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清醒者没有什么恶意，我只对自己清醒地看见一种不可能性而感到头痛
。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政府，他拥有我们的财产、拥有我们的财产
分配权。对於我们的一切完全是由他们给的。清醒的人起先想：我们可以反抗么？
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人数虽然最多而素
质却是最低的。这给当局提供了条件——他们不会思想，他们完全是一部可以随意
操纵的“机器”。在中共的财产里，这是属於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

      我们清醒地看到我们无法战胜他们。

      於是，我们就只有看着他们堕落——当然也带领着我们。

      清醒者在这时是痛苦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军人是怎样一些人呢？不会读书，
因此考不上大学；父母不是有钱人，因此不可能有什么遗产继承；父母不是当官的
，因此不可能给他们找一个好工作。所以他们只得当兵，退伍後政府会给他们一个
去处，毫无疑问他们依靠的是集体而非自己个人。他们的个性在集体中随波逐流。


      我们不仅清醒地看到了军队的顽固性与可怕性，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已
经完全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结果了。不相信并不等於不要，共产党人不会轻易抛弃
这一理论，因为他们还可以利用它。出於这样一种目的，如果我们还在一厢情愿地
等待他们“最终醒来”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改革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
也已经“醒来”，但并不抛弃，而只是在“运用”。运用共产主义这一手段来牢牢
地掌握住他的人民，从而能够继续专制下去。我们的人民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之後醒来了。并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否定的结论。那是中共当政时人民的一
次“醒来”，有人因此而希望在现在，人民能够再次“醒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使自己真正成为命运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形与“文革”时期完全相反，
“文革”时的人民是被蒙骗的，所以一但发现了被骗这一事实，便会立即清醒过来
，并从根本上来改变自己，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而现在的人民则是清醒的，他们
清醒的看到共产党所编造的骗局，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的强大，明白鸡蛋碰石头的
後果就不会拿鸡蛋去碰石头。人民显然是明白了怎样保护自己。人人都变得“聪明
”起来，然而清醒而不表达对所看到的强权的表演的不同意见就意味着屈服的认同
，这也就是共产党政府希望的公民的榜样。在八十年代末人们所表现出的对招工中
干部子女走後门现象的认同的平静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表现的愤怒可谓是质
的变化；同样的到了九十年代末，人们也同样的失去了八十年代末对贪官的强烈反
抗，而更多的是一些无奈的叹息。时间在历史中的功能有很大一部分都表现在遗忘
的损耗之中。在损耗中那些强烈的菱角被打磨得平稳而无知。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认
同中完成了它的合法性。

      历史在时间中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即延续性和目标性。前者依靠的是在时
间中的自然展示，而後者则可以为了目标而来相应地摆置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状态。
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两种状态不可能地而又同时存在着。一方面我们的社
会形态已经因为目标而被主观地设置了一回，而後在这个被设置了的大环境之中，
一切不合理的都在朝着延续的合法性中迈进。一切不合理的都将在时间的液体中被
清洗得干净而圣洁。

      时间是共产党手上最有效的擦污的抹桌布。

      有些时候，我确实不能理解共产党的一些掩耳盗铃式的干坏事的方法，因为
那些技俩真是可笑之极。

      有一次，我到机场接两位刚下飞机的政府官员。在车上他们说到了某厂工人
上街闹事的话题。工人闹事，这是处於转形社会的必然现象，就象汽车在爬坡换档
时的短暂停顿一样。而後是整体的前进，包括车体和车子上的载物，都将在同一时
间里以同一速度在同一的空间中移动，这里传递出了一个公平的信息解码。然而我
听到他们却在这样说：“会哭的孩子多给奶。”这又是一个现实。他们说：“谁闹
事，就给谁钱。”不闹事的就当不知道？社会的公正性在这里消失贻尽。从这里我
们看到个人的权益还是只能靠自己争取。

      “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争取”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看到
的总是局部的。如果全社会的人都站出来了，为自己的权益而伸手，那么这个社会
就将混乱不堪了。关键在於社会本身的公正性。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公正性都没
有，那么它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政府。然而一般来说这样的政府是不会主动退出自
己的舞台的，这就需要人民起来给它施加压力，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与上面的有关论
述相悖的悖论。“人民的权力要自己争取”，看来混乱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原
因不在於人民，而在於政府。

      问题在於怎样让政府从自身开始改革。最好的方案就是形成一个精英阶层，
由一个群体来直接与政府对话，由此而获得有效的改善。在稳定中转变，这是历史
发展的最良好的选择。

      我们正面对着这样一个可怕的危机。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会哭的孩子多
给奶”这一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闹起来，清醒的人是要稍稍算个帐，就会知道国
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就象派送某一产品，数量只有几百，而排队的人则有数千
，那么後面拿不到的人则会因此而不满，因为按道理，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份，而
他又得不到。公正性的原则本身就受到了破坏，由此社会面临的将会是动乱。

      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是至关重要而急迫的。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的要求是很低
的，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这在发达国家看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要求，它不含有
的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事实上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他所要给他的人民的只是物
质。然而，由於体制的腐败性与落後性，使他已经无法承担起这最基本的责任。怎
么办呢？只有在政治上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让无辜的人民牺牲个人的利益来弥补政
府失误，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这一伎俩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极为有效。
因为官办的新闻媒体会大肆地宣传一些牺牲了个人幸福的人民，把这种牺牲拔高到
牺牲个人幸福为别人的高度，从而满足人性中的无法克服的虚荣本性，其实从社会
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少有个人的付出能满足并改变别人的命运的。有一个道理
是人人皆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我们还常常在报刊或电视上看到类
似的宣传：“某人付出了多少而得到的却很少，而他仍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工作
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这显然令人感动。我们迷失在传统的单向的指
令性的思维里了，只是顺从别人的揭示而一直无知无觉地走在一条单向的路上，从
来也没有想过向相反的方向看上一眼。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就会发现
一个惊人的谎言。既然某人付出了很多，而得到的却很少，这显然就代表着不公正
。那么做为政府就应该及时地进行调整，使其变为公正合理。这是政府的职责。如
果一个政府眼看着（已经出现了不公正）他的人民在不公正合理的予取中工作了几
十年，而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缺陷，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因为他的中心
点不是人民的利益，而关注的仅仅只是政府自己的利益。这个政府无疑地已蚕食了
他的善良的人民“付出”的一切。

      然而，还是有那些政府认为是“私心很重”的人，他们要求提高工资、降低
物价，他们上街闹事、堵塞交通、砸毁汽车、发泄不满，这些当然令政府头疼，因
为它粉碎了繁荣昌盛的神话。有些时候这些人数众多的是无法全部塞进牢狱里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要让步，该发的发，该补的的补。在这时候，解决问题就
显得果断，决不象在群众没上街道之前那样哭穷，让人民体谅国家的难处。其实谁
都知道政府中的那些蛀虫们把国家蛀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换一句话说，人民
体谅了国家的难处，那么谁来体谅人民呢？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对她的婴儿说：“
你看我有多可怜，你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度过难关吗？你能够不哭、不喊饿
么？”

      婴儿不会说话，只能哭，因为潘多拉的盒子在母亲的手上。如果她都不能从
盒子里拿出东西，那么还有谁能够拿得出呢？

      问题简单得连思考都不用。一点就透。

      那么，为什么过去没有人来点透呢？因为人们都是清醒的。谁都知道１＋１
得２，这是用不着去证明的。就象上面的问题一样没有必要去证明。阳光下有一个
盲点，它总是离你最近。

      事实上，阳光下总还是有那么一些有良心的勇敢的要站出来揭露一些什么的
，但由於失去了传播媒体——就象鸟儿失去了空气而无法翱翔天空，就象鱼儿失去
了水而无法畅游大海——他们说出的话只能在自己的身边回荡。没有人看见，没有
人听见。一只醒来的狮子在悲壮的流泪。天空被一只强横的手遮住了透明度，而仅
只剩下无敌的亮度。

      共产党每一次总结他们的成绩与工作时的报告，旁观的人很容易准确的发现
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两杆子”不放。所谓的“两杆子”就是笔杆子
和枪杆子。笔杆子放在枪杆子的前面是“解放後”的转化。谁都知道先前共产党的
政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现在他们的策略则是“笔杆子里面保政权”。後
者没有形成文字而被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性格有关。毛泽东是
想啥、说啥、做啥。魄力信心和勇敢的个性，是他直到现在还拥有一定范围的崇拜
者的原因。而在他之後的领导人，则缺少了这样的信心，往往是想的是一套、说的
又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政策在他们的手里绕了一个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这虽
然表现出了极大的技巧与策略，但却浪费了历史的唯一资源——时间。

      他们说我们可以游行，但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他们说我们有选举的权力，
但候选人名单却只能由他们提供。这种公开的谎言，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已经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这个道理准都懂，但是谁
也没有试图去揭穿成为了真理的谎言。所以谎言成为了真理。

      重复谎言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体。也许他们不会承认说谎
，因为他们说的那些阳光明媚的、和风细雨的、见义勇为的完全是真实的事情。甚
至还可以找出许多的证人来证实。但在以正面宣传为主导的潮流下，所有的好人好
事的宣传报道的背後都直接指向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就是好呀，
就是好。新闻媒体在这时的作用就是为谎言作证明。使那个藏在背後的巨大的谎言
得以躲避在一团厚厚的保护伞下面抵抗来自外来的质询和责难。

      社会在一团假象的包围中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成为历史。那些质询和责难的人
的声音也如轰鸣的火车头般被排出的蒸气所掩盖。英雄死了，历史直接成为毁灭英
雄的人的手笔，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

      历史是由毁灭英雄的人写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它的真实性，而所
需要了解的是它的寓言性。寓言中的纯洁也许能够保护我们的真实。

      记录下这一段文字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我问一个宣传
部新闻管理处的领导：

      “怎样把握新闻报道的尺度，曝光的稿件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形成一
个文字性的东西下发到各个报社？”

      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困惑，我相信每一个报社的编辑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怎样
在体制之内即不犯规，又可以把新闻做得好看（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一个报社的
老总都要在开编辑会议时说：要多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加大社会新闻的比
重。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呢？我们每一个编辑都清楚，那就是烧、杀、抢、奸）
。这里有一个悖论，群众喜欢看负面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社会的本质，而官员则
要求刊发正面的，因为他们要宣扬自己的政绩。中国的报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夹缝
里生存长大的。

      那位领导回答：“不可能有文字性的东西，新闻的制度性原则，应该融入到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血液里。”

      倾刻间，我明白了一切。他们是即不能让外国人拿到我们的新闻不自由的把
柄，而又要达到他们的控制“笔杆子”的目的。

      对於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由於工作的环境及传统的教育，他们应该是一批最
具现实主义思想的人。如果没有现实利益，他们是不可能用血液去溶化什么制度的
。共产党也清晰地看见，光靠过去的那种假、大、空的理想来愚弄人已经行不通了
，只有把馍馍做大，那些处於制度内的特殊行业的人都能够分到一点甜头。这样新
闻界就成了体制内的受益者，这在十几亿人口的强烈对比下，使新闻工作者高高地
浮在人民大众的上面。何乐而不为，只要做出对政府迎合的姿态就能够得到如此的
地位与利益。比如说在社会行业工种中偏高的工资、新闻发布会的礼品、礼金，及
公费出差旅游等等，使新闻工作者的那一腔人性的血液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
及调解汁了。

      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中，分馍馍的非政府官员绝非只是新闻工作者这样简
单。它们还表现在其它一些特种行业中，如执法部门、监督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
等，已经完全构成了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行业经济体系”。人人都在
利用自己的行业的特殊性大捞特捞，想方设法地挖国家及人民的墙角，政府当然看
得见这一切，但为什么不干涉呢？因为政府要依靠这些特殊的部门来维持自己的统
治，当然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这些新闻从业人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社会的蛀虫，腐蚀国家、养肥自己。中国的前途由此已经进入了一个歧途，并不可
思议地清醒、清晰、理性地败落下去。哪里是尽头？有人说只有等到一个大厦全部
被蛀空了，大厦才会倒塌。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想，只有不断地有人提出要
求来，要一起来参予分馍馍，并不懈地坚持，政府为了维持其虚假的稳定与繁荣，
就要不断地把馍馍做大，直到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能够分到一口馍馍，从而切实地感
受一下饱与不饱，好与不好，只有这样中国才是真正地民主了、公正了。

      全国人民都以蛀虫的方式来使这个社会达到公正、合理，这一结论虽然消极
无奈，但如果我们一直象现在这样“清醒”下去，那这一结论也许就会顺理成章地
形成。“清醒”过来的人说：“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他偷你的”你看这不就公平
了吗？□