演习、中断谈判交流、对台湾民主选举的总统李登辉先生及被称作自己同胞
的台湾人民，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和前所未有的“文功武吓”。不管是把结束过去
几年两岸关系僵局的举动，说成是“破冰”还是“融冰”，都要搞清楚这个“冰”
是怎么结起来的，对结冰富有责任的一方不作出公开的道歉之前，任何对话谈判都
会失去正义的基础，事实上也不可能健康，更无法长久巩固。
一、冀望两岸关系的实质突破
今天，辜振甫、汪道涵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的恢复谈判，固然证明和平统一的
潮流不可阻挡，同时也显然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中共前些年对台湾“文
功武吓”政策的彻底失败。
早在辜振甫动身前往上海之前，全台湾上下各个党派团体、各个社会阶层，通过
新闻媒体或举办研讨会、民意调查，甚至游行示威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对与大陆关
系发展及即将进行的辜汪会谈，积极而充分的表达了的意见，这再一次证明了台湾
政治制度的民主，辜振甫的大陆之行不仅代表了台湾执政党领导人的意志，而且要
全面的代表台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不论与汪道涵最後谈出什么结果，辜振甫回台
湾後除了向李登辉和国民党中常委报告外，更要向立法委员们报告，要表示向台湾
人民负责。
相比之下，中南海当局的对台政策，无论是毛泽东的“要解放台湾”，还是邓小
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现在江泽民的所谓“江八点”，都是实行一党专
政的统治集团少数人的意志，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的。汪道涵在与辜振甫
会谈前，用不着向全国人大代表征询意见，也看不到听不见大陆的人民群众在新闻
媒体上对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甚至被共产党当作花瓶的所谓民主党派都
没有机会在此问题上亮一亮相，老百姓对台湾问题十分冷漠，几乎只有中南海一头
热。最後不管会谈的结果如何，汪道涵只要向江泽民等少数中南海当权者负责。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陆人民对两岸关系表达意见的权利，事实上完全被剥夺了。
对台关系和其他政治外交事务的政治决策权一样，全部被号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共
产党当权者所垄断，对於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来讲这是极为敏感甚至碰不得的禁区
。不管是“对”还是“错”，这种决策用不着向人民负责，甚至象前几年那样，大
规模的动用军队和试射导弹，威胁到亚洲地区和平，导致美国派出两艏航空母舰这
样严重的後果，……“文功武吓”政策已经被实践证明失败了，但因为它是中共一
党专政、极权政治的产物，现在仍看不出谁来对此承担责任，而且也用不着向台湾
人民和国际社会说一声道歉。
中共已经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中间规定了各种充分公民权利，其中自
然包括大陆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意见，对中共的错误政策“说不
”并追究责任，成立关注两岸关系问题的组织团体等各种权利。如何行使这种权利
，海峡对岸的人民已经作出了示范。包括异议人士在内的大陆各界层人民，在推动
组党运动和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同时，眼下如何把握两岸关系的这一切入点，突破
这类“敏感问题”的禁区，也是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当局对内实行专制压迫的同时，也在积极利用台湾民主政治
，如通过接待许历农、林洋港、梁肃戎等下野政治家，及新党和民进党等反对派政
党和团体，不断对台湾社会进行分化。对此，台湾朝野也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如
也可以邀请中共下台的政治家如华国锋、赵紫阳、乔石、万里、鲍彤等，和异议人
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最近在组党运动中的活跃人士及各个民主党派，前去台
湾参访，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沟通，把握这一契机，不但将了北京一军，而且也有
助於把台湾提出让大陆分享他们的民主经验落到了实处。
两岸关系，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前景，对此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表
达自己的意见，只有到广大的大陆人民也能向台湾人民一样自由的表达自己意见、
充分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两岸关系才可能发生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二、给台湾民主统一中国的谏言
辜振甫先生访问大陆，不但在行程上安排上与克林顿的访华路线接近，在内容上
也有重合之处，不过，同样的内容，大陆当权者从克林顿那里听到还可以说国情不
同，当从辜振甫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江泽民就缺少了招架的理由。而辜振甫恰恰在
这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角色位置，长袖善舞，表现出色。他不但在表明台湾立场时
态度明确立场坚定，有不失礼节和风度，他还正式向大陆领导人面对面的提出了“
民主化”才是两岸统一的途径，并提出愿意让大陆人民来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这
体现了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中反守为攻的一着妙棋，就象抢占了一个战略制高点。
无论是江泽民回应－－大陆人多，直接选举产生中央政府，目前仍有困难；还是钱
其琛表示－－以民主化完成统一的想法不切合实际，在民主化问题上，北京当权者
显然都落到了辜先生的下风。
长期以来，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以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是向人民群众宣传灌
输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思想，尽管其中不乏扭曲走样甚至被偷梁换柱，如毛泽东
在文革中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被冠以“四大民主”，一度还写进
了宪法。民主观念几乎是已经被“神化”了，在大陆老百姓心目中有其特殊的“法
统”地位。尽管世人都知道中共实行的是极权专制统治，但它还是要打人民民主的
旗帜，不敢公然的否定民主，如他们将自己的极权专政就称为“人民民主专政”。
随着二十年的开放、大陆普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民主化早已不再是西方资
产阶级的专利品，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也日益觉醒，自由知识分子、民运分子、人
权活动家、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在追求民主化的进程中更是不屈不饶，前赴後
继。近来民间频频传出的组党呼声，中共当局不得不签署联合国两个重要公约……
，这些事实都证明，以民主化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在大陆上下都已有广泛的现实基
础，而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权派如果一味地抗拒民主化，不但会失去民意基础，加
剧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最终还将遭到大陆人民的唾弃。
现在的问题是，台湾方面究竟具体准备怎样让大陆人民分享其民主经验？当笔者
以此询问贴近台湾政坛核心的一位要人时，他说并不知晓有什么具体的方案，甚至
台湾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运作的“大陆政策”，他本人就负责一个专门与大陆有
密切关系的部门，但是从来不见有人给他下达具体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全凭他个
人的感觉，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听到他的这一番表白，真令人吃惊，感觉已经实
行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台湾，似乎在与实行独裁统治的庞大的中共集团，打一场原始
落後且非常被动的“游击战”、“遭遇战”、“麻雀战”，难免有台湾民主化“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担忧。
现在活跃在欧美国际舞台上的魏京生先生曾不无遗憾的向笔者表示，当他与一些
国际政治家接触的时候，他们对台湾与中国民运的关系感到相当的不解，无论台湾
是想统一还是最後要独立，无论是从民主理念出发还是从现实政治着眼，几乎没有
比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更好的选择。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象支持俄国、支持东欧
的反对派运动，或象支持昂山素姬那样来支持中国的民运，除了中国民运本身确实
有其存在的问题以外，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目前生活在台湾的
中国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会去尽这种职责。由此，中国民主运动陷入了目前这
种前後不着、捉襟见肘的窘况。有人甚至抱怨，如果没有台湾的存在，海外民运也
许可能获得更多的和更有效的国际支持。
这种情绪是有其背景的，当某些民运人士公开声称如何获得台湾资助的同时，台
湾由於立法院的质疑或其他的种种原因，支持海外和大陆民主运动的资源却是在连
年大幅削减，与中共凌厉攻势相比，台湾在国际舆论上的“守势”，也象它在外交
关系上的状态相似，呈现出不断的萎缩，这种趋势甚至还有进一步扩散和蔓延的迹
象。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台湾一方面实行了民主化，并且强调要用民主化来实
行中国的统一，一方面却出现了对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支持不断减少的现象。
台湾的资源如何运用，说到底，必须由台湾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通过法定的程序
，自主的作出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旁人无须说三道四；但同时台湾人民和台湾
的政治家们也得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这就是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而集思广益、
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也是台湾多元民主生态应有的题中之意。台湾现在不但要在战
略上高举民主化的旗帜，更需要在战术上予以具体的落实，即不但要谈判时口头上
讲民主化，更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去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哈佛大学的一位大陆学者强调，大陆人民对民主化的坚定信念，海内外民运人士
对民主化的坚持不懈的追求，让大陆人民分享台湾民主经验，不应该只是一种口号
或理想，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政治现实，因此现在更需要行动！比如，台湾是否可
以考虑，如果用现在争取外交空间经费的十分之一，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甚至
支持海外流亡人士组织一个“流亡政府”，将来由四个政府（海峡两岸的政府，加
上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议人士组成的流亡政府）一起来谈统一
，难道不比现在台湾与北京单打独斗要强些嘛？
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运动要靠天助、人助，但更要靠自助的。但是，台湾民主化
支持大陆民运的悖论、魏京生的意见、哈佛大陆学者的看法，如果也是可以给人启
发的话，倒也不失为给台湾方面如何具体落实民主统一中国的谏言。不管台湾最後
做什么选择，也不管台湾是从民主理念出发，还是从现实策略着眼，增加给予中国
民主运动的支持，对台湾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
三、袁斌的动机值得深思
辜振甫结束大陆访问回到台湾不久，也就是在两岸关系看上去开始逐渐回温的时
候，十月二十八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05航班也紧跟着辜振甫飞到了台湾，立即
给两岸关系一个新的现实的考验。与过去许多中国大陆飞机被劫持到台湾的情形不
同，这次的被成为劫持者的袁斌，本身就是这架飞机的机长。与新华社对劫机者身
份报道吞吞吐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华人舆论的反映是相当有震撼性的。
中国大陆社会里，在航空公司工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而有资格担任一个飞
机航班的机长，通常来讲就意味着享有比较优厚的经济利益和高於普通人的政治地
位，尤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是中国民航系统中的“王牌”，并承包每次中共当权者
出国访问专机的任务，据袁斌本人的说法，他也经常飞国际航线，换句话说，他也
经常有“出国”的机会，而且他这次驾驶的CA950航班也是飞往缅甸仰光的“国际航
班”。对袁斌来讲，要离开中国并不难，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么大的“牺牲”，采取
“劫机”这种下策呢？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为了追求民主、向往自由这种“远大目标
”，他只是用朴实的语言解释是“由於我在国内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据报道，由於中国民航系统的腐败，驾驶员、空服员都有人事背景，因公司制度
不健全，原本按规定配发给袁斌的住房，竟平白被取销，对此他甚感不满，他多次
向公司申诉，都没有回应，才於日前和妻子徐梅商议劫机。据袁斌向台湾司法方面
供称，“劫机”到台湾前，先从北京飞到太原，“示威性”地飞遍半个中国大陆，
就是要给中共民航单位难看，虽然途经的每个机场塔台都以无线电劝他，但并未动
摇他离开大陆的坚定决心。 从目前已有的信息来看，袁斌是用“劫机”的形式对中
国大陆社会“不公平”的腐败现象，表示自己的“示威性”抗议。袁斌劫机的动机
和理由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由此，也可以证明中国大陆的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
大陆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在八十年代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禁条，到
了九十年代主要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既得利益格局，及发生在现实政治框架中日
益严重的有失“公正”的全面腐败。尤其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用自由主义的话语
，为目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既得利益者进行“合法化论证”，对权贵资本进行合理
化论证，主张让公共资产的看守者“监守自盗”－－完成私有化过程。袁斌现在以
他自己的行动，给这种泛滥成灾的不公平腐败、以及为其涂脂抹粉的理论敲响了丧
钟！
人们或许都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将军以要求抗日为由，实行兵谏－－劫持
国民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这一震惊世界的“西安事件”，终於使得共产党摆脱了
山穷水尽的困境，成为国共两党此衰彼兴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设想一下，如果袁斌
今天将江泽民出国访问的专机劫持到台湾去了，也许可以提前实现李登辉与江泽民
的见面，迫於环境压力，江泽民甚至也许不得不与李登辉签订一个协议－－允诺在
中国大陆实行开放党禁和报禁的民主政治改革，并在放弃武力有国际监督保障的条
件下展开两岸和谈。
今天，袁斌以他自己驾驶飞机来台湾，而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劫机”，所以对
他是否构成“劫机罪”尚有待法律专家进一步研究、认定。如果袁斌或者他的同事
，把江泽民的专机开到台湾去了，并产生了把两岸的民主统一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
效果的话，那就不是“犯罪”，而是一种“义举”，虽然可能不会给他一顶“义士
”的桂冠，但他却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张学良”喽。
中国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袁斌的劫机事件里，同样可以得到丰富的启示：社会的
不公平可以令袁斌作出铤而走险的选择，这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潜能
，现阶段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唤醒人民群众对周围一
切不公平现象的反抗，惟其如此，民运才会不脱离群众、不远离实际。在两岸关系
维持现状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袁斌这样的事件似乎不可能仅仅是最後一个。
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後，历史似乎还准备给中国人开一个玩笑：难道江泽民和中南
海的当权者一定要等到发生类似自己的座机被劫持到台湾去的事件以後，才让渡自
己的既得利益真正的反一反腐败？才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才答应实现两岸的民主
统一？如果社会的发展，希望只存在於这样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当中，中国也未免太
可悲了。
四、台湾的一着“险招”
现在北京在对台湾关系问题上，显然在采取一种两手策略，而且两手都很硬，一
方面用所谓的“一个中国”在宣传、名分、理念上紧紧套住台湾，向台商诱之以巨
大的经济利益，逐渐逼迫其坐上谈判桌，另一方面是用各种手段破坏台湾与现有邦
交国家的关系，甚至逼迫美国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宣布所谓的“新三不”（不与台湾
建立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甚至就在
邀请辜振甫访问大陆的同时，中共依然在毫不留情地增加全面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
间的力度。
国家，是指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确定部分（领土）、经由法律组织起来并且拥有自
己政府的人（相对固定的人民）的联合，而且作为一个实体要求同某些其他类似国
家进行交往。在现实当中，一个社会是否被看作为一个国家，取决於其他现存国家
的普遍承认。台湾现在早就它拥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所有要件，因此不管你是否承认
，它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法律後果是法律人格，独立
和平等。独立意味着不受任何他国之法律控制和支配。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来，台湾作为事实上主权国家的存在，却被无端的剥夺了他理
应享有的国际法律後果。现今中国大陆，由於它是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
之其正在崛起的经济影响力，虽然对台湾中华民国的政治框架及其域内管辖权影响
有限，但它有条件和能力不断增加打压台湾外交空间的力度，台湾不但被驱逐出联
合国和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承认台湾的邦交国家也一个个被中共挖走。两岸
为争夺这些台湾的邦交国家，铆足了劲，撒了大把的金钱，呈现日益白日化的境地
。
长此以往，就自然会危及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台湾的邦交国
家被北京全部“挖光”，就意味这台湾失去了国际承认，它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被抽去了一块至关重要的基石－－其国家要素也就不完全了，那个时候中共自然可
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欺侮台湾了。因此保住现有的邦交国家关系，事关台湾台湾作为
主权独立国家存亡与安危，从这个角度看，台湾近年奋力推展务实外交的举措是可
以理解，也是值得同情的。
目前，台湾在抗衡北京的打压方面，总体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政治民
主化方面的进步，也使台湾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新的资源。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台湾
同时也要警惕，不能孤芳自赏、偏安一隅、固步自封，千万不能忘记大敌当前－－
中共一党专政独裁这个庞然大物亡台湾之心未死，分分秒秒都可以发生兵临城下的
局面。常言道“置之死地而後生”，面对北京的两手策略，台湾除了坚守现有的政
策，在积极推进务实外交、向大陆展现坚持民主统一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采取切实
的措施让大陆人民来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的同时，也要积极谋求在两岸关系中掌握
主动权，有一着“险招”也不妨可以早作预备：
台湾在作了种种努力仍不能“感动”大陆放弃打压台湾国家空间的时候，可以明
确的告诉北京，如果台湾目前拥有的邦交国家再被它挖走一个，如果继续阻止台湾
参加国际组织，如果再不宣布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可以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
台湾就会为自己是否宣布独立及其前途，组织全民进行公投。
这也是被中共逼到最後的孤注一掷，当然现在看是一着“险招”，这一招先是可
以备而不用，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北京现在最担心台湾宣布独立，
这种举措就应可以起到威慑其打压台湾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程度是与北京担心
台独的程度成正比的。可以预见的是，台湾一旦起用这一“险招”，应该不难扭转
在国际上被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甚至还有“一招就灵”的效果也难说，关键是时
机和分寸要拿捏得准。国际关系不可能是一厢情愿和漫天要价的，它应该是互惠和
互利的，也必须是经过讨价还价来实现的。不管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包括台湾自
身，要抗衡北京的压力，在谋略上现在尤其需要以退为进！
五、日本如何拆解中共压力
封杀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中共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战略，它不但被作为与美国交往
的核心问题，而且也硬要将其当作与近邻日本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在安排江泽民
即将访日的过程中，不时有消息传来，北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领导人仿效克林顿，
在江泽民访日的联合声明中，重申所谓的“新三不”。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在北京当权者的眼中，日本的外交政策总是跟
着美国亦步亦趋，尤其是身受亚洲金融风暴创伤，日本目前在经济上正有求於中国
，所以克林顿在上海发表了“新三不”政策的讲话，日本首先小渊也必须如法炮制
。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的时候，中方便以今年发生洪水灾情为托辞，不定期的推迟
了江泽民的访日行程，这在中国过去的外交活动当中，是十分罕见的。目前，江泽
民的访日行程虽然正式确定并已经公诸於世，但对日本方面对是否要象克林顿一样
申明“新三不”，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其实中共忘记了，前两年，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思潮，正是抄
袭日本的，在“可以说不”这一点上，日本可是中共的老师啊。二战之後，日本在
美国的帮助下成为了现代化世界经济强国，为了摆脱战败的阴影，并跻身世界政治
强国之林，多年前日本开始对美国说不。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六四”事件发
生後，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实行了对北京当局的严厉制裁，可是日本偏不听美国的指
挥，以自己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为由，继续维持者与北京的正常关系，敢於向美
国说不的日本，似乎不至於不敢对中国说不吧。
不过值得省思的是，正是“六四”後日本的那种政策，成了中国最终突破西方制
裁的第一个缺口，帮助了现在敢於压迫日本的中南海当权者摆脱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更早，还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侵华战争，也为共产党坐大抢到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毛泽东曾为此当面想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谢意）。
现在中共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是上下其手左右开弓，对处於困境中的日本当局从
这个角度讲，大有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嫌疑。日本当局现在遭受北京的巨大压力
，从报应循环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养虎遗患、自食其果。
此外，日本还和台湾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渊源，不但因为现任总统李登辉曾在日
本求学深造，日本还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台湾的宗主国，日本文化为此在台湾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除去目前台日高度密切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台湾还是日美安全条
约的保护对象。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到日本对与中国交往时采取的态度。中共一
再压迫日本要求小渊宣布“新三不”同克林顿调门保持一致，但中共似乎忘记了老
祖宗的信条：“己所毋欲，毋施於人”，强权压力虽然有可能得逞於一时，但最终
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时候日本只要退一步，就足以顶住中共的攻势、化解北京的压力：日本完全
可以提出承诺“新三不”的要价，即日本可以象美国一样做很多事情，如邀请台湾
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日、日本也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武器、日本国会也可以通
过一个“台湾关系法”、日本领导人可以在日本会见达赖喇嘛和魏京生、日本可以
拨出巨资帮助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人权组织……，惟其如此，日本在对中国
政策上不是和美国完全保持了一致吗！难道这是北京所乐意看到得吗？这就叫“以
其人之道，还之於其人之身”。
六、毛泽东倡导“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近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的李锐著作《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李锐
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後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
议後经历了二十年的坎坷磨难，深谙中共的政治运作与权威领袖的个人禀性。在李
锐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另外一面，他的思想、行为表明青年的他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民运人士”，而且有些观念上甚至比现今的民运人士都还要“先进”。
一九二0年，毛泽东在长沙倡导湖南自治运动，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未象苏联十月革
命那样具备全国性革命的条件，因此提出，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
命力量应该努力推动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以壮大革命
力量。千里之行，始於硅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不是一开始便可成功，便
见大效，便可争取到多数群众的。只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小到大做
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起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事，目
前既不能从全国、总处下手，就从地方、分处下手。他赞赏杨唱济说的“不谋之总
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毛说，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
中国几千年来的老办法；现在应当倒过来，先从分处、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
手。
从那年的九月三日到十月七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
表了十多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
他自己後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
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於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
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
共和国”的主张，他坦诚“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
毛当时撰文对全国政局发表看法：“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
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行省、三特区、
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
当时毛泽东还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写过一篇两千字的文章，题目
就是《反对统一》，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
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
有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
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
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
亏就在‘中国’两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
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
不是段祺瑞的统一。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
中国，其手段变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
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
这次南北战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
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
的征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
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
不理主义。”“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
政治。”（P418－421）
关於湖南自治运动，毛当时一共写了二十一篇文章和书信。他的这些话，大多是
今天的中国民运人士都不敢讲的，或者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至少是没有公开讲出
来的，虽然今天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和西藏的关系、新疆和内蒙的独立
运动都迫在眉睫，尽管民运组织和人士也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甚至
还有互相间的沟通交流，但比较起来，还是缺了青年毛泽东的某些精神和思想。同
样，台湾的当政者也不敢向他的对手－－江泽民，积极推销中共创始人的青年时期
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主张，自然而然的就陷入了有独立之实而无独立之名的困境。
究竟是那时的毛泽东过於率直真诚年轻幼稚，还是现代的民运人士在世事的变迁
中变得圆滑世故成熟老到了呢？仰或是台湾方面的创造性的思想已被现代的务实精
神所掩没？……其实统一还是分离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是人民要有自主的权利
并由人民来作出选择。现在有学者把黑格尔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区分，也有研究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也提出了青年马克思的概念，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理论中青年
时期更多一些真理的火花。李锐把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对照研究，使人们清楚
的看到毛泽东从青年时倡导“湖南独立”到老年时“一定要解放台湾”，他领导的
中共怎么样从追求自由民主走向其反面的“异化”悲剧。这个悲剧不失为今天中国
和民运人士的一面镜子，也应该给台湾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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